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有一個隨身聽，深藍鋁殼，款式過時。每日沿貼沙河散步，他就公放音樂——都是幾年前他自己用口琴吹的旋律，蘇聯歌曲。除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還有《喀秋莎》《紅梅花兒開》等。他不喜歡《三套車》，說曲調太悲涼。

父親按下關閉鍵，音樂戛然而止。靜闃環繞上來，慢慢地，我們才重新聽見自然界正常的聲音。大風逆向吹來，捋過耳膜時如一聲聲悶鼓。父親走得很慢，我想扶他，但他推開了我的手。父親問：「怎麼樣？」

「我把家裡的櫥櫃都翻了一遍，沒找到哪兒藏砒霜的。也跟了雅紅幾天……」趁著單獨散步，我本就想把情況告訴父親。

「我是問口琴吹得怎麼樣。」父親不自覺緊張起來，似有一根暗繩，猛地抽束他全身。見他如此，我也沒再談論音樂。我們默不作聲走了一陣，父親終於又問：「你看見她和什麼男人在一起嗎？」

「沒有。」我往跟蹤的回憶裡確認了一遍，對父親說，「她喜歡在每家店裡待很久，對著展示櫃反覆看，有點奇怪。但我跟了幾次，沒見什麼人和她一起。」

父親低著嗓子「嗯」了一聲。河道似進入景觀地帶，親水平臺替代了此前的圍欄。再往前，豎著幾塊立面水波紋護欄，上面刻了蘇軾遊望海樓所作的絕句：沙河燈火照山紅，歌鼓喧喧笑語中。近黃昏，西側有橙色的光斜來，把湖面染得神秘莫測。

「我不相信她，我從來都不信她。」父親忽然快速地說，「她這個人很情緒化，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我一直有點怕她。」

「那怎麼結婚了呢？」

我思忖著和雅紅相處中的彆扭之處，不管投毒是否為無稽之談，雅紅都是一個過於孤獨的人——那些對外表的悉心維護，那些懷藏目的的取悅，還有看不見的盤算，對於尚未發生的遭遇的種種預防，或許她也在擔心衰弱、失控、再次被拋棄。這點恐懼，足以讓她變得兇狠不可測。

「我沒別的選擇。」父親嘆氣，帶有一種山雨欲來的低氣壓，緩緩說，「當時沒錢，沒地方住，生意也做不下去。想想來杭州是個重新開始的機會，‘重新開始’，聽上去多好啊。」

父親恍惚地繼續說著，絮絮叨叨：「有時候，我懷疑是自己的問題。我也不相信上海的親戚，手足兄弟，為點利益就斷了聯絡。我十九歲到廬山，後來又去九江、上海、杭州，沒有哪裡算得上歸宿。周圍一起玩的人，換了又換。在九江的時候，別人都回去了，我因為結了婚不能走。廠里老師傅勸我，我還記得他怎麼說的：人之所以想不開，是因為他們總是把當下所在的地方看成終點；要往前看，以後路還長。但現在沒什麼路了，我每天都在想，大概自己離死不遠了。這輩子渾渾噩噩，到底做過點什麼呢？每次都弄得一塌糊塗，是我自己的問題，怪不得別人。」

「也沒人怪你。」我寬慰他，聽見自己的聲音在湖邊消散，像出自另一個人之口——一個疲憊而無能為力的人，靠痛飲安慰劑，以對痛苦背過身去。

「其實還是在九江最安心，不過當時沒感覺。」父親嘿嘿一笑，「你小時候，我一直帶你出去玩的，你記得吧？」

只有長江邊那些模糊的畫面，人來人往，我們在一個嘈雜而開闊的避風港裡。忘記父親與母親之間的傾危，忘記同樣的困境還會迴圈發生。有一次，父親告訴我，年輕時他很喜歡晚春的黃昏，感覺世界正向無盡之處延展，野火燒亮每一道深淵。他說的想必是更年輕的時候——真正的年輕，你不會在意現實中暗藏的任何稜角，受傷也不過是諸多體驗的一種。然而，父親並未意識到，說這話時，其實他也正年輕，坐擁對人生走向的選擇權。

「我好久沒回去了。」我說。

「你媽身體還好嗎？」父親謹慎地問，多有猶豫。自從離婚以後，除了微薄的撫養費往來，父親從來不過問母親的事。只要不談論過往，就會有命運真的被重置的幻覺。

「挺好。她把房子賣了，現在和她二姐一塊兒住。」我說。

本以為父親會追問，或藉此表達對這段誤入生活的歉意，但他只是揹著雙手走路。忽而，父親伸手拍了拍我的背，說：「沒關係，至少你趕上了好時代，到處都是機會，好好珍惜。」

「那你們準備怎麼辦……你和雅紅。」我問。

「和她一分鐘都待不下去。」講完那些以後，父親似乎舒暢許多。這話說得輕描淡寫，像在開一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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