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去礦山，是1999年的暮冬。那天，漫天大雪，天地白白蒼蒼。年關在即，過年的費用已是眉頭大事，孩子一歲半，還在每天靠奶粉過日子。半口新牙，總去啃能抓到的吃物和疑似吃物。

礦山地點是河南靈寶秦嶺金礦的朱陽鎮王峪。後來知道那是整個西秦嶺金礦中一個不足一說的平常礦坑。當時由家鄉到朱陽尚不通班車，我們十三個人乘坐包工頭的一輛平時用來拉生活用品和生產材料的吉普車，破舊得只剩一匹馬力。

車斗被擠得外面用腳使勁兒踹才勉強關得上車門，由晨至昏，經洛河，過潼關，一路揚塵顛簸，天黑時分到達礦點，下車時，大部分人的腳腿腫脹到不能行走，大家互相攙扶著去到工棚。

這是一個接近山頂的礦坑，山頂那邊，是秦嶺西坡，從植被到煙火，是另外一個世界。峪口至此，兩沿渣石花白高聳，不知道有多少礦坑在終年日夜奮戰。北風如刀，山高月小，遠近刀劈斧削的裸崖泛著白光。

先期到來的工人已經開工半月。它的名字叫「企業委十三坑」，原來是朱陽鎮企業委礦口的一個，歷經十幾年開採，已經報廢，由原本在這個礦口乾小包工頭的人承包過來。他是我的同學，他後來成為打遍天下的礦業主，沉浮勝敗，興榮亡辱，有無數後話。

我的工作是拉車，就是用兩輪的架子車一趟趟地把爆破下來的礦石或廢石拉出洞口，倒在渣坡上。礦洞內部四通八達，結構詭譎複雜，天井、下采、空採、礦倉星羅棋佈如同迷宮。為了省電，巷道上不使用燈泡，我們在負重行走時脖子上掛著手電筒。那時間還沒有蓄電的礦燈，我們每兩天會領到兩節電池，只有在不得不使用時，才會開啟手電筒。

當時有五六個工作面，有兩個段面在巷道掘進，一個採礦，其餘的在翻挑已經廢棄的採場礦渣，裡面有一些遺落的礦石，品位不錯。有經驗的工人可以藉助蠟燭的弱光發現礦石上偶爾的純金顆粒，大如麥粒，小如針尖。這些礦塊帶到洞外的某些小店鋪，可以換取一雙襪子或一瓶高粱大麴。

有經驗的老工人憑藉微弱的光瞬間可以分辨微小的金粒與硫體的區別，令人驚奇。黑暗處常有領班的小組長監督勞動，發現並想私吞含金礦塊的人得異常小心。

路途遠近常常不定，我有時每天拉十趟，有時更多或少幾次。巷道高低不一，有些段可以伸直腰，某一段只能半趴著前行。如果在低矮處需要歇息一會兒，只好仰臥在車子上讓背部神經得到一點兒舒緩。架子車上的礦石或廢石接近一噸的重量，拉車的人需要足夠掌控它的力量和技巧。

那時候總是非常餓，下班吃飯成為最急迫的願望。我可以每頓飯吃四個拳頭大的饅頭加一碗稀粥，有的工人則更多。好在並不限制食量，工頭有一條標準是能吃就能幹，飯量小的反而不受待見。

拉車最大的麻煩事兒是中途爆胎，巷道狹窄，車子、行人進出不絕，卡在路中是要影響整個礦洞一天的進度的。爆胎者急赤白臉地去外邊揹回備胎，但一人之力要替換下損壞的車胎談何容易。實在一人之力無法替換時，如果距洞口不是太遠，我會拉著爆胎的車子死命地往外奔，這樣的結果是，待到了洞口，人和車子完全癱瘓外，還要招來修車師傅的一頓臭訓。

工棚由竹竿和木棍搭架，外面蒙一層彩條塑膠布，四圈壓著石頭，在背風處用菜刀拉一條口子就是門了。棚裡的地上放幾塊床板，鋪上被子就是床，別無他物。夜長風烈，半夜時彩條塑膠布常被從某一面揭起來，冷風夾著草屑、雪花劈頭蓋臉而來，大家就用被子蒙著頭，顫顫巍巍地到天亮，早晨露出腦袋，一床的雪花和枯草敗葉。

山高氣寒，雪總是經久不化，有一天早晨早起來上廁所，看見幾個人從雪窩裡拱出來，裹一身塑膠布，他們是深夜偷礦石的人。那時，每到天黑下班，大家久久地不願出洞，工棚裡，那個空蕩的冷，勝於雪窖，無法描述。

2000年春節前一天回到家，我掙到了五百二十元錢，那是我此前掙到的最大一筆錢。在交給愛人時，我數了又數，厚厚一沓十元、二十元的票子，一會兒多出一張，再數又少了一張，數到最後結果是一張不多，一張不少。兒子已學會了走路，他用口齒依然不清的小嘴喊「爸爸」。他的爸爸將在一天後的除夕之夜迎來他人生的第三十個生日。

憑著此次的積蓄，憑著一副好體格，憑著礦洞經驗，我可以跑單幫了。

接下來的2000年春天開始，我幾乎跑遍了西秦嶺大部分的溝溝壑壑，並在多家礦坑找到了如意和不如意的活兒。

不過在這年冬天之前，我一直幹著拉車的活兒，因為只會幹這個。經我拉出的廢石如果堆積一處，可以成為一座山丘，我拉出的礦石，球磨冶煉之後，可以使一個人穿金戴銀吃香喝辣一生。

二

我前後有過十六年的礦山生活，十六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正好是我此時生命的四分之一長度。現在回望它們，竟有些恍惚，彷彿那是一場沒有盡頭的虛虛忽忽的夢境。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從炸藥到炸裂，從青發到白頭，這個過程頗為龐然。刪繁就簡，去蕪存精，下面，我從距離今天稍近，因地理與生活因素記憶深長的新疆歲月說起。

就在一個月前，在家裡翻揀一口紙箱時，我翻出了一個巴掌大的紅色塑膠皮小本。這是一本爆破資格證書，裡面用漢語和維吾爾語雙語寫著我的名字和注意事項。一張半身頭像已顯黃漬。短髮，青春，雙目明亮，緊抿的雙唇露一絲孤苦和堅毅。

日期是2006年4月，那時候，我拿到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印發的這個冊子時，已是二次入疆。至今，我共有六次入疆經歷，三次北疆，三次南疆。奇妙的是，兩疆所處時間幾乎相近，結果也幾乎相似：都沒有完成心中希望的收成。內容最後一項是：持證人在離開工作單位時，須將證件交回登出。

在這一堪稱嚴重的事項上我是違規的。那個早晨，大野茫茫，喀喇崑崙山頂一輪弦月白亮若羊脂。我帶著三位工友，急急如漏網之魚，實在不知道該把如此重要的證件交給誰。

我至今不知道那一次礦山打工的地名叫什麼，只知道它的位置距一個叫庫斯拉甫的鄉鎮十五公里。一條叫葉爾羌的閃閃發光的大河從鎮邊不捨晝夜地流過，據說它的源頭在阿富汗的某處，據說沿途佈滿了黑白玉石和尋找玉石的人。那是我們整整半年礦山生活裡唯一能見到人的去處。

我和我的工友們在這個鄉鎮上用每分鐘付費二元的衛星電話和家裡通話，報告欣喜和愁苦；去飯店吃十元一份可以隨便加面的拌麵和一元一隻的饢餅；去看黑紗蒙面、兩腳塵土的顧臉不顧腳的維吾爾族姑娘，而街後滿樹清甜的杏由青至黃的節序讓我們知道了今夕是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