一離開軍隊司令辦公室，普里弗伊就回到大使館趕忙給華盛頓打電話，事無鉅細地彙報了事情的進展。很顯然，現在的問題只在於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馬斯上校了，他要求瓜地馬拉政府軍立刻投降，他想在盛大的歡迎場面中仰首挺胸地率領自由軍進入瓜地馬拉城。「也得挫挫那個無賴的銳氣，」普里弗伊想道，「他耍了太多花招。」他雖然筋疲力盡，但和往常一樣，緊張的局勢激發出他體內的新能量，他又重振精神，準備行動和冒險了。

阿本斯總統辭職後的那些天陸續出現了五屆政府管理委員會，一屆比一屆更親美，這自然都是普里弗伊大使的斡旋功夫和政變策略起了作用。每一屆委員會都希望壓過上一屆，都想抓捕、折磨、槍斃更多的共產黨人。瓜地馬拉勞動黨的頭頭腦腦要麼跑去各國使館尋求庇護，要麼鑽進了大山或雨林，他們能活下來還得感謝阿本斯和福圖尼的及時警告。不過也有很多人沒能逃走，尤其是工會領袖、學校老師、青年學生和原住民，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自「十月革命」以來才真正開始有了政治意識。永遠沒有人知道確切的受害者人數，可能是幾百人，也可能是幾千人，都是些普通人，是沒有姓名也沒有故事的農民，他們分到了一丁點兒被收歸國有的土地，以為這是上天賜予的禮物。但是後來土地改革法被廢除，他們以為已經是自己私有財產的土地又被收走了，可他們什麼也做不了。有些人屈服了，也有很多人誓死保衛自己的土地，這些人因此而受到折磨、屠殺或被無休止地關在監獄裡。他們永遠也搞不懂那些奇怪的政策，想不明白為什麼自己先是受益者，卻在兩三年後成了受害者。

最短命的軍事委員會——只存在了短短幾個小時——是由卡洛斯·恩裡克·迪亞斯、何塞·安赫爾·桑切斯和埃爾菲戈·h.蒙松組成的。卡斯蒂略·阿馬斯宣佈不承認這一軍事委員會，也不和他們商談，於是委員會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卡斯蒂略·阿馬斯的膽子越來越大。阿本斯辭職後，本來被派往瓜地馬拉和宏都拉斯邊境地帶與之交戰的軍隊大多投靠了他，於是他越發自信起來，也越來越不服從美國人的管束。阿本斯逃亡到墨西哥使館後，普里弗伊依舊持續施壓，時刻提醒軍隊正面臨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的威脅。他們一點兒一點兒地讓步了。迪亞斯的辭職沒能使卡斯蒂略·阿馬斯見好就收，後者堅持要在盛大的歡迎場面中仰首挺胸地率領自由軍進入瓜地馬拉城。如果政府一方不同意，他就不和政府軍達成停戰協議。普里弗伊大使在那幾天裡茶飯不思，難以入眠，不停地和各方人士進行磋商，可達成的協議大多僅維持幾小時或幾分鐘就被某一方陣營推翻了。他還要不停地向華盛頓彙報協議內容，很多時候必須從頭到尾修改協議。

與此同時，士兵和警察在長官們的指示下肆無忌憚地實施著「獵巫行動」，那是瓜地馬拉歷史上最暴力的時期。工會和土地改革辦公室原本遍佈全國的鄉村，此刻都被取締了。軍人和警察把在那些場所中找到的人員無一例外都關進了監獄，他們肆意羅列所謂的黑名單，實際上被捕的很多人都是些卑微的窮人，他們飽受折磨，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家人不可能領到他們的屍體，因為那些屍體都被草草掩埋或燒掉了。恐怖氛圍瀰漫在整個瓜地馬拉社會中，越是貧窮、卑微的人就越害怕，他們從未經歷過像當時那樣的暴力恐怖時期。卡斯蒂略·阿馬斯成為總統之後的幾個月裡，在瓜地馬拉被屠殺或逃亡到墨西哥恰帕斯州的瑪雅印第安人多達近二十萬，這一數字——這可能是在那些可怕的日子裡唯一可信的數字——來自墨西哥的官方統計資訊。

自宗教裁判所時期結束以來，瓜地馬拉政治史上再沒出現過這種局面：官方人士在軍營和公共廣場肆意焚燒「具有破壞性和煽動性的檔案」。宣傳冊、散頁、報紙、雜誌和書籍——作者都是經過精細挑選的，挑選的標準十分神秘，入選的有維克多·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燃起篝火焚燒，不遠處有許多孩童在玩耍，宛如歡度聖胡安節的夜晚。

自由軍和政府軍的最後談判是在薩爾瓦多舉行的，薩爾瓦多總統奧斯卡·奧索里奧（在華盛頓的提議下）自願接待了雙方。普里弗伊大使仍習慣性地把那把裝滿子彈的手槍別在左側腰間，他在現場的身份不是觀察員，而是「相關見證人」（這是他本人到處宣揚的名號，也只有他一個人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他受政府委託，可以在談判中代表美國政府的立場，這一身份也在提醒他，必要時他得出面保證卡斯蒂略·阿馬斯的要求被瓜地馬拉新政府全盤接受。這十年裡，發生在瓜地馬拉的一系列事件大大傷害了這個國家，因此艾森豪威爾政府希望瓜地馬拉新任國家元首不僅要有政治手腕，還得是華盛頓的好朋友，甚至成為美國公司在中美洲的協調人。

儘管美國駐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和宏都拉斯大使也都在現場提供幫助，但最積極參與談判的還屬普里弗伊大使。事實上，整個談判過程都是由普里弗伊主導的，他支援卡斯蒂略·阿馬斯的要求，打壓瓜地馬拉政府軍代表埃爾菲戈·h.蒙松和毛裡西奧·杜博斯兩位上校。最後雙方達成了協議，組建臨時委員會，由卡斯蒂略·阿馬斯、蒙松、何塞·路易斯·克魯斯·薩拉薩爾、毛裡西奧·杜博斯和恩裡克·特里尼達·奧利瓦少校組成。他們約定，只要新憲法取代了舊憲法，這個委員會就會解散。他們還約定在勝利日那天，自由軍和政府軍會聯合舉行閱兵儀式。

在薩爾瓦多，卡斯蒂略·阿馬斯和「牛仔」打招呼時非常冷淡，但是在返回瓜地馬拉途中，他又變得親近起來，感謝普里弗伊在談判過程中對他的支援。「您在您的國家會像英雄一樣被迎接，上校。」普里弗伊對他說道。事實確實如此。但是到達瓜地馬拉城之後，第一個走下飛機的並非反叛軍領袖，而是美國大使。在盛大的遊行活動中——大約有十三萬人參加——卡斯蒂略·阿馬斯讓普里弗伊向「瓜地馬拉人民」致意。外交官本人被邀請發言後，竟出人意料地表現得很羞怯，他只是祝福瓜地馬拉擁有光明的未來。眾多厭倦了此前充滿暴力與不安的生活的民眾擁向機場和街頭，迎接卡斯蒂略·阿馬斯，從那時起，他就無可爭議地被公認為軍隊首腦。按照華盛頓的指示，普里弗伊大使建議他和在聖薩爾瓦多成立的臨時委員會成員進行協商，勸他們辭職，並支援卡斯蒂略·阿馬斯。這差事並不好辦。克魯斯·薩拉薩爾上校反過來要求派自己去瓜地馬拉駐美國大使館工作，並且索要一筆不菲的報酬。毛裡西奧·杜博斯上校也提出了類似的要求。他們每人都藉由辭職獲得了十萬美元。至於其他人得到了何種形式的補償，人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最終所有人都遞交了辭呈，表態支援新領袖。

就這樣，自由軍領袖在倉促舉行的全民公投中當選新任瓜地馬拉總統，他肩負著清除阿雷瓦洛和阿本斯在把瓜地馬拉變成蘇聯衛星國的過程中任命的一切破壞分子及反民主分子的重任。（直到很久之後，「斧子臉」才得知，當他抵達瓜地馬拉的歡迎儀式現場，軍校士官生曾和自由軍軍人拳腳相向。）

七月四日，美國獨立日，普里弗伊大使及其夫人貝蒂·簡在他們位於十四區的住所熱情接待了近五百位客人，那是瓜地馬拉最高檔的社群，活動現場播放著美國國歌，到處是祝酒聲和祝賀擁抱聲，那天晚上，人人都在誇讚那位英雄，不是卡斯蒂略·阿馬斯，而是普里弗伊大使。

對這位已筋疲力盡的外交官而言，現在還不是放鬆的時候。節日過後，國務院命令他和美國中情局緊密配合。阿本斯政府已被顛覆，當務之急是將美國曾參與「勝利行動」的一切證據抹乾淨。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堵住國際社會共產主義陣營和部分美國盟友的嘴——法國也加入其中，他們指責美國侵略弱小的主權國家，顛覆民選政府，以此庇護聯合果品公司這樣的跨國公司的特權。因此，儘管十分疲憊，普里弗伊還是強打精神，連鬍子也沒刮，沒洗澡，沒換衣服，就開始協調運作美國中情局派往尼加拉瓜、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巴拿馬和宏都拉斯為侵略作準備的近六百名特工的回國工作。他還得保證抹淨自由軍空軍那二十架飛機存在的痕跡，其中多架被贈送給了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因為他曾在他的國家為卡斯蒂略·阿馬斯的軍隊提供訓練場地。其他飛機則被卡斯蒂略·阿馬斯本人留下，他準備以此為基礎，重建瓜地馬拉空軍。

在瓜地馬拉公幹的最後幾天（國務院解釋說，像他這樣在顛覆阿本斯政府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必須儘快離開這個國家，他對此表示認可），普里弗伊和家人忙於收拾行李，參加瓜地馬拉農場主和企業家為他準備的告別宴會。他們都向他表示感謝，還保證願意在普里弗伊需要時為他提供幫助。普里弗伊被任命為美國駐泰國大使。他想，在那個遙遠的東方國家，他終於能有一點兒休息時間了。

啟程奔赴新目的地之前，他還實現了一個私秘的願望：墨西哥大使允許他進入滿是避難者的大使館。卡斯蒂略·阿馬斯政府一直在尋找各種理由拖延，不給這些人頒發流亡許可。他沒能見到前總統阿本斯，因為對方拒絕和他見面。但是他遇見了阿本斯所在政黨曾經的黨員、後來的瓜地馬拉勞動黨總書記何塞·曼努埃爾·福圖尼，這使他感到十分滿足。他們聊了幾分鐘，後來福圖尼認出了他，就不再和他說話了。福圖尼對他坦陳自己仍是阿本斯的朋友，畢竟他們曾經並肩戰鬥多年，尤其是在制定和推行土地改革法方面。站在普里弗伊麵前的是一個無精打采的男人，完全被擊垮了，消瘦了許多，說話時並不看大使；受失眠和胡思亂想的影響，他的眼睛完全是紅的。他沒有回答普里弗伊提出的任何一個問題，好像聽不懂，又像是壓根沒聽到。在向國務院遞交的報告中，普里弗伊大使解釋說，他們那危險的宿敵——毫無疑問是蘇聯的代理人——已經成了廢人，精神方面也出了問題，可能還懷著隱秘的悔恨。

有傳言稱當美國國務院通知普里弗伊新目的地是泰國時，大使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道：「那裡也要發生政變？」他對妻子貝蒂·簡和孩子們保證說他們在泰國終於能平靜地擁有家庭生活了。事實上，儘管時間不長，但大使、大使夫人及其孩子們確實享受了幾個月不受政治衝突影響的安穩日子，以至普里弗伊還產生了做按摩的想法——泰國人的按摩水平很高，那是一項融合了宗教信仰、體育實踐、情色因素和國家激情的技術。在抵達泰國將滿一週年之際，具體是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普里弗伊大使在兒子的陪同下，像往常一樣在曼谷郊區高速駕駛著他那輛嶄新的藍色雷鳥轎車。穿過一座橋樑時，他的車子迎面撞上了從反方向開來的一輛卡車，也可能那輛卡車是故意撞過來的。大使和兒子當場死亡。美國政府派去專機運回遺骸，但美國國務院並未施壓調查這悲劇性的死亡是不是共產黨的陰謀——畢竟他在阻止蘇聯擴張方面作出過重要貢獻——美國政府更希望人們儘快忘記普里弗伊，因為他一直被國際社會拿來抨擊美國插手顛覆阿本斯政權，也逐漸有輿論認為阿本斯並非共產主義者，而是一個沒有壞心思的男人，只想給他的國家帶去民主、進步和社會正義。他的出發點是好的，只不過聽從了一些不好的建議，而且他的改革措施過於激進了。

普里弗伊的遺孀貝蒂·簡後來出版了一本日記，裡面記錄了她丈夫參與的許多外交活動的細節，把他描述成了英雄。那本書的發行範圍不廣，在媒體上也沒什麼曝光度。美國政府對此毫不在意。

與此同時，在一場全無競爭對手的選舉中當選新任總統的卡斯蒂略·阿馬斯——畢竟軍事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已經辭職，而且表達了對他的支援——正努力終結「十月革命」帶來的一切影響。他查封了工會和其他各種各樣的工人及農民組織，封殺了國立印第安學院，把收歸國有的閒置土地歸還給了莊園主和「水果攤」，廢除了勒令企業主和莊園主納稅的法律條款，把眾多工會成員、教師、記者和學生以「親共」和「搞破壞」的罪名關進了監獄。農村時常發生暴力事件，有的地方還發生了大規模屠殺，和阿雷瓦洛執政初期一樣糟，甚至更糟。當時在帕齊西亞（聖胡安科馬拉帕）的混血種人和瑪雅印第安人之間爆發過慘烈的衝突。新任美國駐瓜地馬拉大使比普里弗伊收斂一些，他按照國務院的指示，竭力緩和卡斯蒂略·阿馬斯的反共情緒，這使得美國新一屆政府與這個人——由艾森豪威爾政府通過百般努力送上高位——之間產生了隔閡、芥蒂甚至小規模衝突。於是在瓜地馬拉又開始出現一些流言：也許美國挑選「斧子臉」作為中美洲乃至全世界的自由模範是一個錯誤——此人過於極端，沒能如美國所設想的那樣讓瓜地馬拉軍方完全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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