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馬科斯和他的妻子伊梅爾達。據說伊梅爾達擁有四千多雙名牌鞋、兩千多副手套、一千七百多個包包。我還想起毛澤東接見伊梅爾達的照片——照片中，年事已高的老人穿著中山裝，正親吻伊梅爾達的右手。

馬科斯曾經十分仰仗洛佩斯家族的勢力。憑藉著糖業貿易，洛佩斯家族逐漸成為控制數個領域的名門望族。儘管費爾南多·洛佩斯兩度作為馬科斯的競選搭檔，但他們最終還是反目成仇。

1972年，馬科斯宣佈軍事管制，掌控著媒體的洛佩斯家族成為封殺的物件。費爾南多被解除副總統職務，他的侄子被投進監獄，哥哥則在逃到舊金山後，含淚而終。

大概正是從那時候起，馬裡基塔別墅就無人居住。它和伊洛伊洛一起，褪去昔日的浮華。馬科斯倒臺後，洛佩斯家族東山再起。但是顯然，他們的事業重心已經不在伊洛伊洛。如今他們經營著菲律賓最大的電視臺，馬裡基塔別墅像一塊凝結記憶的琥珀，繼續著沉寂的命運。

在伊洛伊洛的碼頭，我坐上渡輪，橫渡吉馬拉斯海峽，前往兩小時外的內格羅斯島。和伊洛伊洛一樣，內格羅斯島上的小鎮錫萊也曾經是糖業鼎盛時期的明珠。

19世紀50年代，法國人率先在這裡種植甘蔗。隨後的將近一百年裡，這個沒什麼名氣的小鎮，一躍成為特權階層的堡壘，修建起眾多宗祠和豪宅，聚集了一大批歐洲的音樂家和藝術家。

不過「二戰」很快爆發。日本人佔領菲律賓，有錢人紛紛逃亡。更不幸的是，糖業貿易也隨之衰落，並且再沒有復興。和伊洛伊洛一樣，錫萊的輝煌不再，如今只是一個美麗而憂傷的小鎮。

我坐著憂傷的吉普尼前往錫萊。這種雙條車是菲律賓普通民眾的日常通勤工具。到了內格羅斯島，我才有勇氣乘坐吉普尼。吉普尼和吉普沒有任何關係。準確來說，它只是各種報廢汽車零件的組合體。雖說個頭比吉普車大不了多少，但馬力驚人，超載七八個人不在話下，而且每個司機都會充分利用這一點。

吉普尼的車身通常塗得花花綠綠，我坐的這輛上面寫著可能是《聖經》中的一句話：「我是上帝的僕人。」

路上，司機一邊抽菸，一邊扭頭和乘客嬉笑打鬧。不過上帝的確展現了他慈愛的一面——至少是在我坐的這次。因為我竟平安無事地抵達。

錫萊鎮不大，有一條老街，兩側都是舊房子。路邊遍植著聶帕棕櫚樹和大榕樹，很像法國在印度的殖民遺產——本地治裡。很多老房子現在成為博物館，可以隨意進入。

我走進一家，發現是維克多·加斯頓家族的宅邸。他是個典型的糖業大亨，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菲律賓人。一個房間裡擺著一張巨大的圓桌，桌布上印著家族的族譜，已經延續七代，像一張複雜的星圖。維克多有幾個兒女，每一支脈用不同的顏色表示。我注意到，不少後人已經移民歐美，三代以前就不再是菲律賓人。

在這裡工作的何塞告訴我，加斯頓家族每隔三年都要舉行一次家族聚會。屆時，散落世界各地的加斯頓們都會回到錫萊祖宅。他們必須按照族譜上的顏色穿衣服，以此辨別彼此的親疏關係。

何塞說，上一次聚會就在一個月前。錫萊鎮一下子湧入上百人。他們中有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比利時人、瑞士人、西班牙人、巴西人、澳大利亞人……當然也有菲律賓人。

「這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家庭，」何塞深情地解釋說，「但是他們的根在這裡，在錫萊。」

我問何塞，錫萊現在的支柱產業是什麼。他告訴我，附近仍然有一些甘蔗種植園，但不足以改善生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當生活需要改善時，村民們就會舉行集資，資助村裡外語最好、最強悍的女性，去國外當菲傭——她們會把一部分收入寄回來，用以回報村莊。

原來錫萊早以另一種方式融入全球貿易，只不過這次不再是糖。我向何塞表示感謝，然後走出加斯頓大宅。

街邊有一家咖啡館，寫著開業於1935年。那正是錫萊最輝煌的年代。這家咖啡館就是為當年那些不下桌的賭徒提供點心的。我進去吃了三明治，喝了紅茶，同時思考接下來幹什麼。

我決定去看鯨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