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日子來我常常想起里奧，這晚當我給一輛要去倫敦的貨車分類打包的時候我又想起了他。倉庫裡很冷，我們撥出的水汽像鬍子一樣繞在嘴邊。辦公室上週發來了一箱手套，但我喜歡用我老硬皸裂的手抱著紙板箱的感覺。我已經為皇家郵政工作了快三十年。二十年前我開始不再說話的時候，曾以為他們會讓我走，但他們對我很好，十年後我就能退休了，那時我會得到一筆國家養老金，和一個簡單的歡送會。我挺喜歡我的工作，除了去海灘漫步之外，它是我離開房子的唯一的原因。
每個包裹都有它要去的地方，而它們的內容是個謎。偶爾我會發現一兩個盒子的地址是小孩寫的。我喜歡把這些盒子放到一邊，在我當的班結束之前先不發出去，這樣我就可以研究一下那些筆跡，把它們跟里奧的筆跡做個比較。小孩子的筆跡讓文字變成了使人疼痛和扭曲的媒介。自從失去了里奧，這些包裹對我來說都成了玻璃的碎片。
倉庫被分成好幾個區域。這裡沒有窗戶，有時候我會想象自己是在奧斯陸、孟買或者鹿特丹。外面，溼淋淋的威爾士山坡向一個方向延展開去，像苔蘚毯子下躲著的古老巨人。在另一個方向，陸地好像驚醒一般戛然而止。陸地停止的地方別的東西又開始了，大海一直向北方延伸著，直到開始封凍的地方為止，它像孩子抱著母親那樣依附著陸地。
泥跡斑斑的小型貨車從鄉村一路開進山谷。包裹會在最近的城市分好類，由這些貨車運來卸貨。每兩天，笨重的拖船會從這個倉庫軋軋地開向葛拉斯哥、曼徹斯特、倫敦和彭贊斯。
每個清晨當我在黑暗中走回家的時候，我都會想象著拖船的頭燈射進夜的深處的畫面。我愛那些包裹上的城鎮的名字，就像我愛那些在我家大門口分叉的地方盲目長出地表的不同種類的野草一樣。
幾百年前，這個村子的人只靠著打漁為生。在我的起居室裡有一本圖畫書，其中一幅畫上畫著穿圍裙的年輕女子們站在懸崖上，看著一艘船在峭壁上撞得粉碎。畫的前景，一道陽光照射在海水的表面。我沒法告訴你這畫是誰畫的，但是我能理解那道長長的光柱的含義是什麼，我能理解那種令畫出這些細節成為必須的悲痛。現在這個村子裡只有極少數人還在打漁。
儘管貨倉運輸比漁業提供的收入更穩定，可村裡的所有男孩還是做夢都想著出海。他們大開著窗戶，夢見自己的祖先坐在那種現在只能在瓶子上看見的船上。
有時我會沿著村子下面那怪石嶙峋的海灘走上一段。墨綠色的海水打上岸，我隨著巨浪抽打岩石的咆哮聲大聲地叫著。我花幾個小時盯著看石頭縫隙間小水窪裡的魚和螃蟹。我很好奇它們是否已經意識到自己被切斷了後路。我喜歡坐在冰涼的石頭上，直到潮水沒過我的鞋子，襪子吸滿了水，就像某種歇斯底里地拉著我的腳趾頭的生物。
清晨來臨，我結束當班，把自己卸貨的卡車數量記錄下來。三十年過去了，我一次也沒有弄錯過，因為對我來說，每輛車都像一個人一樣。就像小男孩一樣，我認為車子都是有面孔的。
我打好表，在休息室裡找到我的外套。桌子上有一個吃了一半的三明治。無上裝美女的日曆掛在一個更衣櫃的外面。那些女人看上去都很冷。她們的臉上掛著大大的微笑。照片也許能假裝出歡樂，但是卻從不能裝出悲痛來。
倉庫距離村子有半個小時的腳程，首先得穿過一條狹窄的鄉村小路，然後要穿過一堵厚厚的灌木籬牆，路過的時候有很多鳥兒會從它們築在籬牆上的窩裡向外瞧，最後再爬上山坡就能到村子了。夏日裡，野生的莓果便會取代鳥兒們的黑眼睛點綴在那裡。
再過幾個小時，黎明就會淹沒整個世界。我停下了腳步，靠在一根路燈的柱子上。我的左腿總是很痛，在冬天情況會更糟。聖誕節這會兒一切都很糟。
路燈的光線照在我的手上，把它們變成了彩色玻璃那樣的顏色。村子裡的教堂就有一扇壯麗的彩色玻璃窗。有時我會跪在那窗下，沉浸在那顏色中。當腿上的疼痛變成模糊的抽動感，我便繼續走了起來。一路上靴子底的小石子刮擦著混凝土地面。我想念秋天——當夏天承受著對自己必將逝去的宿命的回憶。之後是冬天。然後便是這奇蹟的季節，一切又會無畏地新生。
回家的路總是走得很慢，一排排石板瓦的房子閃爍著燈光。它們黑色的前額被明天的呼吸弄白了。窗簾從裡面拉上，擋住了外人的眼睛。
一隻鳥兒在路燈杆下單腳跳躍著，嘴裡銜著條圓胖的蟲子。我走近的時候它就飛走了。
我走過了街角的小酒館。即使違反法律的規定，村裡的酒館還老是開著，那少數幾個堅持下來的漁夫會在黎明前的一小時左右回到這裡，帶著一種漂浮在不能飲用的水上而生的乾渴。光線和歡笑聲一起潑濺到街上。我聞到了啤酒的味道，自動點唱機模糊的撞擊聲讓我想到了我的腿，而那讓我又想起了里奧。
霧氣籠罩了整個村子，白色的胳膊在街道上伸展開。狗兒們在廚房的後門叫了起來。
我以前總會進酒館去喝一兩個品脫。可現在我已經有六年沒進去過了。這些酒精對我來說都是沒用的。
二十年前，傑妮把里奧的東西都帶去了美國，我感覺到一種釋放。房子是如此寧靜，出於某種理由我開始想起我的母親，她在六十八歲那年死去。那是我和傑妮結婚的同一年。我母親在冰上滑倒，摔斷了髖骨，然後沒有任何預警地就在醫院裡死去，就像一本我以為永遠也不會讀完的書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