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一本題為《出軌》的小說集，卻看不到什麼玉體橫陳、魚水交歡的火熱場面，一絲可以跟荷爾蒙或腎上腺素關聯起來的淡弱氣息也聞不到——這本小說集選擇《出軌》一篇作為書名，或許原本就是預設了一個小小圈套。倘若讀者的感受不僅僅是生理意義上的失望，而是還有著不可名狀、一言難盡的心理層面上的失落，那就更是特雷弗所期望的了。
特雷弗筆下呈現的，正是一個失落的世界。
威廉·特雷弗生於一九二八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他被《紐約客》尊為「在世的英語短篇小說作家中最偉大者」。由於其短篇創作的成就，特雷弗還有一個名號：「愛爾蘭的契訶夫」。這一美譽固然無可厚非，但也未免有點過於順水推舟，有點敷衍偷懶。契訶夫的短篇，早期以幽默諷刺見長，後期則流露出明確的批判現實主義傾向；而特雷弗的作品，幾乎完全拒絕沾染上意識形態的任何色彩，對其筆下的人物，也根本無意做出道德評價或價值判斷。
《坐對死人》中的丈夫，一位失敗者，臨終之際還懷揣著在賽馬場上功成名就的可憐夢想，對妻子常年施以冷暴力，將婚姻變成一場黑暗幽閉的荒涼噩夢，連這樣的虐待狂角色都在死亡的溫柔簾幕下得到了庇護和諒解。布萊達是叛逆的「小鎮之花」，「散佈起流言或說起怪話來很會拿捏分寸，也懂得所有那些不用說出聲的花招手段，以此來表達她對老規矩的輕蔑和挑釁。長大一些之後，她開始塗用口紅；到了最後，她更是肆無忌憚，常常身穿印有扎眼粗口的t恤」（見《賈斯蒂娜的牧師》）；這位小太妹最終實踐了她t恤上的那兩個髒字「操我」，跑去都柏林為男人們的下半身提供福利，在麗翡河畔水岸碼頭這一傳統的站街勝地站穩了腳跟；出於對童年小姐妹的「友情」，她還打算把輕微智障的賈斯蒂娜也帶去入行。對於這樣的「失足女青年」，故事中的小鎮居民們，尤其是那位踽踽獨行、憂傷和感慨於宗教對世俗生活的影響力日益式微的神父，並未表現出太多的焦慮不安或戒備緊張；布萊達的t恤，在更大程度上是體現出了一種象徵意義，表明循古不變、寧靜但不免沉悶的鄉居生活形態已經受到了衝擊，動搖，乃至四分五裂。
類似的「畸零異類」，卻免於道德譴責或價值尺度衡量的，也包括《在外一晚》中的傑弗裡，這個四十多歲的商業攝影師籍籍無名，夢想出一本倫敦街拍畫冊，在婚介所登記參加約會的目的只是想找個不要錢的車伕兼打雜的下手，甚至還時不時地把女方誑進高檔飯館蹭蹭晚餐；還有一位因婚外情導致年幼女兒有意無意間殺人的富婆（見《孤獨》），拿輔導老師的綠帽子來為同學小女生之間充滿偷窺欲的八卦閒扯推波助瀾的羅絲（見《羅絲哭了》），以及那位「神經病」的餐館老侍應生——這個偏執狂對自己輕賤卑微的命運耿耿於懷，跟蹤與其只有著極短暫婚姻的前妻，反覆嘮叨生活對他的傷害，以臆想中的復仇來證明他存在的合理性，或者，僅僅是證明他的存在（見《在街頭》）。如果擴充套件開去，連《小生意》（見特雷弗另一短篇集《雨後》）裡趁著教皇親臨愛爾蘭、警察顧此失彼的機會去城郊居住區做點「銀行生意」的那兩個「流氓」或「花花公子」（小蟊賊們的自稱），也未曾在特雷弗的敘述中受到懲戒。
相比之下，契訶夫的小說文本中所承載的政治、道德關懷與生活理想訴求顯然要強烈得多。畢竟，特雷弗與這位俄國短篇巨匠所處的時代情境已經完全不同，社會生態的組織與執行模式也截然迥異。況且，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只要是與法律無涉，而僅限於道義倫理範疇的，英語世界，尤其是大家風範的不列顛子民，對此抱有的寬容度從來都鮮有能出其右者，因此，特雷弗顯得超然於道德焦慮之外，便是順理成章的了。
再來簡要談談特雷弗小說敘事的形式或技術問題。
在經歷了二十世紀前七十年現代主義與後現代派異彩紛呈、各顯神通的狼奔豕突之後，文學天地似乎又進入了秩序整合的階段；過往時代的一些傳統，同時也包括現代與後現代運動中積澱下來的諸多優良基因，被重新撿拾起來。全知全能的敘述視角在特雷弗這裡得到了恢復；場景、情節、故事和人物這些理性的小說美學要素也大致得到了必要的尊重。就敘事展開和推進的方式、人物構建和呈現的策略，或者整體文本的風格調性而言，特雷弗體現出相當比例的亨利·詹姆斯心理分析小說的特色，故事中隨時都會轉入對人物「最幽微、最朦朧」的內心閃念和情緒真相的提示、描摹與發掘，將人類的隱秘「激情和那些良知的微妙波動盡展無疑」（普里切特）。此外，其同胞喬伊斯的意識流筆法一定程度上也是特雷弗所接納的文學遺傳因子，不過，後者對於人物潛意識或無意識的捕捉及刻繪從未打算過要像喬伊斯那樣直接、深入、徹底、稠密集中和窮追不捨，比如《大票子》中女主人公菲娜腦海中閃現過的一串場景：「……教鞭的尖頭端以直線移動，……指點著將內布拉斯加與南達科他州區分開，……一邊指明它們加入美利堅聯邦的日期；……你聽著老師的講述，……你忘記了從法國手中購買的路易斯安那包括了哪些地方，……芍藥是印第安納的州花。唐納休成為糖果大亨的地方是威斯康星州的密爾沃基。」
而契訶夫的小說創作中則沒有任何現代主義的成分，還是依賴對話、人物形神動態的白描、矛盾衝突的設計與發展，以及誇張的戲劇化高潮片段這些最經典的元素來完成他的文字敘事。
前文提到，出現在特雷弗筆下的是一個失落的世界，那依據何在？
僅從特雷弗小說的選材來看，他便一直停留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如果要說得確切一點，那就是在二戰之後到以電腦手機為代表的電子數碼社會之前的這麼個歷史時段。而且，雖然有小部分篇目以倫敦都市生活為背景，但其作品中的大多數還是流連於愛爾蘭鄉村小鎮的老街和周圍延續了千百年的田園風情之間。即便是在那些一開篇便透露出濃郁愛爾蘭傳統民俗氣息——特雷弗那通篇運用的愛爾蘭英語典型的倒裝句法更強化了這種泥炭與青草的混合氣息——的故事中，我們也能感覺到他筆下的人物依舊還是擺脫不了淡淡的迷惘與失落，連鄉居生活秩序中那最溫和的漸進變化都會在這些保守而敏感的心靈小池塘的水面上激起微微漣漪。他們甚至在留戀和追懷另一個更古老的愛爾蘭。
特雷弗呈獻在讀者面前的人生短章，關注的大多是時代的落伍者、小人物、失意者、邊緣人。這些人往往游離於現當代社會程式的主流之外。比如原本可以按部就班過上小銀行家生活的格來利斯，人到中年時卻逆潮流而動，去接手管理一間小鎮圖書館（見《格來利斯的遺產》）。比如婚姻失敗後與行為異常、不時短暫失蹤的兒子相依為命，同時因憂懼和焦慮近乎崩潰的「吉爾伯特的母親」（同題短篇見《雨後》）。還有謎一般的那「姑娘」——《傳統》中的這位學校餐廳女工，因美麗芳華成為當地男人心中的女神，卻拒絕常規婚姻，任由容顏老去。又比如《聖像》中飽受貧困煎熬的鄉村雕刻家柯利，「是為別的時代而生的」，他身上暗藏的「神性靈光」已經成為謀生的累贅，因為「在聖潔的愛爾蘭，一切都已變了」。再比如只剩下一個智障少女作為信眾的「賈斯蒂娜的牧師」——柯羅赫西神父，以及散佈於愛爾蘭城鄉各地、與他處境類似的神職同行們，「他們獨居禁慾的生存、他們袍服那哀喪的黑色，都讓他們顯得格格不入」，因為「宗教的威權已經被連根拔起、化為烏有，過去的秩序也被放棄，人們情願生活在困惑混亂之中」。
特雷弗的短篇，所追求的並非什麼引人入勝、環環相扣的精彩情節，而是人間戲劇場面的幽暗背景中與被主流敘事遺忘的隱蔽角落裡「那些令人玩味的情感私密或愚蠢堅守的夢幻」（《週日郵報》）。他以收放自如、犀利敏銳的精微筆觸來呈現人物所處小世界中瑣碎的細枝末節，來傳遞他們的悲慼、痛苦、理智與情感的糾纏、心靈肌理的顫動與起伏。而他所構建完成的這一切文字形態，無論是枯槁沮喪的人生小悲劇，或是孤絕無依的命運困境，還是愚鈍荒誕的生活小插曲，其中流露出的氛圍主調都是一種溫和的哀婉，一抹素淨、寂寥、無以傾訴的憂傷。這樣的一個結果無疑是緣於特雷弗對人性、人的境遇、人的性格及其命運，對人類的希望、貪慾、荒謬、笨拙、狡黠、罪惡、失敗與無助，都報以理解和寬容，表達了他的軫恤與悲憫。大概也正因為如此，在這個喧囂躁動、物質第一、娛樂至死、政商強權、張狂迷亂的世代中，特雷弗才能數十年如一日地保持他的風格，並以其特質鮮明的小說出品讓眾多讀者沉靜下來，去回顧審視那個失落的世界，進而來咀嚼當下的社會人生況味。
如果從講故事的角度來要求特雷弗，他當然也為讀者提供故事；只是這些故事的結局通常在開篇就已寫定——「在我的開始中是我的結束」。以《坐對死人》為例，這個故事始於艾米莉的新寡守靈，也同樣以她的通宵守夜為終結。他的故事完全不像歐·亨利那樣，要進行懸念鋪陳，來逐漸推匯出一個意外的結局；對特雷弗而言，既然他的目光是停駐於一個已然失落的世界，那他便是背對著現時，背對著當代在寫作，因此結局也就早早落定，但在他以順時或散點回溯的敘事形式展開故事的過程中，則經常有令人訝異的隱晦細節浮現出來。也是因為這一背對當下的寫作朝向，他筆下的人物性格或狀態在最初登場時便已定型。比如這個集子中出現的女性形象通常都是如此：
「往昔美貌的遺痕照亮了她的五官，依舊驚豔，而且看似比她生命中早先年代的漂亮容顏更少了一些偶然草率，多出了一份沉靜雅緻。秀麗的金髮間也冒出了少少的灰白絲縷，這與時光流逝所雕琢而成的其他變化一起，讓她的容貌更增添了一種出眾的獨特氣質。」——《在外一晚》
「她那順滑的黑髮已經沾染上灰白的絲縷，但她並未試圖去掩飾，而是寧願讓這一中年來臨的痕跡自然呈現，來增添她的成熟韻致。」——《出軌》
特雷弗的不少篇章都是借用女性視角來敘事，但倘若以此為契機，去對他的作品進行所謂「女權主義」的分析探討，那就是牽強附會了。特雷弗的文字整體上呈現為一種哀而不傷的憂鬱，一種節制清淡的惆悵古典氣質，有著純白大理石浮雕那般的微涼與光潔。對於那些以新潮眩惑的概念術語來操作的當代文學批評來說，特雷弗的文本顯然不是理想的標的物；學院派文學批評的解剖物件陣列中因而也不常有特雷弗的出現。相形之下，和特雷弗同時代的安吉拉·卡特，也是以短篇著稱，但個人色彩極為強烈；憑藉她那奇詭的哥特式黑暗想象、血之火焰般濃豔逼人的瑰麗文辭、自我放縱的洛可可式敘事與對經典母題的暴烈篡改和寓言式鬼魅變奏，這朵已逝的「性格派」文壇奇葩已經成為英國各大學文學研究領域中最炙手可熱的當代作家。對此反差或冷遇，我想，特雷弗應該還是會安之若素。
特雷弗戀戀難忘的純正古樸而又不時奇情隱現的愛爾蘭，當然已經深藏於二十世紀的雲煙之外，但記憶中的人文鄉土、寬厚仁德、宗教情懷、人性微芒，在回望中卻顯得益發動人。動人，抑或是因為溫暖，抑或是因為悽清，抑或是因為孤獨無告，抑或是因為一切都木已成舟，無法彌補，無法挽救。
行文至此，這位愛爾蘭老人筆下的孤男寡女、寂寂遊魂還在腦海中縈迴不去，而此際，自己生命中朦朧依稀的前塵往事又驀然閃現，不由略感落寞黯然，正所謂：
曾攜風月攬紅妝，酒微狂，少年郎。
一朝春盡，可憐陌上桑。
夜雨芭蕉意踟躕，人未語，鬢已霜。
是為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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