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回 給未來的遺贈

為《時間》寫下的筆記和樂譜

混合現實專案

在2020年《新潮》雜誌策劃的日記接力活動中,我寫下了以下內容:

12月3日(星期四)@tyo(東京)

做了噩夢,夢見自己在埃及的機場被攔下,行李被拆開,無法登機,像卡夫卡小說中那樣不知道我身犯何罪,回不了家。

12月4日(星期五)@tyo

做了全身體檢。結果很糟糕。明明我都沒吃對身體不好的東西,這6年裡也沒怎麼喝酒。

當時我並沒有詳細地記錄下來,但就是在進行這次全身體檢時,被告知癌細胞已經轉移到了肝臟。醫院希望我能做進一步的詳細檢查,但癌細胞轉移的事實太令人震驚,我無法立刻接受,所以當天先回家了。一週之後,也就是12月11日進行了再次檢查,結果卻被宣告「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只剩半年的生命了」。

然而,第二天我要進行鋼琴獨奏的線上直播。在我的一生中,從未像此刻這般如此切身地感受到自身「死亡」的迫近——在這種狀態下,我迎來了演出當天。這場線上演奏會由真鍋大度率領的「rhizomatiks」團隊負責視覺導演。我和真鍋是在山口媒體藝術中心駐場製作《生命—流動,不可見,不可聞……》期間開始的合作,當時他負責作品的影像程式設計。在直播的影像中,畫面背景隨著我彈奏的曲子不斷變化,有時變成一個空蕩蕩的大廳,有時變成一個孤寂的灰色房間,有時又變成了一片廢墟之地。這些都是由「rhizomatiks」團隊即時合成的cg畫面。

獨奏時使用的鋼琴放置在一個360度都是綠幕的錄影棚裡,為了防止出現影子,從四面打過來的燈光把錄影棚照得格外明亮,由於還需要冷卻大量的攝影機和裝置,儘管直播時是冬天,棚內卻必須開著空調猛吹冷氣。那時剛接受了病情宣告的我,身處寒冷的錄影棚中,身心都冷到了極點,鋼琴獨奏又需要我時刻保持精神高度集中,一旦放鬆就全完了。如果有樂隊成員或者伴奏在旁邊,或是有背景音樂的話,我多少還可以鬆口氣,但鋼琴獨奏不允許我有一絲鬆懈。那天晚上的演奏曲目旨在回顧我的整個職業生涯,其中還包括theseedandthesower(1983)和beforelong(1987)等許久未演奏的早期作品。儘管處於最糟糕的狀態,我還是完成了演奏——雖然我已經不記得是如何彈完這15首曲子的了。當時在演奏會現場的,只有身為製作人的伴侶知道我的病情,並且她當時就已經做好了這可能是坂本龍一最後一次演奏的心理準備。

其實,這次鋼琴獨奏的直播可以說是「前哨戰」,隨後從12月14日到16日還有為mr作品拍攝的「正式演出」。我在早些時候就決定拍攝mr作品,而根據我的觀點——如果不能以可被人看到的形式彈奏,就不能算是練習,也就無法提升演奏的精度,所以後來在拍攝mr作品之前追加安排了鋼琴獨奏演出。mr作品是要永久留存的東西,我不能呈現半吊子的表演。但參與拍攝的人員眾多,當時我又還未向周圍的人透露我再次患癌的事,所以無法因為自己這邊的狀況在拍攝前夕更改日程。當然如今再回頭看,我在手術後體力下降的情況下很有可能是無法完成演奏的,可以說這確實是拍攝mr作品的最後時機。

我以前就對mr感興趣。現在,vr作品在媒體藝術界正處於鼎盛時期,而mr被認為是比vr更先進的技術。如果用動態捕捉技術記錄下演奏狀態,就可以通過裝置上的應用程式,隨時在現實世界中像全息投影一樣呈現出演奏的形象,甚至在我去世後,還可以與自動演奏的鋼琴結合起來,開一場虛擬演奏會。如果這項技術早半個世紀出現,或許卡拉揚「邊彈奏邊指揮」的演奏會也可以用mr再現。

發起這個專案的是製片人兼導演託德·埃克特,他在美國經營一家影像製作公司。他也是瑪麗娜·阿布拉摩維奇現實生活中的伴侶,其實他們首次約會的地方,就是我發行《非同步》後在紐約進行的同名演奏會上。也就是說,我在不知不覺中當了一次丘位元呢。託德在影像和藝術行業頗為知名,曾有一個世界知名樂隊向他諮詢是否可以為他們製作mr作品。託德拒絕了,並聯系我說:「作為粉絲,我一直以來都在追您的演奏,我一定要把它記錄下來。」他甚至曾為了觀看life的演出,特地趕來日本,看完再匆匆離開。

mr作品的拍攝與鋼琴獨奏的直播一樣,都是在全綠幕的工作室中進行的。我的臉部和手指上貼滿了動態捕捉用的標記,用了三天的時間,逐條錄製了《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和《遮蔽的天空》等代表作品的演奏。基本上,我們選擇了和「前哨戰」的直播演出一樣的曲目。在燈光炫目、眼睛發花的情況下進行演奏相當困難。另外,據說從這些採集到的資料開始製作實際的mr影像需要花費極大的精力。在拍攝中,為了避免鏡片反光,我摘掉了平時佩戴的眼鏡,還把頭髮壓得平平的,以免妨礙拍攝。後期為了把這些細節一個一個地處理到接近真實的我的形象,還必須追加製作cg效果。

由於三維影像製作的複雜性,進度比最初計劃的要慢,這部mr作品預計於2023年6月在紐約的新建文化設施「theshed」亮相。我也聽說之後它還會在曼徹斯特等世界各地上演。此外,kagami(日文「鏡」的羅馬音)這個標題的寓意是,這部作品作為我身體的倒影和映象而存在,同時也是在向塔可夫斯基致敬。我覺得在接受絕症診斷之後,我能夠完成鋼琴獨奏演奏會和mr拍攝是很了不起的,但同時也想正是因為有了這兩件工作,我才能夠在絕望中打起精神,繼續活下去。

向孩子們坦白

一年的年頭和年尾我一般都在日本度過,從某個時期開始,在過年時和孩子們聚餐也成為我的習慣。平時大家都住在不同的地方,但至少每年都有一次聚在一起的機會。2020年年底,我也與孩子們及他們的家人聚在了一起——雖然有一個孩子當時在美國,無法參加。現在我還有一個孫子和一個外孫女,成了名副其實的「爺爺」。我想趁這個機會說出實情,便坦白了我現在的情況。當開口說「我有件事情要跟大家說」的時候,我就感覺到了本來熱鬧的氣氛一下子冷到了冰點之下。我也很難受,但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事。我總不能一直保持沉默。總之,這一年年底我真的非常沮喪,唯一的好訊息是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喬·拜登擊敗了唐納德·特朗普。

儘管如此,自從向孩子們坦白了我的病情之後,我的心態也一下子發生了轉變,開始相當冷靜地預演死亡,去考慮許多具體的問題。如果在日本接受治療,一直住在酒店裡也不是辦法,那麼住宿問題要如何解決?如果我很快就死了,應該給誰發訃告?葬禮應該以什麼形式進行?……如果不提前決定好這些細節,可能就會發生違揹我意願的事情。在我還活著的時候,回顧從《音樂即自由》出版後到今天為止的活動,留下這個口述記錄,也在我的考慮範圍內,是必須提前做的事情之一。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我的伴侶毫不拖泥帶水地為我做了安排。她是個性格很剛毅的人。在我積極參與反核運動時,曾經有人說:「說不定日本政府盯上你了,會派刺客來殺你。」對此,我的伴侶卻說:「要是你真的被暗殺了,公眾輿論就會馬上倒向支援反核,那也不錯啊。」——她就是會說這種話的人啊。

接下來在2021年1月14日,新年伊始,我接受了開篇提到的那場大手術。其實,我當時並沒有打算向公眾公開我的病情。然而,正好在我進行手術的時候,某體育報紙不知道從哪裡得知了我的病情,準備以「坂本龍一,重病!」為題進行獨家新聞爆料,並向相關人士打電話確認。因此,為了防止錯誤的資訊流傳出去,我的事務所緊急決定釋出一份宣告,公開我再次患癌的事實。當然,我本人當時正在全身麻醉之下沉睡,完全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

在中國的大規模展覽

住院期間,原本已經定好的工作在我不在的情況下繼續進行著。其中一個是在中國北京的私人美術館「木木美術館」舉辦的展覽。2018年,在韓國首爾的「piknic」舉辦的「ryuichisakamotoexhibition:life,life」展覽的開幕式上,來自北京的一對年輕的美術館主理人夫婦特意前來,詢問說:「是否可以在我們的美術館空間裡,舉辦這個展覽更大規模的版本?」這個與美國前總統喬治·沃克·布什也交好的富家公子哥娶了模特般漂亮的網路紅人作為妻子,他們是在往昔的中國難以想象的現代夫妻。男方開歐洲豪車,向女方求婚的時候說「如果你嫁給我,我會給你買一輛紅色法拉利」,對方卻回答說「我不需要車,為我建一座美術館吧」,最後他真的為妻子建了一座美術館。我聽他們講了這樣一段玩笑般的故事。

我覺得這很有趣,也對他們的提議感興趣,但他們的活動還是隻像是有錢人的消遣。也因為如此,「木木美術館」在中國藝術行業名聲相當糟糕,我甚至還收到了熟人的忠告:「如果在那種地方開個展,你的聲譽會受到影響哦。」——那我就親自去看一下再做判斷吧。與他們相識後不久,我便去了北京實地考察。但如果由他們招待,我就不能在關鍵時刻拒絕,所以我決定自己承擔這次的旅費。上一次我去北京還是20世紀90年代在那裡舉辦演奏會。它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和我記憶中不同的城市,只看機場就比成田機場大十倍以上。不知不覺間,這座城市已經突飛猛進地發展起來,讓我大吃一驚。

「木木美術館」位於中國最大的現代藝術區之一——798藝術區,這個藝術區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工廠遺址上建成的。藝術區佔地廣闊,裡面有上百家美術館、畫廊和餐廳。如今「木木美術館」有兩個場館,但那時只有最早建成的場館在使用,新館位於北京市中心,美術館主人表示想在那裡舉辦我的展覽,當時那裡仍在施工中。新館建築的外部已近完成,但內部還在裝修,他們向我解釋說這個空間既可以作為「白盒子」,也可以作為「黑盒子」使用。

和美術館主人夫婦詳聊後,我很快就意識到,戴著一枚巨大鑽石戒指的妻子晚晚非常優秀。她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之後在紐約的知名畫廊實習,她的高才生背景也讓我覺得,不愧是會跟結婚物件要一座美術館的人啊。另外,當我問到我的一些作品是否會因為題材而不能在中國展出時,他們表示「的確如此」。但他們也提出了「可以通過作品本身傳達自由精神的可貴」這個很好的折中方案。我認為他們值得信賴,於是決定把展覽交給他們負責。

這個名為《坂本龍一:觀音·聽時》的展覽最終定在2021年舉辦,不巧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和我住院治療的影響,我無法前往現場。因此,我委託包括裝置藝術作品的共同創作者高谷史郎和策展人難波祐子等在內的12人團隊從日本前往北京搭建場地。那時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相當嚴格,高谷等人無法直接從日本乘飛機前往北京,需要先在大連線受入境隔離。在這段時間裡,他們在酒店房間裡足不出戶,還需要接受核酸檢測,三週以後確認核酸陰性後才最終獲准進入北京。是我讓他們這麼辛勞,十分抱歉。

幸運的是,「木木美術館」的工作人員非常優秀,中日團隊之間實現了奇蹟般的合作。我認為這是涵蓋了我主要裝置藝術作品的、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次精彩展覽。《生命—流動,不可見,不可聞……》這件作品之前是將9個水槽懸掛在天花板上,這次由於場館空間廣闊,特別為展覽製作了一個12個水槽的版本。整個展覽可以讓人體會到聲音和噪聲,甚至是聲音和靜寂之間的界限。當時別說海外旅行了,國內的活動也受到限制,因此只有居住在北京的人才有機會去觀看展覽。即便如此,我聽說在近五個月的展期中,有近10萬人參觀了這個展覽。2023年的夏天,在成都即將開幕的「木木美術館」新館中,會舉辦更大規模的展覽《坂本龍一:一音一時》。

《時間》

2021年6月18日至20日,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我和高谷史郎共同執導的劇場作品《時間》舉行了公演。2019年和2020年的「京都會議」都是為了這部作品而組織的。我前面提到過,在完成《非同步》後,我直覺上感到在這座山的另一側還有更高的山。

當時我腦海中閃過的就是在表演和裝置上沒有明顯界限的舞臺藝術,因此在還沒有確定要在哪裡演出的情況下,我和高谷一起開始了準備。後來,我們有幸被「荷蘭藝術節」邀請作為2021年的聯合藝術家之一參展,於是決定在那裡舉行《時間》的首演。

《時間》可以說是受能樂影響的音樂劇,我們邀請了舞蹈家田中泯和笙演奏家宮田麻由美參演。舞臺上鋪滿了水,背景螢幕展示了高谷製作的「夢境」影像。田中泯試圖開闢一條直通的道路來涉水,他象徵著人類。宮田則手持笙,輕鬆地穿越水域,她象徵著自然。這部作品沒有顯而易見的劇情,如果要揭示結局的話,就是田中泯扮演的人類試圖征服水,也就是自然,但最終被大洪水吞噬而死亡。我想要描繪人類和自然的神話。除了試圖開闢水中道路的場景,還引用了夏目漱石的《夢十夜》和能劇《邯鄲》等作品的片段,以及「莊周夢蝶」的典故,並讓田中泯朗誦了這些文本。

武滿徹先生曾在《時間的園丁》中寫道:「我想造一個如同無盡的時間一般的音樂花園。那是一個對自然充滿敬意,也充滿謎題和隱喻的時間花園。」簡單地說,他試圖創作出像無限的時間一樣的音樂,但我想在《時間》中表達的是,與武滿徹先生相似卻又不同的「時間是幻覺」的資訊。我以「時間」為題,又故意挑戰了否定時間。那麼,為什麼要描繪「夢境世界」呢?因為在夢中,時間這一概念的特徵被破壞殆盡:在《邯鄲》中,追求頓悟的男子午睡了5分鐘,但在夢中,50年彈指間過去;在「莊周夢蝶」的典故中,哲學家莊周打了個盹兒,卻漸漸分不清是莊周做夢化成了蝴蝶,還是蝴蝶做夢化成了莊周。我想表現的就是這樣一個夢和現實無法區分的世界。

在發現第二次患癌之前已經確定了作品的概念,但作品實際完成的過程,我只能在病房裡遠端參與。當然,我也不能參加在荷蘭的演出,只能在網路上默默觀看。即使只是看著畫面,我也感覺到一小時前發生的事情彷彿只在一分鐘前發生,某些瞬間又似乎在反覆出現,很有意思。至少我通過這個舞臺體驗到了一種與現實世界不同的時間體驗。不過即便如此,我仍然有所反思。劇作仍然被束縛線上性時間軸上,這是事實,而我真正構想的是,每天上演的作品的內容和長度都會即興更改。因此,在今後世界各地將要進行的《時間》的演出中,我認為可以借鑑約翰·凱吉所重視的「機遇操作」,把寫有數字的紙片放入帽子中,在公演會場抽選相應場景進行演出。但是這樣做需要有相當充分的準備,否則很難順利進行,也會給演員和燈光師帶來很大的負擔。

最強大的支援體系

2021年上半年反覆接受手術和住院期間,我心裡總是想著要為網飛的動畫劇集《例外》做點兒什麼,這是我在2020年開始的工作。該作品共有8集,需要3個小時左右的配樂,相當於幾部電影的原聲音樂的量。在這一年年初接受手術之前,我已經完成了4集的音樂創作,剩下的部分需要在夏季交付。考慮到自己的體力無法支撐我單獨完成全部的創作工作,我也同時在尋找代替我的人選。然而奇妙的是,儘管我虛弱地坐在病房的沙發上就已經十分勉強了,當我創作音樂時,卻能忘記疼痛和不開心。所以儘管每天只能維持幾個小時的專注力,我還是堅持著在9月完成了最後一集的原聲音樂創作。我看起來吊兒郎當,責任感卻非常強。

接下來,我因為之前收到了作為服裝設計師和commedesgarçons副總裁的渡邊淳彌先生的委託,為他的同名品牌「渡邊淳彌」製作了2022年春夏女裝系列走秀的音樂。在這一季中,渡邊淳彌以「亞洲的鄉愁」為主題,釋出了包括中國風夾克在內的款式。為了配合這個主題,他希望我能夠重新演繹ymo時期的樂曲《東風》。考慮到這將在時裝秀上播放,我先是創作了一個稍微融入了節奏的版本,還覺得這個版本做得很不錯,沒想到發給他之後卻被駁回。原來渡邊先生腦海中的畫面是一條涓涓細流匯成的大河,我的改編不符合他的設想。當然他當時還不知道我的嚴重病情,所以也沒辦法,但我可是消耗著自己的生命在盡力完成工作,會覺得很煩躁。我一邊嘟嘟囔囔地抱怨,一邊又不得不根據渡邊先生的意願,製作了更為鬆弛的編曲。讓我有點不甘心的是,從客觀的角度聽起來,後來製作並被採用的版本確實更優秀。在製作電影配樂時,這種情況也時有發生。

經過多次諮詢之後,我決定將在日本的癌症治療主要委託給東京某大型醫院負責。直到現在,我仍然很感激我的主治醫生和其他醫護人員。除了主治醫生,我還向另外兩位專家諮詢個人的身體狀況。其中一位是若林理砂,我是通過甲野善紀認識她的,她在甲野的道場練習武術,平日從事針灸治療,當然對武術也很有研究。自從我在2014年被診斷出口咽癌以來,她就從替代療法的角度提出了許多意見,並給了我不少有關飲食療法和中藥的建議。另一位,我們姑且稱他為「k先生」吧,他是一位移植外科權威。我叫他「黑傑克」,但他其實有行醫執照,這一點與漫畫是有區別的。如果我對醫院的病情說明有不理解的地方,他會根據資料和影像給我詳細解釋。確切地說,他並不是我的主治醫生,卻是為我提供第二診療意見的重要人物。從心理上說,他是「另一位主治醫生」般的存在。令人感激的是,若林和k先生每天都會關心我的身體狀況,並根據當天的體溫和症狀,從各自的角度給出具體建議。包括會隨時通過郵件應答的醫生在內,自罹患癌症以來,我同時獲得了西方醫療和替代療法的強有力支援,也一直堅持治療。

烏克蘭的伊利亞

正當我迎來2022年,慢慢習慣這場曠日持久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抗癌生活時,又發生了另一件令人震驚的事。2月24日,俄羅斯入侵了烏克蘭。誰承想還活著的時候,我又目睹了一場新的戰爭的開始呢?而且根據報道,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軍事入侵。我不會贊同美國和其他北約國家是好的,俄羅斯是壞的這種簡單的二元論,但俄羅斯以絕對優勢的武力侵略主權國家烏克蘭的行為是絕對不能被容忍的。同時,我會反省我們是否像現在關心此刻的烏克蘭人一樣,也關心著每天在敘利亞、葉門、巴勒斯坦等地處於生命危險中的人呢?

一邊祈禱著暴力能夠儘快停止,一邊通過cnn等媒體追蹤烏克蘭的局勢,其中一段影片深深打動了我。那是住在基輔的年輕小提琴手伊利亞·邦達連科在地下掩體裡演奏烏克蘭傳統民歌的畫面。與他產生共鳴的來自29個國家的94位小提琴手很快也加入了演奏,演奏影片也被上傳到了youtube上。那是一段非常令人動容的音樂,讓人聽了為之落淚。在這樣的背景下,年僅20歲的伊利亞引起了我的注意,而這時美國作曲家朋友基思·肯尼夫突然聯絡我,說:「我們計劃要製作一張支援烏克蘭的慈善專輯,你可以參加嗎?」更奇妙的是,他還問我:「要不要和伊利亞一起?」我們有段時間沒聯絡了,所以這種巧合讓我很吃驚。

我欣然接受了邀請,為伊利亞寫了一首小提琴和鋼琴協奏曲,併傳送了樂譜。伊利亞收到樂譜後,在地下掩體裡演奏了這首曲子,並用iphone錄製了音源發給我。然後我在他的演奏中加入了背景音樂,完成了《給伊利亞》(pieceforillia)這首曲子。在這首曲子裡,我引用了烏克蘭國歌的一段旋律,對我來說這也是非常令人滿意的工作。實際上,我不知道4月末發行的收錄了這首曲子的專輯能對支援烏克蘭有多大貢獻。從收益的捐贈金額來看,可能微不足道。但對我來說,處於困境中的伊利亞用美麗的音色認真彈奏了我寫的曲子,已經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了。

即便沒有去過某個國家,只要認識那裡的人,那裡就不再是陌生的。對我來說,伊利亞是讓我與烏克蘭建立聯絡的重要人物,我還沒有見過他,但我可以稱他為朋友。當然,這也不是說如果在那裡沒有認識的人,烏克蘭問題就與我無關。我想,無論在世界的哪個地方,當你能想象出在那裡生活的具體的某個人的面孔時,你看待新聞的方式就會完全不同。從某個時期開始,我就不在意有人譏諷我參加社會活動是「炒作」了。當然,我內心會吐槽說「如果只是為了出名,我才不會幹這麼麻煩的事呢」,但不會明確說出來。

我心境發生變化的契機,是參加了20世紀末由u2樂隊主唱保羅領導的「慶典2000」(jubilee2000)運動,該運動旨在消除非洲最貧窮國家的對外債務。當時,布萊恩·伊諾拜託我:「你來做日本的代表吧!」我改變了之前避免發表社會性言論的方針,加入了這個運動。在日本,藝人等發表政治言論還是會引發民眾反感。但從那時起,我就覺得「如果自己有名氣,倒不如積極地利用它」。並且我想即使有人批評我偽善,但只要真的能讓社會稍微變得好一點,就足夠了呀。我對環保和「3·11」東日本大地震後的活動都是基於這種信念。一旦決定去做,就不會輕易退出。

日本東北青年管弦樂團

在這樣的社會活動中,有一項是由「兒童音樂再生基金會」發展而來的「日本東北青年管弦樂團」。再生基金會的活動進行了三年之後,大家都覺得相識不易,想要一起做更多的事情,於是決定在日本東北受災地區招募孩子們組成管弦樂團。令人吃驚的是,參加招募的孩子特別多,以「琉森音樂節·新方舟·松島2013」音樂活動為契機,由此組成管弦樂團的孩子們開始每年3月在東京和日本東北地區各地定期舉辦演奏會。樂團成員是來自巖手、宮城和福島三個縣的小學生到大學生,如有因為考試或升學產生缺員,會隨時招募補充成員。這個樂團現在已經發展成一個約有100人的大家庭,其中一些孩子有過被海嘯的泥水吞沒家園和樂器的痛苦經歷,也有一些孩子是在震災後出生的,完全沒有地震的記憶。他們都出生於日本東北地區,但每個人的背景都各不相同。

我作為樂團的音樂總監,一直關注著他們的活動,有時會請作曲家藤倉大開設工作坊或參加孩子們的集訓營。在學校的社團裡,後輩們對哪怕只比自己大一歲的前輩也要小心翼翼地顧慮其感受,然而在這個管弦樂團裡,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成員們也會參加當地社群的其他樂團,但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像日本東北青年管弦樂團這樣沒有等級關係的集體真的很罕見。」孩子們不是在遵守由某個人制定的規則,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氛圍。看到小學生和大學生用平輩語氣並肩交談的場景,真讓人欣慰。從這個管弦樂團成立之初,我就一直想要為他們創作一首特別的新曲子。

我的想法在2020年年初以交付《此刻時間在傾斜》樂譜的方式實現。然而,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日本東北青年管弦樂團2020年和2021年的定期音樂會不得不取消。經過兩年無奈的活動休止後,他們終於可以在2022年3月舉行音樂會,《此刻時間在傾斜》的首演計劃也確定下來。這首曲子使用了通常很少見的11拍。因為這個管弦樂團是在「3·11」東日本大地震之後誕生的,出於悼念之意,我堅持要使用數字11。

此外,我還想讓樂團的每個成員都有展示的機會,因此特別設計讓各個部分都有所表現——在創作曲子的時候,孩子們演奏時的臉就一直浮現在我腦海中,我也非常想實現這一點。然而,11拍對誰來說都不是熟悉的節拍,因此很難掌握節奏。如果只是機械地數11拍,就會產生偏差,因此在曲子結構上,我們將絃樂器的節拍分為「4、4、3」,管樂器節拍分為「3、3、3、2」,考慮了每個部分都能組合成11拍的節奏。結果,對孩子們來說,這首曲子變得相當複雜。因為是我寫的,我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儘管如此,在演出前夕的合宿期間,我使用zoom對孩子們進行了遠端指導,在3月22日於盛岡舉行的公演中,他們成功地演奏了《此刻時間在傾斜》。我是線上觀看的轉播影片,他們的演奏真的非常精彩。這是因為孩子們無法聚在一起時,也都在各自努力。3月26日,樂團還計劃在東京的三得利音樂廳舉行演出,我也希望能去現場。由於健康狀況,我無法保證當天一定能出席,但幸運的是,那天我感覺狀態不錯,如願到場參加。對我來說,經歷了新冠肺炎疫情和癌症治療,這也是我自沖繩音樂會以來,暌違兩年後第一次有機會出現在舞臺上。《此刻時間在傾斜》的結尾以11聲鐘聲作為壓軸。我在舞臺一側聽著這些鎮魂鐘聲響起,心中百感交集。這首曲子整體上給人一種黯淡、壓抑的印象,但我想在曲子的最後,還是成功地讓微弱的光芒發出了迴響。

這次樂團在東京演出的第一部分,包括歷經兩年時間籌備的《此刻時間在傾斜》的演奏,以及吉永小百合的朗誦會。吉永和我都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的事件。吉永朗誦了祈禱和平、悼念沖繩陣亡者的詩歌,我則演奏了以長崎為背景的《如果和母親一起生活》的主題曲——這是應她委託創作的電影原聲音樂。

在第二部分,樂團與成立於「3·11」東日本大地震後的「連線合唱團」一起,演奏了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也就是「第九」。正如岡田曉生在《音樂的危機:〈第九交響曲〉不再能唱的那一天》中所述,「第九」成為新冠肺炎疫情時期大家最想避免演奏的曲目。這首曲子的演奏陣容龐大,光是上臺的人就有100名管弦樂團成員和60名合唱團成員。儘管如此,考慮到演出者和觀眾也許會從這場演出中找到某種意義,我們仍然決定進行70分鐘以上的盛大演出——當然是在所有參加人員都進行核酸檢測並確保結果陰性的情況下。我想,即使在疫情大流行的情況下,人們也需要品味演奏音樂的愉悅和興奮。

d2021的夥伴

我在「3·11」東日本震災後的活動發展出的另一個專案是「d2021」。在我的呼籲下,2012年開始舉辦的以「反核」為主題的音樂節「nonukes」,後來幾乎每年都在舉辦。持續舉辦這個活動的意義毋庸置疑,但隨著演出者和演出內容逐漸固定,也開始有些落入俗套。而且除了核能問題,日本社會還出現了一系列需要思考的問題,例如安倍晉三政府推進的安保相關法案、大規模生產和消費模式的侷限性以及歧視、貧困和分裂等。因此,我在「nonukes」的活動以2019年的音樂節為節點告一段落,讓搖滾樂隊「亞洲功夫世代」的後藤正文、前sealds成員奧田愛基和哲學研究者永井玲衣等年輕一代接手運營。

當時,我對柄谷行人在《世界史的構造》中提出的「交換樣式d」這一概念非常感興趣。根據柄谷的說法,「交換樣式a」是贈予和還禮的互酬,「b」是服從與保護下的掠奪與再分配,「c」是貨幣與商品的商品交換,而「d」是「a」在更高層次上的交換方式。這個概念充滿謎團。他在最新的一本書《力與交換樣式》中也提出「d」是來自彼岸的一種帶有靈性的「神力」的觀點。不過與年輕的朋友們一起閱讀柄谷行人的文本時,我開始覺得這種「d」所代表的「聯合」(共同體)因為不那麼容易被定義,反而相當有趣。

因此,我們借鑑了柄谷的概念,重新創辦了一個名為「d2021」的組織,這個名稱包含了震災(disaster)十週年(decade)的寓意。我們也希望能夠去思索危機(crisis)和資本主義(capitalism)等「c」之後世界的存在方式。我們原本計劃2021年3月在日比谷公園舉辦一場大型活動,已經找到了贊助商並開始準備,但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擴大而被迫取消。我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d」,如抵抗(demonstration)、民主主義(democracy)、舞蹈(dance)、對話(dialogue)和多樣性(diversity),並且除了音樂現場表演,我們還邀請了能源、性別、教育等各領域的專家舉辦工作坊——原本計劃的活動很充實啊。有一天能夠實現就好了。

最近幾年和我交好的經濟思想家齋藤幸平,也曾多次參加「d2021」的線上談話活動。我是通過他用德文寫的博士論文——後來又用日文出版的《大洪水前:馬克思和行星物質代謝》知道他的。我本身參加過學生運動,之後也在柄谷行人著作的影響下閱讀過《資本論》,但在蘇聯解體後,由於日本社會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熱度消退,我首先對如今還有年輕人願意如此積極地研究馬克思感到驚訝。此外,他還具有非常現實的問題意識,試圖將馬克思晚年的手稿研究與現代生態學聯絡起來。書名中的「大洪水」也是對未來全球變暖導致海平面上升的隱喻。我自己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致力於環境保護活動,所以對他研究的問題非常感興趣,希望有機會能聽聽他的想法。

於是我在「臉書」上找到齋藤幸平的賬號,並用我的個人賬號聯絡了他。結果那條私信被誤認為是「‘山寨’坂本龍一」發的,一度被他無視。後來後藤正文告訴齋藤「那真的是本尊哦」,他才回復了我,我們進行了幾次對談。在我因生病治療無法主持radiosakamoto的節目時,他也曾擔任臨時主持人。齋藤在入讀東京大學後僅三個月就退學,拿到獎學金後,本科就讀於美國康涅狄格州的衛斯理大學——其實我的兒子也曾在該大學就讀。他倆在校期間沒有交集。對我的兒子來說,齋藤是稍稍年長的前輩。這所大學以通識教育聞名,實驗音樂大師阿爾文·盧西爾直到最近都還在這所大學任教,相當有魅力。也因為有這樣的緣分,我對齋藤很有親近感。

我和齋藤剛認識時,他還是大阪市立大學的教師,後來他於2022年春季移籍到了東京大學,並搬到了東京。他的伴侶是一位鋼琴家,在東京市區如果想租到一所足夠放置她的鋼琴的房子,房租應該會超過國立大學教員的薪資。我聽他說過這件事,還幫他找過房子,最終他好像還是放棄了。也有觀點認為「反增長論者還好意思找能放鋼琴的家,真是不得了!」,但在我看來,這樣的批評很荒謬。人活著不只是靠麵包。柄谷行人試圖從「交換樣式」的角度來理解世界,而齋藤幸平堅持從「生產方式」的角度思考。這種對比很有趣,我期待著有朝一日這兩位能認真進行一場切磋。

「蠢蛋一族」新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