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婭很韌，我指的不是那種「像枝條一樣柔韌」，不是身體上的，索尼婭很韌——腦子裡邊的。這難以說清，可能在於——她允許我做任何一種轉換，允許我對她自身特徵產生任何一種可能的願望。她會是個無名之輩，會是一個矮小的繆斯，會是一個那種當街邂逅、經年之後以一種強烈的失之交臂的感覺浮上心頭的女人；她會是無知但又坦誠、玩世不恭但又深思熟慮，她會是雍容華貴、儀態萬方，有那麼些瞬間，她又是個小妮子，一臉蒼白地裹著件棕色大衣，地地道道無足輕重；我覺得，她之所以如此之韌，因為她原本微不足道。
我是乘火車從漢堡到柏林途中遇見索尼婭的。在看過費蕾娜後，我正在歸途中，我和她度過了八天時間，深深愛上了她，費蕾娜有張櫻桃小口和染黑的頭髮，每天早晨我都給她編成兩條粗大的辮子。我們在港口散步，我在她身旁蹦來跳去，喊著她的名字，轟趕著海鷗，覺得這些海鷗真是妙不可言。她拍船塢、駁船還有小吃亭，她滔滔不絕，老是在拿我打趣。我唱著「費蕾娜，費蕾娜」的調子，吻著她的櫻桃小口，滿心歡喜回家去工作，滿手沾的都是她的頭髮味兒。
那是五月天，火車穿行在勃蘭登堡邊區，黃昏斜影下的草地綠色濃郁。我離開車廂隔間去抽菸，外面，走廊裡，站著索尼婭。她抽著煙，右腿抵著菸灰缸，我走到她身邊時，她不由自主地把肩膀往前聳，有點兒不大對頭。這種情形司空見慣——漢堡到柏林某處一列城際高鐵的狹窄過道上有兩人要抽菸，偶爾並排站在一起，但索尼婭卻是拿著一股不近情理的拗勁兒在往窗外呆視，就像是聽到空襲警報時擺出的架勢。她一點兒都不漂亮，在這最初的一瞬她與漂亮相去甚遠，她就那樣站著，穿條牛仔褲和一件太短的白襯衣。她留著齊肩的順滑的金髮，面龐是這麼異樣和老派，真就像是十五世紀聖母像中的一幅。一張狹長的、幾乎是瘦削的臉龐。我在一旁觀察她，感到不舒服而且還真有點惱火，因為對費蕾娜性感的回憶脫了節、錯了位。我點上支菸，邊抽邊往走廊後面走，有一種跟她咬耳朵說上句下流話的需求，當我轉身回隔間時，她正看著我。
一句嘲弄的話掠過我的腦海，大致是說她竟敢盯著我看什麼的。火車發出嘎啦嘎啦聲，後面隔間有個孩子又哭又鬧。她的眼睛沒什麼特別，似乎是綠色的，不太大，兩眼捱得特別近。我壓根兒什麼都沒想，盯著她，她回頭看我，沒有色情，沒有調情，沒有表情，但有的是一種嚴厲和率直，這叫我真想朝她臉上一拳打去。我朝她走近兩步，她有那麼點兒苗頭似的微微一笑，接著我進了我的隔間，拉上身後的門，都差點兒背過氣了。
天黑時列車停靠在動物園車站下了車，我有種奇特的輕鬆感，自負能嗅到這座城市的氣息。天熱，站臺上滿是人，我乘電梯下到地鐵站，儘管沒去尋找，我還是發現了她。她在我前面三四米處，右手拎一個不大的紅帽盒，她的後背在提出唯一的敦促和要求。我咬咬牙對她視而不見，在一家出售報刊的咖啡館旁站住腳去買菸和晚報，可她靠到我身邊說了聲：「叫我等著。」
她不是在問，一邊看著地就直截了當地來了這麼一句，語氣一點兒都不難為情，倒是堅定十足，且稍稍有些沙啞。她很年輕，大概就十九或是二十歲，我的不快消散了，輕蔑感解除了，說了聲：「行。」也不知道這究竟是為了什麼，買完煙和報紙，我們挨著朝地鐵走去。車來了，我們上車；她沉默不語，擱下她那個傻得可笑的帽盒，就在這種場面變得快叫人難堪之前，她問了聲：
「你從哪兒來？」這回是個名副其實的問題，我差點說我看我在漢堡的女朋友來著，可因為某種原因卻說：
「我和父親釣魚去了。」
她愣愣地盯著我的嘴，我沒把握她是否真的用心在聽，忽然間我弄明白了她是存心要套住我，她肯定在這之前就見過我，可能是在漢堡，也可能是在柏林。在我初次注意到她之前她就對我瞭如指掌，當我站到她身旁抽菸時，她就把肩膀往前一聳，那就是說她已經開始行動了。她早就算計好了這種局面，早就知道會是這種樣子，此時此刻她讓我感到毛骨悚然。我提起背包挎到肩上，說：「我得下車了。」她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敏捷從帽盒裡取出一支筆，把什麼寫到一張紙條上並塞到我手裡——「你可以給我打電話。」
我沒有回答，沒有告別就下了車，把那張紙條塞進兜裡沒扔掉。
這年五月天氣暖和陽光明媚。我起得早，在畫室裡起勁幹活，給費蕾娜寫了數不清的信。她極少回信，但有時打電話給我講上些事兒，我也就享受著她的嗓音還有她的無憂無慮。我住的後院椴樹開花了，我和一幫土耳其半大小子踢球玩，心裡思念著費蕾娜，沒感到痛苦。天一黑我就出門，這座城市像是處在一種短暫的心醉神迷之中，我去喝酒跳舞，是有讓我動心的女人，可我就在那時想到了費蕾娜，便獨自回家。
兩週後我在上衣裡摸到了索尼婭的紙條。她用大大的、圓圓的數字寫下她的電話號碼並在下面只寫了她的名字，我自言自語輕聲念著——「索尼婭」，於是就給她撥了電話。她接電話的勁頭就像是兩週來她一直坐在電話機旁，而且是什麼都不幹就在等我的電話似的，我無須自報家門，她馬上就知道我是誰，我們約定晚上在一家河邊咖啡館見面。
我掛上電話，沒什麼好後悔的，又跟費蕾娜通話，興高采烈地朝話筒大聲嚷嚷我愛她愛得發瘋，她咯咯地笑著說，三週後就來柏林；接下來我開始工作，口哨吹著《野姑娘》。我傍晚出發，雙手插在口袋裡，沒有一丁半點的激動。
索尼婭晚來了半小時，在她踏進咖啡館時，我坐在吧檯邊都要上了第二杯葡萄酒。她穿著一件非常老派的紅絲絨連衣裙，我有些惱火地注意到她還引起了騷動，她足蹬超高高跟鞋，邁著急速的碎步朝我走來，說著「嗨」、「對不起」。我是有那麼一瞬想跟她說我覺得她太不像話來著，還有她的打扮、她的不守時、她整個人，然而她卻幸災樂禍地笑起來，爬到吧檯的高腳椅上，從一隻微型雙肩背包裡翻出她的香菸來，我一肚子火也就化為了好笑，我喝著葡萄酒，給自己捲上了支菸，同樣幸災樂禍地笑起來，開始神侃。
我聊起我的工作、我的父母、我釣魚的嗜好，我的朋友邁克還有美國；我談起那些在電影院裡把糖紙弄得刺啦亂響的人；談論著弗朗西斯·培根、波洛克和安塞爾姆·基弗；講起丹麥，我後院那幫土耳其半大小子還有我母親十年前曾有過的那個情人；大談烹調羊羔肉和兔肉、足球和希臘；描述起基歐斯基歐斯（kios）和雅典，描述著胡蘇姆胡蘇姆（husum）的拍岸驚濤、挪威夏季的鮭魚排卵。我好像都能把索尼婭侃得靈魂出殼，而她似乎也不去阻攔，她就那麼坐在那兒，兩手撐著腦袋，注視著我，煙抽得嚇人，喝著唯一一杯葡萄酒。她足足四個小時在細聽我講，我確信她整個晚上一字未吐。在我精疲力竭時，我結了我們倆的賬，祝她晚安，打了輛出租回家，一個夢沒做酣睡了八個小時。
我很快就把索尼婭忘到了腦後，籌備起我的畫展來。六月了，費蕾娜來到柏林，她把我的一堆押金瓶送回商店，食品買了無數，廚房裡擺滿了一束束丁香花，隨時準備和我上床。我工作時她就在屋裡唱歌，把我的窗戶擦得乾乾淨淨，和她漢堡的朋友成小時地打電話，老是跑進我的畫室給我講點兒什麼。我梳她的頭髮，從各種角度給她拍照，並且開始談論起孩子和婚事來。她個頭兒相當高，走在街上男人都回頭看她，她身上散發著奇妙的氣味，這我可是當真說的。
月底我宣佈畫展正式對外開放。費蕾娜去了火車站接她的朋友，我在畫廊不安地來回踱步，把末尾一幅重新又挪到別的地兒，覺得心煩意亂。費蕾娜快七點時回來了，順著我那些畫打發她那幫朋友。我離開畫廊，想單獨待上五分鐘，走到馬路的另一邊，就在那兒，在一棟房子的入口處站著索尼婭。直到今天我都搞不清楚她是碰巧路過還是從哪兒聽到了畫展的訊息，她只知道我的名字，而且關於畫廊的事我可是隻字未提。她站在那兒，看上去怒氣衝衝，那簡直是一種飛揚跋扈的盛怒，接著她說了：「你說要打電話的，可就是沒打，我倒想知道這是為什麼，因為我覺得這事做得不地道。」
我的確被這種厚顏無恥弄得目瞪口呆，氣暈了頭，亂了方寸，說：「我女朋友在這兒，我不能把我掰成兩半，我不願意。」
我們相對而立，面面相覷，我覺得她真是不識時務。她的嘴角開始發抖，我有種感覺是有什麼整個出了岔子，她說：「就算這樣我能進嗎？」我說：「能。」轉身返回畫廊。
二十分鐘後她進來了。這時畫廊裡擠滿了人，她一點兒都不顯眼，可我還是馬上看見了她。她帶著一副非常緊張的表情，同時以一種竭力表現出的高傲姿態走了進來，顯得極普通又極為敏感，她在找我，我注視著她，然後朝站在吧檯邊上的費蕾娜望去，索尼婭緊隨著我的目光馬上就明白了。我對吵鬧沒什麼好怕的，似乎也沒有發生吵鬧的由頭，儘管如此我還是清楚吵鬧是可能的，但吵鬧大概還不至於發生，這我心裡同樣也有數。我從後面看著索尼婭如何在我的作品前來回踱步，唯一顯露她自我的是，她在每幅畫前都駐足半小時。我坐在椅子上，觀察著她，喝了大量葡萄酒，其間費蕾娜過來說了些什麼「為你感到驕傲」一類的話。我感到很是受用，然而在這一切的後面我感覺到一種我並不熟悉的惶惑不安。索尼婭沒再瞧我一眼，在最後一幅畫前堅持了一刻鐘後斷然邁向大門走了。
七月裡費蕾娜回了漢堡。我沒對她感到厭煩，我肯定能和她過一輩子，可她走了後，廚房裡一束束丁香花枯萎了，押金瓶又堆積起來，整個畫室都閃爍著、顫動著塵埃，但是我並不因為她不在身邊就惦念起她。這座城市一連好幾個星期都沐浴在金燦燦的陽光中，天氣炎熱，我一絲不掛地躺在房間木地板上，凝視著天花板，就這樣消磨上好幾個鐘頭。我沒心神不定，也沒神經過敏，我就是累，處在一種少見的沒情緒的狀態中，可能正因為如此，我還是再給索尼婭打個電話吧，我其實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沒個指望，但是呢，我的上帝，時值盛夏，後院裡坐著些土耳其女人在韂鵝毛，白花花的羽毛還朝著我的窗戶翩翩飛舞而來；我撥了索尼婭的號碼，讓它響了十下二十下，她不在家，反正她就是不接電話，我試了一遍又一遍，我差不多有了去折磨她、讓她難受的那麼一種偏執的興致，索尼婭避而不見。
她避開了我幾乎有四個月之久，直到十一月我才收到一張她寄出來的、經畫廊轉來的明信片，這是一張屬於某個契訶夫協會的黑白照片，背面是參加慶祝聚會的請帖。
我把鞋擦得鋥亮，許久都在猶豫著是穿皮夾克還是大衣，最後選了皮夾克，將近半夜時出了門，我有點發毛，因為知道這個聚會上我大概誰都不認識。我在索尼婭那時住的工業區瞎跑了好長時間，她住的那棟房子位於一臺報廢車輛沖壓機和一家緊挨施普雷河的工廠之間，是棟出租用的灰色老房子，四層燈火通明的窗戶下邊一片漆黑。我跌跌撞撞地爬上樓梯，走廊燈壞了，我恍惚迷離於那愚不可及的浪笑聲和油然生起的惱怒之間，突然覺得這一切叫人討厭，但畢竟還是來到了上面。房門開著，有人把我領進走廊，那兒站著索尼婭，她倚牆而立，已是微醺模樣，她一臉充滿必勝信心的表情含笑注視著我，我也第一次覺得她挺漂亮的。她身旁站著一個身穿海藻綠加長連衣裙、一頭紅髮多得都令人難以置信的小個子女人，索尼婭指指我說：「就是他。」
她請了約五十來個人，我肯定她與極少幾個真的是朋友，但這已是眾多來賓、外貌和個性的大雜燴，使得這棟施普雷河邊上的租賃老房似乎在什麼時候擺脫了現實，這種感受其實於我是陌生的，然而有時候——少之又少——是有些聚會讓人難忘，而索尼婭的聚會就是這個樣兒的。三四間幾乎是空蕩蕩的房間燭光閃閃，什麼地方還在唱著湯姆·韋茨的歌兒，我根本就沒醉，可一切的一切卻都——模糊不清起來。我進廚房拿了杯葡萄酒，接下來到索尼婭的各個房間去溜達，與大量稀奇古怪的人進行了大量稀奇古怪的交談。索尼婭像是無處不在，不管我在哪兒，她都站在房間的另一頭，也可能是我總待在她待的地方。她請來了一大幫崇拜者，至少她老是被不斷變換的一群小青年簇擁著，而她大多數情況下都有那個紅髮女郎陪伴左右。索尼婭一杯一杯喝著斟得滿滿登登的伏特加，手不離煙；我倆都在與那些人閒聊，同時穿越房間在檢視著對方。我相信，我們彼此都沒說上一句話，這沒必要，她像是覺得我人在那兒就挺好的了，能在她住所裡四下走動、讓她關注著我也讓我很舒服。
也不知什麼時候我看見她和一個古怪笨拙的大塊頭男人站在了房門口，她依偎著他，我感到胃部微微一陣痙攣，大概半小時後她走了，乾脆就銷聲匿跡了。
窗前的燭光變得朦朧起來，我跑遍各個房間試圖找到她，可她已經不在那兒了，小個子紅髮女人朝我走來，她的微笑與索尼婭幾小時前的微笑如出一轍，充滿必勝的信心，她說：
「她走了，她總是在快結束時先走。」那我也就幹了我的葡萄酒，穿上皮夾克同樣走人。我想，我是巴望她在樓下等我來著，我還感到有點兒冷，兩手揣在衣兜裡，可毫無疑問她沒在等。施普雷河這時在晨曦中就像是鋼鐵一樣，我順著街道踉踉蹌蹌地走著，天冷極了，我現在都還清楚地記得我那時可真是怒氣沖天。
打那以後我差不多每天夜裡都見索尼婭。我又開始早起，喝上兩壺茶，衝個涼水澡，開始幹活兒，快中午時睡上一小時，起來後喝咖啡、看報，接著幹。我同時處在一種對景物和色彩既狂熱又清醒的亢奮之中；有種此前腦袋從來沒有這麼好使過的感覺。索尼婭晚上很晚才來，有時候她困得趴在我的餐桌上睡著了，可她總來，看上去總是那麼的堅韌不拔。我給我倆做飯，我們一塊兒喝上瓶葡萄酒，我收拾整理畫室，而她穿著襪子躡手躡腳就跟在我身後。
我還真不清楚這檔子事兒，即我讓她進入我的住所和我的畫室、她可以坐在我的餐桌邊兒上還可以坐在我的眾多筆記當中、我當著她的面洗印照片並勾勒些小幅素描，這些對索尼婭而言是種恩賜。她以她的方式誠摯有加地對待我，以一種幾近宗教儀式般的虔誠踏進畫室，以博物館參觀者所有的那份虔敬在我的作品前駐足，而她以一種像是受到接見的勁頭坐到我的餐桌旁。她沒妨礙到我，那是因為我其實當時還沒意識到這一切；她沒惹我煩，那是因為她太倔、太韌了點兒，我沒發覺索尼婭這期間在我的生活中正掛上了鉤、套緊了扣。對我來說她在這些夜晚就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疲憊不堪的、對某種東西走火入魔的姑娘；一個以她不同尋常的方式陪伴著我的姑娘；一個坐在我身邊仔細聽著我的話，使我有了種裝腔作勢虛榮感的姑娘。
索尼婭從不發話，幾乎是從不開口。直到現在我對她的家庭、她的童年、她的出生地、她的朋友都一無所知；對她靠什麼活、是否掙錢，或者是否有人養著她，她是否有職業上的打算，想要去哪兒、想幹點兒什麼都全然不知。有時她提起的唯一一個人就是那個我在她的聚會上見過的小個子紅髮女人，此外她沒提到過任何人，更沒有提到過男人，儘管我肯定這不在少數。
這些夜晚都是我在滔滔不絕，我就像是在自說自話，索尼婭傾聽著，我們經常沉默不語，但這同樣叫人愜意。我喜歡她對某些東西表現出來的興奮和激情：對一場初雪，她就像個孩子一樣不能自制；對一首巴赫的管風琴協奏曲，她在我的唱機上一遍又一遍從頭重放；對土耳其式飯後咖啡；對每天清晨六點鐘開出的地鐵；對入夜觀察我後院裡那燈火通明的窗戶裡面的種種場景。她從我的廚房順手牽羊拿上些像核桃、粉筆和自制捲菸這樣一些小東西，並且像聖物一樣收藏在她的大衣兜裡。差不多每天晚上她都帶些書來放到我桌上，孜孜筞筞地懇求我讀這些書，我從不去讀，而且拒絕她一再提出的談論這些書的要求。每次她坐著睡著時，我會讓她睡上一刻鐘，然後以一名學校老師所保持的距離叫醒她，我換上衣服，然後我們出門，索尼婭緊緊抓著我的胳膊，被院子裡面新下的雪上我們踩出的獨一無二的腳印吸引住了。
我們從一家通宵營業的酒吧移至下一家，喝著威士忌和伏特加，有時索尼婭從我這邊離開，坐到吧檯邊兒另外一個位置上，還裝出一副與我萍水相逢的模樣，直到我笑著把她叫回來才算完。她老受人糾纏，可總能脫身而且是以驕傲的神色又坐到我身邊來，這於我完全是無所謂的事兒，由於她身上不同尋常的魅力我倒頗有點揚揚得意，我差不多是以從事科學研究的興趣觀察起她來。有時候，我在想，我倒是樂於見到她和這幫追求者中的一個溜之大吉，可她就待在我跟前，如此之久，直到戶外熹微，我們眯起眼迎著朦朦朧朧的、一縷一縷的晨曦離開酒吧為止。我帶她去汽車站等到車來，她上車，看上去微微發抖，還有些傷心，我揮了揮手就走了，滿腦子又都是我的照片。
現在想來這些夜晚我確實幸福。我知道過去總是帶有美好的色彩，回憶令人欣慰，可能這些夜晚也不過就是理智清醒加上玩世不恭式的輕鬆愉快罷了，可現在這些夜晚讓我覺得是如此重要、如此難以挽回，以致讓我感到痛心疾首。
這期間費蕾娜在旅遊，她走遍希臘、西班牙、摩洛哥，寄來有棕櫚海灘和騎駱駝的阿拉伯人的明信片，有時候還給我打電話。每當索尼婭碰巧在場時，她便起身離開房間；而每每在我發出叮噹亂響聲和挪椅子聲好讓她知道通話結束時，她才再度進來。費蕾娜對著聽筒大喊，電話線路通常很差，一陣海浪湧一陣風聲急的，就像是這麼回事，而我得以藉此替我突如其來的語塞打圓場。我沒把費蕾娜忘到腦後，我想她，給她漢堡住所寄信寄照片，滿心歡喜她打來電話。索尼婭和這一切毫不相干，要是有人來問我是否愛上了她，那我會感到吃驚不小，並且肯定會答上個——「不」字。儘管如此費蕾娜還是斷定發生了些變化，她朝電話裡叫嚷，說我跟她已無話可說，她要知道我和別的女人騙了她多少回，我不得不笑，她摔了電話。
一月份寄來了一張發自阿加迪爾的明信片，上面告訴我三月底她要來——我開春來，她寫道，然後待上段時間。我把明信片放到餐桌上，一直等到索尼婭看到它。我知道她老是不由自主地、並非過分好奇地翻看我寫字檯上的卡片和紙條。這天晚上我從門後留神看她，她倚門而立，觀賞著一張照片，拿我那些粉筆亂塗亂畫，捲上支菸，接著就看見那張正面印有燃放焰火的明信片，她讀著，把明信片拿在手中；默默站著，然後朝我轉過身，就好像她知道我在那兒站著觀察著她似的。
「嗯。」我發話了，她什麼都沒說，簡直就是在死盯著我看，我感覺到某種幾乎像是恐懼般的東西。我們一同出門，一切都弄擰了，我有種虧欠感且又憤憤不平，有種必須給她把我並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的東西加以解釋的感覺。這一夜她第一次睡在我這兒，我還從來沒有親吻過她、從來沒有碰過她，夜裡我們手挽手走在街上，也就不過如此而已。在我洗澡時她穿上我的一件襯衣，我回房時她已蜷伏在我的床上，牙齒還在格格打顫。天非常冷，我躺到她身邊，我們背靠背地躺著，唯有我們冰冷的腳掌確實還輕輕碰了碰。索尼婭道了聲「晚安」，她的聲音柔和微弱，我感到受人關心，並不真切地有了些感動。我一點兒都沒激動，壓根兒就沒想現在就和她同床共枕，然而，在從她安詳而均勻的呼吸聲中發覺她已經入睡時，我還是感到受了傷害，我好久躺著沒睡，被窩裡暖和起來，我非常謹慎地用我的腳去蹭她的腳。我還知道睡了她、撫摩她的乳房那簡直無異於亂倫，我在考慮親吻了索尼婭該會是什麼樣子，接下來我也進入了夢鄉。
早上她走了，餐桌上放著一張撕下來的寫著問候語的小紙條，我回到床上，穿上那件她在夜裡穿過的襯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