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們武裝起來，」托馬斯說，「就會有人對付他們了。」
「沒人會對付他們，」克勞斯說，「他們能夠在一轉眼間奪取這座城市。這就是戰爭失敗的結果。警察完全沒用。」
「我們想讓戰爭徹底過去，」卡提婭說，「那個叫恩斯特·貝爾特拉姆的人幾天前來過，一臉的嗜殺好鬥。我在門口把他趕走了。」
她挑釁地環視餐桌。托馬斯原本還在想為何貝爾特拉姆沒聯絡了，自己是否應該給他打個電話或寫封信。
他打算餐後向卡提婭提提意見，但她早早地上床了，他只能獨自待在書房，在書架上找本能讓自己舒坦的書。
戰爭失敗了。他的書寫完了，即將在一個改變了的德國出版。半年前還瀰漫著愛國主義，甚至民族主義熱情，而現今人們只談傷亡。新聞報道著配給和供應品。皇帝<注："指的是當時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下臺了，但無人知道接替他的是什麼。德國如今成了共和國，但托馬斯覺得這是個笑話。
這不是讀詩之夜。他也不想看他一直在看的哲學書。無論哪個德國人的話都幫不了他。如果貝爾特拉姆來，托馬斯會問他，這場戰爭既然輕易失敗，又為何開始。他想知道現在德國還有什麼驕傲的資本。
反之，如果來的人是海因裡希，他會問如果德國現在和其他地方一樣，活在戰勝國的控制下，那麼用德語寫作，在四壁排滿德國著作的書房裡寫作，在傍晚聽留聲機上的德國音樂，還有什麼意義？
他想到了裝扮成農民向富人扔蘋果的年輕人。這就是必然結果嗎？戲仿、徒勞、愚蠢？這就是德國偉大計劃的最終意義？
埃麗卡和克勞斯繼續關注每日新聞。當戰後第一次選舉開始時，他們很高興女性首次有了選舉權，認為又有了在餐桌上怠慢長輩的機會。茱莉婭從波林過來時，埃麗卡就說，她聽說所有已婚婦女都能和丈夫一樣參加選舉。
「我的小乖乖，她們也許會說一定去投票，」卡提婭說，「但選舉是保密的。只有我的祖母除外，她已經公開說了她會怎麼投票。」
「你會怎麼投票？」克勞斯問他的祖母。
「我會理智投票。」茱莉婭說。
「那魔術師呢？」
數月以來托馬斯頭一次大笑。
「我會和你母親一樣投票，她也會理智投票的。」
「結果會怎樣呢？」克勞斯問父親。
托馬斯還沒來得及回答，卡提婭就說。
「德國會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她說。
「但社會主義者怎麼辦呢？」克勞斯問。
「他們會參與民主。」卡提婭堅定地回答。
「貝爾特拉姆先生是社會主義者嗎？」克勞斯問。
「他不是。」卡提婭答道。
「我是社會主義者，」克勞斯說，「埃麗卡也是。」
「那麼你倆就去守路障吧，」托馬斯說，「那裡還有很多位置。」
「他們還太小，不該跟他們討論路障的事。」茱莉婭說。
「戈洛是無政府主義者。」克勞斯說。
「我不是！」戈洛大喊。
「克勞斯，坐正，」托馬斯說，「否則離開餐桌。」
「你知道，我一直不喜歡皇帝，」茱莉婭說，「我相信，我會更喜歡新人類，只要他們不跟我說人人平等。我一輩子學到的經驗不多，但我認為許多人有劣根性，包括那些自視甚高的人，我這個觀點是不錯的。」
「工人階級將會掌權。」克勞斯說。
「誰告訴你這個的？」茱莉婭問。
「我們的克勞斯舅舅。」
「我確定他聽到的訊息不對。」茱莉婭說。
「魔術師和你看法一致。」埃麗卡說。
「埃麗卡，別說了！」卡提婭說。
「你支援哪一方呢？」茱莉婭問托馬斯，「很難搞清楚。我遇到人問我這個。」
「我支援德國，」托馬斯說，「整個德國。」
他抬眼看到卡提婭正在搖頭。
他曾計劃將《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作為某場大辯論的回應。可等到出版，辯論已經改換話題。一些評論不甚讚許，還有少數甚至特意批評此書。另一方面，海因裡希的新小說備受稱讚。
自從埃麗卡和克勞斯發現他們父母在政治上意見不合，家裡的餐桌就硝煙瀰漫。埃麗卡開始喜歡給克勞斯·普林斯海姆打電話討論時事，送貨員上門，她就下樓跑到廚房，打聽今日慕尼黑街頭有何動向。
「在呂貝克，在我小時候，」托馬斯說，「一個十三歲女孩和她十二歲的弟弟都是安安靜靜的，除非別人和他們說話。」
「現在是二十世紀了。」克勞斯說。
「慕尼黑就要革命了。」埃麗卡說。
一天傍晚他正坐在書房裡，卡提婭來問他是否記得一個名叫庫爾特·艾斯納的年輕作家。
「他是海因裡希的朋友，」托馬斯說，「就是那些因為分發印刷很差的煽動性小冊子而被捕的人中的一個。」
「在廚房裡，」卡提婭說，「他們在說他開始幹革命了。」
「他寫了什麼嗎？」
「他掌管了這座城市。」
幾天後，用人們不再上門，卡提婭發現連黑市上都買不到任何食品。埃麗卡和克勞斯被禁止使用電話，但他們還是能跟進各種小道訊息和猜測。
「這是蘇維埃風格。」埃麗卡說。
「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托馬斯問。
「他們槍殺富人。」克勞斯說。
「他們會把富人們從房子裡拖出去。」戈洛也說。
「但你們是從哪聽來的這些？」
「每個人都知道。」埃麗卡說。
庫爾特·艾斯納被右翼極端主義者槍殺時，托馬斯大吃一驚。他覺得海因裡希去艾斯納的葬禮上致辭，是置身險境。
卡提婭發現他們的司機卡爾掌握的訊息通常是最準的。一天早晨，她來到托馬斯書房，拿著一張寫著兩個名字的紙。
「現在掌權的是這兩人，」她說，「他們處置一切，但不管供給，因為我買不到麵粉，牛奶也沒得賣。以前賣給我牛奶的婦人都被警告了。」
「把名字給我看看。」托馬斯說。
他看到她記下的名字是恩斯特·托勒和埃裡克·米薩姆，不禁笑了起來。
「他們是詩人，」他說，「坐咖啡館的。」
「他們在中央議會，」她說，「你想要什麼，就去找他們。」
這天晚些時候，克勞斯·普林斯海姆來了。
「我繞路來的，」他說，「詩人們正在封鎖街道，他們太可怕了。」
「你應該待在家裡。」卡提婭說。
「家裡沒法待了。父親受到了威脅。他們說他最終得交出房子和油畫，但現在他們要他瑞士銀行的賬號。」
「我希望他拒絕了。」托馬斯說。
「他驚呆了。我母親認出了其中一個男孩，把他痛罵了一頓。她說，他來自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她對他說，如果他不走，一定會有好瞧的。」
「他怎麼做？」卡提婭問。
「他拿槍指著她，說不想繼續聽她廢話。這時候我溜出來了。我裝得像個用人。我以為我們會像羅曼諾夫家族一樣被槍殺，我們的案子會轟動一時的。」
自從聽說慕尼黑要革命，托馬斯就閉門不出。但當他發現卡提婭的父母能隨意地穿過城市走到他家門口，他尋思這場革命是不是真的。他發覺，經過這次變亂，岳父更喜歡他自己的聲音了。
「他們宣傳人人平等，這意味著他們討厭所有和他們不一樣的人，」阿爾弗雷德說，「他們想要我們所有人生活在一間屋子裡，侍候我們的用人。哦，我們不想這樣，我們的用人也不想。」
「哦，是他們大多數人不想。」克勞斯·普林斯海姆插話說。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放低聲音。」卡提婭說。
「快了，」她的父親又說，「但在我閉嘴之前，我能提醒你們注意那個勇敢的巴伐利亞非法新政府的所謂的財政部長嗎？他宣佈說他不相信錢。他要廢除所有的錢。還有掌管外交部的利普博士，是個公認的瘋子。當我們想到這些人正在管理慕尼黑時，我們應該渾身發抖。讓我憤怒的是這群害蟲還沒有被抓起來關進去。感謝上帝還有瑞士，這就是我要說的。現在就帶我去那兒！」
「也許我們應該保留我們的憤怒。」卡提婭說。
「是啊，」托馬斯說，「我們也許過不了多久就用得上了。」
埃麗卡走進房間，她的外祖父母站起來想抱她，可她朝後一退。
「我聽說外面宵禁了，如果你們現在不走，就會被捕。」
普林斯海姆夫婦似乎對她的嚴肅勁大感詫異。她看著他們，彷彿他們的命運掌控在她手中。托馬斯發現，就連克勞斯·普林斯海姆也不得不沉默了。
托馬斯過了好一陣子才接受這一事實，慕尼黑已有了一個正在執行的新政府，其成員是詩人、空想家以及海因裡希的朋友們。令他安慰的是，德國其他城市裡類似規模的叛亂都沒有成功，這意味著軍隊也許會為了重振聲威而鎮壓叛亂。
有時他堅信，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等待。巴伐利亞是天主教的，也是保守的。它不會默默接受一群無神論頑固分子主持大局。而且他也相信，德國雖然戰敗，但假如有誰趁著戰後餘殃，在這段奇怪的、令人震驚的間隙中奪取權力，它並沒有輸掉髮動精準、策略性攻擊的能力。然而，也有這樣一種可能，他們因戰敗而一蹶不振。
他希望在這些詩人和他們的朋友意識到他們即將面臨處決或長期監禁之前，國家會採取行動。由於這幫革命領導人仍被他岳父這等人視為荒唐，托馬斯覺得如果他們感到迫切需要被嚴肅對待，那這種嘲諷很可能會讓他們變得非常危險。
最後國家軍隊準備發動進攻，叛亂者扣押了中上層階級顯貴家庭當人質。托馬斯已經賣掉了巴特特爾茨的消夏別墅，只能繼續住在波琴格街，但他不再午後散步，也無法把心神集中在自己身上。
他知道卡提婭已經對埃麗卡和克勞斯說過，不得和用人廝混，也不得給克勞斯舅舅打電話，或散佈任何謠言。學校停課，他們在母親的嚴密監管下學習。
但不知怎麼，他們得知有些和他們父親一樣的人被捕了，有些和他們房子一樣的房子被搶劫了。他倆不敢公然反抗，雖然卡提婭沒想過要威脅戈洛，但戈洛在家裡跑來跑去，嚷嚷「我們都要被槍殺了」。
托馬斯想，領導層中一定有人知道他與他哥哥的嫌隙。幸運的是，當武裝者在城市裡搜捕那些言行上支援統治階級的人時，其中幾乎無人讀過他的書。
最後軍隊準備進城結束革命。漢斯捎來的傳聞說，暴徒已經草草地槍殺了幾個人質。曼家和用人們都遠離視窗。托馬斯儘可能地待在書房裡。如果這場革命再進行下去，他岳父的預言就要成真，一家人就不得不帶上能帶的一切，逃往瑞士邊境。走運的話能逃走。
他差點氣得敲桌。他突然想到，如果德國變成反叛、革命、混亂的中心，他壓根就不關心德國。他意識到，他更關心自己和自己的財產。這場變亂把他降格為中產階級，而在那之前他只是表面上過著中產的生活而已。
鄰居都不來拜訪，他也不去附近的人家。他是一個沒有國家的人。德國就像一個吸引了過多熱度的小說人物，需要被處理掉。他想象著被武裝好的、近視眼的、患有肺結核的詩人們拖出房子，這些人因為對美的興趣而越發堅決、野蠻。他相信在那些日子裡，監獄裡關滿了人，熱情似火的年輕人會來處置這些囚犯。不久後他們會把一些囚犯拖出去槍決。他清晨醒來，聽到外面在唸即將被處決者的名字，聯想到自己被關押的情景，不禁打了個冷戰。
在迫近的危亡感下，過去幾年中他所有的想法都失去了意義。他曾期待一個充滿想象力和社會穩定的戰爭結局，但如今因為過於擔心自己和家人的命運而無法安眠。
叛亂久久沒有結束，槍聲讓所有人擔驚受怕，唯獨除了戈洛，他聽到聲音就欣喜地鼓掌。漢斯對卡提婭說，托馬斯應該在閣樓裡找個地方躲起來，因為革命者快要失敗了，他們什麼都幹得出來。但托馬斯仍然待在書房，餐食送進房間，並且他讓卡提婭儘可能和他待在一起。
在慕尼黑革命的餘波中，托馬斯唯一的安慰就是嬰兒伊麗莎白，她已經在學爬行了。每天早晨用完早餐，他就抱著她進書房。他跟著她打量房間，她的目光平靜而聰慧。當伊麗莎白確定書籍和沉重的傢俱裡沒什麼有趣的東西，她就朝關閉的房門爬去。直到此時她才表示自己知道父親在房間裡。她轉過頭，示意他應該開門，讓她出去找哥哥姐姐們玩。
革命被鎮壓後，有個面容蒼白的年輕詩人來找托馬斯，說是海因裡希派他來的。一個用人把托馬斯叫出來，托馬斯沒有請客人進客廳或書房。
「海因裡希自己不能來嗎？」他問。
年輕人做了一個不耐煩的手勢。
「我們需要幫助。我是恩斯特·托勒的朋友，他很仰慕您和您的作品。他可能會被處決。我被派來請您在請願書上簽名，請求為他減刑。」
「誰派你來的？」
「您的兄長告訴我，我應該來找您。恩斯特·托勒也問您會不會簽名。」
托馬斯轉身看到卡提婭下了樓。
「這位年輕人是海因裡希的朋友。」托馬斯說。
「那麼我們應該請他進來。」卡提婭說。
年輕人拒絕坐下。
「因為您的身份，」他說，「您是有影響力的。」
「我並不支援革命。」
那人笑了笑。
「我想我們都清楚這點。」
語氣近乎嘲諷，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托馬斯覺得來訪者本來差點要走，但又收回了決定。
「您本來在抓捕名單上，」他說，「讀名單時，我就在那房間裡。是兩位領導人堅持要刪去您的名字。一位是埃裡克·米薩姆，另一位是恩斯特·托勒。托勒大力讚揚您的美德。」
托馬斯聽到「美德」差點笑了，很想問問是何美德。
「他真好心。」
「他很有勇氣。房間裡還有其他人不同意。他和他們爭執起來。我可以向您保證這點。我也可以向您保證，還提到了您兄長的名字。」
「怎麼提到的？」
「提到後您就得救了。」
在他答應寫信後，他意外地發現年輕人對協議書知之甚詳，知道應該如何措辭，抬頭該寫誰。他說應該再抄一份留底，又說這份請願書現在還不能公佈。如果恩斯特·托勒需要其他幫助，他還會再來。
一天下午，托馬斯準備出門散步，卻在房子和花園裡都找不到卡提婭。最後他聽到樓上的喊叫聲，循聲找到了埃麗卡和克勞斯。
「你們的母親呢？」
「她去見米米了。」克勞斯說。
「哪個米米？」
「只有一個米米，」埃麗卡說，「是我接的電話。母親一放下話筒，就拿起帽子、大衣，出門去見米米了。」
她把「米米」說得好像這名字是編出來逗她開心的。
卡提婭回來後，推開托馬斯書房的門。她還戴著帽子穿著大衣。
「現在，我要你寫一張便條，」她說，「我可以告訴你怎麼寫，你也可以自己寫。你要把便條和花束一起送給你住院的哥哥。他已經脫離危險了，但他得了腹膜炎，他們本來以為他可能會死。米米還是六神無主。花束和便條將會是一個很大的驚喜。」
她遞給托馬斯一支筆。
「我有筆，」他說，「我會寫便條的，但不是道歉信。」
便條和花束送去後，海因裡希雖然身體虛弱，還是表達了他收到這些東西的喜悅。
海因裡希出院回家後，米米致信卡提婭，說她丈夫很希望他弟弟能去看他。
托馬斯去了利奧波德街，帶著給米米的花和給海因裡希的里爾克詩集。公寓門開啟後，米米自我介紹。
「我是你的仰慕者，」她說，「我們是時候見面了。」
她的髮型是時下流行的款式。她的口音更像法國人而不是捷克人。她的語氣略顯輕浮，但也隨和而優雅。她風姿楚楚地陪他進起居室見他哥哥。
「我帶來了一個老朋友。」她說。
公寓的裝修風格顯得它越發小巧緊湊。地毯是土耳其的。牆紙是紅色的。到處掛著畫，書櫥上也靠著畫，許多小桌子和邊桌上都擺著小雕像和形狀奇特的花瓶。深藍色的地毯是生絲做的。
在一切圖案和色彩中，在一排阿拉伯靠枕中，海因裡希穿戴著西裝領帶和輕薄的白襯衫坐在那裡。托馬斯覺得他的鞋子是義大利的。他像是一個商人或一個保守的政客。
米米很快端來咖啡。咖啡杯很精緻。咖啡壺是現代風格的。米米打量著兄弟倆的樣子，心領神會地笑了笑，滿意地離開了。起居室和書房之間是用玻璃珠簾隔開的。
卡提婭和托馬斯事先約定，即使海因裡希引發話題，托馬斯也絕不討論政治。但他發現，海因裡希有了一種冷峻而高貴的魅力。他說他早幾年就該結婚了，沒有什麼比家庭生活更好的了。談笑間他雙目放光。
他們談論著母親，她的健康狀況不妙，收入因為通貨膨脹而減少。他們不知道她還能活多久。他們換了輕鬆的口氣感嘆弟弟維克托毫髮無傷地經歷了戰爭，而戰前他是一個多麼平凡沉悶的書呆子。
「我們都像維克托就好了！」海因裡希說，「他沒有因為讀書多而頭腦昏聵。」
他們邊聊邊喝咖啡時，一個小女孩走進房間。看到陌生人，她露出羞澀不安的神色，默默地走到父親身邊，把臉埋在他腿上。她抬頭看時，托馬斯玩起了他這些年一直在家裡玩的把戲，讓大拇指看起來像是突然消失了。她又把臉埋到父親腿上。
「這是戈斯基。」海因裡希說。
她的母親也來了，她讓戈斯基對叔叔道安。她站起來看他時，托馬斯發現，女孩的黑眼睛和方下巴里有他父親家族裡的兩代人的影子。他的姑姑、祖母、父親都聚集在這張小臉上。
他朝海因裡希轉過身。
「我知道。」海因裡希說。
「她是一個漢薩<注："以呂貝克為首的商業、政治聯盟，有漢堡、科隆、不來梅等大城市的富商、貴族參加。">公主，」米米說，「是不是，親愛的？」
戈斯基搖頭。
「您的大拇指是怎麼回到手上的？」她問托馬斯。
「魔術，」他說，「我是魔術師。」
「您能再做一遍嗎？」她問。
他對卡提婭說，他要見恩斯特·貝爾特拉姆，已經過了那麼久了。
「讓他當伊麗莎白的教父是個錯誤，」她說，「如果他問起她，最好說她在外祖父母那裡。」
他們在書房裡落座後，托馬斯就告訴貝爾特拉姆，他和兄長聯絡上了，又說重敘親情是脆弱而艱難的，他對此並不抱有幻想。他對貝爾特拉姆肯定地說，他的個人觀點並沒有改變，但他越來越相信人性的理念，並且想要弄明白這一理念在德國戰敗後的真實世界中有何意義。
貝爾特拉姆報之以冷冷的沉默，托馬斯不由惱怒。
「我們生活在一個戰敗的德國，」托馬斯說，「舊思想將無法維持下去。」
「失敗只是表面的，」貝爾特拉姆說，「事實上這是邁向勝利的第一步。」
「是失敗了，」托馬斯說，「去火車站看看那些尋求庇護的傷者，缺腿的、盲眼的、失去人生意義的。問問他們這是勝利還是失敗！」
「你說話口氣像你哥哥。」貝爾特拉姆說。
卡提婭前一年又懷孕時，她的母親建議她墮胎，並開始為此做安排。普林斯海姆家的看法是卡提婭已經耗盡精力了，她要打理一個家，對付麻煩的孩子，還要照顧一個把自己鎖在某個德國夢裡並寫著一部天書的丈夫。
托馬斯陪卡提婭去診所商量墮胎的事。他注意到她詢問過程及細節時十分冷靜。他們約好時間，離開診所後，卡提婭低聲說：「我要生下這個孩子。」托馬斯挽著她的胳膊走向汽車，沒有說話。
分娩過程艱難。米夏埃爾出生後，卡提婭被要求臥床數週。托馬斯在這段時間照看孩子們，他發現埃麗卡和克勞斯在母親不在時，穿衣打扮都不同了，還學大人的樣子。他發現埃麗卡的乳房開始發育，克勞斯的聲音也變低沉了。他問卡提婭是否注意到了這些，她笑著說早幾個月就開始了。
一家人和用人們都想盡辦法讓一歲的伊麗莎白和父親一起去看母親和她的新弟弟。但她一眼看到躺在母親身邊的嬰兒，就蜷縮起來，要求離開房間。第二次托馬斯想抱她進卡提婭的房間，她在樓梯平臺上使勁搖頭，一臉不容拒絕地指著樓下。
埃麗卡和克勞斯從小就喜歡一起做伴。戈洛學會閱讀之後，就會找到莫妮卡，帶她到房子的安靜角落，讀書給她聽。但伊麗莎白堅決地無視米夏埃爾。他一哭，她就大驚小怪好像她的一天都被毀了。她找到最愛當首領的戈洛，要他陪著她，保護她避開小弟弟。據托馬斯所見，在米夏埃爾人生的第一年中，伊麗莎白只要有可能就絕不會朝他看一眼。卡提婭和她母親，甚至是埃麗卡，都覺得這是壞性格的徵兆，但托馬斯覺得不能把伊麗莎白的決心視為一個小孩子的任性。
伊麗莎白學會走路後，每天早晨自行出現在他書房。她一開門，就在唇邊豎起手指，表示他和她都需要絕對的安靜。她學會說話後，其他人就讓她去給他傳話。
埃麗卡和克勞斯在戰爭和革命歲月中長大，除了政治幾乎不談別的。他們搶在父親之前去拿報紙。他倆都喜歡調侃父母對德國未來的意見分歧。
「民主有什麼不好？」一天，克勞斯問。
「沒什麼不好。」卡提婭說。
「我們不需要外人強加的體系，」托馬斯說，「讓德國人決定德國人需要什麼。」
「那麼你是反對民主咯？」埃麗卡問。
「我相信人性。」他回答說。
「我們都相信人性，」克勞斯說，「但我們也相信民主。我相信，埃麗卡相信，我們的朋友都相信，我母親相信，克勞斯舅舅相信，海因裡希伯伯相信。」
「你怎麼知道海因裡希伯伯相信？」
「每個人都知道。」戈洛插嘴說。
「民主會來的，」托馬斯說，「但我希望它會來自於德國對人性的信念。我相信我哥哥也是這麼想的。」
卡提婭看著他，點點頭。
數月後，他倆散步時，她提醒他曾對民主說過什麼。
「你的讀者會很想知道你對德意志共和國的看法。」她說。
「他們得等小說出版才能再次聽到我說話。我上次和他們的溝通的努力並沒有受到普遍的歡迎。」
「我認為你應該寫篇隨筆或評論，或者做一場講座。你不必說你已經改變了想法，只是你對德意志共和國的支援，是你的思想在當代的直接延伸。你可以說沒有一個人的看法是固定不變的，特別是在當下，而你的看法一直都是動態的。」
「動態？」
「嗯，你可以用這個詞。你也可以談談德國的人性，以及你對人性的信仰一直是你思想的根基。」
他點點頭，心想他也許會照她說的做。他心裡笑了笑，意識到卡提婭已經說完了想要說服他的話，不會再聊這個話題。他們轉身朝家慢慢走去，想到慕尼黑再次平靜下來了，鬆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