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新奈及利亞報》嗎？」她問，她沒有轉身面對那男人，而是望著排在隊伍前面那對正在買餅乾的夫婦，那對夫婦開啟了餅乾盒。

「是的，你想看嗎？那邊賣報小販手上還有幾份。」

「不，我只是問問。」

「辦得很好的一張報紙。那兩個編輯，就是奈及利亞需要的人。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把真相告訴我們。真是勇敢的人。這種有勇氣的人再多一些就好了。」

這與勇氣無關，只是一種自我誇大。一個月前，她丈夫把出席表弟婚禮的事兒給忘了，而他們已經答應參加婚禮的，他卻對她說，他不能取消去卡杜納的行程，因為他對被捕新聞記者的採訪太重要了，她當時看著他，這個她與之結婚的男人，那麼奮不顧身，離她卻是那麼遙遠，「並不只有你一個人恨這政府。」她獨自去參加了婚禮，而他去了卡杜納，他回來時，他們之間幾乎沒說什麼話，現在兩人的之間交流更多是關於烏岡納的。你簡直不能相信這男孩今天做了什麼，她會在他下班回家時這樣說，然後就說起烏岡納怎樣在他的桂格燕麥片裡發現了胡椒，弄得他再也不喝那玩意兒了，要不就是他幫她拉上窗簾什麼的。

「那麼，你認為那些編輯很勇敢，是嗎？」她朝身後的男人轉過臉。

「毫無疑問。我們沒人能做到這一點。這是我們這個國家真正的問題所在，我們這些人都不夠勇敢。」他久久地注視著她，目光裡一股凜然正氣，又像是帶有一絲疑慮，好像在懷疑她是不是替政府說話的人，是不是那種責難民主運動的人，堅持認為只有軍人政府最適合奈及利亞國情。如果換一種情形，她也許會告訴他，她自己就是記者，畢業於扎里亞的大學，她在大學期間組織過抗議布哈里佈政府消減學生補貼的集會。她也許會告訴他，她給拉各斯的《晚間新聞》寫過文章，她還給《衛報》寫過一個出版人被謀殺未遂的文章，她懷孕後辭去了工作，那是因為她和丈夫努力了四年才懷上孩子，由於她的子宮生了纖維瘤。

她轉回身，望著那些貼著簽證隊伍來來回回的乞丐。身穿髒兮兮的束腰長衣的男人，手指捻弄著祈禱唸珠，唸叨著《可蘭經》的經文；眼珠像黃疸病人似的女人，揹著病怏怏的、衣服都磨出線頭的孩子；一對盲人夫婦，由他們的女兒引領著，脖上掛著「萬福聖母瑪麗亞」的藍色紀念章，衣領破爛不堪。一個賣報小販吹著口哨走過來。小販胳膊裡抱著一沓報紙，她沒看見有《新奈及利亞報》。也許已經賣光了。她丈夫最後的一篇文章是《阿巴查的統治歲月：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一開始她並沒覺得有什麼可擔心的，因為那篇文章沒有什麼新的內容，只是整合了幾樁謀殺事件，一些未能履行的官方承諾，以及貪賄錢財等材料，奈及利亞人好像不至於不知道那些事情。她以為這樣的文章不會有什麼麻煩，不會過於引人矚目。可就在見報的第二天，bbc就播出了這篇文章，並採訪了一位流亡國外的政治學教授，那位教授說她丈夫應該獲得「人權獎」。他用筆來反抗壓迫，他為沉默者發出聲音，他使世界瞭解真相。

她丈夫在她面前試圖掩飾自己的緊張，然而，就在有人匿名打來電話之後，他不再向她隱瞞自己的惶惶不安了——他一直都會接到匿名電話，他是那樣一種記者：平時很注意在工作中發展自己的人脈關係——來電者告訴他，國家元首對他非常惱火，他讓她看自己發抖的雙手。來電者說，軍人要逮捕他，已在趕赴他家的路上。也就是說，這將是他最後一次被捕，他再也不能回家了。接到來電幾分鐘之後，他就爬進了汽車後備箱，這樣，如果士兵盤問起來，看門人不妨實話實說，他沒看見她丈夫離開。她把烏岡納送到鄰居家，接著馬上往後備箱裡灑了點水（儘管她丈夫讓她趕快開車走人），因為她覺得潮溼的後備箱多少能有些涼意，他在裡面會好受些。她駕車送他去一個報社同事家裡。第二天，他從貝南共和國打來了電話，那位同事的線人已經悄悄把他送過了國境線。他去美國的簽證（這是他以前去美國亞特蘭大培訓時拿的簽證）依然有效，他到達紐約後就去申請避難簽證。她告訴他不要擔心，她和烏岡納會沒事的，她將在學期結束後去申請簽證，這樣，他們一家就能在美國團聚了。那天晚上，烏岡納很不安分，她讓他待到很晚才睡，讓他擺弄自己的玩具車，而她在一邊看書。當她看見那三個人撞開廚房門衝進來時，她恨自己為什麼沒讓烏岡納上床睡覺。如果——

「哦，這太陽還不算太厲害，美國大使館的人至少該給我們搭建一個遮陽的地兒。他們可以用收取的簽證費來搭建啊。」身後那個男人說。

後邊有人在說美國人收錢是留著給他們自己用的。還有人說他們是故意讓申請人在烈日底下等候。於是另一個人笑了起來。她朝那對盲人乞丐夫婦做了個手勢，一邊從口袋裡掏出一張二十奈拉的票子。她把錢擱在他們的托盤裡，他們一起用洋涇浜英語頌唱：「上帝保佑你，你會有錢，你會有好丈夫，你會有好工作。」接著又用伊博語和約魯巴語頌唱。她望著他們走開去。他們沒有祝福她「你會有許多漂亮孩子」。剛才她聽到他們對排在前面的一個女人這樣頌唱。

大使館的大門開啟了，一個穿著棕色制服的人喊道，「排在前面的五十個人進來，填好表格。其餘的，改天再來。大使館只能面談五十個人。」

「我們還真算運氣，嗯？」後面的男人說。

她看著玻璃隔板後面的簽證官，他打量著她掩在蓬鬆的紅褐色頭髮裡的滿是皺紋的脖頸，那雙綠眼睛越過銀色鏡架上方檢視著她的材料，那副眼鏡似乎就是一個不必要的擺設。

「你能再複述一遍事情的經過嗎，太太？你沒有向我們提供更具體的細節。」簽證官的臉上帶著鼓勵的微笑。她知道，這是她講述烏岡納的事情的一個機會。

她朝旁邊視窗看了一眼，那兒一個穿深色西服的男人恭身俯向玻璃隔板，好像在乞求裡面的簽證官。而她完全明白，自己寧可死在那個穿連帽襯衫的傢伙手裡（或是那個光頭），也不願向簽證官或是美國大使館的什麼人抖落烏岡納的事情，一個字都不願講，她不會為了尋求自身安全的簽證而把烏岡納兜售出去。

她的兒子被殺了，這就是她所能講述的事情的全部。被殺了。她什麼也不想說，他是一個不知怎麼突然就會發出笑聲的男孩，笑得那麼響亮而清脆；他把糖果和餅乾叫做「糕糕」；她抱著他的時候，他會緊緊摟住她的脖子；她丈夫說他將來會成為一個藝術家，因為他不是按照「樂高」積木的玩法來搭建東西，而是自己別出心裁另搞一套，一邊一個，兩種顏色的模組交替使用——所有這一切，他們不配知道。

「太太？你說這事情是政府幹的？」簽證官問。

「政府」是一個如此之大的標籤，它可以隨意使用，它給人們耍花招和找藉口提供了免除承擔責任的空間。那是三個男人。就像她丈夫或是她兄弟那樣的三個男人，就像排在她身後那個人一樣的男人。那是三個男人。

「是的，他們是政府的特工人員。」她說。

「你能證明嗎？你有什麼證明能給我看一下嗎？」

「有啊，可是我昨天已經埋葬了我兒子的屍體。」

「太太，對你兒子的事情我很遺憾。」簽證官說，「可是我需要你提供證明這事是政府幹的證據。這種事情有可能是部落族群之間發生的爭鬥，也有可能是私人謀殺。我需要政府插手其間的證據。我需要你在奈及利亞身處險境的確鑿證據。」

她看著對方褪了色的粉紅嘴唇，翕動之間露出細小的牙齒。褪了色的粉紅嘴唇長在一張滿是色斑的臉上，那是一張不諳世事的面孔。她心裡湧起一股衝動，想對這個簽證官說，發表在《新奈及利亞報》上的一篇文章是否需要用一個孩子的生命作代價。可她沒說。她懷疑這個簽證官是否知道那些傾向民運派報紙的事情，她是否知道排在大使館外面那一溜長長的隊伍，沒有遮陽的地兒，毒辣的太陽促成了排隊者之間的友情，也造成了頭痛和絕望。

「太太？美國會給遭受政治迫害的當事人提供新的生活，但這需要證明……」

新的生活。是烏岡納給了她新的生活，讓她驚喜不已的是，她這麼快就有了一個新的身份，這是他給予她的，一個新人，他使她變成了「烏岡納的母親」，她總是這樣告訴他的幼兒班的人，他的老師，還有別的孩子的父母。在他的葬禮上，因為前來的朋友和家人都穿著安卡拉印花布衣服，有人就問：「誰是母親？」她抬起頭，愣了片刻說：「我是烏岡納的母親。」她要回到他們家祖祖輩輩的家鄉去，種下紅龍船花，那是她孩提時候種過的，根莖像針一樣細的花。種下一株就夠了，他佔有的土地是那麼小的一塊。當紅龍船花盛開時，那花朵會招來許多蜜蜂，她要去採摘花朵，蹲在泥地上吸吮著花朵。然後，她要把那些花一朵一朵地排列起來，就像烏岡納擺弄他的樂高玩具那樣。她意識到，這，才是她要的新生活。

隔壁視窗的美國簽證官聲音很響地對著麥克風說：「我不能接受你的謊話，先生！」

那個穿著深色西服的奈及利亞申請者開始大喊大叫，一邊做著手勢，揮動著透明塑膠資料夾（裡面鼓鼓囊囊地裝滿了檔案）。「這是不對的，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別人？我要把這事告到華盛頓去！」一個保安過來把他帶出去了。

「太太？太太？」

是她的想象？還是簽證官臉上流露出同情之色？她看見那女人迅速將自己紅銅色的頭髮朝後掠去，其實那頭髮一點都不礙事，安安穩穩地攏在脖子邊，環繞著一張蒼白的臉龐。她的未來取決於那張面孔。而那張人類的面孔卻不能理解她，也許她廚房裡用的不是棕櫚油，還有，她知道新鮮的棕櫚油是一種鮮亮的色澤，鮮亮的紅色，當它不新鮮時，就會變成一種色澤不均的橘黃色。

她慢慢轉過身，朝出口處走去。

「太太？」她聽見身後傳來簽證官的喊聲。

她沒有轉身回去。她走出了美國大使館，走過那些乞丐身邊，那些人還胳膊伸得老長地託著搪瓷碗來回乞討，她鑽進自己的車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