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她是個聾子。她曾經問過我，雪落下的時候是不是會有聲音，我騙她說是的。到今天我們結婚已經十二年了，而我決定要離開她。

她現在正在街角的麵包房裡，那裡很暖和，人們也都認識她。她會在一小時後回到我們的公寓，帶著滿滿一盒子為今天這個紀念日特別定製的小蛋糕。她會回到家，把她的鑰匙扔進那個陶質的菸灰缸。她會把蛋糕放進她存放了許多罐頭食品的冰箱。她會詛咒我的遲到。幾個小時之後如果我還是沒有回家，她會變得更聾。

沙發上有一處很小的撕裂，我以前從來沒注意到過，一片羽毛像舌頭一樣伸了出來。這只是一個很小的裂口，但它毀了整個沙發，使整個公寓陷於一片混亂。菸灰缸空空如也，誘惑著我抽上一支菸。我的肺也空空如也，渴望著那分量的迴歸。

她每天都拉小提琴，而我現在要把它帶走。它是一七八三年在布拉格製作的。我的包和小提琴一起放在床上，互相倚靠著取得平衡，它們都在等著我帶著它們開始流亡生涯。無論何時，只要這把小提琴到了新的環境中，它就會跑調，好像它在演出前失去了自信一樣。她告訴我她的一部分秘密地生存在它那黑暗的軀體之中，在那楓木的琴脊之間遊走，被諧謔曲和快板所餵養。我就是為這個要把小提琴帶走。它正在床上斜靠著我的包。在它的內部，我妻子的一部分就像塵土那麼安靜。等待著復活。

我習慣於在夢與夢之間醒來時繼續安靜地躺著，街上沒有什麼車，非常冷，冷得房子和車上都結上了一層蒼白粗糙的冰。我躺在她的身邊，想象著血液的迴圈在她耳朵裡迴盪著的震動，對無可挽回的失聰的倒數計秒。

她現在正在看著胖胖的麵包師在小蛋糕上把糖霜擠成我們熟知的心形，那些蛋糕本打算在明天晚上跟我們那些膚淺的朋友一起分享。她並不膚淺，但她是個聾子而且很放肆。她曾經告訴我，她愛我是因為我是她唯一能聽見的東西。她能感覺到她的小提琴上每一根弦在雕刻好的琴柱上的顫動，但是我不一樣，我就在她裡面。我是浸透她秘密身體的每一根骨頭的一首歌，在那裡整個世界都不會徘徊和迷失。

麵包師正在把小蛋糕裝進一個粉色的盒子裡，然後他會用一條粉色的絲帶把盒子紮起來。麵包師知道她的名字，他有一本挺好的便箋本和一支筆，能把這一包東西的價錢寫下來給她看，並表達他的感激之情。我得在她離開面包房之前離開，否則我就會跟她碰個正著，這樣我就不得不再等一年。我得在她的鑰匙從她的手裡掉到陶質菸灰缸裡之前踏上去機場的路，帶著她的小提琴和我的衣服。

我已經把所有的照片都燒了，它們燃燒時發出細小的爆裂聲，引得煙霧探測器鳴叫起來，我馬上就把它給砸了。她不會需要這玩意的，因為她是個聾子，而且這玩意兒也就震動個一分鐘就完事了。

我要帶走她最心愛的一件禮服，我知道這會是個錯誤。我記得在我沉入夢鄉的時候，看著她在明日蜿蜒的觸鬚之間輕舞那件霓裳的樣子。那衣裙幻化成了連通當下與未來的一座橋樑。然後我們就一起無助地漂浮到了睡眠之中——冰在地板的裂縫間漸漸融化。

我寫下了為什麼我要離開的所有原因，我被對這世界的一種悲哀的力量所壓倒，因為我整天都沒有人可說話。我向孤獨的臣服是一個海洋，在那海洋下面我才能呼吸。

我們是在明尼蘇達相遇的，就在高速公路旁的假日賓館的大堂裡。我坐在她的對面。當侍者用一個托盤給她端上咖啡的時候，我意識到她是個聾子，她聽不到杯子碰撞的聲音。那聲音讓我想起我的母親，她總在廚房裡轉來轉去，在爐子上湯鍋和平底鍋產生的蒸汽間滑行。多年後她過世了，我賣掉了她的房子，注意到她的椅子在油氈地板上留下的溝槽，那是一種只有我能明白的盲文——一個母親的幾何學。

我定了一張去明尼蘇達的機票，我要租一輛車，開到我們初次相遇的那個賓館去。我要坐在那同一個位置上，而且要讀同一本書的同一段文字。在那裡我會等待她再次來找到我，這樣我們就能走上那個被我們留在身後並且已經遺忘了的方向。那是一幅還沒有被回憶染上顏色的畫布。

我的母親在柏林被一個納粹用槍擊中了腿部，成了殘疾人。四十年後，作為對油氈地板的一種回應，我寫了一本關於她的書，並且偶然地發現了一張射傷她的那個納粹軍官的照片。他的名字叫漢斯。

最近，我在浴室的窗戶上掛上了一張掛毯，把燈泡擰了下來。這是一次次看到我妻子的牙刷的那個畫面所引發的一個奇怪的舉動，那把牙刷放置在一個鉻做的臺子上。每次當我洗手或淋浴的時候，它總靜靜地盯著我看，挑戰著我那畏畏縮縮的勇氣。

如果某人在某天消失於從麵包房回家的路上，牙刷就會變成希望的一種象徵。

我會在夜裡醒來，摸摸刷毛，檢查下它是不是溼的。如果我能看見它黃色的背面，我就不得不再等一年。我想象著麵包房和蛋糕的畫面，幾乎能聞到黃油的味道，嚐到那一口熱乎乎的滋味。

那個導致我母親殘疾的納粹士兵名叫漢斯，他是我的父親，他們是一對戀人。她能活下來並最終來到美國的原因，是因為她懷著我。我是她的保護神，一個微小的被禁止的開端。我有一張他的照片，但從來沒拿給我妻子看過，因為我想她大概沒法理解為什麼我對此很驕傲。我繼承了他的禁慾主義，我繼承了他愛的能力。我們通過失去，聯絡在了一起。

廣場上連續響起劈啪的槍聲。頭顱們衝著溼漉漉的鵝卵石地面倒了下去。人們的鞋子都掉了。

我的父親。他閉上了眼睛。一輪又一輪的處決，男人，女人，孩子。然後理性瞬間抓住了他。他足夠快地睜開眼睛，放低了他的槍。

雖然這是事實：我父親把一顆子彈打進了我母親的身體；我還是喜歡這麼認為：因為對她的愛，所以那顆子彈憑直覺偏離了她的心臟。

人群變成了無法被辨認的屍體，我父親抓住了我的母親，把她帶到一個猶太聚居區，找到了一個全家正在捱餓的大夫。大夫給我母親止了血，把從我父親槍裡射出的那顆子彈弄了出來，連一個蘋果都沒有索要。在我開始想象聾是什麼感覺之前，醒著的我總是躺著想象母親在一列疾馳的火車上穿過嚴寒的德國時是什麼心情——那裡的山上滿布穿著深色制服計程車兵，抽著煙，思念著他們的妻子。我能想象出邊境的警衛細細察看她的檔案，然後用輪椅把她推到冰涼月臺上的畫面，裝滿了肉食、水果和紅酒的貨車陰鬱地從那些已經被極度的飢餓弄得麻木的人群面前開過。母親把一張她母親在花園裡的照片塞在了裙子下面，那裙子將我和一片被撕裂的大陸分隔了開來。

她在利物浦上船去紐約的那天，下著雪。那就是我怎麼知道我會娶一個正喝著咖啡的女人——一個問我雪落下的時候是不是有聲音的女人的原因。她把這個問題寫在她的一隻手掌上問我。

還有一些其他的謊言，在合適的情形下，也會是唯一的真實。

那一夜我們在賓館裡赤裸相擁而眠，肢體糾纏著肢體，出於恐懼和新鮮感，肌肉和骨頭緊緊湊在一起。雖然我知道她也可能會邀請那個侍者到她的房間，然後那人就會坐在我現在坐的地方，像我看著她這樣地凝視著她，可我不在乎。我想一直伸展手臂到她的背脊，讓她的背部變得完整，就像泉水在岩石的縫隙間結冰。第二天清晨下起了雪，她問了我那個問題。我想起了我的母親，所以我回答說「有」。我想把她的失聰從那個餐廳裡帶走，讓雪中的奇蹟成真。那一夜我去看她的演出。我聽她演奏了巴赫第一及二小提琴協奏曲，想象著我母親在愛利斯島改了自己的名字，然後掙扎著走向我的出生之地。

我學會了妻子用的手語。我們管它叫「手指的芭蕾」。直到她在帶著一盒蛋糕走回家的路上失蹤那天，我們從來沒有分開過一天。我想知道那些蛋糕後來怎麼樣了，它們有沒有被吃掉？誰吃的？那些蛋糕折磨著我。現在那家麵包房又開張了，它的燈光從孩子們臥室的窗戶下面一直照進冰冷的街道。

我父親在一九四三年秋天被一個十七歲的波蘭游擊隊員殺死了。他死的時候比我現在還年輕。我母親從來不說太多關於歐洲的事，雖然我能從她的故事裡描摹出她父親的樣子，在他的店被強行關掉之前，他是個賣腳踏車的。有一次，我把一個學校裡的朋友帶回家。他是在瑞士出生的，會說很流利的德語。我記得我把他介紹給母親，當他的嘴唇吐出那種語言，母親就哭了，他才剛開始說就停下了。

有些時候，語言是渴望的聲音。小型的波音飛機會是我從利物浦出發的輪船。小提琴是我的出境證件。

電梯在抵達大堂樓層時慢了下來，門開了，進來的是一個在這棟公寓裡住了六十年的一個身體不太好的俄國女人，她叫艾達。她把手放在我的袖子上，一副很擔心我的樣子。她想知道我最近應付得怎麼樣，我帶著小提琴是要去哪裡。她想知道，在過了這麼久之後，我是不是有什麼新的訊息。我告訴她我的妻子在麵包房裡買那些有著心形糖霜裝飾的小蛋糕，而我不得不在她回來之前坐車去機場。我告訴她今天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而我正要離開她。艾達哭了起來，放手讓我走，這給了我力量——父親的那種力量，他在冰冷的雨中抱著我母親沿著鵝卵石鋪就的街道，在陰冷高大、滿布一行行槍眼的房子中間穿行，在噩夢中跌跌撞撞地穿行。他的臉上有一道道血的痕跡，他的心臟因為恥辱而燃燒著。我能想象出他們是如何緊緊抓著彼此，雖然最後，他們還是永遠地失去了彼此。我能看見那猶太醫生急躁地找著母親腿上的子彈時他臉上的表情。我能想象出她離開的那夜，此後空虛感便一路跟隨著他。我想象著他關於母親的回憶，她倒下的軀體，她溼發的香氣，那一路穿過猶太聚居區鮮血留下的痕跡，雪花的飄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