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私人的佐米亞
毛姆此前沒想過去撣邦旅行。我也一樣。
1922年，在離開科倫坡前往緬甸的渡輪上，毛姆遇到一位旅客。那位旅客說自己在撣邦的景棟度過了五年時光。那裡地處偏僻，有神秘壯觀的佛塔。每個星期的大集市上，有來自五六十個部落的趕集者。他還講述了景棟的諸多樂事，說自己哪兒也不想住，只想住在景棟。他的臉上有著長期獨居偏僻之地的人所特有的落落寡合的神情。毛姆問他，景棟到底給了他什麼。這位旅客回答：「滿足。」
就這樣，毛姆僱了騾子和矮馬，出發前往景棟。九十多年後，讀到這段故事的我，也萌生去景棟旅行的想法。
不過，最終促使我上路的是耶魯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關於「佐米亞」的論述。
在《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一書中，斯科特試圖顛覆我們所熟知的那套基於文明和進步的話語：我們總將山地部落視為未開化的「原始部落」，認為他們愚昧落後，無法意識到文明的好處。國家總試圖將這些人集中到低地，以便納入國家體制。對這些地區的征伐和統治，被視為推動文明發展的舉措。
在斯科特看來，以上論述不過是一套文明話語的策略。幾千年來，高地民族拒絕現代文明，選擇不同於低地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因為他們希望藉此逃避國家的統治。年鑑學派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認為文明是不同於國家的概念，二者不能混為一談。斯科特也對國家的概念充滿疑慮，他堅定地認為，佐米亞雖然在國家統治範圍之外，但同樣有著文明。
斯科特的書並沒有完全說服我，不過書中的一句話，讓我下定決心去撣邦看看。
「佐米亞是世界上現存最大的，還未被完全納入到民族國家中的地區。」斯科特寫道，「它已來日無多。」
湄賽，位於金三角泰緬邊境的泰國一側，是一個亂糟糟的小鎮。這裡充斥著便宜的中國貨，還有兜售寶石、漆器的小販和飛馳的摩托仔。一個換匯的小販攔住我，問我是否需要緬幣：「到了緬甸，美元用不了！泰銖用不了！」我微笑著擺擺手，繼續往海關走。泰國海關在我的護照上蓋了個章。我跨過湄賽河，進入緬甸撣邦的小鎮大其力。
我沒有緬甸簽證，但是在大其力口岸，可以申請撣邦地區的特別通行證。然而，緬甸海關的官員告訴我，我不僅要申請通行證，還必須僱用一位全程陪同的嚮導，否則不能入境。
「據我瞭解，以前沒有這樣的規定。」
「規定改了。」從那張上世紀的辦公桌後面，撣邦的官員投來深邃而不容置疑的一瞥。
「在哪裡可以找到嚮導？」我問。
「出門左拐。」
果然，海關隔壁就是一家沒掛招牌的旅行社。一個圓臉、留著小鬍子的撣邦男子搓著手從屋裡走出來，說他可以做我的嚮導。他的頭髮油乎乎的，被枕頭壓變了形，雖然外面驕陽似火，可他依然穿著一件厚夾克。他叫賽齊，用英語對我說，做嚮導的費用是每天一千泰銖或三十美元。
「到了緬甸，美元用不了！泰銖用不了！」我的腦海中迴響著剛才泰國小販的話。
大概以為我還在猶豫，我聽到賽齊說：「我熟悉撣邦，熟悉這裡的一切！我可以帶你去任何地方，帶你去山地部落！」
他替我辦好通行證，我得以進入撣邦這片神秘的土地。我們穿過一個露天小商品市場，賽齊似乎和每個人都認識。他帶我穿梭在花花綠綠的貨攤之間，不時和塗著黃香楝粉的女攤主們有說有笑。兩側是販賣國際大牌服裝、香水和包包的攤位。作為導遊詞，賽齊每經過一個攤位都會對我說：「fake.（假貨。）」
到處都是穿著fake的人。摩托仔穿著lacoste或paulsmith的馬球衫，女人們揹著lv或salvatoreferragamo的挎包。到處都是奢侈品的標誌，只是被砍掉奢侈品的一切文化附加值，只剩下作為「物」的唯一屬性——能用。賽齊走得滿頭大汗，他買了兩罐紅牛補充能量。我問他為什麼不脫掉厚夾克。
「一個義大利遊客送給我的。」他微笑著，然後小心地挽起袖子。
我突然明白，在這個遍地「名牌」的撣邦小鎮，唯有這件義大利遊客留下的、沒有牌子的夾克，才是身份的真正象徵。
賽齊三十一歲，做嚮導已經八年。此前，他在景棟的一所職業學校學習計算機。學校規定，畢業生要自費前往仰光參加畢業典禮，才能領到學位證。那是賽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仰光——坐了飛機。即便按照撣邦的標準，景棟到仰光的崇山峻嶺也過於艱險，何況還時常有山賊出沒。
拿到學位後，賽齊發現在景棟根本找不到和計算機有關的工作。他開了兩年雜貨鋪，忘掉了有關計算機的一切。在重新審視一番自己的人生後，他決定當一名導遊，帶為數不多的外國人在撣邦的大山裡徒步。
他能說一口不錯的英語，這得益於他童年時曾跟隨景棟的天主教神父學習，然而他本人是一名佛教徒。他的父母很早就過世了，三個姐姐也已經嫁人。儘管我們才認識不久，他就告訴我，自己目前最大的目標是努力賺錢，娶個媳婦。
看到他和很多女攤主「談笑風生」，我問他現在有沒有女朋友。
「有兩個。」他微笑著告訴我。第一個女孩二十二歲，年輕漂亮，在大其力工作，娶她必須給女方一大筆彩禮。另一個女孩三十歲，在曼谷學過美髮，現在是景棟的髮型師。因為第二個女孩年紀不小了，她的母親希望他們馬上結婚，彩禮自然也不用給。
「你更喜歡哪一個？」
「如果有錢，我想娶第一個，」他說，「如果像現在這樣，我只能娶第二個。」
「我覺得第二個更適合你。」
「第二個不用給彩禮。」
「彩禮要很多錢？」
「很多很多錢。」
我們去阿卡族的農貿市場吃了撣邦米粉，然後穿過塵土飛揚的街道，在市場對面等待開往景棟的大巴。從大其力到景棟一百六十五公里，全是山路，要開四個多小時。我看到幾個撣邦人正把大大小小的麻袋塞進大巴的行李箱，牆上貼著昂山將軍的畫像，已經褪色。
「你覺得昂山將軍怎麼樣？」我問。
「好人。」
我漸漸發現，賽齊喜歡把事情簡單地歸類為「好」與「壞」。比如，昂山素季是好的，軍政府是壞的；外國是好的，撣邦是壞的；景棟很糟糕，可和撣邦的山地部落比起來，卻已經是「國際化大都市」。
大巴身上印著「緬甸皇家特快」的字樣，看上去高貴而可靠。出城不久，我們經過一條樹叢掩映的小河，賽齊指著河畔的一排木屋說，那裡有很多撣邦小姐，「十四到十六歲，非常漂亮」。
大其力可能是整個撣邦最開放的地區，因為緊鄰邊境，有錢的泰國人時常開車過來，享受緬甸一側的廉價服務。
「在那裡能做什麼？」
「小姐們為你倒酒、唱歌、服務，你可以像皇帝一樣……都按小時收費。」
「你去過嗎？」
「去過一回，一個有錢的老闆請客，」賽齊終於脫下夾克，像抱孩子似的抱在懷裡，「那裡……非常非常貴。」
我們翻越一座座山嶺，大片的原始森林已經被砍伐殆盡，只留下光禿禿的木樁。一些撣邦人騎著摩托車上山，車輪碾過暴露的土壤，騰起成串的塵土。賽齊告訴我，這些人都是去打長途電話的。
「因為這裡的山高，可以蹭到泰國飄過來的訊號。」
在緬甸，手機sim卡仍然被政府嚴格管制。從排隊登記申請，到「搖號」拿到卡，幸運的話也需要半年以上時間。如果在黑市購買，一張普通的sim卡需要將近一千塊人民幣。正因如此，很多大其力的緬甸人選擇購買泰國sim卡，不僅便宜，而且容易買到。只是當他們需要打電話時，就得騎上摩托車，到山頂接收泰國訊號。
摩托車上的人向我招手，就像他們是「緬甸皇家特快」的摩托衛隊。山的另一側，燒秸稈的濃煙正像霧一般瀰漫在山間。陽光熾烈烤人，山路迂迴曲折，坐在我前面的撣邦女子終於拉開窗子，不可抑制地吐了。她懷裡幾個月大的嬰兒開始放聲哭泣。接著，「緬甸皇家特快」不幸拋錨。精瘦的售票員，搖身一變成了修理工。他熟練地鑽到車下，而司機狠命轟著油門。黑色的尾煙隨風而逝，地上的陰影宛如迅疾流竄的烏雲。
半小時後，我們總算再次上路，然而一路上又經歷數次拋錨。在荒涼的撣邦，「皇家」也好，「特快」也好，全都是虛幻的泡影，真正主宰一切的只有「緬甸」。好在無論發生什麼，篤信佛教的撣邦人依舊談笑如常，彷彿對此早已司空見慣。
我並沒有覺得沮喪，反而感到一種滿足——我正穿行在撣邦的群山之間，望著窗外亙古的荒涼。手機早就喪失訊號，即便是全球通的服務範圍也不包括這個被世界遺忘的角落。我體驗到詩人蘭波當年遁入衣索比亞高原時的興奮——那是一種潛入未知之境的興奮：輕易抹去自己的痕跡，沒人知道我身在何處。
大巴駛過信仰天主教的村落、無人問津的露天溫泉和一片綠洲。賽齊告訴我，那是將軍們打高爾夫球的地方。我想象自己在這裡揮杆擊球的感覺，那是一種在世界盡頭的孤獨感。黃昏終於漸漸降臨，過不了多久，黑夜就會像一張大毯子，蓋住整個世界。
大巴滑入群山間的一座小鎮。這就是景棟。荒涼安靜得讓人難以置信。這裡幾乎見不到汽車，街道在夕陽下顯得十分空曠。賽齊幫我找到一家名叫「金龍」的旅館，沒有熱水，沒有網路，沒有電。「中國和泰國之間的海底電纜斷了。」老闆說。
我無須負擔賽齊的住宿。他借住在姐姐家，與街口的中央佛寺相距不遠。我們約定半小時後，在佛寺門口碰頭。
趁著最後的天光，我走在街上。
一個多世紀以來，景棟一直是撣邦鴉片貿易的中心，而由吸食毒品引發的艾滋病也曾在這裡肆虐。賽齊在車上告訴我，在他小時候，幾乎每個月都會有認識的人因為艾滋病死去。現在，店鋪大都已經關門，整條街道空空蕩蕩。一個穿著撣裙的女人，正拿著笤帚，打掃門口的灰塵。街上全是撣語而非緬甸語的招牌。「撣」是緬甸人對撣邦人的叫法，撣邦人則自稱「傣」。關於傣族的起源，學術界至今存在爭議。一種說法認為，傣族最初起源於四川與雲南交界的山區。為了躲避戰亂，他們開始逐漸向東南亞流散。西元8世紀的南詔國，被認為是最後一個統一的傣族王國，其統治範圍包括今天的撣邦和泰國北部。西元902年，南詔政權為權臣所篡，先後經歷三個政權更迭，直到937年大理國建立。然而，隨著忽必烈大軍的到來，大理國土崩瓦解，其中一支沿著薩爾溫江峽谷，進入今天的撣邦高原。他們在山谷間建立一系列政權，其中以景棟的勢力範圍最大，成為撣邦的中心。
撣邦從未真正統一，但在緬甸、中國和泰國的壓力下，也從未喪失自治。19世紀，法國和英國瓜分東南亞，撣邦成為法屬寮國與英屬緬甸之間的緩衝帶。換句話說，誰控制這裡，誰就掌控與中國貿易的主動權。正是從那時起，鴉片開始大規模種植，通過撣邦與雲南的通路進入中國。
殖民時代，英國人把撣邦的行政中心設在東枝，那也是今天撣邦的首府。英國人對撣邦的控制一直持續到二戰時緬甸被日軍佔領。日本戰敗後，撣邦一度同意加入緬甸聯邦，但不久昂山將軍被刺，緬甸隨即陷入分裂。撣邦的武裝勢力希望通過武力獲得獨立。戰火一直不曾停息，直到緬甸軍政府上臺，撣邦的獨立之火才最終被撲滅。撣邦也由此開始長達半個世紀的封鎖狀態。直至今天，東枝和景棟之間的陸路交通仍然不對外國人開放。這意味著去景棟最經濟、最可行的辦法，就是從金三角的泰緬邊界入境。
大巴上，我曾問賽齊，隨著緬甸國門的開啟，政策的放寬，他是否擔心有朝一日不再要求遊客僱用嚮導。
賽齊想了想，說他不擔心。
「政策放寬，會帶來更多遊客。到那一天，我就離開大其力，回到景棟，開一家屬於自己的旅行社。如果到時妻子能夠再打理一家雜貨鋪，生活就太幸福了。」
賽齊的夢想並不高遠，卻令我動容。剛見到他時，我覺得他和那些吸遊客血的小販沒什麼差別。可隨著一路的交談，我漸漸發現他是一個老實本分的撣邦人。他渴望財富，但並不貪婪；出身貧賤，但不怨天尤人。國家政策的鬆動，更讓他看到一絲希望，看到靠自己努力實現夢想的機會。
我每天付給他一千泰銖，其中大部分他要交給政府，個人所得不過幾十塊人民幣。我並不需要支付他的餐費，可是來到景棟，我想請他好好吃上一頓。
我們在佛寺門口接上頭時，夜幕已經悄然降臨。整個景棟居然都沒有電，街上一片漆黑。一輛破車從寂靜的街上緩緩駛過，大喇叭響著。賽齊說，那是在提醒人們「小心火燭」。
「我們去哪裡吃飯？」
「有一家炒飯，很便宜。」
「去吃炒菜吧，我請你。」
我們在黑暗中走了一段路，來到一家靠發電機亮著燈的小飯館。這是一家華僑開的飯館，裡面沒有客人，三個女孩正坐在電視前，看湖南衛視。她們能說漢語，可是已經不知道祖上來自中國何處。
我點了幾個菜，是那種緬甸菜和撣邦菜的混合體。女孩又送上魚露和一大盤新鮮的薄荷葉。米飯管夠，賽齊狼吞虎嚥地吃著。
「要不要來瓶啤酒？」
「不能喝酒，我是佛教徒。」
於是，我自己點了一瓶緬甸啤酒，一邊喝一邊看電視裡的綜藝節目。電視的聲音很大，整個餐館裡都回蕩著誇張的說笑聲。
我問賽齊能不能聽懂一些漢語，他搖了搖頭。撣邦的通用語言是撣語，與傣語和泰語關係很近，與漢語和緬語則大有不同。從名字也可以看出，景洪和景棟都曾是傣族的部落。曾經定都清邁的蘭納王國同樣是傣族王國。
因為戰爭、遷徙和地緣政治，景洪、景棟和清邁早已漸行漸遠。景洪成為西雙版納的首府，清邁成為泰國的古都，而景棟依然夾在中間，被緬甸人統治著，成為「佐米亞」的中心。
清晨，曚曨的天色中，我看到芭蕉樹和大金塔。
大金塔在柺杖山山頂，俯瞰著景棟城中的龍棟湖。我沿著湖邊散步，吊腳樓似的房子散落在湖畔。墨綠色的湖面籠罩著一層薄薄的霧氣，映著對岸的房子和金塔的倒影。我沿湖走了一圈，沒碰到幾個人，更沒碰到一輛車。我路過中央佛寺，看到一些信徒正走進寺門，便跟著他們走進去，只見裡面有一尊巨大的金佛。信徒們跪在佛像前，初升的朝陽從窗外擠進來，把檸檬色的陽光灑在一塊紅地毯上。
金龍旅社門口，兩個裹著紅色僧袍的沙彌正在化緣。他們年紀不大，不過十一二歲。沿路店鋪的主人，都在自家門前等著，好把一碗米裝進僧人的缽盂。自從撣邦居民皈依佛教，這樣的儀式就日復一日地上演。我和一個小沙彌搭話，問他的寺院在哪裡，他害羞地紅了臉。
幾個撣邦女人，頭頂著籃子走過，讓我想到今天可能是趕集日。每到這天，附近的山地部落都會帶著各自的物產到景棟的集市上售賣。集市從早上6點開到中午12點，我和賽齊過去時，那裡已經人山人海。
這裡集中了各族趕集的人，販賣各種新奇的東西。一個攤子堆著一袋袋炸竹蟲，這種生在竹子裡的白色肉蟲是本地美味的小食。要捕捉竹蟲，必須深入竹林，用刀在竹骨上開一個大孔，將一根長木條伸進孔中，把竹蟲從孔中帶出來。除了竹蟲，這裡還賣風乾的牛鞭、猴腦骨、蛇皮、牛角、山中的草藥。米粉攤子正冒著熱氣，油鍋吱吱作響。
我們經過一個炸油餅的小攤，攤主是華僑。見我站在那裡，開口便是一句：「先生從何而來？」我被這文雅驚得怔住，問這位老先生來自何處。
「1948年隨先父逃難至此。」老人一邊把麵餅扔進油鍋一邊回答。
「您祖上是哪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