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新京報》寫，後來未用。而後來讀《金庸年譜簡編》和《金庸識小錄》，才知晚年金庸，也就是我們這代人熟悉的金庸形象，和中年金庸、青年金庸、少年金庸，有一以貫之處，亦有區別。1950年二十六歲的查良鏞曾赴北京外交部謀職，因出身和家庭背景未能成功。1964年四十歲的金庸因為核爆問題與左派報紙筆戰。1999年，七十五歲的金庸在《新聞記者》第十二期發表《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在新聞業機制改革與管理研討會上的發言》，其中提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新聞自由其實是新聞事業老闆所享受的自由……我在香港做了四十年以上的新聞工作，十分明白所謂‘新聞自由’的真相」。
《金庸作品集》對於中文世界的意義，已經超越了文學作品，成為每一箇中國人都可以投射自己的中華文化百科全書，甚至可以說，這套書對於萬千讀者的影響到了有教無類的程度，我們在裡面不但領略了虛構的人事，多樣的心靈，也潛移默化地瞭解了部分歷史，即使這歷史已經化妝打扮，被金庸重新定義。《金庸作品集》作為看似獨立，實則充滿了內在聯絡，並且在儒釋道各個方面都有所化用的文學作品，衍生出不可想象的大量其他文化產品，這些文化產品看似由其他創作者製作，實則都跳不出金庸畫下的圈子，是攜帶著強烈金庸印記的眾多觸角，在各個方面影響中國人的思維和生活。如果說在十幾年前，金庸是否是一位偉大的作家還有一些爭論，到了今天，金庸和《金庸作品集》的地位似乎不再受到質疑，金庸的小說伴隨著改革開放而來，魔力與日俱增，中國四十年的發展似乎是金庸小說的註釋，使其常看常新，被金庸教化的一代人，現在已經是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正在深刻地改變這個世界。從這一點上來說，金庸不但是一位文學巨匠，更是一個用筆影響中國的文化奇蹟的締造者。
2018年9月25日
作者「雙雪濤」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