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斯寫了一部主角是同性戀的小說，又寫了一個關於四個年輕人的劇本，劇本中的兩個男孩和兩個女孩徹底拋棄成規。由於餐後讀書是家庭傳統，大家讓來做客的克勞斯把他的新作分享給家人，包括他的盧拉姑媽。
克勞斯讀完劇本後，盧拉姑媽明確表示反對作品中兩個女孩的性愛關係。
「這太不健康了，」她說，「我希望這個劇本默默無聞。托馬斯和海因裡希寫的書那麼好，但現在本該在學校裡讀書的這些孩子，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我可不能讓我的女兒們看到這些。」
「戰爭已經結束了，盧拉。」托馬斯說。
「哦，我不喜歡和平。」
盧拉的觀點沒有得到著名演員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的認同。他是漢堡室內劇院的明星。他提出要在克勞斯的劇中演一個角色，並說另一個男角應該由克勞斯自己來演，兩個年輕女角則由埃麗卡和帕梅拉·韋德金德來演。
格林德根斯讓曼家愈加撲朔迷離。就連戈洛也開始津津樂道格林德根斯身兼數愛。一天，對自身性取向毫不隱瞞的克勞斯來信說，他和格林德根斯在談戀愛。不久，埃麗卡來信說她要與格林德根斯結婚。隨即克勞斯來家裡對他們吐露，雖然他姐姐和格林德根斯訂了婚，她仍然愛著帕梅拉·韋德金德，而他雖與格林德根斯戀愛，與帕梅拉仍有婚約，這讓他父母和戈洛大惑不解。
「每個人在結婚前都這樣嗎？」戈洛問。
「不是，」他母親回答說，「只有埃麗卡和克勞斯這樣。」
克勞斯的劇在德國巡演時，四個演員的複雜關係傳遍媒體報刊，那些報道暗示這部劇作是取材於演員的個人生活。
「我們在計劃一場盛大的慕尼黑首演，」埃麗卡說，「所有人都得去，我們的成功在此一舉。」
「十匹馬都不能把我拉去，」托馬斯說，「報紙可以把你們的荒唐事當世界熱點一樣報道，但我只會待在自己書房裡。那天晚上我會早早睡覺。」
托馬斯和卡提婭知道他們無法阻止埃麗卡及克勞斯談戀愛、訂婚、演戲。大多數時候，他們覺得兩個孩子的行為很可愛，但他們漸漸開始討厭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並想讓埃麗卡知道他們的不滿。
當埃麗卡帶格林德根斯去父母家時，他並不隱瞞他對他們瞭解多深，他對托馬斯和海因裡希在戰時的嫌隙瞭如指掌，還提到了曼家的美金來源。格林德根斯是第一個試圖進入埃麗卡和克勞斯所打造的黃金圈的外人。托馬斯和卡提婭是看著帕梅拉·韋德金德長大的，他們曾與她的父母裡基·韋德金德夫婦比鄰而居，但他們不知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是何來歷。
「我曾經在從慕尼黑到柏林的火車上見過他這樣的人，」卡提婭說，「他一直面帶笑容，簡直不能更討人喜歡，可是當檢票員過來時，發現他沒買票。」
盧拉來做客時，滿面紅光，神情激動，但突然間惱怒起來，又提起了埃麗卡和克勞斯的出格行為。
「我看到一篇對埃麗卡的採訪。看來她對權威一點都不尊重。她在採訪裡那麼說的。」
一天下午，克勞斯·普林斯海姆正與托馬斯、卡提婭一起悠閒地喝咖啡，盧拉來了。托馬斯注意到他的小舅子仔細地打量盧拉，他希望這兩位可別碰面。
「活著真有意思，」克勞斯說，「前一年皇帝還在，後一年就一切自由。這就叫歷史。」
「話不是這麼說的，」盧拉說，「上等人家的人像小丑一樣在德國各地上街遊行，這令人憤怒。」
「埃麗卡和克勞斯？」克勞斯·普林斯海姆問，「上等人家的？」
「哦，我們家至少德高望重。」盧拉說。
「感謝上帝，我們家不是，」克勞斯說，「看來問題的關鍵是門不當戶不對。」
「我想克勞斯是在開玩笑。」卡提婭說。
盧拉的臉紅了。
「你究竟是做什麼謀生呢？」她問克勞斯。
「我研究音樂，有時候指揮樂團。我不做什麼謀生。」
「你應該為自己感到羞恥！」
「羞恥已經結束了，」克勞斯說，「你在慕尼黑和柏林晚上出門看看，那裡早就沒有羞恥了。它和皇帝一起倒臺了。從那以後就是一場無恥的盛宴。」
「那就是德國的末日。」盧拉越說越激動。
「難道那不是一樁好事？」克勞斯問。
盧拉說要走了。她似乎一下子顯出疲態，幾乎萎靡下來。有一會兒，她兩眼發直地坐著，像是快要睡著了。托馬斯不得不把她攙扶到門口。
他回到房間後，克勞斯問他，有沒有人照顧盧拉。
「你什麼意思？」托馬斯問。
「你的妹妹看著我的樣子，像是一個用嗎啡提神的女人。」
「別說傻話。」卡提婭說。
不久埃麗卡穿起了西裝、打起了領帶。托馬斯想，姐弟倆彼此肖似，他倆經常同時開口，想說相同的話，對格林德根斯——如果他在場的話——清楚表明，他被排除在他們的世界之外，他不會理解他們深奧的言下之意，微妙的戲謔玩笑，或是他們對任何道德規範的抗拒。托馬斯想，他們說話的語氣是在故意排斥任何新來者。令托馬斯和卡提婭不解的是，埃麗卡為何非要嫁給此人。
「她最好誰都不嫁。」卡提婭說。
托馬斯差點想說，可惜埃麗卡不能嫁給她的親弟弟克勞斯，否則就能管住克勞斯了。起初他並不相信她真的會與格林德根斯結婚，即便她把這事說成是她要完成的一樁任務，並不很麻煩，好比應觀眾要求而加演的一場戲。但接著邀請函寄來，日期定了。
他和卡提婭勉為其難地去參加婚禮。當週圍的年輕人都在尋歡作樂，玩愚蠢的把戲，給男人取女人的名字，給女人取男人的名字，開各種粗鄙的玩笑，他不得不擺出更嚴肅、更正式的樣子。卡提婭碰了碰他，他發現克勞斯已經閉上眼睛，若不是一個盛裝的姑娘過來邀他跳舞，他很可能就睡著了。這個姑娘後來走到托馬斯和卡提婭跟前，告訴他們，帕梅拉·韋德金德因為嫉妒而沒來。
「他們會在康斯坦茨湖的一家酒店度蜜月，埃麗卡和帕梅拉最近剛在那裡度過一個美妙的浪漫週末，」這個姑娘說，「格林德根斯非常嫉妒，他把埃麗卡的一件結婚禮服撕成了碎布。但她毫不在意。她哈哈大笑，因為她不喜歡那條裙子，這就讓事情越發糟糕。在蜜月酒店裡，帕梅拉扮成男人，說自己是韋德金德先生，我們現在都覺得埃麗卡會在酒店登記簿上寫曼先生，如果格林德根斯容許她寫的話。他經常很無趣。」
埃麗卡開始了新婚生活。克勞斯仍然和家人住在慕尼黑。白天他精神不振，但每天傍晚開始吃飯時，他總是有講不完的點子和計劃。托馬斯有幾次注意到，他是在和一個看不見的埃麗卡說話。他說，在劇院裡和格林德根斯一起工作，讓其他三人都感到壓抑。格林德根斯在生活中是個沉悶的人，讀過的書屈指可數。他沒有好奇心，缺乏閃光點。但一登上舞臺，他無所不能。克勞斯、埃麗卡和帕梅拉都期待著演出結束，他們能一起吃飯，但格林德根斯一等燈光熄滅，就光芒不再。餐桌上，他變得很普通。如果他們約會到很晚，他還能變得很無聊。但在舞臺上，他身懷魔力。克勞斯說，這事十分怪誕，簡直令人感到驚悚。
談話間，托馬斯突然想到，對於克勞斯而言，與其他事帶來的興奮感相比，寫作是一個乏味的過程。克勞斯喜歡外出、聚會、結交新朋、旅遊。他天生不愛待在一個艱苦而隱秘的地方，像鍊金術士那樣把一個主題提煉到光線下。他寫東西很快。托馬斯得出判斷，克勞斯雖有天賦，但不是一個藝術家。他不知道兒子年齡增長後將會如何生活，能幹什麼。
克勞斯早已對他們預言，埃麗卡與格林德根斯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災難。當克勞斯在柏林和他們一起吃飯時，他說格林德根斯為一期雜誌封面拍了一張克勞斯、埃麗卡和帕梅拉·韋德金德的照片。他告訴他們，這張照片上原本有他，可是某個編輯覺得他名氣不大，就把他刪了。他說，顯然他不重要，其他三人都是名演員，就他不是。他又說，或許他們只是想要被著名文學家父親寵溺的孩子們，而他不是。
克勞斯說，整個傍晚都在聽格林德根斯抱怨。那時埃麗卡已經厭倦了他。他讓她請她父親去多家劇院的管理層為他說項。克勞斯告訴他們，格林德根斯已不再滿足於當演員，他想自己開劇院。
「等埃麗卡回家，」他說，「她會覺得嫁給這個人是她自己犯蠢。我們得好好安慰她。」
托馬斯關注著阿爾道夫·希特勒的新聞，雖然他對此興趣寥寥。慕尼黑總有怪人和瘋子，他們是左翼還是右翼並不重要。希特勒在獄中時，人們談論著他，猜測他會被釋放，然後被驅逐去奧地利。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的選舉中，他的黨派只贏得百分之三的國民投票。
托馬斯將德國的戰敗視為某種終結。因為他曾津津樂道德國靈魂的特殊性，如今他覺得有義務把這些詞句從他的詞典和腦海中驅逐出去。他花在小說上的時間越多，就越加確定他應該諷刺和反思自身的傳統。
海因裡希和米米來吃飯時，托馬斯知道海因裡希會說希特勒是一個潛在的威脅。他面對人群慷慨激昂演說的照片開始經常出現於報端。
「他的臉上有種讓人討厭的東西。」托馬斯說。
「他整個人都讓人討厭。」米米應道。
「錢已經不再是錢了，」海因裡希說，「這對大多數人都是不可想象的。只要有人站出來高聲指責，別人就會聽他的。」
「可是沒人聽希特勒的，」托馬斯說，「他所謂的政變就是一場災難。他企圖蠱惑人心然而失敗了。」
「你怎麼看這個人，卡提婭？」米米問。
「我希望這個希特勒能放過我們，」卡提婭說，「巴伐利亞沒有他就已經夠糟糕了，我無法想象有了他會是什麼情況。」
米米向他們透露說，她確切知道盧拉在吸嗎啡。
「她仍然跟那群女人在一起，她們僅僅為了嗎啡而混在一起。她們彼此掩護，確保供應不斷。我有個朋友，她的妹妹就在那群人中。」
盧拉下一次來家裡時，坐在那裡目光呆滯，不停點頭。有一會兒，她喃喃說著什麼，接著猛一愣神，似乎意識到自己身在何方，隨即眉飛色舞地聊了起來。
當女兒們在身邊時，她讓她們和她一樣遵守社交禮儀。如果她看到某個女兒的坐姿不那麼端正，便會立刻訓斥。她對到訪和告辭的禮節十分嚴格，要求其他人跟著她使用傳統的問候語和同樣次數的吻面禮。
一天，她被邀請去用午餐。她糾正了戈洛隨意拿刀叉的方式，彷彿她是一個修道院院長，一丁點細節不到位，她就搖頭哀嘆，感慨禮儀崩壞。
「你可以把這歸咎於戰爭，」她說，「或是通貨膨脹，但我歸咎於人們自己。是人們養成了壞習慣。而且有時候父母比孩子更不像話。」
「你是說我父母嗎？」戈洛問。
「我正在說新出現的粗魯行為，這就是一個例子。」
只要埃麗卡和克勞斯可能會來，盧拉就聲稱不會讓女兒去波琴格街，以免她們被玩世不恭的表兄姐帶壞。
「埃麗卡毫無女人味，」她說，「她是怎麼生活的？她看起來像個男人。」
「她就想要這樣。」卡提婭說。
「她給妹妹、表妹，還有一般的年輕姑娘，樹立了極壞的榜樣。」
海因裡希在慕尼黑多個階層走動，他得到訊息，甚至早在勒爾過世前，盧拉就與一個已婚男子有過風流韻事。她被看到在一棟有名的公寓樓前撒潑。起初，托馬斯以為這是兩個名作家的寡婦妹妹能招來的那種謠言。他認為，人們不對盧拉說些什麼，探聽些什麼，是不會滿足的。在慕尼黑文學圈和體面人士會晤的地方，盧拉被人注意，不是因為她的觀點，而是因為她顯然開始手頭拮据了。
海因裡希告訴他們，他相信盧拉有個對她不忠的相好。那個男人已經結婚，但他在公眾場合露面時身邊圍著一群女人，而不是他的妻子和盧拉。
「他的妻子早已不在乎，」海因裡希說，「但這對盧拉來說是公開羞辱。」
接著海因裡希告訴他們，盧拉在街頭跟蹤這個男子，或是去咖啡館和餐廳看他是否坐在裡面，然後她沮喪地獨坐著，說出他的名字，並堅持說要等他。
後來訊息傳來，盧拉自殺了。當海因裡希來家裡通知托馬斯和卡提婭時，卡提婭和戈洛立刻趕去安慰盧拉的女兒們，但海因裡希和托馬斯留了下來，他倆躲進托馬斯的書房。
海因裡希問他記不記得母親向他們講述巴西童年故事的那些夜晚。
「在那樣一個夜晚，如果有人走進來告訴我們的兩個妹妹，她們將如何死去，你能想象這事嗎？」托馬斯問。
「卡拉走的時候，」海因裡希接著說道，「我的一部分也跟著她去了。現在是盧拉。很快我們也都會走。」
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每到諾貝爾文學獎公佈那天，總有記者圍在他家門口。第一年，卡提婭還讓用人請他們喝茶吃蛋糕，但第二年她關上百葉窗，下令所有人要出門就從後門走。
「去年你沒獲獎時，我覺察到一種幸災樂禍。」
到了一九二九年，托馬斯和卡提婭開始擔心他可能會獲獎。由於失業再度波及了兩百萬餘人，希特勒的名字掛在每個人的嘴邊，他在慕尼黑的見面會總有數千人出席，他們不想公開領受鉅款，也不想在埃麗卡和克勞斯招來的關注之外更添風波——隨著希特勒的影響力增長，兄妹倆和他們的朋友越發對他橫眉怒罵。
當埃麗卡、克勞斯或者他哥哥海因裡希表達對希特勒的警惕，表明他們討厭他的追隨者時，托馬斯並不很信任他們。他感覺，他的哥哥和他的長子長女需要在德國有個敵人來對之咆哮。他早晨讀報時，經常發覺自己在瀏覽希特勒的新聞。希特勒的黨派宣佈贏得了當地州和地區的選舉，以幾個百分比的優勢險勝。
戈洛卻開始收集希特勒和衝鋒隊的剪報。一九二九年八月的紐倫堡集會之後，他買了所有的報紙，一些報道估測集會人數有四萬，另一些認為有十萬。他把所有剪報放在餐桌上，請父親來看。
「隊伍在壯大，」他說，「而且有紀律了。他們一邊組織選舉，一邊組織半政府的軍隊。」
「他們沒有資助。」托馬斯說。
「這不是真的。我每天都能給你看他們的資助是什麼。這不是暗中進行的。」
托馬斯和卡提婭達成協議，不提諾貝爾文學獎的事，也不讓別人提。但在獎項宣佈的前夜，他輾轉反側，想著自己是多麼渴望得到這個獎，他認為這是自己性格的一大缺陷。他告訴自己，不應該要它，它也許能帶來讀者，但也會帶來麻煩。
早晨，他聽到電話鈴響，就等著卡提婭或戈洛出現。他們沒有出現，他笑著想到自己竟然如此確信這獎是他的。當卡提婭端著兩人的咖啡出現在門口，他以為她是來安慰他的。她關上門，坐下來之後才開口。
「兩分鐘後，電話鈴會響，記者會到門口。我以為我們還能有一段清閒時光，但暫時不會有機會了。」
他原已答應去萊茵蘭開朗讀會，而今又增加了其他事，包括在慕尼黑的一場名人晚宴和波恩大學的一場典禮。滿大廳的人也是戰後一直參加他朗讀會的那些人，但如今廳裡的氣氛充滿期待，彷彿他能驅走聽眾周圍的恐懼和失敗感。
在開場白中，他不談政治，但他作為一個置身事外、譽滿全球的德國人，他的在場就讓這些場合成為反對者無形的集會，讓德國無瑕的靈魂得到撫慰。
戈洛告訴他，在自由派的報紙上，這一獎項不僅被視為對他作品的辯護，還是對他代表自己國家的思想生命的辯護。一家報紙寫道，這些慶祝是對威脅著他的祖國的黑暗勢力的反駁。
戈洛給他看《觀察家畫報》，這是一份被希特勒控制的報紙。此事他早有覺察，但他從報上讀到的版本更具煽動性。這一獎項令他進一步成為納粹的目標。戰後他所代表的文化——中產階級式的、海納百川、不偏不倚、平和沉穩——正是他們最想毀滅的。他的文風——深思、持重、文雅——正是他們風格的對立面。
他們開啟的戰爭包括文化獨裁之戰。猶太人或左翼作家寫的一首抒情詩，猶如成功的猶太人企業一樣成為他們的眼中釘。一個名作家在他們看來，就像一個不友好的異域國家或一個猶太銀行家。他們不僅想要控制街道和政府大樓、銀行和企業，還想重塑德國的未來。如果他們無法掌控抒情詩和小說，那麼德國文化的未來將很可能滑出他們的手掌心，而他們就像注重當下一樣注重這種未來。
當他傍晚坐在慕尼黑自家的書房裡時，這些結論越發清晰地浮現在他腦海中。他以前從未想過納粹會掌權。有段時間他們只是令人厭惡，代表了潛入生活方方面面的粗糙。餐廳裡的服務員不再那麼有禮貌。他喜歡的書店裡的店員不再那麼恭順。卡提婭時常抱怨中意的家政服務難找。他覺得郵遞也比以前慢了。
但這些只是小麻煩。因為他不太上街，他沒怎麼想過街上穿制服的暴徒。納粹在德國未來的政體中佔有一席之地的想法幾乎不值得討論。他認為，既然他們沒有根基，也將會很快退出。他認為未來的爭鬥將在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之間。
若干年前，當戈洛剛開始對政治哲學感興趣時，他喜歡和戈洛辯論這兩者的裂隙將可能彌合。如今他與戈洛的討論都集中在納粹和義大利法西斯的區別上，話題關於德國工人黨是如何在不知不覺間進入公眾想象的中心，他們沒有贏得任何選舉，也沒有為了獲得支援而降低語調。當他試圖讓戈洛對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感興趣時，戈洛聳聳肩說：
「雖然海因裡希、埃麗卡、克勞斯都認為希特勒對我們所有人是一個威脅，但不意味著這就不是真的。」
「我沒說過這不是真的。」
「我很高興聽到這話。」
他發現，埃麗卡和克勞斯從他們敵人的粗俗和惡意中得到能量。他們旅行去了美國，遇到一群好奇的記者想要採訪他們。他們的朋友裡基·豪爾加滕正住在紐約，他招待了他們，帶他們去城裡尋歡作樂。埃麗卡在信中說，其中一些樂子連她親愛的父母都不能說。他倆坐火車穿越美國，然後環球旅行，去了日本、韓國、俄國，合寫了一本關於旅途見聞的書，書的結尾是沮喪的回國，他們在微明的晨光中踏上普魯士的土地，在警察警惕的目光下，他們只得停止嬉笑，嚴肅起來。
托馬斯記得，他們抵達時見到的並不是警察，而是他們的父母和弟妹。他們沒有回到柏林，而是回到了慕尼黑。剛到家時，他們幾乎又變成了孩子。往常他和他們的母親總是提醒他們在餐桌上要守規矩，但這次他們的環球歷險記充滿了天真的奇遇，彷彿兩個民間故事裡的姐弟，逃到世上後，被許多好心的陌生人照顧，幸運地避開了所有災禍。
很快他們又變回了成年人。當裡基·豪爾加滕從美國回來，埃麗卡寫了一本童書，他給書畫了插畫。卡提婭告訴托馬斯，克勞斯和他談上了戀愛。克勞斯現在每年出版一兩部小說。埃麗卡因她寫的新女性短文而名揚德國。她喜歡被拍到開著車，飛揚著短髮，對性和政治這類爭議性話題發表意見。她與裡基參加了一場為期十天的賽車並贏得冠軍，埃麗卡在他們各地的休息處寫作。
當時托馬斯和卡提婭邁入了平靜的知天命之年，而埃麗卡和克勞斯發現生活多姿多彩。他們計劃開兩部車從德國去波斯，隨行的有裡基和埃麗卡的朋友安娜瑪麗·施瓦岑巴赫。
對托馬斯而言，平靜的歲月轉眼間成了驚詫。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一年，納粹贏得了650萬選票，而兩年前還僅有80萬。但他認為，他們的支援來得快，去得也快。在他看來，德國工人黨的承諾是空洞的，人們遲早會醒悟。只要戈洛不再給他看小報上駭人聽聞的文章，他就能安定地寫他的書了。
然而幾個月後，在他寫作、出門做講座和朗讀會期間德國發生的變化成了他難以忘懷的景象。他答應去柏林的貝多芬音樂廳做一場題為《呼籲理性》的講座。這個題目在其他時間也許並不敏感，但此刻是的。他認真地準備講座，越寫越憤怒，也越發肯定這些話必須說出來。
他仍然相信聽眾是他所定義的三個德國中的第二個。他以為貝多芬音樂廳中會坐滿冬夜讀書的有思想的人。他以為他們會像他一樣譴責拋棄文明社會規則的做法，他把這些規則命名為「自由、平等、教育、積極和發展的信念」。他以為他的聽眾會鄙視他所稱的「怪異蠻橫的狂潮和原始的民粹遊園會上的吠叫」，他們會認同他說的德國工人黨提供了「一種怪誕的政治，充斥著群眾反射性的癲狂，遊樂園裡的鐘鳴，高喊的哈利路亞，單一口號唸經式地重複，直到所有人都口吐白沫。」他呼籲聽眾支援社會民主黨——德國政壇中最理性、最進步的黨派。
大廳裡座無虛席，他剛開始演講時，臺下的反饋是積極的。他很高興埃麗卡、克勞斯和卡提婭都在觀眾席中。當他說到德國給人的感覺可能會變成「對世界的威脅」，又說納粹是「泥足巨人<注："與「紙老虎」喻意相近。">」時，觀眾席中站起一個男子，要求發言。
托馬斯從未被打斷過。他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猶豫片刻後，他指了指這個男子，讓他發言。
男子的聲音傳遍整個大廳，說他是一個騙子，是人民的公敵。觀眾中響起不滿的嗡嗡聲。托馬斯心想幸好他有講稿。他決定不去理會。他知道欣賞他作品的觀眾會對此有情緒，但這會進一步激怒那個打斷他的人。
他發現大廳裡到處都是反對者，他們一抓住機會就辱罵、吹口哨。顯然他們是有組織的，他們來此就是為了不讓他做講座。他們現在開始喊他下臺。有幾人離開座位，朝講壇走去，但大多數觀眾默默坐著。打斷他的人是有備而來。他們都是年輕人。他每次在演講中抬眼望去，大廳裡都是他們尋釁的身影。
托馬斯繼續演講，這時他收到一張紙條，讓他縮短髮言，在事態變得更緊張之前結束。他決定不能那麼做。不僅因為這種撤退會被廣泛報道為可恥的投降，也因為他不知道他和卡提婭還有其他人該如何離開——如果抗議者覺得他們被嚇倒了。
他越發強硬地批判納粹的理念，大廳裡的起鬨聲越來越大，氣氛越來越糟。起初只是個別人在叫囂，但後來成群的人唱歌、辱罵。到最後，托馬斯的聲音幾乎被淹沒。
他講完後，顯然已經很難安全離開。他看到卡提婭做手勢讓他去臺側。他在那裡找到了指揮家布魯諾·瓦爾特和他妻子，他倆對音樂廳複雜的樓梯和通道很熟悉，小心翼翼地帶著他和卡提婭走到隔壁的樓房，瓦爾特的車就停在附近。
托馬斯明白，只要納粹得勢，他就再也不能在德國演講而無懼舊事重演。想聽他演講的人會覺得參加他的活動是不安全的。他同意出版演講稿，也很高興它出了三版，但他知道這沒什麼用。他已經被打上了標記。戈洛想給他看德國工人黨報紙上的講座報道，他拒絕了，他知道他們會怎麼說他。
他繼續寫作，但心裡清楚，只要他走上慕尼黑街頭，就會被注意到。他和卡提婭在河邊散步時，他們警惕著周圍。他認為反對納粹是值得的，他相信他們一定會被打敗。他看到，通貨膨脹已經讓整個國家動盪不寧，在穩定到來之前，會有很多黨派傾軋，理念輪換。但柏林那一夜前所未有地讓他醒覺，他崇高的文學聲名並不能將他置於安全無虞的地位。他不被允許隨心所欲地陳述他的思想。他的德國，他在朗讀會上對之發言的那個德國，已經失去了中心地位。
危機四伏之際，埃麗卡和克勞斯越發慷慨激昂。他們的父親因為柏林的叫罵事件而不願再出席任何活動，他們卻在納粹緊逼的威脅下變得更勇敢了。
克勞斯寫了第二部四個演員的劇，兩男兩女，但這次的風格更為沉鬱陰暗，似乎除了愛情是一場歡愉的遊戲外，還要賭上更多東西。四個年輕角色為他們的人生而奮鬥。吸毒對他們而言並不能帶來寬慰，只能導向毀滅。愛情是佔有對方的糾纏，死亡是另一種自由。
克勞斯、埃麗卡和裡基·豪爾加滕為他們的波斯之行做最後的準備。托馬斯和卡提婭開始欣賞裡基，他與夫婦倆說話，就像與他們的長子長女說話一樣輕鬆隨和。克勞斯在裡基身邊也變得穩重起來，不太發表惹父親生氣的極端觀點。
然而在那幾個月中，他們全都對德國工人黨持有極端觀點。餐桌上托馬斯總是聽到猛烈的抨擊。儘管如此，他還是對裡基批判希特勒的語氣感到詫異。
「一切都完了！我們完了！我們所有人。他們會毀滅一切。書、照片，一切。誰都不會安全。」
接著他刻意模仿了一段希特勒冗長激昂的演說。
「你們看到正在發生什麼嗎？」他聲音顫抖地問道。
在預定的啟程日前一天，裡基、埃麗卡、克勞斯和安娜瑪麗·施瓦岑巴赫去了一家巴伐利亞的新聞影片公司，拍了一部關於他們旅程的電影。為了拍攝效果，克勞斯和埃麗卡坐在車裡，其他兩人忙著修理想象中的車損。裡基說克勞斯應該拍一段他修輪胎的戲，這樣拍攝就得停了，他們都哈哈大笑。
按計劃，他們與各自家人度過最後一晚後，就會在次日下午三點出發。但中午訊息傳來，裡基槍擊自己的心臟自殺了。他去了阿莫斯湖畔的烏廷，他在那裡有一套小公寓。他留下一張紙條給當地警局，上面寫了卡提婭的名字和電話號碼，讓警察聯絡曼夫人，請她去告訴他父母這一訊息。
那天晚上，埃麗卡和克勞斯無言地坐在餐桌旁。之前有段時間，他們處於欣喜若狂的狀態。克勞斯曾擔心此次旅行會給他和裡基脆弱的關係造成壓力，但裡基通過一種新的做愛方式安撫了他，讓他倆都興奮起來，這是埃麗卡告訴卡提婭的。克勞斯即將與他最愛的兩個人踏上旅途。在這之前的數日，他都無法安坐。每次托馬斯看到埃麗卡，她面前都放著路線圖和一堆導遊書、詞典。她對著空房間發號施令。她已經為即將發表的文章想好了題目，還策劃了一部由四位旅行者合作的書。
他們去了裡基身亡的公寓，看到他床上方的牆壁上濺了他的血。埃麗卡看到他的屍體和血，她嚎叫起來。克勞斯帶她回家時，她還在嚎叫。
卡提婭去書房找托馬斯。
「我不知道里基為什麼把我的名字給了警察。我去敲門時就知道我會毀了豪爾加滕夫婦的生活。還有，埃麗卡得停止嚎叫。你得走出書房，讓她別嚎了。」
之後數日，托馬斯對埃麗卡和克勞斯講了他的兩個妹妹是怎麼死的，這兩起自殺事件是多麼令人震驚和困惑，但他們似乎不能理解。他們無法把裡基之死與其他人之死聯絡起來。即便他講了種種細節，卡拉和盧拉死時他在哪兒，感受如何，他倆都聽不進去。彷彿他們那種明亮、豐富、生動的生活是其他人的生活所無法企及的。裡基無法與他們名不見經傳的姑姑們相提並論。
「你不明白，」埃麗卡一遍遍對他說，「你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