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這人太天真，太容易相信人。再這麼下去，蕙蘭知道早晚有一天會出事。她從年輕時就懷著這想法，如此忐忑了許多年，等父親終於出事時，她已經是半百的人，父親也已過了古稀之年；頭髮掉了不少，眉目轉灰，臉面卻仍白淨，幾乎無須，人們總說他有幾分像電視上的白麵太監，因而在背地裡給他取綽號，謔稱為「葉公公」；當他的面，則叫他「葉公」，謂之對老行尊的敬稱。

以前在百利來酒樓當經理時，人們已經這麼取笑蕙蘭的父親了。也有的說他的粵語字正腔圓，調子古怪，活脫脫粵語殘片裡走出來的人。大輝剛到百利來見工時，正是葉公給他面試。下午蕙蘭來值班，父親便對她說起有這麼個年輕人快來上工。他說這人不得了，儀容秀麗，俊美得像三國裡的周瑜。蕙蘭曉得父親的情趣和品味，聽見他這麼出力誇一個男子的容貌儀表，自然以為那是與父親一個路子上的人，就像家裡當時住的兩個房客一樣，都細瘦，說話有氣沒力；在髮廊工作，頭毛三五天換一個顏色。

兩天後她初見大輝，被這麼挺拔的一個身影嚇了一跳。父親殷殷地拉著人家的手走來，就像現如今那些孟加拉外勞那樣，在他鄉重逢相認過了，牽手含笑，說蕙蘭我給你介紹，這是大輝。蕙蘭抬起頭，說你一日三餐吃的什麼呢？怎麼長得這麼高？

「三餐怎麼夠呢？」大輝說。「我一天吃五餐的呀。」

當時站在大輝身旁的，除了葉公，還有一個把他介紹到酒樓來的後生，是大輝的表弟。這表弟雖然肥頭耷耳，五短身材，但在酒樓裡打工多年，見的人多，機靈得很。他見蕙蘭當時那種眉眼，幾近含羞答答，轉身便對大輝低語，說這領班和她的老爸都喜歡你，你以後有好日子過了。

蕙蘭那時一點不知道大輝的底細，只曉得他在日本打過幾年工，回來後嫌錫都落後，生活指數低，找不到像樣的工作，毅然到都城來謀生。這樣甚好，不正說明他有志氣麼？也許是因為在日本的大都會浸淫過，這人的儀容顯出修養來，一點沒有小埠來的人那種土裡土氣。而他本來就長得好看了，穿上酒樓指定的白襯衫深色西褲，加上黑皮鞋，在一眾侍應當中鶴立雞群，特別儀表堂堂。蕙蘭一點沒掩飾對他的歡喜，還說服父親給他一個優惠價，免付按金和上期，把家裡最後一個空房出租給他。大輝搬進去後只交了一個月房租，在房裡隨地鋪了一張廉價床埝；月中買的床架尚未組裝起來，月底就搬到蕙蘭房裡，成了自家人。

這些事，一五一十，都在葉公眼皮底下，他卻始終沒說過半句不中聽的話。以後事情變酸，再變苦，終於一發不可收十，變成一個扛也不是扔掉也不成的爛攤子。蕙蘭無力時也曾埋怨，說你呀明知前面有個凼也由得我一腳踩下去，怎麼當父親的呢？葉公便像受了極大的委屈，苦著臉說是呢，阿爸是我，阿媽也是我，兩個角色我演得再成功，都只能拿五十分。說著瞄一眼他的外孫女春分，說你不知道自己從小有多叛逆，多橫蠻；哪一次不是我說不能做的事，你偏要做？

事實卻是葉公當時也很滿意大輝這個「未來女婿」。蕙蘭以前交往過的幾個男朋友，都是些面黃肌瘦，臂上畫龍描虎的人；收賬的有，鬥木的有；之前一個廚房佬，女兒覺得有男子氣概，卻滿口髒話，一言不合即拎起菜刀揚威耀武。蕙蘭的脾氣暴躁，也不是省油的燈，這些男友都不能長久。眼看要三十歲了，好不容易遇上大輝，這麼個人模人樣，穿起龍袍真像個太子的，難怪女兒一見傾心，他自己亦甚具好感，還怕一招引君入甕捉不牢這麼好的水魚，會讓他逃脫了去。女兒從小在他腳邊長大，是被他慣壞了的人；葉公深知其性格，卻還真沒料到她對大輝會這般生滋貓入眼，一往直前，最終用力過勐，自己一頭栽了進去，差點翻不過身來。

下午三點鐘酒樓午休時，蕙蘭召了一輛車飛趕回萬樂花園。三個孩子都坐在廳裡。夏至架著大得像兩面放大鏡的一副厚眼鏡，伏在飯桌上做功課；立秋坐在電腦前打電動，大女兒春分坐在沙發上看電視，一支六、七人的韓國美男合唱團在臺上載歌載舞。她見了母親，朝外公的房間努努嘴。那房門是闔上的，蕙蘭瞧兒女們這種動靜，知道事態沒有多嚴重，不由得舒了一口氣。她問春分，你在電話裡不是說外公流了很多血嗎？

「止血了，我替他包紮了傷口。」春分說。「那個人也走了。」

蕙蘭在門口說，老爸我進來了。說著推開房門，先看見房裡一片凌亂，衣衫扔了一地，一張椅子倒在那裡。葉公在床沿坐著，一雙蒼白的腳丫觸地，腳上青筋暴凸，狀似薄土底下的一撮蚯蚓，又有點像蝦背的腸泥。葉公還穿著睡衣，淡藍色的褲子上有血跡，星星點點，像畫得拙劣的紅梅；衣衫上更多，襟前一大片，紅得過時，帶著點褐色。蕙蘭想到這麼多血從一個老人身上傾出，不由得心驚。她的目光再往上移，葉公正垂下眼皮在看那倒地的椅子，像是在審視一個被處決了的人，又像是一具僵硬在那裡的屍體。他那張臉失血，比平日顯得灰白，雙目無神，彷彿靈魂還在流失中。傷處在頭顱，大概比額頭稍高，在髮際線一帶；亂纏的繃帶看來像一頂馬來人戴的哈芝帽，有血一層一層滲出，暈染成玫瑰般的一朵紅色印花。

「你還好吧？」蕙蘭走前去，「流這麼多血，不需要縫針嗎？」

葉公搖搖頭。他說那個人走了，以後不會回來了。說著，他仍然神情呆滯地凝視地上的椅子，彷彿「那個人」就躺在那兒，倒地不起。

蕙蘭說走了就走了嘛，難道你還以為他會跟你過人世嗎？她在父親身旁坐下來，伸手整一整纏在他頭上的繃帶，問他這是拿什麼敲的呢？你不要去看看醫生嗎？沒弄好會破傷風呢。

「這一次被拿走多少錢？」蕙蘭問。

葉公搖搖頭。

「沒有？」蕙蘭馬上皺起眉頭，聲音變得尖利。「騙鬼啊？沒拿你的錢，你會氣得跟他拼命？」

這種事不是第一回了。自從葉公從酒樓退休以後，靠著申領出來的公積金養老，便三番四次被人盯上。來的人都比他年輕許多，甚至年紀比蕙蘭更小，形形式式，無不是外州來的異鄉人，都像街上的流浪貓狗似的被他收留，最終搬進來與葉公共享一個房間，許他好夢，讓他好一陣春風得意，於是每次出事，便有某個「那個人」被掃地出門，剩下葉公滿腔怨憤，以後三五天至三五個星期不等，蔫頭蔫腦，說各種喪氣話，怎麼逗他都一副哀莫大於心死的模樣。這卻是頭一回鬧得見血，可見災情前所未有的戲劇化。春分打電話來，十萬火急，說外公與那個人在房裡爭吵纏鬥，不知怎麼老人手裡忽然變出一把美工刀來，恫言要一齊死，不料被人隨手推倒，敲崩了頭，血流如注。

春分在電話裡報告這等事，竟沒顯得多慌亂，似乎連她也早已預見會有這一日，葉公會出事。她說媽你要不要回來看看情況？你不回來，我也可以帶外公出去看醫生。蕙蘭心煩意亂，說你腹大便便還要跑出去？不怕在街上生孩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