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得知這位拉亞帕拉先生是孟加拉人，定居倫敦。他正帶著太太和兒子在印度旅遊。

拉亞帕拉先生問我，對中國人來說上帝是誰？

我告訴他，在中國，有人信仰佛教，有人信仰基督，也有人信仰馬克思，但大部分人沒有信仰，也不把誰當作上帝。

拉亞帕拉先生並不太相信，他認為中國人一定有上帝，而且這個上帝是佛陀。我只好就此問題向他解釋。

「佛陀並不是上帝，而是覺者。」我說，「我們每個人都有佛性，也就是覺悟的基因。所以佛經裡說，每個人都有成佛的可能。」

拉亞帕拉先生搖搖頭，他說：「佛陀怎麼可能不是上帝？即使在印度教裡，佛陀也是第九大神。」他的太太和兒子站在旁邊，面無表情地看著我們，好像在為這場爭論做裁判。

拉亞帕拉先生站在樹蔭下，顯出一副極力要說服我的樣子，而我站在驕陽下，感到很有必要儘快結束對話。我對他說：「佛陀是中國人的上帝，你說得沒錯。」

我再次回到瓦拉納西車站，因為人太多，只買到去格雅的站票。

8104號快車是典型的平民專列，它從旁遮普的阿姆利則一路顛到恰爾肯德的塔塔那迦——塔塔鋼鐵廠的所在地，需要三十四個小時。在我上車以前，它已經在路上吭哧吭哧地跑了一天一夜。在瓦拉納西，它將停靠十五分鐘，把已經飽和的載客能力再強行提高几個等級。

如今，我手裡攥著的這張二等艙站票，已經因為緊張的心情而變得汗跡斑斑，像一根發軟的麵條。我想到甘地寫過的情景：

「人們像對待羊一樣對待三等艙的乘客，他們的舒適是羊的舒適。」甘地接著質問道，「一等艙的票價是三等艙的五倍，可三等艙的乘客是否享受到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一等艙的舒適呢？」

尼赫魯也說：「即使看別人坐三等艙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於是1974年，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把三等艙改名為二等艙，但這不過是一段偷換概念的歷史，絲毫無法平復我的心情。

車廂裡果然已經人滿為患。我上下左右環視一圈，視線所及處無不坐滿印度同胞。他們大都穿著破舊的襯衫，我一進來，他們的身體和目光就圍了過來。他們從沒見過中國人，當我告訴他們我是從中國來的旅行者時，他們把我圍得更緊了。

叫賣奶茶的小販從人群中擠過去，一隻老鼠趁亂爬出窗子。一個十四歲的男孩主動和我攀談起來。他說他叫阿密特，種姓是婆羅門。

在印度，種姓制度已於1947年廢除，但這並不是一次簡單的精神鬆綁就能消除的。在世俗生活層面，種姓仍然具有很強的約束力。尤其是在這趟火車穿越的北方邦和比哈爾邦，種姓的割據仍然十分嚴重。

因此，我能理解阿密特說到自己是婆羅門時，語氣中含有的一絲驕傲。他還在上中學，和大多數印度年輕人一樣，未來的理想是做軟體工程師。可當我問他「要當軟體工程師，最重要的科目是什麼」的時候，他脫口而出的答案卻是：「英語。」我問他為什麼。

「如果懂英語，你就能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他說，「而且和中國相比，印度的最大優勢也是英語。」

「如果能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你會去哪兒？」

阿密特想了想，回答道：「孟買。」

我問起他的老家北方邦，他搖了搖頭。「這裡窮人太多，他們拖了社會的後腿，」阿密特說，「我父親經常教育我，學好英語，將來去孟買工作。」

這與我在中國很多縣城裡聽到的答案几乎如出一轍，只需把孟買改為上海或者北京。只是我一時還搞不明白，學好英語和去孟買究竟有多大的聯絡。但或許對於一個遠在印度最落後的邦的年輕人來說，去孟買的迫切性與學好英語的重要性是等量齊觀的。

「你的英語已經很好了。」我對阿密特說。雖然我知道一箇中國人對一個印度人英語的誇獎並不太具有說服力，但他還是得意地衝坐在旁邊的父親挑了挑眉毛。

阿密特的父親遞上一張名片，我也只好回贈一張。在這個熱浪襲人的艙位，擁有名片是一件罕有的事，交換名片則更顯得煞有介事。因此周圍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們手上的兩張小卡片上，彷彿它們是兩隻名貴的小鳥，稍不留神就會奪窗而逃。

名片上寫著，阿密特的父親是德國拜耳醫藥公司駐印度分公司的市場營銷員。

「生意不好做。」阿密特的父親抱怨道。但他或許意識到和我說這些也於事無補，便轉變話題，問我中國和印度哪個國家的窮人更多。

在印度旅行，我經常遇到一些問題。比如，你對印度的印象如何？中國與印度哪個更好？中國與印度誰未來更有希望？一般來說，我只需大而化之地談兩句，就足以應付這類交談。

但這一次情況有點複雜。有整整一車廂的聽眾圍著我，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和阿密特的父親，阿密特又十分及時地將他父親的問題轉譯為印地語，這更讓我感到怎麼回答都有些為難。

最後我只好使用外交人員的慣用招數：「據我瞭解，印度的窮人要多一些，但印度正走在高速發展的道路上，情況會越來越好。」

對於我的回答，印度聽眾表示滿意，他們紛紛議論起印度和中國的前景。在一個擁擠得像罐頭一樣的二等艙，討論國家前途是第二件相當奇特的事。

「印度很腐敗，中國呢？」

「你們為什麼支援巴基斯坦？」一個自稱來自孟買的人說。

「現在印度已經強大起來了。」他最後總結說。他的話沒有引起任何質疑，儘管周圍的人看上去都那麼貧窮。

「中國也很強大。」另一個人回應道。然後他還苦思冥想出一個例證：「中國玩具已經佔領整個印度市場！」

透過沒有玻璃的窗欞，風吹打在我疲倦的臉上。我看著火車穿行在恆河平原：農田、農民、水牛、村莊不斷重複，像一幅單調的桌布。我想到佛陀也曾走在這片土地上，而這裡的景色恐怕從佛陀時代起就沒有發生過太大變化。

火車即將到達格雅。我想到在印度最暢銷的小說《白老虎》裡，印度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寫了一個叫巴爾拉姆的年輕人。他就生在離格雅不遠的小村莊，是班上最聰明的孩子。但他出身於低種姓家庭，不得不輟學打工，後來到了新德里，給富人當司機。都市生活光怪陸離，有蟑螂和水牛，有客服中心和妓女，有貧民窟和購物中心，還有三千六百萬零四個神，他目睹有錢人和窮人之間巨大的階級差異。慾望，促使他思考如何讓內心的老虎掙脫牢籠。他最終殺死他的主人，逃往it之都班加羅爾。

這本書獲得2008年的布克文學獎，或許是最能隱喻這片土地的小說。

「你能不能把名片還給我？」當我終於準備下車時，阿密特湊過來訕訕地對我說，「我父親說，他只有這麼一張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