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一九九九年對德國文壇具有特殊意義，在二十世紀終結之年，德國文學新世紀的開端提前到來：延宕多年之後，君特·葛拉斯實至名歸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此為標誌，德國文壇春潮湧動，大眾媒介一片對文學「大覺醒」的歡呼，其成就著實令人刮目相看，這其中，「捷報」、「敘述藝術的年輕狂徒」、「君特·葛拉斯的繼承者」乃至「未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等說辭紛至沓來、不絕於耳。這類對德國文學未來充滿信心的預言並非一廂情願，或僅僅是「葛拉斯效應」使然。文學作品在德國有廣泛的讀者基礎，僅以一九九九年德國圖書市場為例，在80799種出版物中，有12.4%是文學類書籍一大批脫穎而出的新銳作家吸引著龐大的讀者群。這些新人年紀雖輕，卻已顯現大師風範，書店往往對其作品獨闢專架，以展示新一代作家的傲人成果。值得關注的是，這批作家不僅大多相當年輕，有的甚至極為年輕，而且其作品既獲得專業評論家肯定，也贏得了廣大讀者的青睞。純文學類作品在德國初版印數至多不過五千本的常規被打破，發行量迅速突破十萬冊的作家不乏其人。影劇院也紛紛上演他們的作品。一時間，真可謂形成了另類「大風起兮雲飛揚」的局面，君特·葛拉斯終於有了一批年輕作家承其志業。

在一片歡呼聲中，德國當代文學揭開了新的一頁，其標誌性的變化在於，這批大異其趣的作家和作品不僅以年輕、新穎為其共同點，作品內容也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他們處理的題材未必再與猶太大屠殺等有關，而是對德國當代發生的事件及其蘊涵的意義和啟示給予更多關注和探索，而這一切與德國二十世紀的歷史並非沒有關聯。當二戰前和二戰期間出生的作家——如莫妮卡·馬隆、馬丁·瓦爾澤、克麗斯塔·沃爾夫等——尚在孜孜不倦地致力於歷史回顧和對德意志民族心理狀態的反思時，眾多一九六年以後出生的作家似乎能夠擺脫這種負擔，擺脫二十世紀上半葉在德意志大地上被開啟的潘多拉之盒遺留下來的眾多顧忌和羈絆。而上世紀六十年代，正是這種顧忌和約束使阿多諾說出「奧斯維辛後寫詩是野蠻的」的重話。與老一代作家揹負歷史的沉重相反，新一代作家自視為新的文學的後繼者，他們重新發現了敘事藝術，重拾了對自己語言的信心，而這種信心是戰後成長起來的那一代人所缺乏的。他們並不懼怕「陳詞濫調」和豐富的感情，對好的故事興趣盎然並且沒有任何顧忌地講述充滿幻想的故事，從而滿足了當代人的需求，滿足了讀者不分時代追求美好故事的閱讀慾望。難能可貴的是，新一代作家對他們的前輩及其傳統知之甚深，這一點提高了他們作品內涵的密度。他們的文字特色鮮明、比喻豐富，寫作技巧高妙，佈局精心鋪陳、讀來引人入勝，藝術風格多姿多彩，使德國當代文學重新成為國內外廣泛談論和關注的話題。

秉承無所顧忌的精神、以面向未來的姿態著力把握當代社會與人的精神層面，是新一代作家產生強烈社會反響的重要原因，也構成了解析當代德國文學旺盛人氣的重要切入點，這在縱橫德國文壇、形成不小聲勢的「娘子軍奇蹟」——評論家以此謔稱不純寫女性小說的女性作家群——的領軍人物尤迪特·海爾曼（judithhermann）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其作品從一個側面典型地反映出上述德國文壇的特徵。這位當代德國文學焦點人物一九九八年十月以短篇小說集《夏屋，以後》（sommerhaus,später）亮相法蘭克福書展時，文學界還從未聽說過作者的名字，然而僅一個月後，「文學四重奏」對這位二十八歲新人做出強烈反應，當代德國文學評論界權威萊許拉尼茨基興奮地宣告：一位「傑出的女作家」出現了；著名評論家赫爾穆特·卡拉塞克認為能從書中傾聽到「新一代極其令人憂傷的聲調」；德國《時代週報》稱讚：「這是一部令人驚歎的高品位作品……一部卓越的初次登臺亮相的作品，它預示著巨大的希望。」由此該書一炮打響，四年中印刷十次，銷售逾二十五萬冊，並譯成十七種文字。海爾曼本人巡迴全國，在各地擠得水洩不通的大廳裡朗讀自己的作品。一九九八年她獲不來梅市文學提攜獎，一九九九年獲胡戈巴爾獎、魯道夫亞歷山大基金會獎，二〇〇一年獲德國文學界享有盛譽的大獎——克萊斯特獎。以唯一一部作品（更何況篇幅不大）獲克萊斯特獎在德國文壇可謂絕無僅有，當人們翹首以待，盼望她第二部作品帶來更多驚喜時，海爾曼提供的卻是近五年的沉默。這是一段令德國讀書界忐忑不安的時間：一方面，施萊爾馬赫的斷言——「如果只有唯一一部作品賦予一位作者，而他不再有另外一部作品的話，那麼他是否是這麼一位或那麼一位人物則是完全無關緊要的」——像魔咒一樣讓人不敢掉以輕心；另一方面，這句名言的現實註腳著實讓人心驚肉跳：第二部作品的失敗會連累第一部作品隨之貶值，這種情形在羅伯特·施耐德身上發生了；甚至「娘子軍奇蹟」成員佐·傑尼在其大獲成功的《花粉屋》之後也為她下一部作品領到了毀滅性的評論。歷史和現實都在告誡人們：只有第二部作品才能讓一位作家真正成為作家。二〇〇三年，尤迪特·海爾曼終於出版第二部小說集《除了幽靈，別無他物》（nichtsalsgespenster），結果評論界響起的又是一片哈利路亞聲！《法蘭克福匯報》讚歎它具有「難以抵擋的魅力」，《明星》雜誌則冠之以「一部了不起的書」。一切擔心都顯得多餘，該書初版印刷十萬冊，名列《明鏡》週刊和《焦點》雜誌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隨著第二部作品的成功，尤迪特·海爾曼作為優秀作家的地位得到確認，整個德國讀書界，包括最冷靜的評論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加入到對她讚賞的合唱中，這位年輕女作家再次成為德國文學評論界的寵兒。

海爾曼的作品為何讓向來理性有餘、激情不足的德國人如此心潮起伏、不能自持？對此，作家的一段自白可作為探索的起點。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中她曾說，在她所有小說中都有一種自傳的核心，她認為自己尚不能去想象和虛構出一些東西，相反，她的寫作是一種遵循著自身生活的寫作，還得依賴於她的親身經歷和親耳所聞。這段話表明，她本人與她筆下人物具有高度親和性，這一創作特點決定了她的身世在其作品的解讀中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與評論界推崇、媒體追捧的當紅作家形成強烈反差，現實中，出道前的尤迪特·海爾曼並非那麼光彩照人，相反，她反覆強調「沒有作為作家的身份感」，「沒有感覺自己是個作家」，甚至「在讚譽聲中有一種婚姻騙子的感覺」。這種幾近刻薄的自我貶低並非完全是自嘲、大度或謙謙君子風範。生活中的她雖出身柏林知識分子家庭，卻是個按世俗標準徘徊在失敗邊緣的小人物：中學畢業後隨樂隊（poemsforlaila）各地穿行，協助處理樂隊財務事宜，二十一歲時與該樂隊歌手在拉斯維加斯結婚，雖然她早已與該歌手分手並與男友在二年生子（這也是她第二部作品遲遲未出的原因之一），但從法律角度講與那位歌手還保持著婚姻關係；她所從事的諸如鋼琴、日耳曼學、哲學學業均無果而終；她成名前在柏林一家酒吧做服務生；她最後報名在一所記者學校學習，是因為她想最終完成一件事，該校學制僅一年半，這望得到邊的截止時間令她產生了並不多見的進取精神；雖然拿到了這張更多屬於培訓性質的文憑，但成績卻令人不敢恭維，因為新聞寫作的要求與她文字所具有的謎一樣的格調大相徑庭；完成學業後本應申請一個固定職位，但她發現自己根本不願做這檔子事，所以只是業餘為電臺工作……迷惘、沒有明確目標，正是在這種迷失方向的情況下她開始了寫作，而且不知不覺地陷了進去，最後在她的發現者——女作家莫妮卡·馬隆的鼓勵下從幕後走向了前臺。

一張這樣的履歷表使人不由想起了契訶夫筆下那些萎靡不振、多少有些灰溜溜的「當代」小人物，事實上評論界立刻在她的作品中發覺了這種「契訶夫傾向」。《焦點》週刊在評論《夏屋，以後》時指出：「尤迪特·海爾曼格調雅緻，儘管有一種更多的是傳統的外部特徵，卻又是如此令人信服的現代，以致讓人覺得書中似乎是契訶夫的曾孫女在描寫著處在新千年門檻上柏林人的心理狀態。」的確，這位當年的新聞專業學生給讀者發來的是來自沒有成功的世界的資訊，反映的是眾多人物懶散地徜徉其中的浮世繪。在他人崇拜成功、追逐成功時，她卻冷靜地，帶著一抹淡淡的憂傷，抑鬱地描寫了種種生活設計的失敗。她所尋找的是那些不重要的、細小的情形和瞬間；關注的是臨時湊合、混亂不堪的人物，而她本人就長期像這些作品中的人物一樣生活過；她只關心自己的事情，並不顧及他人對此作何評論，在作品中她的生活、她的朋友圈子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為她對這類人物瞭如指掌，所以她能駕輕就熟地揭示他們生活的真相，在這一過程中她絲毫沒有流露出進行道德評判、是非取捨之類的說教傾向，而是始終把握著點到為止的「度」。那種把深淵探個究竟、把隧道照個透亮的做法並非她所求。她所需要的，是充滿理解和寬容地接受人的靈魂有缺失的構成。因為她瞭解，她和他人一樣揹負著自己的十字架。某種意義上，她在陪作品中的人物走一段他們選擇的人生道路。她從事寫作，部分是源自強烈的生活感受、實施自我心理治療的行為。這構成了作品人物與讀者沒有距離感，那些想在作品中尋找自己身影的人感同身受、產生共鳴的原因。

尤迪特·海爾曼作品的主題始終圍繞著愛情和事物的暫時性，圍繞著對尚未體驗過的生活、對遭受挫折的生活的恐懼。她講述的故事並不激烈、喧鬧，但也不能令人感到愉快或輕鬆。她所描述的都是從正常生活軌道上稍稍偏離出去（絕非徹底拋甩出去）的現代人的生活片段，沒有不幸，但絕非幸福，全篇透露出一種淡淡的悲哀。這種悲哀述說的不是未曾獲得或不可能獲得的東西，而是尚未獲得的東西。這是一些沒有作為的人的故事，他們或獨居，或與人同居多年，或可能成婚——但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找不到「北」，他們的愛情還都是虛位以設，都是——可能是——一種回憶或一種期待，但絕非可完全信賴、把握十足的東西，它既非佔有，亦非履行義務，說不清、道不明，若即若離，隱約中能感覺到它的存在，但就是抓不到手。這些人物感覺到時間如何從他們身旁消失，然而所有人又感到他們的生活不是在當前，而是在回憶和想象中進行，愛情和暫時性不過是一個事物的兩種說法。對他們而言，生活中沒有什麼值得加以關注，他們只是讓自己被動地，或者以旁觀者的身份遊戲般地、並不認真地介入生活的程式中去。

這類人物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其心靈構造正是海爾曼所要塑造和描繪的同齡人的基本特徵：他們作為戰後德國「經濟奇蹟」中出生的一代，從富裕兒童長大成人，在過慣了衣食無憂的好日子之後又必須在競爭日趨激烈的社會（氣氛）中給自己找到出路，給自己的未來理出頭緒，然而沒人給他們做出準備，這一點暴露出了他們的內心世界。

她讓作品中的人物在一種生活中承受痛苦，而這種生活被誤認為沒有理由去憂鬱不安。表面上這些三十歲上下的人擁有他們想擁有的一切，他們對自己生存的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瞭如指掌，而實際上這恰恰造成了一種極其微妙的、難以捉摸的絕望感，一種未達目的的感覺，所以他們感到無計可施，感到不幸是他們命運的一部分，正是這種原因構成了海爾曼作品的基調：迷惘、失落、難以名狀的渴望，有些人物渴望著一種災變、一種死亡，作為唯一有意義的事件，作為他們存在的證明；有些人則無精打采、麻木不仁地面對生活中的一切。這些人搞不出什麼名堂來，而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根本就不想有什麼名堂。也正因如此，海爾曼作品中的人物大多猶豫不決、不善交往，甚至不知道明天干什麼。他們找不到愛情，喜歡偶然性的、不固定的東西，在某處聚首片刻，經歷點什麼或什麼也沒有經歷；一人獨處，去體驗幸福或不幸的不定感情。這些人物的故事充滿著離奇巧合，無關大局的逃避，未能抓住的機會，挫敗了的生活規劃，他們混亂地、暈頭轉向地、夢遊般尋求著種種活動（包括吸毒），他們夢想得到的是如此之多，卻又不知實際中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缺乏意志和毅力，沒有熱情地過著一種生活，一種不同於他們所希望的，但又不能另外加以設想的生活。

尤迪特·海爾曼將這一系列人物的特徵在小說集《夏屋，以後》中通過擷取他們的若干生活片段，以一種簡潔、冷靜，似乎無動於衷的口吻加以再現。《索尼婭》中的男主人公是個高傲自大的年輕畫家，他沾沾自喜地發覺一個固執倔強的姑娘索尼婭在接近他，雖然他覺得她並不特別吸引人，但仍然享受著同她在一起的時光，最後卻出於膽怯，去災避禍似的匆匆與原來的女友結婚；在與索尼婭分手時還表現出了施虐狂：「我想看她失去控制，看她呼天搶地，喊個沒完可能還會來打我什麼的。」然而，多多少少有些變態的男女主人公一旦脫離自我滿足的生活，便迴歸不了常態，高傲自大和強迫型神經官能症相遇卻不相知，剩下來的，只有莫名的憂鬱。《颶風》敘述兩個年輕女子在加勒比海島上度假的最後幾天，即將到來的熱帶風暴給小說敘述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愛情投下了陰影，她們中的一個在分手之夜才決定投入愛情冒險遊戲中，小說與其說是敘述愛情，不如說是在敘述對愛情的想象，而並非真有所求地期待愛情。作者的暗示值得玩味：小說中電臺雖不斷髮出警告，颶風最終還是放過了這個島嶼，這可以看作海爾曼故事中的典型世界——這裡敘述的不是不得了的災難，而是一些有驚無險、最終會擦身而過的事變。《紅珊瑚手鐲》中「我」這個敘述者的所有努力，就是將她男朋友和敘述者本人拽進一則涉及愛情和背叛愛情的童話般的故事，沒有任何結果也不可能有什麼結果。人們還能指望什麼，假如男主人公——一個昏沉沉、空蕩蕩、乏味蒼白的人物——「整天就躺在床上，冷漠加沉默，感覺糟透了」，只會訴苦似的喋喋不休「我對自己沒興趣」，女主人公所表現出的縱情和惡作劇可以看作是對這種百無聊賴現狀的逃避、解脫，或暫時的調節。《在奧德河的這一邊》敘述一位心力衰竭的藝術家躲進奧德河畔遠離塵囂的田園風光中，兩個身無分文的年輕人兀自闖來，攪亂了一池靜水，主人公在「凡事有好有壞，就這麼活吧」的生活現實或曰生活哲理中一步三回頭。這部集子的標題小說《夏屋，以後》中，女主人公有意識地忽略或放過愛的存在，男主人公獨居於他買下的破敗荒涼的古宅中，因為愛無著落，將房子付之一炬後離去，沒給任何人留下聯絡地址，這種勁頭同樣叫人多少產生「於無聲處聽驚雷」之感。透過兩種不同表現形式的不負責任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私的行為，人物的核心成分及特點得到強化和彰顯：沒有什麼排除在外，一切皆有可能；從不穩定下來、從不一成不變是尤迪特·海爾曼這部小說集中所有人物行為處世的圭臬，也是他們的幸福所在。

失敗、失落、失魂的經驗；不確定、不可名狀的渴求和慾望；迷惘、彷徨、無望、憂傷……這一切看似虛無飄渺，實則刻骨銘心的情感描述構成了《夏屋，以後》全書的基調。這種基調是輓歌體的，似乎沒有什麼能令作者驚異，正因如此也沒什麼必須加以譴責。作者所描繪出的這幅貧乏蒼白感情的靜物寫生，「幾乎是德國整個一代人的狀況和情緒的表達」這一齣自當今德國最具權威的文學評論家的論斷，部分解釋了尤迪特·海爾曼的作品產生巨大反響的原因，同時構成了解讀其作品的一個重要參照點。在她筆下，歷史的沉重讓位於個人心靈的沉重，她讓新一代人登臺亮相、張口說話。「新」之所在，緣自他們無拘無束，隨便自然，不抱幻想，冷靜現實，沒有多大期待地走自己的路；緣自他們並不因沒有父輩信仰過的遠大理想和烏托邦而自慚形穢或不自在；緣自作者對這類現代人所表現出的種種不完整性和他們對事物短暫易逝的感受的描寫，在這種意義上，尤迪特·海爾曼表達出了一代人的生活感受，撥動了一代人的心絃。當然，她的視野並未侷限於德國的青年一代，在她筆下，也有著寄身異域冰天雪地中的巴厘島女人和紐約貧民公寓裡孤獨的老人。冷靜的筆觸後面，可以感到作者悲哀而無奈的目光。

在尤迪特·海爾曼所描述的種種當代人的不安情緒中，讀者會在平鋪直敘中領會到滲透其中的人生感悟，幾多思戀，幾多哀愁。平淡無奇中，讓人感到人生的悲哀：到處都是一個樣子，人在天底下都過著同樣的生活，物質生活的富足帶來了便利和享受，但並未帶來人們渴望的幸福和心靈的平靜安慰，幸福在哪裡？人們啟程找尋幸福，一次又一次，鍥而不捨，恐怕我們就像尤迪特·海爾曼在訪談中用以自況的西緒福斯一樣，過程就是目的，因為我們要達到的目的根本就不存在，或者難以持久存在；或者正因如此，人類才有了孜孜以求的動力去追求探索，或者……

任國強

二〇〇六年十月八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