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詩婕原文刊載於《智族gq》二〇二〇年五月刊

兩年前我就想寫陳年喜。這並不是一個新鮮的題材，早在2015年，爆破工陳年喜就因為寫作詩歌《炸裂志》受到媒體關注，已經有了許多報道。編輯問我為什麼想做，我記得當時給的理由是，「在礦洞裡寫詩很浪漫」。

「浪漫」是個主觀的詞，對大多數人來說只是個概念，對我也是。那時我二十三歲，見過一些悲慘的人與事，只憑直覺，想象一個人在一種壓抑的環境中寫作，有種殘酷的、頑強的美。後來我覺得自己的想法有些輕浮，那些被人稱許的詩意背後，是沉重、極強的疼痛，血和淚刺激出來的靈感。

2019年的年尾，我如願在貴州一處景區找到了陳年喜。他早已離開了礦山，遠離了曾經滋養他寫作的土壤，可他還在寫，也因此痛苦。我記錄下他的故事，有關生命之重和生命之輕，有關人的最大幸福與不幸。寫完之後，我再次想起「浪漫」這個詞，覺得在這個故事裡，它指向一種生的勇氣。在極其平凡、遍佈枷鎖的日常裡，偶爾閃現的各類靈光——它屬於我們每一個人。

「沒有感受，我對那種經歷就一無所知」

k508從遵義開往渭南，十五個小時車程，硬座售價一百七十元。在沿途的三線小城，工人們登上列車，趴在桌子、箱子上，坐在自帶的塑膠桶上，鋪一張報紙睡在地上。他們的嘴唇多是紫紅色，手上有凍瘡。指甲泛白，凹凸不平，有時是黑色——那種和泥土、水泥或是煤礦結合而成的黑色，窩藏在眼角、耳朵和指甲的縫裡。熱水和肥皂對它們毫無辦法，每個清晨，黑垢會從皮膚深處像結霜一樣泛出來。

「我坐過飛機，也坐過高鐵。」幾天前，陳年喜在電話裡說，前者和慢火車上的人群差別如此之大——人們的穿著、皮膚、面色都不一樣，甚至是眼神。五年前，陳年喜接受了一項頸椎修復手術，因為術後無法再承受勞力工作，他告別了礦山。我在貴州一處景區找到了他。

距離農曆鼠年還有五天，我和陳年喜一起登上了k508。此行的終點是他的陝西老家。

硬座車廂裡沒有充電插座。我來回地走，觀察車廂裡的每一個人：有人揹著看不出顏色的麻布袋，有人穿著布鞋，有人握著非智慧手機，整晚對著空氣發呆。我記下他們的樣子，第二天對陳年喜提起。聽到一些細節時，他能夠準確地分辨出這些工人來自哪裡，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川渝地區的人有洗澡的習慣，通常會帶著一隻水桶，火車非常擁擠的時候，人可以坐在桶上。爆破工的膚色常是沒有血色的白，他們常年在礦洞裡勞作，曬不到太陽；出渣工的手格外粗糙，一排炮爆下三四十噸石頭，全靠人力運出，人們喝下很多的水，排出很多的汗，汗溼在衣服上，結下厚厚一層汗斑；還有管道工，因為常年暴曬，營養奇缺，他們的頭髮異常枯焦，面色像炭一樣黑……

對了，如果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隨身攜帶鍋碗瓢盆，那是打工失敗的象徵，伴隨的常是沮喪和憂慮的眼神。

談起這些，陳年喜滔滔不絕。眼前的場景一下子將他帶回小煤窯的打工生活。這是他最擅長，也最願意書寫的人群。

紅色窗花貼在車窗上。又是一個春運。鐵老大給他的回憶太多了。有一年，他買了站票到喀什。人與人貼背立著，三十九個小時，他不敢吃飯，因為沒法上廁所——廁所也站滿了人。

一天一夜後，有的年輕姑娘滿臉淚水，站崩潰了。

「我依然覺得我和他們是一個群體，同一個命運層次。」他指的是這個國家三億的農民工群體。

2015年的歲末，北京東五環外的新工人劇場，中國歷史上第一場以工人詩歌為主題的朗誦會正在進行。幾盞照射燈的聚焦和幾十個觀眾的注目下，爆破工陳年喜走上臺，背誦他在礦山裡創作的詩歌。

「我在五千米深處打發中年/我把岩層一次次炸裂/藉此把一生重新組合//我微小的親人遠在商山腳下/他們有病身體落滿灰塵/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們的晚年就能延長多少//我身體裡有炸藥三噸/他們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在他們床前/我岩石一樣轟地炸裂一地。」（《炸裂志》）

學者、記者、工友都在臺下，有人眼裡噙滿淚水。朗誦會激起不少討論，甚至引起了國際漢學家的關注。陳年喜因此成名。之後的上百場採訪裡，曾有一個記者問陳年喜，為何要堅持寫詩。他說：我寫，是因為我有話要說。

今天彷彿哪裡不同。三年前，一個老闆為他在貴州提供了一份文職工作。這幾年，陳年喜很少寫詩了，「衝著稿費」，他在業餘時發表了一百多篇散文——他必須不停地寫，以供養還在上大學的兒子和承受來自家庭的經濟負擔。

多數寫作還是圍繞打工生活與礦工題材，可落筆時，畫面不再清晰地浮現，沒有了「想要訴說的感覺」。

2019年10月，我代表雜誌向陳年喜約稿。他寫了一位朋友遠赴中亞礦山的打工經歷，後來他評價這次寫作「充滿隔閡」——「沒有感受，我對那種經歷就一無所知。」

2019年，陳年喜書寫的一個礦工故事得了非虛構寫作比賽的獎。頒獎詞肯定文章具有「細膩詩性的文本」和「質樸蒼涼的蠻荒氣息」。

同為陝西人的作家袁凌卻在私下裡對他說，你的文筆不錯，但是寫故事很弱。

「他說得很對。」陳年喜說，他對技巧沒有概念，「我全是憑感覺寫的。」

凌晨三點，列車開始穿越秦嶺。駛過的地方一片漆黑，像極了陳年喜十六年的礦洞生活——有時帽上的頂燈滅了，只有靠觸控巖壁上的鑽痕才能分辨方向，人就像這列鋼鐵之獸，要在黑暗中挺進幾千米。

漫長的歲月裡，陳年喜曾走在蜿蜒至渤海底的豎井之中，距離地面幾千米的地心深處，走過陝北、河南、青海、新疆……足跡幾乎遍佈整個中國。

在南疆的喀喇崑崙山某處，曾有一個河南的爆破工決定離開。老闆說，茫茫四百公里的戈壁灘，你走吧。河南人賭氣，徒步走了。三天以後，人們在路邊發現了河南人的屍體——被捅了兩刀，死在路邊，沒有人知道兇手是誰——陳年喜寫下這個故事，因為這段記憶揮之不去，某種牽掛在心裡，「不吐不快」。

他懷念這種感覺。

宿命感

秦嶺腹地，一個接一個的彎道通往峽河深處。過了丹鳳，兩旁的山上長滿橡子樹，據說國內釀造紅酒的木桶都來自這種木材。現如今當地人已不準私自砍伐了。春天的山嶺很綠，冬天很禿，四季分明。柿子在樹頂凍成黑色的幹。

車前經過一個老漢，袖子空著挑一擔水桶。「那個人是在山西曲沃縣，」陳年喜指著他，曾經也是位爆破工，「一條手臂被炸沒了。」

道路兩旁林立著各式的墓。墓的主人多是青壯年。陳年喜能就著每一座墓室說出背後的故事。這一座，礦上塌方，失血過多死了；那一座，上山摘蘑菇，中毒死的；最顯眼的那一座，在河南靈寶金礦，洞子垮塌，兄弟三個同時被砸死了。按照本地的風俗，在外死的人不能進家門，三口棺材擺在家門口，大雨傾盆下了一個月。

類似的故事每年都在發生。訊息總是散播在各類工地的飯間。兔死狐悲，人心裡異常地悲傷。可還是不說一句話，各自散開，默默上班，自求多福。

七年前的一個夜晚，河南靈寶的礦山深處，陳年喜得知了母親患病的訊息，食道癌晚期。身無分文，也沒有自由，坐在床上，他瞥到床邊的炸藥箱——他寫下了《炸裂志》，寫下自己「岩石一樣，炸裂一地」。

爆破工的生活在轟鳴中度過。風鑽機在岩石上打出兩米深的洞，用鐵管把炸藥抵進最深處，留一根引線在外——引爆，震耳欲聾。放工後的生活卻出奇地安靜。

克拉瑪依的薩爾託海永遠是晴天。人煙稀少，訊號不通。哪怕山上跑過一隻羚羊，工人們都湊一堆，瞧上半天。寧靜的生活只剩飲酒、麻將和撲克。

為了逃避某種麻木，每天下班後，陳年喜都會去一個廢棄的工房，那裡的牆上貼滿了《克拉瑪依日報》和《中國黃金生產報》。所有的牆面讀完了，他用臉盆往牆上潑水，一張張揭下來，再讀另一面。

讀多了，工作時抱著風鑽，思想卻飄到很遠，一些句子浮現出來，趕緊用筆記下。宿舍的床墊用的是廢棄的炸藥箱，床頭放著筆，離開時捲起鋪蓋，密密麻麻，寫了滿床。

紙板在離開工地時都被丟棄了。陳年喜從沒有想過，那些文字會引起別人的注意。他甚至刻意隱瞞著工友，「不想讓別人覺得我很特殊」。堅持寫作的理由很簡單，那時他「感覺自己活著」。2011年，陳年喜開通了部落格，一些深夜，他會在手機上按下白天想好的句子，網際網路上，寥寥幾十個閱讀已經讓他滿足。

2014年，紀錄片導演秦曉宇第一次在陳年喜的部落格中讀到《炸裂志》，當即決定要與詩的作者見面。他正在籌備一部工人詩典，《炸裂志》「一看就是一種中年寫作」，帶有強烈的滄桑感。他於是直奔礦山尋找詩的作者。

在火車站，遠遠地，秦曉宇看到一個人從臺階上走上來：一米八幾的大個子，濃眉大眼。「像秦始皇兵馬俑一樣，」他說，「這硬漢形象和詩歌裡的力量感一致。」那天，他興奮地給搭檔吳飛躍打去電話，他們正在籌備的紀錄片找到主角了！

紀錄片《我的詩篇》之後，秦曉宇又跟拍了陳年喜兩年。接觸久了，秦曉宇才發現，陳年喜詩歌裡的那種力量感只是表象——詩歌涵蓋了他所有憤怒的表達，現實生活中，陳年喜幾乎從不發怒。「他對命運一概接受，並不想要，或者說不相信能夠改變什麼。」秦曉宇概括這是一種「宿命感」，強烈的悲劇意識。

2017年的正月裡，北京五環外，皮村的劇場，陳年喜癱坐在舞臺上，邊上坐著新工人藝術團團長孫恆。周圍散佈著空酒瓶子。

「孫恆，」陳年喜大著舌頭，「我尊重是尊重你，欣賞是欣賞你，但我不認同。」2005年以來，孫恆和朋友們創立了北京工友之家，他所倡導的新工人文化主張用「新工人」代替「農民工」的稱呼——「讓新工人留在城市，讓他們活得有尊嚴。」他總這樣說。

「我覺得新工人文化沒戲。」陳年喜擺擺手。

那時人在北京飄蕩。為了每場二千元的辛苦費，陳年喜參與了一檔綜藝節目的錄製，為知名歌手的演唱寫詩作詞。有整整三個月，他什麼也寫不出來。

新春佳節，陳年喜窩在皮村的宿舍裡，在電腦上玩蜘蛛紙牌。十六年的爆破生涯只留下了耳聾、胃病和頸椎錯位，手術掏光了他所有積蓄，賴以謀生的本領再無處施展，「回到現實中，好像什麼都不會了」。

孫恆在那時為他提供了一份志願者的工作，隨車隊去北京各地運回社會捐贈的衣物，月薪七百。微薄的薪水無法養家，焦慮時，陳年喜總是對孫恆訴說。那天，藉著酒勁，他再一次傾訴。

「陳年喜，」孫恆苦笑，沉默了一會兒，「三噸炸藥沒有把你炸醒，它把我炸死了。」

三年過去，孫恆離開了皮村，在京郊平谷的一處基地一個院子裡繼續辦工人大學。他不再堅持「讓農民工留在城市」，將目標改成了「幫助年輕人返鄉創業」。在電話裡，我們談起他和陳年喜醉酒後的那番對話。

「現實是複雜的。」孫恆談起這些年的無力感，他參與創辦的、為農民工子女解決教育問題的同心實驗學校今年只剩下三十個學生，隨著各個工廠從皮村撤出，曾經聚集到一起的「新工人」又逐漸散開。

「我越來越理解陳年喜為什麼會那樣說，」孫恆說，「理想主義並不一定都能成功實現，我追求的是這個探索的過程。」

那個夜晚的最後，陳年喜留給孫恆一句話：「我走了，去貴州給景區吹牛了。」

第二天，他踏上了去往南方的列車。

文學的使命

從遵義茅臺機場坐車八十多公里才能到達「十二背後」景區。1月的一天，陳年喜帶我逛了逛，喀斯特地貌，亞洲最長的溶洞。老闆在這裡投資了八個億，景區內的酒店入住率卻不到百分之十。他的工作是接待來自各地的領導和媒體，寫公關通稿，偶爾老闆出席活動，也需要他連夜撰寫發言稿。

收入穩定，無須日曬雨淋——我以為文職工作對他來說會讓鄉人羨慕。

「沒用，」他說，「回老家聊起來，大家還是比誰掙的錢多。」每月四千的工資勉強能夠維持家庭開銷，但沒有養老保險，他必須為將來打算。一首詩即便在重要期刊上發表，稿費不過三兩百元。「非虛構寫作」則不同，一些媒體找陳年喜做特約撰稿，上千元的稿費讓他心動。

有一個晚上，我們坐在屋裡談論非虛構寫作。陳年喜並不清楚這究竟是什麼，「中國的報告文學？」當你用職業寫作者的標準衡量他時，他承認自己欠缺真正的調查研究能力。

編輯常要他多做採訪，他不明白如何採訪，這不是他擅長的技能，「我也沒有時間，沒有條件到處去找人採訪」。為了稿費，他不得不長時間坐在電腦前搜尋各類資料，以此替代採訪。

「寫不出來」的夜晚，抽菸抽得很兇。

從前在礦山，靈感像泉水一樣湧上心頭，只要把筆放在炸藥箱上，一行行字就流淌出來。現在他努力地組織，卻時常感到自己的文字「矯情」——「我仔細地回想這兩年，沒有新的體驗，新的思考。」

為了找回寫作的感覺，他看了三遍賈樟柯的電影《天註定》，彷彿痛苦更能激發表達和書寫的慾望。電影裡姜武扮演的農民，被煤老闆的打手用棍棒擊倒，村民譏笑他被打的動作像在打高爾夫，給他取了「老高」的外號。

「現實中真就是這樣。」陳年喜瞪著眼睛說，人們常常互相傷害，互相取笑，互相攻擊，「就能說出那種最傷人自尊的話。」他寫過底層小人物的殘酷，也寫過他們的溫情。成名以後，一些朋友疏遠了他，很難釐清具體的緣由，「人家覺得你可能和從前不一樣了。」陳年喜對此倒不是特別傷心。內心深處，他確信自己對底層依然有種「強烈的認同感」。

在貴州路邊的小館子，煤爐子上羊肉火鍋咕咕冒著泡，下幾筷子豌豆尖，陳年喜談起莫言，那麼直接地「書寫肉體的痛苦」，最令他動容。他認為文學的使命之一就是應該書寫痛苦。

「我是生活的深度體驗者。」

一地霜白

「當下的純文學都在講要深入生活，很多作家技巧熟練，但匱乏體驗，對現實世界缺乏關注，這點和工人寫作者正好相反。」工人文學學者李雲雷告訴我。一切要從2000年初說起，一批作家創作了大量以農民工進城為題材的作品，倒由此啟發了工人文學——「工人們會覺得，我比你們更接近（我們的生活），我也可以寫。」

但李雲雷同時承認，工人文學同質化嚴重，「大家都寫打工生活，能從中提煉、總結、反思的作品才能脫穎而出」。另一方面，資訊和認知的侷限使得工人文學很難跳脫出打工生活，「當然，每一種寫作都有自己的侷限性」。

特朗普當選的那個夜晚，陳年喜身在紐約的時代廣場。紀錄片《我的詩篇》來到北美公映，陳年喜受邀出席，團隊拍下他的美國之行，用作下一部紀錄影片的素材。

秦曉宇坦言，希望把對工人生活的探討放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人聲鼎沸，林立的高樓和巨型電子螢幕包圍著遊行的人群，有人狂熱地慶祝、歡呼，有人哭泣。

隨行翻譯謝飛是個中文地道的美國人，他試圖給陳年喜解釋特朗普競選的執政理念，陳年喜聽得似懂非懂，提到創造就業與改善工人環境時，陳年喜一臉疑惑：「聽上去很好啊，為什麼那麼多人反對他？」

陳年喜並非對經濟全球化一無所知。他知道使用著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工廠將產品出口全球。來到帝國大廈時，他對謝飛說，他討厭所有的巨型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