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婚丈夫從計程車裡提出箱子，在前面帶路，沿著甬道朝那幢褐砂石建築走去，走過一段鵝卵石臺階，走進空氣混濁的門廳（門廳裡的地毯都捲了邊），在房號為2b的那扇門前停下了。門上微黃色的金屬房號牌釘得不太平整。

「我們到了。」他說。他對我說起我們的家，是用「房子」這個詞。我曾設想那兒有一條平整的車道蜿蜒而入，兩邊是黃瓜色的草坪，進門是門廳，牆上掛著莊重的油畫。就像奈及利亞電視裡週末晚上播放的美國新婚家庭居住的那種房子。

他擰亮起居室的燈，起居室中間的長沙發擺得有些歪斜，好像是隨意扔在那個地方似的。屋子裡很熱，空氣裡有一股濃重的黴臭味。

「我帶你四處看看。」他說。

小臥室的角落裡放著一張光禿禿的墊子。大臥室裡有一張床、一個梳妝檯，電話機擱在鋪了地毯的地板上。兩間臥室都顯得逼仄，好像四面牆壁彼此都感到彆扭，真有些狹路相逢的意思。

「現在你來了，我們就可以多添置些傢俱了。我一個人的時候不需要太多傢俱。」他說。

「好的。」我說。我覺得有些頭暈。從拉各斯到紐約，十個小時的飛行，再加上在美國海關開箱查驗前沒完沒了的等候，搞得我腦袋暈暈乎乎的，像是塞滿了棉花。那個海關人員翻檢著我那些食品，像是見了蜘蛛似的，她戴著手套的指頭捏著裝在防水袋裡的葫蘆籽、苦樹葉和非洲胡椒籽，最後她把那包非洲胡椒籽拽了出去。她怕我會在美國的土地上栽種這玩意兒。這些種子雖經太陽暴曬了幾個星期就像腳踏車頭盔那般堅硬，可仍能生根發芽。

「我累了。」我說著把手提包撂在臥室地上。

「是啊，我也累了。」他說，「我們應該上床休息了。」

床單很柔軟，我的身子緊緊蜷成一團，就像伊柯叔叔聽說我沒有如其所望盡到妻子本分而惱怒地攥緊的拳頭。當我聽到新婚丈夫有規律的鼾聲響起時，身體放鬆了片刻。他的胸膛裡發出深沉的隆隆聲，接著響起一聲高音，就像一聲淫蕩的口哨。他們在安排你的婚姻時根本沒有警告過這類事情，沒有提到這惱人的鼾聲，也沒有提到這些無法放置傢俱的房間。

我的新婚丈夫把他沉重的身子壓到了我身上，這時我被弄醒了。他的胸部幾乎碾平了我的胸脯。

「早上好。」我說著睜開睡意矇矓的眼睛。他咕嚕著，那聲音也許是對我問候早安的回答，也許是他行事的習慣招數。他抬起身，使勁拽我捲到腰上的睡袍。

「等等——」我說，自己把睡袍脫了下來，這樣或許就顯得不那麼匆忙。但他把嘴唇貼到了我的嘴上。他們安排我的婚姻時還忘了提起一件事——隔夜的嘴巴冷冰冰潮膩膩的，就像嚼過頭的口香糖，那氣味聞上去有如奧吉貝特市場的垃圾桶。他身子一動起來，呼吸就變得急促了，好像他的鼻孔太小不夠空氣流通似的。他最後完事時，整個身體的重量都壓在了我身上，甚至包括那兩條腿。我一動不動，直到他翻身下床，走進浴室。我套上了睡袍，那長度剛好蓋過屁股。

「早上好，寶貝兒。」他回到房間時說。他把電話機遞給我。「我們得給你的叔叔嬸嬸打個電話，告訴他們我們平安到達了。只能說幾分鐘，電話打到奈及利亞差不多是一分鐘一美元。撥011，再撥234，然後撥他們家的號碼。」

「這就行了？」

「是啊，先撥國際代號，再撥奈及利亞的號碼。」

「噢。」我說著撥了十四位號碼。我的兩腿之間又粘又癢。

電話線裡傳出靜電噼啪作響的聲音，那聲音穿越大西洋而去。我知道伊柯叔叔和阿巴嬸嬸會用溫和的聲音和我說話，他們會問我吃了什麼，美國天氣如何。可我的任何回答都不會讓他們記在心裡，他們問你什麼只不過是問問你。伊柯叔叔也許會對著電話微笑，當他告訴我給我找到一個完美的丈夫時，當「超級鷹」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上贏得足球比賽金牌時，他臉上也浮現出那樣的微笑。

「美國的醫生呢。」他笑容滿面地這樣說，「還能找到比這更好的嗎？奧福迪爾的母親正在為他物色妻子，她很擔心他會找個美國人。他已經離家十一年了。我把你的照片給了他母親，卻一時沒有得到迴音，我還以為他們找了別的人家了。可是……」伊柯叔叔把自己的嗓音一點點壓下去，讓臉上的笑容一點點綻放開來。

「好的，叔叔。」

「他會在六月初回家，」阿巴嬸嬸說，「你們結婚前會有許多時間去了解對方。」

「是的，嬸嬸。」許多時間是兩個星期。

「我們還有什麼沒為你做到呢？我們把你當自己的孩子一樣撫養成人，現在，我們又為你找了個好丈夫！一個美國的醫生！這好比我為你中了一個大獎！」阿巴嬸嬸說。她的下頦上有幾根稀疏的毛髮，她說話時就扯著其中的一根。

我為所有的事情感謝他們——為我找到一個丈夫，把我帶進他們家裡，每兩年為我買一雙新鞋。這是我唯一能夠避免被說成是「不知好歹，忘恩負義」的辦法。我不能提醒他們的是，我為了上大學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參加聯合招生委員會的考試，在我讀中學期間，我在阿巴嬸嬸的麵包店裡賣出的麵包，比恩努古所有其他的麵包店都要多，而家裡的傢俱和地板擦得鋥亮，也完全是因為我。

「打通了嗎？」我的新婚丈夫問。

「佔線。」我說。我把目光挪開去，以免他看見我臉上釋然的表情。

「是忙音。美國人都叫忙音，不是佔線。」他說，「過會兒再打。我們吃早飯吧。」

他從一個淺黃色袋子裡拿出薄煎餅來解凍。我留神看他在白色的微波爐上撳了哪個按鈕，用心記下這一切。

「燒一些開水泡茶。」他說。

「需要加奶粉嗎？」我問，一邊把茶壺拿到水槽上。水槽兩邊積著棕褐色的汙垢，好像剝落的棕色油漆。

「美國人喝茶不加奶和糖。」

「是這樣嗎？那你喝茶也不加奶和糖？」

「不加，我早已經習慣這一套了，你也會習慣的，寶貝兒。」

我在自己那塊軟塌塌的薄煎餅前邊坐下——比家裡的那種有嚼頭的餅薄多了——寡淡無味的茶也讓人難以下嚥。門鈴響了，他站起來。他走路時兩隻手會甩到後背上，我之前沒注意到過，我根本沒時間去注意這些。

「我昨天晚上聽到你們回來了。」門口說話的聲音是個美國人，語速很快，彼此聊上了。嘰裡咕嚕，嘰裡咕嚕，伊菲姨媽會這樣說，快，就是快。「等你回家探親時，你說話就會嘰裡咕嚕地像個美國人了。」她這麼說。

「嗨，謝莉。謝謝你幫我保管郵件。」他說。

「沒事兒。你的婚禮怎樣？你太太在嗎？」

「在，進來打個招呼吧。」

一個鐵灰色頭髮的女人走進了起居室。她身上穿著粉紅色長袍，腰間的束帶打了一個結。從她臉上的皺紋來看，年齡大概在六十到八十歲之間，可我見過的白人不多，所以猜不準人家的歲數。

「我叫謝莉，住在3a室。很高興見到你。」她說著和我握了握手。她鼻子裡發出像是傷風感冒的聲音。

「歡迎你來。」我說。

謝莉停頓了一下，好像有點詫異。「噢，我得讓你們繼續用早餐，」她說，「等你們安頓好以後，我再下來看你們。」

謝莉很快就出去了。我的新婚丈夫去關上門。餐桌的一條腿有點短，桌子擱不平，像蹺蹺板，他靠在桌上說：「你應該說‘嗨’，而不是‘歡迎你來。’」

「她好像不是我同輩的人。」

「這兒不講究這個。所有的人打招呼都是‘嗨’。」

「知道了。」

「順便說一聲，我在這裡不叫奧福迪爾。我叫戴夫。」他說，一邊低下目光看著謝莉交給他的一疊信。好幾封信的信封位址列上都寫了幾行字，好像寄信人封好信後才想起要加幾句什麼話。

「戴夫？」我知道他沒有英語名字。我們的婚禮請柬上標明的是：奧福迪爾·埃美卡·烏丹瓦和奇娜查·阿加莎·奧卡福。

「我在這兒的姓氏也和奈及利亞的不一樣。美國人要記住烏丹瓦很難，所以我改了。」

「叫什麼？」幾個星期前，我還在努力適應烏丹瓦這個姓氏。

「叫貝爾。」

「貝爾！」我曾聽說叫華圖盧查的到美國後改成了華圖盧，叫奇克盧果的改成了對美國人來說更具親和力的奇克爾，可是怎麼把烏丹瓦改成了貝爾？「這個姓氏跟烏丹瓦根本就沾不上邊啊。」我說。

他站起來。「你不理解在這個國家裡是怎麼做事的。如果你想盡可能躋身主流社會，你就得這麼做。如果你不想，你就會被邊緣化。你在這裡必須用一個英文名字。」

「我從來沒有用過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只是寫在出生證明上的幾個單詞。我有生以來只叫奇娜查·奧卡福。」

「你會慢慢習慣的，寶貝兒，」他說著伸手撫摸著我的臉頰，「你會明白的。」

第二天，他為我填寫了社會保險申請表，在姓名一欄裡，他填上了阿加莎·貝爾。

我們這個社群叫弗萊布斯，這是我新婚丈夫帶著我汗漬漬地走在悶熱嘈雜的街上時告訴我的，那條街上的氣息聞著有一股凍魚味兒，像是在冰箱裡擱得太久的凍魚。他要教會我如何採購日用品，如何乘坐公交車。

「朝著四周看，不要總是低垂著眼睛。朝四周看。你很快就會習慣這樣。」他說。

我讓腦袋左一下右一下地轉動著，以向他表明我是遵照他的指示在做了。餐館陰暗的窗子上用印刷體歪歪扭扭地寫著地中海與美國絕佳美味，街對面有一家洗車店，「三塊五洗一次」的廣告用粉筆寫在靠在一堆可樂罐和紙屑的黑板上。人行道邊上到處是豁口，活像被老鼠啃過似的。

在裝有空調的公交車裡，他告訴我往哪兒投幣，怎樣按車壁上的按鈕表明自己到站了。

「這裡不像奈及利亞，你可以衝著售票員大喊大叫。」他用嘲諷的口吻說，好像他生來就是優越的美國人。

在「關鍵食品」超市裡，我們從一條通道慢慢走到另一條通道。我留意著他把一塊包裝牛排放進購物車。我真想摸一下那塊肉，看看肉的顏色，就像我以前常在奧格貝特市場做的那樣，在那兒，屠夫甩給你一塊新宰切的肉，嗡嗡叫的蒼蠅便圍了上來。

「我們能不能買這種餅乾？」我問。那種藍色包裝的伯頓多料茶餅乾看上去有些眼熟，我不是想吃餅乾，只是想往購物車裡擱進一些熟悉的東西。

「這叫寇克餅，美國人把餅乾叫做寇克餅。」他說。

我伸手拿了那包餅乾（寇克餅）。

「這是商店自營品牌，比較便宜，東西其實是一樣的。」他指著另一種白色包裝餅乾說。

「好吧。」我說。我不想要餅乾了，但我還是把商店自營品牌餅乾放進了購物車，一邊盯著架上藍色包裝的餅乾看，那上面是繪有穀物圖案的熟悉的伯頓商標，一直看到我們離開這條通道。

「等我當上了主治醫生，我們就可以不必買商店自營品牌的東西了，但是現在，我們還得節儉點，這些七七八八的東西看上去便宜，但加起來花費也不少。」他說。

「你什麼時候可以升坐診醫生？」

「這裡叫主治醫生，是內科主治大夫。」

婚姻的安排人只告訴你醫生在美國是掙大錢的行當。他們沒有進一步說明，在當上掙大錢的正式醫生之前，他們還得經歷實習醫生和住院醫生階段，而你的新婚丈夫還沒有完成這個過程。我的新婚丈夫曾在飛機上向我解釋過這事兒，當時我們剛從拉各斯起飛，他趁著還沒有睡過去時對我說了這番話。

「實習醫生年薪是二萬八千美元，但一週要工作八十小時，就是一小時三美元。」他說，「你能相信嗎？一小時三美元。」

我不知道一小時三美元的工資是高還是低了——我傾向於認為這收入相當不錯——直到他告訴我說，一個高中生的兼職打工都比這掙得多，我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等我當上主治醫生後，我們就不必再住這種地方了。」我的新婚丈夫說。他停下來把購物車退後一步，讓一個購物車上有孩子的女人過去。「你看見那些購物車過不去的路障了嗎？高檔社群的超市裡是沒有這玩意兒的。你能把購物車一直推到自己的汽車旁邊。」

「噢。」我應道。不過，能不能把購物車推到自己車旁有那麼重要嗎？重要的是，這些是好用的購物車。

「瞧，店裡的那些人，他們都是從國外來的，他們在這兒的行為舉止，還跟以前在自己國內一樣。」他朝那個帶著兩個孩子的女人作了個無可奈何的手勢，那女人說的是西班牙語。「除非你在美國改變自己，否則永遠都不會有前途。他們命中註定只能在超市打工。」

我含含糊糊地咕噥一聲，表示我在聽他說話。我想起恩努古的露天市場，你走進那種鍍鋅鐵皮的小棚子，攤販們嘴巴都甜極了，他們一天到晚都在跟人討價還價，多加一分錢都是好的。如果有塑膠袋，他們把你購買的東西用塑膠袋包好，如果沒有塑膠袋了，他們會笑著給你裹上一張舊報紙。

我的新婚丈夫帶我去購物中心，他要趁星期一上班之前儘可能多教我一些事情。他的汽車行駛中會發出咔啦咔啦的聲音，好像裡面許多部件都鬆動了——那動靜很像在搖晃一個裝滿鐵釘的罐子。車子在紅綠燈前停下後，他把車鑰匙轉了好幾次才算把車子重新發動起來。

「等當上了主治醫生，我得買一輛新車。」他說。

購物中心的步行街上，閃閃發亮的地面光滑得像冰塊，天穹上微微泛動著縹緲的燈光。我感到好像走進了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星球。人們推搡著我們，連黑人都這樣，他們的臉上都帶著一種古怪的、有如外星人的表情。

「我們得先買披薩，」他說，「這是你到美國以後必須要喜歡的一樣東西。」

我們朝披薩店走去，走向一個戴著鼻環和白色高帽子的男人。

「兩份意式香腸和兩份臘腸的。你們這兒有組合套餐優惠嗎？」我的新婚丈夫問。他跟美國人說話時，發音不一樣了：「r」總是過度發音，而「t」總是發音不足。而且，他總是笑容滿面，那是想要討人喜歡的熱切的笑容。

我們走進一處他稱作「食廊」的地兒，坐在小圓桌旁享用披薩。一大群人圍坐在圓桌旁，都把腦袋埋在盛有食物的油漬漬的紙盒裡。在這樣的地方吃東西，伊柯叔叔會覺得很可怕，他是一個有身份的人，他甚至都不在婚禮上吃東西，除非給他提供一個隱秘之處讓他獨自用餐。大庭廣眾之下吃東西是很丟臉的事兒，是有失尊嚴的，而這個露天場所到處是桌子，到處是食物。

「你喜歡披薩嗎？」我的新婚丈夫問。他的紙盒裡已經空了。

「西紅柿沒煮熟啊。」

「我們國內人家煮東西都煮過頭了，這樣就會失去所有的營養。美國人煮東西的方法是對的。瞧他們一個個看上去多健康！」

我點點頭，朝四周看看。旁邊一張桌上，一個帶孩子的黑人婦女朝我咧開大嘴露出笑臉。我也朝她微笑一下，又回頭對付剩下的披薩，我得把胃裡的東西壓下去，以免嘔出來。

接下來我們去了梅西百貨。我的新婚丈夫領路走向一道慢慢挪動的階梯，那玩意兒穩穩當當地移動著，可我知道自己一踏上去沒準會跌跤。

「biko，他們難道就不會裝個升降機嗎？」我問。在國內時，在當地的政府辦公樓裡，至少我還坐過一回嘎吱作響的升降機，雖說那玩意兒門開啟之前還晃晃悠悠的。

「說英語。你後面有人呢。」他悄聲說著，把我拽向旁邊珠寶閃耀的玻璃櫃臺，「這叫電梯，不是升降機。美國人叫電梯。」

「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