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民治·新城市文學》寫的創作談。這個刊物是民刊，主編為裴亞紅老師。所謂民刊，即沒有刊號，也不許售賣的文學刊物，只能在小圈子內流通。不過《民·新》一直辦得很好，所採用的稿件品質很高，那陣子只要寄到，我都會馬上開啟看。《民·新》的稿酬也較一般期刊為高，且不耽誤在其他地方發表，等於是像我這種自由寫作者的額外收入。這個刊物現在換了主編，據說也發舊體詩了，我再沒收到過。
這兩篇小說，寫作時間相距很遠，大概兩年，現在回頭去看，好像左手和右手寫出來的區別。《安娜》寫於2011年，我二十八歲，在小說上剛剛有點企圖心，憋口氣寫了個長篇，九個人物從四面八方走來，又向著四面八方失散。《安娜》是其中一個，寫得最快，幾乎沒改，就去寫一個人。過了一年，翻出舊稿來改，發現當時確實真心想要寫好，所以寫得不好。改來改去，只有《安娜》改得最少，發覺這是一個短篇，於是從中拎出來，當做短篇來改，才終於改了幾遍，成了現在的模樣。我愛安娜，她由我臆造，可是吸納了我真摯的愛情，她是我寫過的一些女性人物的胚子，好像酒的原漿，用一口大缸埋在地裡，回頭在上面蓋了一座酒廠。我還沒有信仰，常感宇宙之殘暴，惡的毒液注進人的身體，有人試圖用一生去擠，有人把它聚在舌尖，給摯愛的人深情一吻。在有毒的土壤裡，在惡的濁水旁，也可長出小花，那花如果有那麼一點美麗，就值得去寫一寫。證明在黑暗裡穿行的人們曾經有過幾刻的閃耀，用得上文學。
《大師》寫於2013年，我三十歲，希望能一直寫小說，事情就有些棘手，人生大事的錢東挪西湊，總算有了著落，每個細節也都敲定，一塊石頭落了地，至少能夠看上去體面一些，有的時候體面是一種苦刑，也是一種福祉。在大事的前幾天，我一口氣把《大師》寫完，有人說阿城的《棋王》珠玉在前，棋的事兒也許不那麼好寫。我覺得雖有高峰聳立，到底是別人的高峰，自己在自家院子挖些土，堆一個土丘，到底是自己的土丘。《大師》寫了一種生活，也許是獻祭，或者是別的，總歸是一種人的生活，不是大多數人的生活。我的父親活得不算長，可是已經贏得了我的尊敬和思念，他極聰明，也極傻，一生匆匆而過，幹了不少蠢事，也被少數幾個人真正愛著。沒有人知道他。《大師》不是為他做傳，因為完全不是他的故事，但是《大師》某種程度上是我的決心，我希望能把在他那兒繼承下的東西寫在紙上，如果我和他一樣，無聲無息地做著自己的事，然後結束，那也不錯。只是曾經抵達過的靈魂的某個地方和為此流過的血，自己不應當忘記。
想起抗戰時期日本人打進某城的時候，有一群伶人穿著戲服，扮成秦瓊關公騎著戰馬去抵抗，真是滑稽的人。我希望我們都來做滑稽的人，那也許同時也是一件相當牛逼的事。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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