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老子講個故事！」我家客廳裡，坐在沙發上的大鬍子命令道。我得承認，被人命令的感覺一點也不好。我是個寫故事的，而不是講故事的，何況就算是寫，也是出於自願，而不是受人逼迫。上次有人要我講故事是在一年前，那人是我兒子。當時，我給他講了一位仙子和一隻雪貂的故事——具體的情節，這會兒已經記不太清了。我只記得，還沒講到兩分鐘，他就睡得雷打不醒了。但此刻的情況截然不同，因為我兒子既沒有留大鬍子，也沒有舉著手槍；因為我兒子是友好地向我提出請求，而眼前這個人簡直就是赤裸裸地搶劫。
我試圖向大鬍子解釋：把槍收起來的話，對他、對我們倆都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腦門上頂著把裝有子彈的手槍，真的很難想出故事。可是，那傢伙根本不聽。「在這個國家，」他反而教訓起我來了，「要是想得到什麼東西，就得使用暴力。」他是剛從跟這裡有著天壤之別的瑞典過來的。在那個國家，想得到什麼的話，只要禮貌地提出請求，往往就能如願以償。但這裡不是瑞典，而是悶熱的中東。只需在這裡待上一週，你就能明白怎樣才會辦成事——更確切地說，是怎樣才會辦不成事。巴勒斯坦人曾經友好地提出請求，想要得到一個國家。他們得到了嗎？連屁都沒有得到！於是，他們換了個方式，讓孩子做人體炸彈，襲擊公共汽車上的乘客。結果，世人開始聆聽他們的聲音了。被迫遷移的民眾想要對話，有誰理會了嗎？根本沒有！於是，他們開始採取暴力手段，用滾油潑邊境上的巡邏士兵。結果，他們立刻引起了世人的重視。在這個國家，不管在政治、經濟領域，還是在爭搶區區一個停車位上，強力就是一切。我們只聽得懂一種語言，那就是暴力。
大鬍子的故鄉瑞典是個發達國家，在諸多領域遙遙領先世界各地。瑞典並非只是阿巴樂隊、宜家家居公司或諾貝爾獎的代名詞，而是自成一個世界，無論什麼東西，應有盡有，而且都是通過文明的方式獲得的。在那裡，要是大鬍子上門去找「王牌合唱團」的女獨唱為他表演，後者很可能會邀請他進屋，並親自奉上一杯茶。接著，那名女獨唱就會從床底下拿出原聲吉他，為他唱上一曲。而且自始至終，女獨唱都會保持微笑。但在這裡呢？我是說，要是大鬍子沒有亮出手槍，我可能早就一腳把他踹出去了。「聽我說。」我試圖跟他講道理。「你聽我說，」大鬍子扣上扳機，嘟囔道，「要麼給老子講個故事，要麼吃顆子彈。」我發現自己別無選擇，這傢伙是玩真的。「兩個人坐在一個房間裡，」我講了起來，「突然，響起一陣敲門聲。」大鬍子頓時怔住了，我還以為自己的故事把他嚇到了，但其實不是，他並沒有在聽我講話。這時，我聽到門上傳來一陣敲門聲。「去開門，」他吩咐道，「別耍花招。不管是誰，立刻打發走，否則休怪我不客氣。」
門外是個做問卷調查的小夥子，想問幾個簡短的問題：關於這裡夏季的高溫溼熱天氣，以及這種天氣對我性格的影響。我說自己不感興趣，但他置若罔聞，闖了進來。
「他是誰？」問卷調查員指著站在客廳裡的大鬍子問。「我侄子，剛從瑞典來的，」我撒了個謊，「他爸在泥石流中遇難了，他是來參加葬禮的。我們正在討論遺囑的事，請你尊重我們的隱私，離開這裡，好嗎？」「啊呀，行行好吧，」問卷調查員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只有幾個問題，就讓我賺幾塊錢吧。他們是按調查的人數給錢的。」說完，他緊緊地抓著資料夾，一屁股坐到了沙發上。瑞典人也挨著他坐了下來。「請你出去，」我仍然站著，假裝生氣地說，「我沒空！」「真的沒空？」他開啟塑膠資料夾，亮出一把很大的左輪手槍。「為什麼沒空？因為我不是白人？因為我不夠禮貌？對瑞典人，你有的是時間；對摩洛哥人，對一個差點死在黎巴嫩的退伍老兵，你就他媽的連一分鐘都擠不出來？」我試圖跟他講道理，告訴他根本不是這麼回事，而是我正和瑞典人談話談到關鍵的地方，他來的不是時候。但問卷調查員舉起左輪手槍，貼到自己的嘴唇上，示意我閉嘴。「行了，」他用西班牙語打斷我，「別找藉口了！在那坐下，開始講吧。」「講什麼？」我問道，感到自己緊張得要命。瑞典人也有一把槍，情況很可能會失控。你想這樣，他想那樣，眾口難調。我得講個他們都喜歡聽的故事。要不然，瑞典人可能會發狂的，因為他只想獨享，讓我講給他一個人聽。「別考驗我的耐心，」問卷調查員警告道，「我這個人性子急。快講故事！」「就是！」瑞典人幫著腔，也掏出了槍。我清了清嗓子，從頭開始講起：「三個人坐在一個房間裡。」「不要說‘突然，響起一陣敲門聲’。」瑞典人提醒道。「快點講！」問卷調查員不太清楚怎麼回事，但跟著附和道，「不要說敲門聲。給我們講點別的，刺激的。」
我停下來，深吸一口氣。與此同時，他們倆都死死地盯著我。我怎麼老是這麼倒霉啊？阿莫司·奧茲和大衛·格羅斯曼肯定從來也遇到過這種事。就在這時，突然又響起一陣敲門聲。那兩人的眼神里立刻露出兇光。我聳了聳肩——這不關我的事，我在故事裡根本沒有提起敲門聲。「去打發走！」問卷調查員命令道，「不管是誰，都給老子打發走！」我把門開了一條縫，發現外面是個送披薩的。「你是凱雷特嗎？」他問。「是的，」我回答，「但我沒叫披薩。」「上面說的就是這裡，柴門霍夫街十四號。」他邊指著送貨單不耐煩地說道，邊闖了進來。「那又怎麼樣？」我說，「我沒叫披薩。」「特大號的，」他自顧自地說，「一半菠蘿味，一半鯷魚味。錢已經用信用卡付過了。只要給了小費，我馬上就走。」「你也是來這裡聽故事的吧？」瑞典人質問道。「什麼故事？」送披薩的問。不過，他裝得不太像，一眼就能看出是在撒謊。「拿出來吧，」問卷調查員催促道，「別裝了，快把手槍拿出來吧。」「我沒有手槍。」送披薩的難為情地說著，從硬紙盒底下抽出一把切肉刀。「不過，要是他不趕緊想個好故事出來，我就立刻把他剁成肉醬！」
他們三個坐在沙發上，瑞典人在最右邊，送披薩的在中間，問卷調查員在最左邊。「像現在這樣，我講不了，」我告訴他們，「你們三個拿著武器在這裡，我想不出故事。去街上走走吧，等你們回來的時候，我就想出來了。」「這個雜碎想要報警！」問卷調查員對瑞典人說，「他是怎麼想的，把我們當三歲小孩嗎？」「拜託，快講個故事，我們聽完就走，」送披薩的懇求道，「短一點也沒事，別那麼小氣嘛。我們活得不容易，時刻面臨著失業、人體炸彈和伊朗人的威脅，大家都渴望生活中能有別的東西。像我們這樣安分守己的老實人為什麼會鋌而走險，你知道嗎？我們感到絕望，哥們兒，絕望！」
我清了清嗓子，重新講起了故事：「四個人坐在一個房間裡。天氣很熱。他們感到很無聊。空調壞了。其中一個人說想聽故事，第二個人也跟著說想聽故事。接著，第三個人……」「這不是故事，」問卷調查員抗議道，「更像是證人的證詞。你說的完全就是眼前的事情，完全就是我們想要逃避的現實。拜託，不要像垃圾車倒垃圾那樣，把現實倒到我們身上。運用你的想象力，哥們兒，編個故事出來！」
我點了點頭，再次重新開始講故事。有個人孤零零地坐在房間裡。他是作家，想要寫個故事。他已經很久沒有寫出故事了。他懷念從已經存在的事物中創造出新事物的感覺。對，從已經存在的事物中創造出新的事物。因為無中生有就是憑空捏造，是毫無意義的，任何人都能做到。但從已經存在的事物中創造出新事物則意味著，這個新事物一直都是真實存在的。它存在於你的內心，作為新事物的一部分被你發現了，而整個新事物是以前從未出現過的。那人打算寫一個關於當前狀況的故事。他要寫的不是關於政治或社會狀況，而是關於人的狀況——他自己正在經歷的人的狀況。但是，他什麼也寫不出來。因為他正在經歷的人的狀況似乎不值得寫成一個故事。正當他準備放棄的時候，突然——「我早就警告過你了，」瑞典人打斷我，「不要說敲門聲。」「必須得說敲門聲，」我堅持道，「沒有敲門聲就沒有故事。」「隨他的便吧，」送披薩的溫和地說，「給他點自由。你想說敲門聲？好，那你就說吧，只要能給我們講個故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