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嬸是我們楊家的姑娘，中等個，微胖。丈夫星明是個民辦老師，夫妻恩愛，生有兩個兒子。
自從父親成分劃為舊官吏之後，楊姓人家幾乎和我們斷了來往，紛紛劃清界限，唯有福嬸是個例外。
有時我們分點谷，不知如何才能把它變成米，家裡沒有脫粒工具。沒有谷發愁，有了谷，同樣發愁。周邊有辦米（現在叫碾米）工具的人家都借過了，母親去向人家借碾米工具時，還沒開口先賠著笑，別人也知母親上門多半是要借東西，愛理不理。有些人多少顧及點母親的面子，笑笑地說：「咳，真不巧，我們今天也要辦米，米缸都見底了。」有些人就說：「記得不，這是借第幾次了？」難聽的好聽的都是一種拒絕。
一日分到了五十斤谷，母親一個晚上都在想向哪家去借碾米工具，一副愁腸百轉的樣子。我被生活逼成了小大人，母親萬般無奈的時候，往往能出點主意。我說：「媽媽，要不去福嬸那兒藉藉？」
母親說：「我也想過，只星明叔是個民辦老師，不知道有沒有這套碾米的工具？」
「反正不遠，我跑一趟就是。」三里多路對我真是小菜一碟，當我回來告訴母親明天上午可以去碾米時，母親如釋重負。
第二天吃過早飯，我和母親抬著穀子去福嬸家，五十斤谷一點也不覺得重，籮筐在我和母親之間晃晃悠悠。走在半山的路上，路邊青草上的露珠在太陽照射下晶瑩剔透，微風吹在身上十分舒適，一想到每次碾完米母親會煮餐白米飯吃，心裡是多麼愉悅和滿足。
福嬸家有個專門碾米的屋，有推子、篩子、鬥臼……一應俱全。母親自是一番感嘆，悄悄對我說：「什麼時候自家能添置這套工具就方便了。」
五十斤谷很快就碾好了，福嬸送我們到路口，對母親說：「星明近來老肚子痛，醫生也看不出名堂，人也越來越瘦。如今大兒子成家了另過，小兒子長得過於矮小，怎麼就一點不像他爸爸，也不像我。自己那副樣子，討個堂客當然醜，三天兩頭地吵，就是看著兩個孫女可憐。」
母親說：「家家都有本難唸的經，各家有各家的難處，只能耐煩過。你有什麼要做的衣服或鞋子只管拿來我幫你做。」臨分手時，福嬸大聲說：「要辦米只管來，不要不好意思，幾十百把斤谷要麼裡緊！」
這一句從福嬸嘴裡說出的話讓母親如沐春風，溫暖了母親的心。
後來我們每次去碾米，她總是像迎來了稀客，一陣忙乎：把碾米的屋子拾掇得乾乾淨淨，把平時堆積的多餘東西全部搬開，豆子芝麻茶遞到手上。她的真心使母親有著不盡的感念，幸好有她，讓母親減少了許多尷尬。
後來母親逃到湖北，中間回過老家，帶著有限的禮物去看福嬸。母親記著她的情。
福嬸告訴母親：「星明死了。做了二十幾年的民辦老師，死的第二年就能轉成公辦老師，可是他沒那福氣，才五十出頭就死了。老二的堂客因一件小事夫妻吵架，喝農藥自殺了。一年死了兩個人，我差點撐不住了，但為了兩個孫女不能死呀！」
後來母親落葉歸根回了老家，仍住在庵子裡，常去福嬸家走動。每次去從不空手，多多少少要帶點吃的給福嬸。一日母親午睡起來，看到福嬸坐在階簷上靠牆在打瞌睡，母親邊扶她起來邊說：「怎麼不進屋，來了多久了？」
福嬸說：「沒來多久。你每次來我家，回回帶東西給我；我想來看你，兩手空空，沒臉進屋。」
母親說：「莫亂講，我帶給你的東西是我家裡有的，你沒有就不要帶，空手來坐坐，說說話就蠻好。今天不準走，到我這兒吃了午飯再回去。」
又有了蠻多天不見福嬸了，母親拿了六個雞蛋和二斤麵條去看她，誰想到她正生病臥床。也說不清什麼病，反正越來越嚴重。還好，大媳婦每餐會送點飯給她吃。走時母親問她想吃點什麼，福嬸說：「想吃米酒。」
母親回去就做米酒。過了幾天送了去，甜甜的米酒用開水沖泡，福嬸一連喝了三飯碗，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模樣。
福嬸的病沒有半點好轉。一次母親去看她，她說想吃黴豆腐。
次日母親便帶了黴豆腐去看她。給她喂著米飯和黴豆腐，福嬸對母親說：「這黴豆腐好吃。」母親見她那般享受的樣子，說：「你喜歡吃，我過幾天全部拿來給你。」
福嬸的病越來越嚴重，整個人沒了精氣神，像灶膛的餘焰不再耀眼火爆，只剩下平和溫順，安靜地躺在床上。母親每次看望回來，內心都會泛起縷縷無以名狀的傷感。
福嬸一共只病了三個多月就撒手人寰了。這些日子，老二從沒出現過，直到母親走了，他才從哪裡鑽了出來。
哥哥弟弟去給福嬸叩頭，靈堂正放著《夫妻雙雙把家還》的歌，這句歌詞高亢嘹亮地縈繞在屋樑上。哥哥有些光火，看到福嬸的二兒子時沒有忍住，說：「這歌大不必放，你母親屍骨未寒，你還有心聽這歌。你媽媽生病時，好難得見你一面，那時你能多陪陪她比放這歌好得多。你媽還不到七十歲啊！」
後來聽說辦這個喪事殺了兩頭豬。哥哥心裡不是滋味沒去吃飯，和母親談起這事很是氣憤。福嬸活著時兩個兒子都不怎麼管她，生病時餓一餐飽一餐，不要說吃營養。死了就大操大辦，好不風光，這種風光跟福嬸毫無關係了。活著的時候怎麼不對福嬸好點。
從此以後，母親的生命中少了一個知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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