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一九三九年
戰爭爆發前幾星期，托馬斯在卡提婭和埃麗卡的陪同下，在荷蘭和瑞典做了講座和採訪。觀眾、記者，甚至餐館侍者和酒店員工，都滿臉輕鬆，透著喜氣。希特勒的名字還在頭版，可是在過去的十年中一直如此。雖然剛開始有過擔憂，托馬斯仍然為他們這趟回歐洲的短程旅行感到高興。
他把家裡每個人的情況都想了一遍。伊麗莎白安全無虞地在普林斯頓，等著結婚。克勞斯還在紐約，正在為他的雜誌籌募資金。其他的孩子也都得到了照顧，米夏埃爾和未婚妻格蕾已拿到美國簽證，他希望也能為莫妮卡夫婦辦妥簽證。等他回美國後，他會著手為戈洛，還有已經結婚了的海因裡希和內莉準備檔案，讓他們可以離開法國。卡提婭的父母失去了他們的房子、油畫、珍貴的瓷器和所有的錢，但最終平安地在蘇黎世落腳。她的哥哥們都離開了德國，克勞斯去了日本，成為皇家樂團的指揮。經常與托馬斯通訊的克勞斯·霍伊澤爾，目前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從事貿易工作，他說，只要納粹還在掌權，他就不打算回德國。
在諸事紛雜中，托馬斯也在荷蘭的諾德韋克沙灘上享受過八月的陽光、淺水海灘和長長的波浪，併為《安娜·卡列尼娜》的新譯本寫了一篇序言。此刻在瑞典薩爾特舍巴登的高檔酒店裡，他從觀景臺眺望，所能感到的唯一不妙的徵兆，就是日暮時分海上刮來的季節性寒風。
前一天傍晚，他和卡提婭、埃麗卡在餐桌上討論了從普林斯頓搬去洛杉磯的可行性。他們覺得普林斯頓的冬天太冷，還在那受到了孤立。
「洛杉磯才是世界上最被孤立的地方！」埃麗卡說。
「我們在那裡的時候很喜歡，」卡提婭說，「我夢想著早晨醒來只看到陽光。我們在那兒時還看到很多外國人，所以我們不會顯得與眾不同。在普林斯頓，別人對我的反應就好像我個人威脅到了美國的生活方式。」
「你真的要去那個德國作家和作曲家生活的地方？」埃麗卡問，「而且布萊希特在那，你討厭布萊希特。」
「希望可以有一棟圍牆夠高的房子，把他擋在外面，」托馬斯說，「但我不介意聽到德國人的聲音。」
八月將盡時，他們雖不信戰事臨近，但仍然密切關注新聞。他們各自在房間內用完早餐後，就在樓下等外國報紙送來。他們閱讀法語很費勁，但還能看懂標題的大意。英國報紙總是滯後數日，但任何報道都看不出即將開戰的跡象。
「可是危機在那啊，」埃麗卡說，「看看這些報紙，有危機啊。」
「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危機一直都在。」卡提婭說。
托馬斯和往常一樣上午寫作，與卡提婭、埃麗卡一起享用漫長的午餐，然後去海邊散步。
當卡提婭走進他房間，告訴他戰爭爆發了，托馬斯認為這不是真的。他給在斯德哥爾摩的出版商貝爾曼打了個電話。貝爾曼確認了卡提婭的說法。這時埃麗卡也來到托馬斯的房間。
「我們得回美國。」她說。
托馬斯意識到很快他們將會被困在瑞典。
托馬斯在酒店的信紙上寫了封電報，發給華盛頓的阿格尼絲·邁耶，請她打電話給他。他還寫了另一封電報，向紐約的克瑙夫出版社求助。當他打電話讓酒店大堂把電報發走時，沒人回覆。埃麗卡親自把電報送到前臺，看著他們發走。
托馬斯再次致電貝爾曼，要他聯絡瑞典政府，要求給予緊急援助，讓他返回美國。
數小時後酒店知會他，他的電報還卡在一堆其他電報裡沒有發出去，他終於慌了。之前他們向埃麗卡保證電報已經發走。但他給華盛頓打電話時，酒店說國際電話線路中斷了。
他數次去前臺要求緊急處理他的電報。片刻後大堂裡來了很多人，越來越多的客人圍著前臺。酒店經理站在旁邊，嚴厲地發號施令，抬起手錶示除了酒店員工，別人不能靠近他。托馬斯看到腳伕們個個臉色沉重，把大大小小的箱子搬到等候在外的車上。
到了傍晚，大堂裡仍然氣氛凝重。酒店其他部門照常運作，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餐食準點供應。晚餐前，樂隊演奏了輕鬆的華爾茲和吉卜賽音樂，而後是浪漫的旋律。
早晨，他的早餐在指定的時間送到他的房間，雞蛋是按他的要求烹飪的，咖啡是現做的，紙巾疊得整整齊齊，服務員小心翼翼地把托盤放在窗邊的桌子上，讓他能眺望鹽沼的景色，然後禮貌地鞠了個躬。他的制服無懈可擊，態度不慌不忙，在早晨燦爛的陽光下，他的金髮優雅美麗。
他們一邊等待訊息，一邊繼續同桌用餐，坐在靠近視窗的地方，與樂隊拉開距離。下樓去餐廳之前，卡提婭和托馬斯在他的房間裡一起回想還有哪些電話可以打，哪些電報可以發。卡提婭找到一個會講德語的酒店腳伕，他幫她翻譯了瑞典報紙。
「戰爭要全面爆發了，」她說，「歐洲沒有一處是安全的。」
他想卡提婭和埃麗卡是不是責怪他把她們帶上這趟旅程。他被生活的表面誤導，以為當下平穩安逸。他一直在提醒別人警惕希特勒的意圖，但儘管有種種跡象，他沒料到戰爭會來得這麼快。當他沉浸在散步和寫作中，或是在餐前和卡提婭、埃麗卡喝著小酒時，穿著軍裝、面前擺著地圖、眼中透著兇狠的人正在策劃入侵。他們對目標毫不隱瞞。他們在採訪中已經說明了一切，他們講得過於透徹，以致他自欺欺人地以為這不會發生。
如果他們還能回普林斯頓，他會動用一切關係把尚在歐洲的家人都接到大西洋這邊來。至於他們來了怎麼生活，在哪生活，會幹什麼，等他們平安到家後，他再思考。
他和一個斯德哥爾摩的外交官通了電話，那是貝爾曼安排的。他得知他將會得到一切可能的協助離開瑞典。他要做好隨時動身的準備。
卡提婭和埃麗卡一起在房間裡等電話。她們有美國簽證，還需要離開馬爾默的飛機，然後可能是從英國南安普敦離開的船艙鋪位。
托馬斯強作鎮定站在酒店大堂的前臺旁，留意著打進來的電話或發來的電報，同時他也注意不讓別人覺察他的恐慌情緒。
用餐時，他發現埃麗卡興奮起來，腦袋裡裝滿各種計劃和可能性。他和卡提婭沉默不語，但有英國國籍的埃麗卡大談如果到了倫敦她會幹什麼，可能會參加某個宣傳組織或去當記者。
「我可能還會參加英國軍隊。」
「我不覺得你能參加英國軍隊。」卡提婭說。
「現在是戰時，我確定我能。」
「你在英國軍隊裡要幹什麼？」托馬斯問。
「我會在某個地方做情報和假情報的工作。」埃麗卡說。
托馬斯突然意識到，直到此刻，埃麗卡一直不確定她將來能做什麼。她的演藝生涯已經結束，她也不算是一個作家。她發表過揭露納粹邪惡體制的書，但銷量不高，而且引起一些人懷疑她是共產黨。她在美國作為公眾發言人的時間也結束了。如今戰爭爆發，聰明的年輕女子有了用武之地。埃麗卡的所有長處——她旺盛的精力、她對德國人的瞭解、她的英語水平、她對民主制的堅持，以及她是單身——並沒有和奧登有任何實質性的關係——都意味著她會很有用。她認識到這點，才會雙眼放光，嗓門提高。
到了夜裡，托馬斯才開始全盤考慮假如他們真的滯留在瑞典將會如何。如果希特勒能輕易攻下捷克斯洛伐克並侵入波蘭，那麼用不了多久，他和他的將軍們就會把目光投向斯堪的納維亞。如果他們入侵，托馬斯·曼將會在扣押並遣返德國的名單前列。沒人能夠替他說情。他想象著自己的名字出現在美國報紙上，向德國人徵求他的行蹤下落。他預見到了作家們聯名寫請願書，請求釋放他。他自己也曾在類似的請願書上簽名。他知道他們的意願是多麼真誠，也知道大多數請願是無濟於事的。
離開瑞典是當務之急。可是所有的航班不是滿員，就是無法訂座。外交官沒有給他回電。他作為諾貝爾獎獲得者向瑞典學會委員會發出的請求也石沉大海。他都不確定每天發給阿格尼絲·邁耶的電報到底有沒有從酒店發出。克瑙夫出版社也沒有迴音。他來到前臺時，那裡的員工都不抬頭朝他看一眼。
一天午餐前，他房間的電話響了，他以為是卡提婭或埃麗卡來提醒他快到用餐時間了。當他從電話裡聽到一個英語口音濃重的女子要他接電話時，他以為是酒店員工，因為他們經常打電話來問是否需要清潔房間，整理床鋪。
片刻後他才發覺，這是阿格尼絲·邁耶從華盛頓打來的電話。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不回我的電報。」她發覺電話那頭是他本人，便切換成了德語。
「我沒有收到電報。」
「可是酒店的人告訴我你收到了。」
「酒店沒有給我送過任何電報。」
「這事很難，非常難。我和瑞典當局交涉過了，包括這邊的大使館和斯德哥爾摩的，我也用盡了英國外交系統裡有價值的高層聯絡人。我的丈夫已經絕望了，他不知道你在歐洲怎樣了。」
「我們需要離開。」
「離開？你要做好隨時逃離的準備。你一接到電話，就會有車送你去馬爾默機場，然後你飛到倫敦，你必須自己設法去南安普敦。我會幫你訂‘ss華盛頓號’的艙位。我已經聯絡了輪船公司的經理。你到了南安普敦後得支付船費。訂的是頭等艙。但別指望條件會很好。」
「非常感謝你。」
「你到了美國後就來看我。別再不理我了。」
「我可以保證我從未不理你。瑞典當局會給我們打電話通知去倫敦的航班嗎？你知道是誰會給我們打電話嗎？」
「我找了個外交官。他向我保證說你會接到電話。我沒繼續麻煩他細問聯絡人的情況。」
「那麼我等在房間裡就好了？」
「你要準備隨時動身。我說過了，這事非常困難。」
「我們非常感謝你。」
「確實。」
「你有沒有電話號碼或者名字，如果我們沒接到電話，可以打過去問問？」
「你在懷疑我嗎？」
「我說了，我非常感謝你。」
「那就打包吧，讓你的妻子女兒也打包。別以為會有人耐心等你。那種日子已經結束了。我告訴他們你們的簽證已經辦妥。你的女兒還和那個英國人有婚姻關係是嗎？那個詩人？」
「是的。」
「建議她和他維持關係。至少等到她平安抵達美國為止。」
他沒有說話。阿格尼絲·邁耶的語氣讓他回想起為何之前一直躲著她。
「別誤了飛機。」她說。
「我們不會的，我立刻去告訴我的妻子。」
「還有我說了，你來了就來見我。」
「我會的。」
次日一早，他們按照瑞典外交部來電裡的安排，帶著行李等在大堂。一個年輕官員來了，他看了看他們所有的行李，搖起頭。
「這些得寄走，」他說，「我們只能讓你們帶上隨身物品。」
卡提婭要與他爭論，但官員轉過身和埃麗卡說話。
「如果你想登上去倫敦的飛機，必須把行李存起來。我不能讓車等著。你只有十分鐘處理此事，否則就會誤了飛機。」
他們檢查各自的行李箱，拿出了一些之前認為對旅行必不可少的東西。托馬斯已經在一個大手提箱裡放了雨果·沃爾夫的信件集、尼采的傳記，以及他所有的筆記本。卡提婭把他的幾件襯衫、內衣和她自己的衣服鞋子收進一個箱子。官員就守在一旁，埃麗卡好幾次不得不重新開啟箱子，拿出幾樣她認為的必需品。直到她的父親向她保證，他的出版商一定會把他們的行李寄走，她才關上箱子，提著一個小包站起來。
托馬斯和卡提婭去前臺詢問能否寄存他們的行李，前臺回答說要經理來決定，因為儲存室已經裝滿了前一週離開的客人的行李。當托馬斯拿出一張大額鈔票時，前臺那個高個子瑞典人冷冷地說，他們不以這種方式接受金錢，他已經告知了，曼先生應該等經理來處理。
年輕官員越來越不耐煩。
「我要你們立刻上車，」他說，「我們必須去機場了。」
托馬斯被告知，行李不能就這樣留在大堂。他們得和經理做好安排，因為員工無權為離店客人存行李。
卡提婭要托馬斯、埃麗卡和官員上車，車子引擎已經發動了。他們就帶上所有手提箱。她說，她去找經理。
他們默默地坐在車裡，官員說如果曼夫人再不上車，她就會被拋下了。很難再為她安排另一班飛機上的座位。
「我的母親去找經理了。」埃麗卡說。
「你的母親把行程置於危險之中。」官員說。
卡提婭來了，她滿面怒容地上了車。
「那個經理當然一直都在，他是這麼說的：‘像你們這樣的酒店客人太多了。’當我告訴他，我的丈夫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就聳聳肩。我沒想到瑞典竟有這種人。我留下了我們的地址和貝爾曼的名字，告訴他如果我們丟了任何一件行李，瑞典國王都會讓他負責。」
這時車已開動。托馬斯聽到「瑞典國王」，捅了捅埃麗卡，但沒朝她看，也沒笑。
坐在前座的官員對後排三人說。
「我被要求告知你們，因為在航程中將會飛越德國領空，飛機必須低飛，這會有危險和風險。」
「為何要低飛？」埃麗卡問。
「這是德國人提出的條件。昨天，一架德國飛機伴飛全程。」
「我們還有選擇嗎？」卡提婭問，「我是說，飛機能飛其他路線嗎？」
「恐怕沒有。除非你不想現在離開瑞典。飛機會降落在阿姆斯特丹加油，但沒人會上下飛機。」
登機後，卡提婭要求坐在視窗，讓托馬斯和埃麗卡坐過道座位。
「我是一個相貌普通的中年婦女，不會引起別人興趣，」她說，「你們倆能把臉埋在書裡嗎，別引人注目就行。」
飛機滿員了。乘客都在把行李塞進頭頂的行李艙。一個女子高聲說她的行李箱塞不進去，她被告知必須扔掉箱子。她開始和乘務員爭執，其他乘客警告她說這樣會延誤起飛。
最後她手臂一揮，開啟行李箱，拿出一雙鞋子、一瓶香水、幾件衣服，扔在座位上。
「剩下的東西拿去吧，隨你們怎麼處置，」她誇張地說，「如果你們要求我穿著內衣坐飛機也行。」
「希望這位女士不會和我們一起跨越大西洋。」卡提婭說。
艙門還沒關，螺旋槳就轉起來了。托馬斯相信，再晚一天走，一切就會太遲。他們沒有問德國人是否有乘客名單，但這種名單並不難獲取，瑞典這邊的納粹支援者很可能通知德國人，他在這班飛機上。許多官員一定知道他在旅行。
飛機從馬爾默起飛後，他想到，如果他要祈禱，現在正是時候。但既然不曾祈禱，那就讀書吧。他打算全神貫注地讀書，直到抵達倫敦。
只有一次當飛機突然震顫時，他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他把手伸向過道那邊的埃麗卡，埃麗卡握住他的手。他與卡提婭目光交接時，她示意他低下頭，繼續讀書。
他意識到，他所經歷的焦慮，其他人也會同樣經歷。但他們沒有那麼幸運，被政府官員從豪華酒店直接接上飛機飛向西方。他們無人可打電話求援。他的感受與他們的恐懼相比，只是一道黯淡的投影。
飛機開始降落時，埃麗卡朝駕駛艙走去。托馬斯看到她在詢問機組人員。很快她回來寬慰他們說，已快到阿姆斯特丹，遠離德國領空了。飛機會在阿姆斯特丹機場停留不到一小時。
倫敦海關的護照查驗很順利，但當他們抵達海關時，官員讓托馬斯開啟手提箱，並叫來了兩名同事。埃麗卡和卡提婭剛要開口，就被示意噤聲。這人先研究了他的兩本書，翻了翻內頁，然後開始檢查他的筆記本和紙頁上的筆跡。
「我的丈夫是作家。」卡提婭說。
官員們沒理她，他們彼此小聲說了幾句，然後把手提箱裡的東西和托馬斯的護照都帶到了內室。他們站在那裡等著，這時大廳已經空無一人。
「希望那個只有一套內衣的女士最終可以得到幸福。」卡提婭說。
托馬斯看了看埃麗卡，兩人都笑起來，他們的笑聲讓卡提婭越發嚴肅。
「這不是小事，」她說，「我覺得這種被剝奪的經歷也許會影響她的一生。」
當三個官員從內室出來，卡提婭也在哈哈大笑，托馬斯忍住了笑。
「我們必須問問您，先生，這些筆記本和紙頁上寫的是什麼。」
「這是一部我正在寫的小說。」
「用德語寫的？」
「是的，我用德語寫作。」
一個官員翻到筆記本的某一頁，要他翻譯。
「我的女兒比我翻譯得更好。」
「但這是您寫的對嗎？先生。」
「是的。」
「那麼我們要您翻譯。」
托馬斯開始慢慢地翻譯。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先生？」
「這出自我正在寫的一部小說，關於德國的詩人歌德。」
「您上次在德國是什麼時間？」
「一九三三年。」
「你們現在去哪？」
「南安普敦，」卡提婭說，「然後去美國。我們有美國簽證，如果再延誤下去，我們就要錯過輪船了。」
當海關人員看到托馬斯畫的一間房間的示意圖時，他們認真起來。圖的中間是一張桌子，桌子的兩側輪廓外都草草地寫了幾個名字。
「這是為了寫小說，」托馬斯說，「這畫的是歌德房子裡的餐廳的草圖。看，這是他的名字，這些是餐桌上的其他人。背景是在十九世紀初。」
「您怎麼知道坐在他桌邊的都是誰？」一個人問。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象著他們坐在那裡，這樣我才能想象他們之間的對話。」
一個官員仔細地看著示意圖，把它翻來翻去，彷彿裡面藏著什麼大陰謀。
「他是一個小說家。」他的同事說。
「一個畫草圖的小說家。」另一個也說，然後笑了起來。
「那裡有去滑鐵盧的巴士，」那個似乎是領導的官員說，「然後你可以從那裡搭火車去南安普敦。」
「你們這一路都是好天氣。」另一個人又說，他笑著揮手送他們離開。
托馬斯坐在大巴上穿梭在蜿蜒的英國鄉村公路時，驚訝於這番平靜和豐饒。這裡比他想象的更蔥綠，道路更窄，天空更藍，下午更熱。他望見遠處的農舍。就連路邊的普通房子，或是他們經過的幾個村子，都散發著安詳清新的氣息。沒有什麼看起來過於老舊或破損。但當他們來到倫敦，他驚歎於規模宏大的郊區、成排的陰鬱的房子、門面窄小的店鋪。這些比普林斯頓和紐約更令他感到身在異域。他很慶幸自己不必居住在此。他想，也許大廣場和大商業街會有所不同，但他們沒時間去看，一到滑鐵盧車站就得找去南安普敦的火車。
不帶行李旅行是種奇怪的感覺。下了大巴，一身輕鬆，不必盯著別人把行李箱搬上火車。他也覺得自在，彷彿學校給他放了暑假，只有當他們進站時，卡提婭和埃麗卡一臉毅然的神色，讓他笑不出來，也講不出笑話。
托馬斯等著卡提婭和埃麗卡買火車票時，看到人們帶著防毒面罩，很多人把面罩顯眼地綁在肩上。英國在打仗。他觀察每個經過的人，想要從他們臉上找到一絲痕跡，說明自由和民主對他們很重要。這裡的人已經下定決心，要團結一致抵抗希特勒，不想生活在永久的危險中。
他想，這些人很快就會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恐懼。他們的城市會被轟炸，他們的兒子會穿著軍裝死去。他所能做的就是看著他們。他無法告訴他們，他們不瞭解的、無法感知的德國是什麼樣。他是雙重身份的外人，一個流落在回美國之路上的德國人。
他們去了南安普敦港口辦公室，得知‘ss華盛頓號’要晚幾天到。他們被告知可以找個酒店住下。當他們在溫暖的傍晚散步，海鷗在頭頂嘶鳴，彷彿對他們的存在感到恐慌。卡提婭說，現在可以和米夏埃爾與他的未婚妻聯絡，勸他們儘快橫渡大西洋，也許他們能和莫妮卡夫婦說說，讓他們知道簽證一辦下來就該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