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講稿，實際所講與此出入很大，演講前一天一夜沒睡，因為廣州大雨，飛機晚點，落地已是凌晨，洗把臉就去彩排了，下午講時基本上是夢遊狀態。後來沒再參加過類似這種演講，一是太累，二是所講的東西也不一定是真的。
大家下午好，我是雙雪濤，是個寫小說的，瀋陽人。今天講的題目叫《冬天的骨頭》，其實這個演講的題目憋了我很久，導致我一直悔恨答應了這麼一個事兒，一個寫小說的人應該躲起來才好，源源不斷地製造幻覺和夢，自己躲在這些夢的後面，這是恰當的自閉，也是恰當的自由。當然大家知道有個叫塞林格的作家，寫了幾部好小說之後躲了幾十年，但是這幾十年他也沒寫什麼東西，如同在閉關修煉絕世武功，但是一直沒有出關，所以這種方式可能也有些問題，自閉的程度也得找好。另一方面，咱們一席的老師告訴我，可以說東北話，也可以講故事，這給了我挺大的信心，因為我不太會講什麼大道理，只能講些故事，從小就比較愛講故事，但是這些故事如果不用東北話講出來，就不能稱之為我的故事，上述種種，使我今天忐忑地站在這裡，覥著臉與大家見面。今年講的題目叫《冬天的骨頭》，大家知道，在2010年，有這麼一部美國電影，叫這個名字，根據同名小說改編，是後面名聲大噪的詹妮弗·勞倫斯演的，講的是一個找父親的故事，而且事實上，她的父親是個毒販，已經死了，她也逐漸清楚，所以就變成了找她的父親的屍骨的故事，電影的結尾她終於找到了，屍骨凍得邦邦硬，沉在水裡，從水裡撈上來，我記得是在夜晚，夕光已逝，一葉小舟凝在河面，她的一個長輩從河裡將屍骨提上來，將手鋸掉，她拿在手裡，電影也就結束了。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可以說和這個電影既有關係也沒關係，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我自己可能搞不太清楚，可能需要大家回去幫我想想，我先講我想講的關於骨頭的故事。我是個東北人，在東北生活了三十幾年，已經無法變成另一種人，而我想大家對東北人的想象有很多是從各種各樣的公共介面來的，比如趙本山的小品，比如人參、鹿茸、烏拉草；有些人也認為東北人可能從早到晚就在做兩件事，唱二人轉和打架，也不能說完全不對，但是簡化性的思考其實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歷史上很多的災難都是從簡化性地思考一撮人開始的，具體例子我就不列舉了，省得引起不必要的爭論，而爭論很難產生真理，魯迅先生一輩子都在爭論，可真理還是被其他人攪渾了。我對東北的感覺，首先是冬天，從某種程度上說，冬天是東北的靈魂。我小時候，冬天是非常冷的，每到冬天，那種漫天大雪，雪花撲得人無法睜眼，是經常有的。有時候雪下一夜，第二天一早，雪停了，世界像一枚懸停的琥珀。那時候住平房，我住在豔粉街，一片巨大的棚戶區，佈滿了社會上不需要的人，殘疾人、刑滿釋放人員、妓女、流氓。房子的質量都很差，地基通常下陷，我家就是，門檻要比地平線低一塊。所以整夜的雪下完，早上門是推不開的，我和我爸就拎著鐵鍬從窗戶跳出來，把門口的雪鏟到路邊。等我們倆幹完活，我媽的麵條已經煮好了，頭頂冒著熱氣，好像內力非常強的樣子，其實是熱汗引起的霧。進屋吃麵條，他們倆上班，我放寒假，就跟一些同齡的夥伴在雪裡玩，雪堆得高到一定程度，是可以挖成宮殿的，宮殿和宮殿連線，玩地道戰。還有抽冰尜，冰尜就是一種陀螺，底下是一個鋼珠，主體是木製的，像是倒扣過來的鐘。冰尜做工各有不同，最好的是用一種密度非常高的木頭車的，我到現在也不知道那是一種什麼木頭，據說是墊在火車鐵軌底下的木頭，轉起來極快，好像要鑽到地裡頭。鞭子也是自己做的，繩子上繫個扣，這樣能更好地帶動冰尜。我有個鄰居，叫老李，是個老實人，平時就在豔粉街修腳踏車。住的離我家也就隔一條街。他能做特別好的冰尜，但是他獨居，據說女兒在國外，這在我們那兒是非常傳奇的事兒：一個修腳踏車的，女兒在國外讀書，至於在哪裡讀書，他總是含糊不清。他平時話很少，穿個破棉襖，叼一支菸在路邊給人粘車帶，所以他的冰尜都是做給別的孩子，我忘記了我是否央他做過，我可能是沒有成功，我的冰尜一直不太出類拔萃。
我們那裡的孩子都比較彪悍，比較野，我有個鄰居是個女孩，沒有母親，父親老打她，使得她較早地積累了很多戰鬥經驗，在街面上相當有威望。有一次我跟她打架，把她的頭髮薅下來一撮，晚上在家睡覺，感覺怎麼這麼冷啊，我爸我媽也說冷，下炕一看，門讓人卸下去了，就是這個女孩，連夜把我們家門卸走了。門就是個鐵皮，不太保暖，但是也得有啊，第二天我去負荊請罪，讓她給了我兩下，才把門要回來。這個女孩，經常跟老李玩，老李給她做冰尜，我不知道她現在在哪裡，是不是還記得這件事情，老李給她做的冰尜還有沒有。
1997年左右吧，我們這片街區來了幾個陌生人，打聽老李住哪兒，老李當時正坐在灶臺邊吃飯，他們幾個進去，問了老李一句話，具體是什麼，不知道，應該就是分散注意力用的，可能問了一個人名吧，然後就把他按倒在灶臺上。之後就是搜查，問他錢放在哪兒了，他就是沉默，後來在他家的房樑上，方方正正好多牛皮紙包著，都是鈔票。原來這位李師傅就是我們東北那幾年非常著名的三八大案的製造者之一。他之所以落網，是因為另一個修腳踏車的師傅，這位師傅有個本領，對人臉過目不忘，所以把他認出來了。老李在團伙裡負責蹲點，而他的女兒也確實在國外，在日本學法律，他出事之後還回來為他奔走辯護過，終於還是失敗了。這件事發生在我十五六的時候，對我有很大的震動，在我眼裡他是個非常正常的人，不酗酒，也沒有什麼麻煩事，怎麼搞出個這麼大的事情，人的生活，人的面目，關起門來，是什麼樣子，非常難以確定。我們能看見人的肉身，看不見人的骨頭，而到底哪個是真的，很難說清楚。他是個下崗工人，他後來接受採訪也說，覺得遲早要被抓到，也許是在等待這麼一天。讓他最後給女兒留幾句話，他想了想說，沒有必要，我女兒是個獨立的個體。有著健全的人格。這裡頭有一種越想越令人難過的悲劇性，還有那些被他們殺掉的人，這裡頭沒有什麼大時代的藉口，這是冷血動物的所作所為。但是人又是複雜的，殘忍殺害同類的事情在人類社會屢見不鮮。從那時起，我對人類社會的認知發生了一些變化，這個世界表面平滑地在運轉，但是內裡有好多暴虐的事情，就像骨頭長在身體裡，碎掉了，表面是看不見的，但是事情發生之後又被一些程式性的東西磨平了。就像一場大雪一樣，蓋住了很多東西。所以寫作，對於我來說，就是提供那些個體的命運，而不是一個整體的什麼東西，不是總結性的，不是抹平，不是籠統，不是一般性，而是個別性。一個人的命運，哪怕是非常普通的人，對於文學來說，一點不比提供一個似是而非的真理次要，一個人的命運是非常值得反覆琢磨的。一人一世界，一花一菩提，是一切文學的基礎。這是我要講的關於冬天的骨頭的第一個故事。
下面我來講第二個故事。這裡的骨頭可能有了點象徵性。我上初中的時候，曾經有一個朋友，姓霍，我們姑且叫他小霍。我和他小學的時候就認識，一個學校不一個班，那時候我們打乒乓球，都是水泥的臺子，我們還因為水泥臺子的使用權打過架，把我的腦殼敲出血來。在初中的時候，碰巧又在一個班級，開始是沒什麼交集的，因為都比較孤僻。孤僻的原因有不同，我是因為住的地方和大家都不一樣，我住在豔粉街，上學的時候考進市中心的一所學校，行事和思考方式都和別人不一樣，比較沒規矩，也比較窮，到畢業，我也沒有完全融入那個集體；小霍是性格問題，他的性格屬於看上去比較靦腆，吞吞吐吐，實際上十分剛硬，有原則，周遭世界對於他不是一個混沌的所在，而是顏色的問題，是黑與白的問題。我們那個學校是傳統的精英學校，學習壓力非常大，我比較偏文科，成績一般，考試不太靈，但是私下裡願意讀一些書，願意自己瞎琢磨。我們倆因為踢足球成了朋友，都是非常瘋狂的球迷，我以前都沒見過足球，上初中之後才踢球，小霍是過去踢過一點，初中陷入瘋狂。那時候學校不讓踢大球，逮著就拿釘子給扎漏，我們就踢小網球，扎也扎不動，沒收了也不心疼，這種球踢到襠部非常疼，我被踢過，人都團在了一塊。我踢前鋒，他踢後衛，非常默契，他一腳長傳，我停下來就可以得分，踢到後來，五個腳趾都可以感應球的。後來我家搬家，從豔粉街搬到市區，恰巧就搬到他家旁邊，走路五分鐘，所以基本上就成了最好的朋友。我這個人性格表面上比較孤傲，其實很注重世俗的承認，虛榮心非常強，所以特別想在學業上證明自己，但是因為那種考試我確實不擅長，導致夢想和現實有差距，自己給自己的壓力特別大，到了初三就開始失眠，每到睡覺的時候就特別緊張，比考試還緊張。小霍呢，是根本不在乎這些，睡得很香，每天淨研究些宇宙大爆炸、霍金的理論啥的。我們倆都屬於成績不太好，但是又看上去不應該這麼差的學生，到了初三就終於都被老師放棄了。每到週末，別人去上補課班，我們倆就騎腳踏車去郊外看火車，晚上就去他們家看足球轉播，因為我們家沒有有線電視，他家的條件比我好些。他是阿森納的球迷，我也成了阿森納的球迷，那時候正是阿森納如日中天，49場不敗，我們就一場一場看，49場基本都見證了。他父親是個很奇怪的人，好像在什麼糧食局工作，最大的愛好就是羞辱他，他母親呢，是個沒心沒肺的人，樂天派，寵他寵得很厲害，所以一個家裡有三個黨派，氣氛非常緊張，我這個黨外人士倒是受到優待，就像他們家的另一個孩子，也有點像陪審團。這種感覺我這一輩子都沒有過，所以特別愛去他家。
到了初三上學期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期中考試的第一名可以保送去新加坡的高中，然後升入新加坡的大學，這對我們來說就像一個夢一樣，新加坡三個字就好像是伊甸園的同義詞。結果那次，我和小霍的另一個好朋友，考了個第一名。那個孩子也是極度偏科的人，這真是個冷門，學校遲遲不發榜。我和小霍那陣子每天都又興奮又悲傷，一方面為他高興，一方面好友之間就要分別。結果發榜之後，第一名是另一個人，這就非常蹊蹺，具體怎麼回事，那時候年紀小，也不知道里面的內情，他就是非常沮喪，一下子蒙了，因為這很可能是他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但是他們家都認命了，他的母親是個基督徒，父親常年臥病在床，老天爺發什麼牌，就打什麼牌，不會去想為什麼別人的牌好，我的牌爛。小霍，幹了一個什麼事兒呢？他去校長室門口貼了一個大字報。炮打司令部，直指這裡面有暗箱操作，這在當時是不敢想象的，而且我也都不知道他竟然熟悉那種措辭，寫得有板有眼，我堅決擁護三個代表什麼的，但是去新加坡的應該是某某某云云。當時我一方面是非常驚訝非常感動，一方面是有點害怕，怕連累自己，我去不了新加坡，還得在學校混呢。這件事造成非常壞的後果，小霍雖然沒有被開除，但是在校期間被百般刁難，父母也不止一次在家長會的時候被老師羞辱，我倒沒什麼事兒，因為我一直保持沉默，這次造反沒有絲毫的效果。那個孩子也保持沉默，後來還是考去了清華大學，非常順利。只有小霍的人生轉彎了，後來他就去了一個不怎麼好的高中，就一直往下墜，變成了一個怪人。
初中畢業之後，我們還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週末還經常去看火車，我記得中考發榜之後，我們都考得很差，他一直覺得我有文學天賦，但是我的語文考得特別差，他不能夠相信，就帶我去查分數，這是他的一貫思維，對體制極其不信任。那個部門非常遠，可能是故意的，我們就騎了非常久的車，累了就在路邊吃了一個西瓜，兩人買了一個西瓜吃，一人一半，吃完繼續騎。我現在都忘了，具體查沒查到，那是十七八年前的事兒了，好像是人家下班了，要不就用一個理由搪塞我們，沒有查，我就記得那個西瓜，非常大，非常綠，非常甜。我們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後來他的父親得了膀胱癌，家道中落了，他大學畢業之後，沒有工作，一直在家待業，變得越來越孤僻，越來越不愛和人接觸，成了啃老族，我有陣子勸他去肯德基什麼的打工，他都找各種理由不去，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後來在銀行工作，接觸的人變了，思維方式也在變化，和他見面越來越少。他老穿著初中時候的校服，揹著初中時候的書包，可能那是他最好的時光吧，但是每次他這樣和我走在一起，我都覺得有點丟臉。
2008年，我父親去世。我父親生前很喜歡他，老跟我說，有這麼一個朋友很好，小霍是個好孩子，變成這樣可惜了。他不懂什麼叫妥協，我剛才提到塞林格，塞林格在《麥田裡的守望者》裡頭寫，不要讓我消失啊，不要讓我消失啊。這個「我」，就是那個童貞，天真，那個不妥協於成人世界的我。小霍一直沒有消失，一直是一個有骨頭的人，但是他卻在另一個層面被世界抹去了。我父親去世當天晚上，他就趕到我家，還是那身行頭，那時候非常忙亂，我是個獨生子，都是朋友幫忙忙活，他來了，我給他一個活兒，就是扎一點出殯用的白花。我有個小房間，一張床，一個書桌，他就坐在床上扎白花。等我忙到快天亮，開啟門，發現他已經紮了一整床的白花，而且還在扎。我的眼淚一下子冒出來了。我父親朋友非常少，不需要那麼多的白花。
講到這裡，我忽然想到，我從小到大，一路走過來，從學生，到職員，到作家，身邊走失的人太多了，有些是沒辦法，像我父親，生了病，一點辦法沒有，有些是自己眼睛盯著前路，沒有看旁邊的人，就這麼失去了。再後來，他家搬了家，他得了憂鬱症，就失去聯絡了。後來有一天我媽在路上看見他媽，回來跟我講他的境遇，非常不好，我當時沉迷於寫作，沒有特別在意，下意識可能還是跟小時候一樣，怕麻煩吧，我能幫他什麼呢？生活不都是自己過的嗎？現在想起來特別後悔，可能我是個沒骨頭的人吧，我一直在變，在謀求肯定，在嚮往更上一層樓，我真的失去了很多東西，現在擁有的東西很多都是一個空樣子，我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使用自己這點手藝把這些記憶，某些痛苦，某些失去變成某種能讀的東西，留下一點心靈的軌跡。人都很難改變自己，可能我就是這種命運，這種命運也非常痛苦，是一種分裂症，但是我只能接受，或者說只能生活在這種幻覺裡，不斷地丟失，不斷地激勵自己，形塑自己，往前走去。從另一個方面想，不可能每個真心的朋友都能一起走一輩子，人也確實沒有這個能力，如果沒有更迭，人生實在太過腫脹，這可能是人生的達爾文論，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事情。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像我一樣，應該面對點點滴滴真切的感情，並且勇於付出，不要去盯著別人的不好，不要輕易相互遺忘。
關於冬天的骨頭，關於這個題目，我最後想說的是，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就像冬天會來臨，在我們東北，一下子就接近四個月，我們有句老話，叫三九四九，棒打不走。這完全不受控制，但是我們可能選擇多長一點骨頭，內心裡某種堅硬的東西，即使在雪面上奔跑，摔兩次也沒事，不會骨折爬不起來。說實話，我一直不覺得，世界有什麼完美的生活，人這種東西，很難如意，但是底線是絕不能散架，不要虛無，虛無真的比痛苦更沒出息。對於我來說，這個骨頭就是我的工作，我所收穫和付出的愛，這些東西支撐著我，賦予我生活的基本形狀。對於大家，我覺得因人而異，應該都能找得到，然後扣緊釦子去穿過風雪和寒冬。我就講到這裡，感謝大家。
2017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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