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初版只印了3500冊的《權力與榮耀》，一般公認為格雷厄姆·格林的傑作，是他最受專家推崇也最受讀者讚譽的小說之一。這是格雷厄姆·格林最不「英國」的一部小說，只有幾個次要的英國人物，以作者1938年三、四月在墨西哥度過的兩個月經歷為基礎創作，而這兩個月中有五個星期他是獨自一人、筋疲力盡地穿梭於南部塔巴斯科和恰帕斯兩州。這部小說之所以如此成功，或許是因為其中包含的非英國式的羅馬天主教因素，同時又滿浸摩尼教式的黑暗和對磨難的忠實描繪，堪稱格林最具雄心的作品。創作於《權力與榮耀》先後的三部小說（相對於他的「消遣小說」）——《布賴頓棒糖》（1938）、《問題的核心》（1948）和《戀情的終結》（1951）——均具有對「偉大」的訴求；都宛如判官的嚴厲逼視般熱切、敏銳而又令人惴惴難安。最初在約瑟夫·康拉德和約翰·巴肯影響下開始學習寫作的格雷厄姆·格林，已經將他編織驚悚情節的高超天分與其以輕快筆法表現的病態敏感熔為一爐，兼具高度智識和激情，而且嚴謹地展現出他一直未曾厭倦的內心的宗教思考。然而，這三本小說中的羅馬天主教，卻還隱約附帶著某種東西——有一種夢幻般拉長、扭曲的感覺。那個殺人不眨眼的少年黑幫頭目卻堅信地獄的懲罰，還有不斷給自己引用唱詩班拉丁文的習慣；那個性情溫順的殖民地警察，竟然因極度的憐憫確信自己自殺必然遭到天譴；那位快樂而又不忠的妻子，卻意外接受了一次超凡入聖的精神洗禮，即便在她身後仍創造著奇蹟——這都是些道德上的奇談，只能在另一個世界才能成型；他們拒絕依附於周圍的世界——那描寫得如此敏銳如此老練的布賴頓、英屬西非和倫敦的社會背景。而《權力與榮耀》中那位無名的威士忌神父卻跟他那個酷熱、乖謬、反教權的墨西哥水乳交融地打成了一片。

不論對於這個人物還是這個地區，羅馬天主教都是與生俱來的；格林對這兩者的想象性深挖均大獲成功。一位墨西哥的神父在1978年曾告訴過格林的傳記作者諾曼·謝利：「身為一個墨西哥人，我就在這些地區間往來。開篇描述這個地方的三段文字就像幾幅快照，一下子就點出了這個地方令你驚駭的所在。你簡直是身臨其境。」而在1960年，一位加利福尼亞信天主教的老師寫信給格林，說：

有一天我把《權力與榮耀》給……一位曾親歷過最嚴重迫害的墨西哥人看……她承認您的描述真是太逼真了，您筆下的神父就像個真人，她發現自己竟然在望彌撒的時候為他祈禱。我很能理解她的感受。去年，在環遊墨西哥的旅途中，我發現自己不斷地往那些爛泥窩棚中窺探，在鄉村街道和無法穿越的山脈上搜尋，半心半意地以為會瞥見一個模糊的人影在雨中朝邊境踽踽獨行。對於您創造的這個人物再怎麼稱頌都不為過——他是活的。

格林對他筆下這位無名主人公的心理認同——「一個身材瘦小的人，穿著一件寒酸的黑色西服，拿著一個小公文包」——將他那受過良好教育的上層中產階級所具有的懷疑主義和倦怠心理一掃而光，而在他別的小說中，哪怕那些最熾熱的精神生活都難免蒙上了這兩者的陰影。小說中的牙醫坦奇先生，還有那個複雜的費婁斯一家都是英國人，也許原本打算讓他們發揮更大作用的；而實際上，他們都只存在於邊緣，就像引進一些小小的人影是為了反襯風景的壯闊一樣。威士忌神父向黑暗深淵的跌落同時又是向殉道頂峰的上升，成為這幅油畫壓倒性的主題，結果就連他的追蹤者兼意識形態上的對手，那位狂熱的無神論中尉，都幾乎被擠出前景，扁縮為純粹的陪襯。只有那個非同一般的混血兒的幽靈，以他那兩個黃黃的虎牙、不斷蠕動的露出來的大腳趾和他巴結奉承、堅持不懈、殘酷無情的背叛，跟那位堅忍不拔、註定要滅亡的神父共存於同一個超然於悖論之上的、被無限放大了的國度中。

埃迪絲·西特韋爾在1945年曾寫到，格林本人也有成為一個偉大神父的可能。格林於1926年22歲上在諾丁漢皈依天主教，當時是通過特羅洛普神父主持完成的，而這位神父本人在皈依天主教之後，按照格林的回憶錄《一種人生》的說法，一直「受到某種內心的衝動驅使要成為神職人員」。不過格林不大會有這種危險；他之所以改宗，是為了能娶一位天主教徒，而且無論如何，他在1938年寫道，「我無法過獨身生活。」不過，他的嚴肅小說中通常都有一位神父，容易犯錯，卻又無可指摘地恪盡神父的職責。格林在他第二部回憶錄《逃避之路》中寫道：「我想《權力與榮耀》是我唯一一部主題先行的小說……我一直都會迫不及待地聽旅行者們講有關神父的醜聞故事，他們在偏遠的拉美鄉村裡邂逅的神父（這一位養了個情婦，另一位又不斷酗酒），甚至還在學校唸書時就是如此，因為我們從新教歷史教科書上已經完全知道了天主教徒應該有什麼樣的信仰；即便在當時，我就已經能夠將人和他的職位區分開來了。」對於《權力與榮耀》中這位墮落的神父而言，他有罪的行為與他的聖職間的區分也是很清楚的。被當局脅迫也是出於自身的懦弱而結了婚的何塞神父，仍然記得「他還被賦予了一份別人無法取走的職能，至今他仍然擁有把聖餅化為耶穌的血與肉的權力。也正因為這個，他才值得遭受天譴」。威士忌神父雖說已經覺得禱告毫無意義了，可對他而言：「聖體是另一回事。把聖體放在快死的人嘴裡是叫主伴隨著他。」格林有一句說他的主人公的話也可以用來說他自己：「這些稀奇的迂腐打動了他。」

這個被追捕的人一路顛仆困頓，但卻無時不努力履行他神職人員的職責。這是一連串無止無休、痛苦不堪的場景，但在這些具有諷刺意味、惡意中傷的鄙俗事件中，最令人痛苦、最無法忍受的莫過於神父的葡萄酒被糟踏的那個情節。他用自己僅有的幾個比索買了一瓶葡萄酒，本預備舉行聖禮之用，卻眼睜睜看著當地三個下流坯，包括警察局長，喝個精光。身處地獄般是非之地（塔巴斯科州，不過未具名）的牙醫坦奇先生兩次看到神父。在他們初次邂逅與神父被押解到刑場前坦奇短暫的一瞥之間，這位受難者在朝聖旅途中遭遇的樁樁件件都令人悲憫交集，緊緊攫住讀者的心。同時身為影評家的格林在三十年代看過大量影片，他筆下的場景描寫斬截突兀、極具電影感，充滿超群、巧妙的形象：比如第二部結尾那幢「高大的白色建築物」，神父竟然沒認出那是一座教堂，反而誤以為那是兵營；還有山頂上那片東倒西歪戳在地上的高大的十字架，「像是一塊有意留下來的育種林」，那是印第安人的墓地，也是通往那個更加寬容和安全之州（恰帕斯州，同樣未具名）的邊界。先前在一個身背死孩子的印第安女人陪同下爬山的過程，簡直像愛森斯坦影片中的遊行慶典場面一樣有一種崇高的靜默美；而當神父返回墓地，發現那個死去的孩子暴露在外的屍身，嘴邊還留著一小塊糖，真是具有一種布努埃爾那種超自然的恐怖感。在回憶錄《一種人生》中，格林回想起他很多小說中的「段落，甚至章節，我在寫的過程中感覺甚是滿意」，尤其是「《權力與榮耀》中監獄裡的一幕」。的確，當時身處最卑賤最危險境地的神父，整夜枯坐在擁擠的黑暗牢房中，聽著別的囚犯發出的各種聲音——那些脫離了軀殼的靈魂，這段場景所具有的深度、坦直和怪異的喜劇效果，真可以直逼另一位很成問題的信仰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寫。

格林對天主教的皈依，正如他在《一種人生》中的描寫，是頗有躊躇的。他在遛狗時路過一個教堂，這教堂「對我來說像是蘊涵著一種陰沉的力量，因為它代表的是不可思議和難以置信的東西。教堂裡面有個答疑解惑的木匣子，於是我丟了張請求教誨的條子進去……我當時並無意想被接納進教會。因為若果真發生這樣的事，前提必須是我對教會的真理確信無疑，在我當時看來這種可能性實在微乎其微」。可是，在跟特羅洛普神父就無神論進行過幾次激烈的辯論後，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我只記得在1936年1月，我開始相信確實可能有某種我們可以稱之為天主的存在，儘管我現在很不喜歡這個帶有所有那一套人神一體聯想的稱呼。」下個月初，他就做了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總告解，受了洗，被接納了。「我非常清楚地記得離開教堂時我感受到的情緒的本質：根本就沒有什麼喜樂的成分，只有一種陰沉沉的憂慮。」這次完全、驟然的投降不禁使我們想起他另一次類似經歷，發生在比較靠前的一個時期，當時他孤零零地在諾丁漢住了四個月，對生活簡直厭煩透頂了。

我揀了個空閒的日子，徒步翻過那幾座小山去了切斯特菲爾德，找了個牙醫。我向他描述了一番我牙齒的症狀，我很清楚我描述的是牙齦膿腫。他用他的小鏡子輕敲一顆完美無缺的好牙，我就做出膿腫應該有的反應。「最好拔了去，」他建議。

「沒錯，」我說，「不過要上點乙醚。」

幾分鐘的喪失意識就像離開這個世界度了個假。我失去了一顆好牙，不過厭煩也暫時被驅散了。

他還在牛津讀書時，就不斷去玩俄羅斯輪盤賭，為的是找尋一個逃離這個世界的持久假期。這個世界在他的小說中被寫得實在是陰沉可怖。對《布賴頓棒糖》中的賓基而言，「這個世界從不移動：它總是躺在那兒，是兩個永恆的世界之間那個被蹂躪被爭奪的領域。」而在《權力與榮耀》中，那位神父仰觀星辰，無法相信「這個世界竟能閃耀得如此輝煌：它在霧氣之下沉重地在太空中滾動，就像一艘正在燃燒、已被遺棄的海船」。看著他的私生女時，他發現「這個世界已經進入她的心坎，正像水果裡已經出現了一小點腐爛的果肉」。在牢房中，他這樣想：「這地方像極了這個世界：充塞著色慾、罪惡和不幸的愛情，臭氣沖天；但是他發現，當自己活在世上的日子已經所剩無幾的時候，在這個地方他是能夠獲得寧靜的。」在格林的這種性格中，有一抹禁慾苦行、不計後果和蔑視生命的色彩，他多次投身輕率的冒險，1938年的墨西哥之行就是典型的一次。

從1936年他就開始千方百計謀取一次銜命赴墨西哥的機會，為的是能描寫「自伊麗莎白在位以來最殘酷的宗教迫害」。在1924年上臺的卡列斯總統和臭名昭著的塔巴斯科州長、無神論者加里多·卡那巴爾統治下，這種迫害在幾年前已經達到頂點。格林終於得到英國朗文和美國維京出版公司的支援得償所願，從墨西哥安全返回，完成了他的一本墨西哥遊記，這本書在英國叫《不法之途》，在美國叫作《另一個國度》（從大西洋一端來到另一端就換個書名的做法一度非常普遍；《權力與榮耀》最初由doubleday出版時用的書名是格林稱之為「既難解又誤導的《迷宮的道路》」。）《另一個國度》雖說結構鬆散而且時時有漫不經心之筆，至今仍擁有大量讀者。格林能以一種迷人的方式在自己的文本中糅進特羅洛普和科貝特的文字，彷彿他一邊奔波一邊在讀他們的作品，並能同時記述自己的夢想。《權力與榮耀》小說中的諸多要素都能從中找到源頭：地理狀況，兀鷹，比亞埃爾莫薩的佈局和死氣沉沉，和藹而又腐敗的警察局長，一心想取代被驅逐的神父的多管閒事的鄉村小學校長，經營種植園的歐洲人跟輕啄他身體的小魚兒一起在溪水中沐浴，糖塊、露出虎牙的混血兒（在雅加龍村的一臺打字機後面碰上的），還有幾則傳聞裡威士忌神父的雛形，甚至都有他喝醉後給人施洗，硬給一個男孩取了個布莉吉塔的教名。不過都經過了絕妙的變形和修改：神父騎著騾子在看似塔巴斯科的那個州里逃脫追捕的情節，是以格林在恰帕斯州那痛苦不堪的漫長行旅為藍本描寫的，當時格林是要前往拉斯卡薩斯，他小說中的神父從來沒有到達那裡。當初若不是雅加龍和拉斯卡薩斯之間的航班因大雨而取消，他的小說中也就不會有這種最令人難忘的、聖經般的對放逐的描寫了。

敘述的語氣也有明顯的不同。《另一個國度》中的格林是個火冒三丈的觀光客，痛恨墨西哥的食物、習俗、旅館、老鼠、蚊子、騎騾旅行、紀念品和廢墟。他甚至痛罵「可憎的、茫然的棕色眼睛」。而在《權力與榮耀》中，因為表現的是一個墨西哥人在一群墨西哥人之間的逃亡，而總體來說這又都是些最卑賤最貧困的人，所有的牢騷和抱怨統統不見了，讓位於對生與死以及超越生死問題的關注。即便在《另一個國度》中，也有一種救贖的調子時時隱約顯現：「在恰帕斯使我筋疲力盡的不過是體力的耗費，是人們的不友善，是厭煩無聊；可是在黑暗的叢林中那些傾頹的十字架間的人生，卻無論如何是跟永恆的價值息息相關的。」在小說開篇之前，威士忌神父就早已被褫奪了現實的生計和虔誠教徒對他的恭維阿諛，在小說的進展過程中，他又失去了他的公文包和教士的黑衣；他被褫奪了一切，只剩下他的永恆的價值，或者他的一錢不值。格林在恰帕斯的行旅中，曾在情緒低落時借宿一間路邊棚屋，「是儲存穀物的一個倉庫，可我在裡面發現了在墨西哥極為稀罕的東西：人性的善良。」住在裡面的老人為他讓出自己的床鋪——「一個土臺子上蓋了張草墊，緊靠在谷堆旁，一群群的老鼠就在谷堆裡挖洞」——對於寫到此情此景的格林而言，「只剩下一個跟一群老鼠住在一個窩棚裡的老人，他連勉強餬口都不容易，卻真誠地歡迎一個陌生人，隻字不提任何回報，在黑暗中絮絮地跟他閒談。我覺得就像重新跟天國的子民相處在了一起。」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格雷厄姆·格林對虛心的人，對這個世界的弱者的同情，顯然先於他對天主教的皈依並起到了維持他信仰的作用：他曾向諾曼·謝利表示過懷疑自己是否還信天主，而且在《一種生活》中說「我們中有那麼多人放棄告解和聖餐去參加教會的海外軍團，為了一個我們已不配是其市民的城市而戰」。他的宗教信仰中一直包含著一個信念，他在1941年一篇論埃裡克·吉爾的文章中如此表述：「保守主義和天主教義應該是……不會同床共枕的。」他在《逃避之路》中再度反思墨西哥時（他在書中描述了《權力與榮耀》的寫作過程：回到倫敦，在用幾個上午的時間迅速完成《密使》後，用下午的時間寫，寫得很慢，靠服用安非他命提神），抱怨的並非現政府是左翼政府，而是跟古巴相比還左得不夠。他的這些同情導致他在戰後成為激烈的反美主義者，相當尷尬地為卡斯特羅和金·菲爾比辯護。不過他這部最優秀的小說所具有的能量和偉大也同樣源自他這種通向同情和憐憫的意願，這是一種理想化了的共產主義，甚至比共產主義者更具有基督精神。它的構成單位是個人，而非任何階級。神父在黑暗的牢房中看到：「如果仔細地揣摩一下一個人的臉相，不管是男是女，你都會可憐起他來，因為每個人的面目都帶著基督的形象。」

約翰·厄普代克

1990年

馮濤譯

巴肯（sirjohnbuchan，1875—1940），蘇格蘭政治家和驚險小說家，曾任加拿大總督，主要作品有《三十九級臺階》、《綠斗篷》等。

埃迪絲·西特韋爾（edithsitwell，1887—1964），英國女詩人、文藝評論家。

愛森斯坦（eisenstein，1898—1948），蘇聯電影導演和電影藝術理論家，對蒙太奇理論作出重要貢獻，按照他的蒙太奇觀念，一些與「主要」劇情無關的影像可以用來造成最大限度的心理效果。

布努埃爾（laisbuñuel，1900—1983），西班牙電影導演，他將夢境、幻覺和本能看作創作的源泉，對社會問題持激進態度，蔑視傳統邏輯。以早期的超現實影片和後來在墨西哥商業電影中的創作而聞名。

科貝特（williamcobbett，1763—1853），英國政治評論家、新聞記者，著有名著《鄉村漫遊》。

墨西哥東南一城市，位於特萬特佩克地峽東部。

出自《新約·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節。

吉爾（ericgill，1882—1940），英國雕塑家，鐫版家，排版設計師，作家，尤以字型和鉛字秀麗精緻、浮雕線條正確簡單著稱。

菲爾比（kimphilby，1912—1988），英國外交官，間諜，後為蘇聯情報機構工作，在英國秘密情報部門工作時曾是格雷厄姆·格林的上司。

作者「格雷厄姆·格林」的其他小說

《戀情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