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眨著眼睛,似乎聽不明白。後輩恨不得從現在開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一個覺醒的民眾形象。
不過,從結果來說,我們想要喚醒他、開導他的這種努力根本沒有必要。因為即使沒有我們的幫助,他也通過自身的力量發生了改變,而且速度出乎意料地快,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那天聚集在明洞教堂的那些人,決定就地徹夜靜坐示威。當時還不曾有人想過,這次事件後來會成為促成「六月抗爭」火種一直持續到底的一個重要契機,成為全國性的關注焦點。夜深了,一部分人離開靜坐現場回家,我與後輩也離開了現場。與此同時,我們與張丙萬分別了。
大約一個星期之後,他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通過聽筒聽到他的嗓音時,我立刻可以感受到他與之前有了一些變化。
「李兄,可以請我喝杯酒嗎?」
這是他第一次沒有叫我「李先生」,而是「李兄」。不過,這並不是我感覺他有所改變的原因。從電話裡聽到的他的聲音中,可以感受到一種莫名的力量與氣魄。
「這段時間過得還好吧?去哪兒了,怎麼一點訊息也沒有?」
「你問我去哪兒了?我這段時間一直在明洞教堂。」
他說得非常理直氣壯。果不其然,他就在明洞教堂靜坐現場,這確實是一個驚人的訊息。
「真是辛苦了。是一段不錯的經歷吧!」
「這有什麼辛苦的?在外面抗爭的學生們比我辛苦多了。」
我們在市區再次相見時,他不苟言笑地如此回答道。他的著裝比上次更加寒磣,臉色看起來也變得更加憔悴,可是眼神卻變得閃閃發亮,像換了一個人。
總之,對他而言,在靜坐現場度過的那幾天算是名副其實的民主主義訓練。他身上已經找不到初遇時那種畏縮卑怯的樣子了。
他的嗓音中依然難掩興奮,給我講述靜坐現場的見聞,像是市民們的反應、明洞附近工作的女職工們送來的捐款與麵包之類的。他似乎從自己的所作所為中體會到了莫大的自豪感。我想,或許在他的一生中,從未像現在這般自豪吧。
「可是最後一天有一個投票,決定是繼續靜坐還是解散,支援解散的一方票數更多。投票之前,大家還說著應該鬥爭到底,人心真是個未知數啊!一想到這個,我心裡就十分失落。」
是為了忘卻這種失落感嗎?此後,他開始一次不落地參與到後續的示威現場。他已經變身為比任何人都熱衷於抗爭的鬥士。我為了撰寫後輩委託的那篇文章,偶爾會與他見面。每次見面,我都感覺他發生了難以置信的改變。尤其是「6·29宣言」幾天之後,他的那副樣子令我難以忘記。
我在塞弗倫斯醫院的靈堂門口見到了他。他臂戴袖章,手握方木,守衛在靈堂前。他屬於安保組,守護著李韓烈烈士的遺骨以防被搶。
「我?我作為民主市民代表而來。現在像我這樣的人也和大學生一起做事,一起鬥爭。這不就是民主主義嗎?」
他可能是喝了酒,原本面如土色,現在卻泛起紅光。當然,我現在已經對他滔滔不絕地使用「鬥爭」「民主主義」等術語不再感到意外。只不過,初遇的愚昧、淳樸與此刻的威風凜凜、攻擊性十足,哪一個才是真正的他呢?
「真是如魚得水。」
和他分開,走在回去的路上,後輩如此說道。我從後輩的話中,莫名感覺到一種譏諷。奇怪的是,張丙萬的樣子越是以這種形式發生改變,後輩的態度越是冷嘲熱諷。他已經不再督促我寫那篇報道的事了。
那天之後,我再沒有機會見到張丙萬。他變得十分忙碌,尤其是總統選舉期間似乎更加忙得不可開交。他為了自己支援的在野黨候選人而瘋狂奔走。
總統選舉投票結束後的傍晚時分,我再次接到了張丙萬的電話。他的嗓音順著話筒傳來,非常急促而且興奮。
「李兄,你聽說了嗎?今天白天在九老區廳發現了非法投票箱,市民守著不放,警察想要搶奪,現在亂作一團。他們必定會敗選,所以才會這樣垂死掙扎。我們的人現在正和警察僵持不下,市民們聞訊趕來,聚集了幾萬人。我得趕快過去瞧瞧。」
那是他打來的最後一通電話。幾天之後,我聽後輩說他被捕了。意外的是,不是因為九老區廳事件,而是因為毆打了某派出所的巡警。選舉結束幾天之後,他在酒館喝酒時與前座客人因選舉結果發生口角,被抓到了派出所。他在那裡摘下並打碎了掛在牆上的總統肖像,還毆打了上前制止的警官。他因觸犯妨礙公務、暴力行為等相關法律條例的嫌疑而被拘捕。
聽說他被捕的訊息,我想去一趟他家。可是僅憑一個地址,找到他家並非易事。最重要的是,由於他住在上溪洞最貧寒的山坡貧民區,那裡的衚衕像迷宮一般蜿蜒曲折,同一個門牌號混住著幾十戶人家。我轉悠了差不多三十分鐘,終於找到了他的出租屋。剛好有一個看起來上小學五六年級的小女孩站在大門前,那張臉簡直就是她父親的翻版。
「你爸爸是張丙萬,對吧?」
她沒有回答我的問話,目光中充滿警惕,突然跑回了家。孩子跑進了角落一間背靠院牆的黑漆漆的屋子裡,依然警惕地看了看我,然後爬向牆角搖晃著鼓起的被子,「媽,有人來了」。我這才意識到被子裡有人。過了許久,女人掀開厚厚的被角探出腦袋。一個頭發亂蓬蓬、臉色很差的女人,蒙著被子看著我,像是一頭藏在洞穴裡往外看的野獸。她的臉如泡在水裡的豆腐那般腫脹,似乎用手一戳就會凹陷進去。而且黃疸很嚴重,雙眼病態盡顯。
「您找誰?」
女人有氣無力地問道。
「這裡是張丙萬家嗎?」
「有什麼事?」
女人上下打量著我,眼神和身旁的女孩一樣。
「您是警察署來的嗎?」
他們這樣想也是不無道理的。我趕緊說道:
「不是。我只是張丙萬的熟人。」
「他現在不在家。」
「我知道他不在家。只是擔心你們過得怎麼樣,所以過來看看。很辛苦吧?」
不過,女人和孩子的眼神似乎沒有那麼容易解除警惕。
「您和孩子爸是什麼關係?」
「那個……就是熟人。」
女人盯著我看了好一陣子,突然問我:
「是不是那位寫小說的先生?」
「原來您聽說過我呀。」
女人隨意攏了攏亂蓬蓬的頭髮,長嘆了一口氣。
「不知道這話該不該說,我們覺得他不是活在地上,而是活在雲上。」
「活在雲上?」
「因為他的想法總是很荒唐。」
女人嘆息著自己的命運,開始抱怨起來。
「早知道他會這樣,當初要離開老家時我根本不會走。他說得好像到了首爾就會改變命運一樣……來了首爾,只要踏踏實實做一件事,也不會受這種苦。‘做這個生意會賺大錢’,‘做那個好’,他每次都吹牛說‘只要這次做成了就能翻身’,卻從來沒有成功過。我已經被騙了不是一次兩次了。」
「他努力生活,卻不順利,所以才會那樣。」
「他一直是這種追求虛幻夢想的人。這次不知道突然抽了什麼風……說要搞什麼政治,東奔西走的,結果落得這般下場。說什麼改變世界?唉,僅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怎麼改變世界呢?」
我無言以對。孩子直勾勾地看著我,我在這樣的視線中莫名感覺到一種羞恥。
「本來不打算說這些……可是心裡話不說出來不痛快。」
我起身離開時,女人說了最後一句話。
「他變成這樣,可能先生您這樣的人也有責任。我不是怪您,別往心裡去。」
我聽不懂這句話具體是什麼意思。是說我這樣的人煽動張丙萬去搞政治嗎?我無以作答,只能退出家門。我沿著貧民區崎嶇的山路向下走,路過小賣部時為他家買了一箱泡麵和兩鬥米。這當然不是因為我認為能夠用這些來補償她所說的「責任」。
張丙萬被捕三個月之後,因緩刑被釋放。幾天之後,我又去了一次他家。我故意在深夜前往,房間裡卻只有張丙萬和孩子躺在被窩裡,他的妻子不見了蹤影。他們蓋著的,正是他妻子上次蒙著的那床被子。
「夫人去哪兒了?」
「哼,婆娘去哪了我怎麼知道?」
他突然發怒,我也不便追問。我猜他的妻子可能已經調理好身體,出去做保姆了吧。
張丙萬提議去附近小店喝一杯燒酒,於是慢吞吞地披上了衣服。他走在涼颼颼的夜風中,一言不發。他像塊岩石一樣蜷縮著身子,默默地走著,那副樣子給我一種莫名的壓迫感。在衚衕裡的破舊小酒館,他接連幾杯酒下肚之後,終於開口。
據他所說,那是一次事先周密計劃過的非法選舉,尤其是投票、開票的過程自始至終都由電腦完美操作,這一切從頭到尾都是當今軍事獨裁政權與美國佬的合謀。當然了,我並非第一次聽他講起這些,所以絲毫不覺得驚訝。
「那麼,張兄現在打算怎麼做呢?」
「什麼怎麼做?什麼意思?要鬥爭啊!」
他回答得毫不猶豫,十分堅決。
「不能相信現在那夥搞政治的。像我這種真正的民眾就應該站出來作鬥爭。您瞧好吧,我會用雙手改變世界。」
「鬥爭固然好,關鍵是自己單打獨鬥怎麼行。又沒有什麼組織。」
「組織?您真是說對了,組織很重要。光州抗爭中,只有像我這種一無所有、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底層人死得冤枉。不過,兄的意思是讓我成立個組織呢,還是其他什麼意思?」
「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張兄沒有那麼強大的改變現實的力量。所以,像張兄這樣的人,再怎麼單打獨鬥,又能改變什麼呢?」
「簡單來說,像我這種無知的老百姓有什麼了不起,逞什麼能?別跟老鼠一樣吱吱叫,老老實實看個熱鬧,心懷感激地撿點兒別人丟過來的殘渣吃吃就行了是吧?」
他提高了嗓門。
「我是說,張兄這段時間也鬥爭得差不多了,現在是時候靜下來看看周圍了,也審視一下自我。」
「審視自我?我怎麼了?」
他突然喊叫起來。我看到他瞪著我的眼神中閃過一絲不尋常的鋒芒。後來回想,那是他對我的最後警告。因此,如果我當時大致整理一下自己的措辭,或許可以避免接下來的不幸。然而,可能我當時懷有一種荒唐的優越感,認為就算他再怎麼不愛聽,或者不論他那段時間接受過多少政治洗禮,我也能給他幾句人性化的忠告。這是我的失誤。
「因為在我看來,張兄的情況很悽慘。現掙現吃都很辛苦,怎麼能這樣置家庭生計於不顧,在外奔波呢?民主主義也好,運動也好,可是家人眼下連口吃的都沒有,到了餓肚子的境地,張兄應該先顧好自己比較好。正如張兄所言,您一無所有,只是一個沒受過什麼教育的苦力,像您這樣的人即便因為吶喊民主主義而坐了牢,誰又會理解你呢?別說理解了,別人可能都會罵你是個瘋子吧?」
這番話說得太重了,我在說完之前已經感覺到了。真不該說這最後一句。不出所料,他踢翻桌子,騰地站起來大喊:
「真讓人忍無可忍,操蛋玩意兒!」
下一瞬間,我捱了一巴掌,向後仰倒。他抽了我的臉,我來不及叫出聲,就已經倒在了酒館的地上,冰冷的液體嘩嘩澆到臉上。
「現在看來,你完全是全斗煥的走狗吧!喂,你小子,知道我上次坐牢時的那個檢察官怎麼說嗎?和你剛才說的一模一樣!我從一開始就看出來了,你和他們都是一路貨色。讓我喝口涼水清醒一下,是吧?別胡扯了!該清醒的不是我,而是滿肚子墨水的你!你前段時間向我們家丟了幾包泡麵,誰稀罕呢?在你眼裡,我張丙萬會接受你的同情,對你說一句‘先生,謝謝您了!’?我看起來像是這樣的人嗎?別搞笑了!你小子的真實身份到底是什麼?小說家?哼,小說家這等貨色早去江南那片的包間裡,聽那些賣春陪酒女的故事了,吃錯什麼藥了,來我們這種地方晃悠呢?這裡不是你們來的地方。要找小說素材,去別的地方打聽吧!明白了嗎?」
我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別說回答了,我甚至都沒來得及擦一下臉上流淌著的溼漉漉的酒水,只能自始至終地聽他說個沒完。雖然遭遇這一切很無奈,奇怪的是,我卻絲毫沒有生氣。我反倒有種微妙的感覺,似乎早已預料到會是這種結局。說來可能難以置信,我當時被潑了一臉啤酒,聽著劈頭蓋臉的侮辱性話語,甚至有種難以言表的快感。他最後說道:
「什麼別人怎麼看?你小子,你們才該四處看人臉色,吃個痛快,好好生活!你這獨裁政權的走狗,美國佬的奴才!」
他嘩啦一下拉開酒館的門,走了出去。破舊的玻璃門開啟的噪聲像是為他的話尾畫上了一個感嘆號。冷風從敞開的門外無情地灌進來。我看著他頭也不回地沿著酒館前骯髒的衚衕離去的背影,他有點搖晃,卻以整個身體頂著陡坡上貧民區冰冷的夜風,勇往直前。突然,他開始唱歌,響亮的歌聲迴盪在衚衕裡。
「五月!如果那天重來,我們的胸口會湧出鮮血……」
他接著舉起雙手握緊拳頭,大聲呼喊:
「鮮血!血!血!」
「哎喲,這可怎麼是好?怎麼喝好了就不停地揮拳頭?」
酒館大嬸這才大呼小叫地跑了過來。
「我看先生您很文雅,寬宏大量多多擔待吧。有學識的人忍讓一下吧,能怎麼辦呢?他最近可能不太正常。聽說老婆跑了……」
「夫人跑了?」
「您不知道嗎?已經有十來天了。丈夫被關押的那段時間已經等得夠辛苦了,放出來之後也看不到什麼改變,反倒比之前更加狂妄,可能忍不下去了吧。雖然輪不到我說三道四,可是女人能忍到現在真的很不容易了。養家餬口都困難,擺不正自己的位置,又搞政治又搞什麼的,結果被關進監獄,哪個女人會喜歡呢?」
聽了老闆娘的話,我無言以對。
「他現在真是每天做白日夢!」
我只是突然想起了他妻子上次面帶絕望說出的那番話,同時想起他所說的「用我的雙手建立一個新世界」。總之,那是我那年最後一次見到張丙萬。
幾天前,也就是兩年之後,我又一次見到了張丙萬。巧合的是,正是在我第一次遇見他的明洞大街。
現在依然如此,我每次踏上明洞大街,怎麼說呢,那種感覺就像是重返縈繞著舊日戀情的回憶的場所。我下意識地尋覓那些回憶的痕跡,距離那年6月已過去了足足兩年的時間,明洞大街上的熱情退去,光彩不再。不過就在幾天之前,我又看到了大街被人群圍得水洩不通、交通癱瘓的情景。不知道出了什麼事,路邊停著加了鐵絲網的醜陋的警用押運大巴,戴著頭盔的戰鬥警察們列隊而立。我撥開人群,從縫隙中擠進去之後才知道明洞中心區域發生了什麼事。戰警們正在把舉行「反對拆攤」示威的攤主們強行拖上大巴。他們被戰警拖著,依然聲嘶力竭地呼喊著口號。「保衛生存權!」「貧民也是人,憑什麼殺人拆攤?」等標語胡亂散在地上。人群中有一個男性攤主的樣子令人十分驚訝。他用鐵鏈緊緊捆綁著自己的身體,然後與自己的小推車綁在了一起。他的小推車上雖然只是稀稀拉拉地擺著幾個蘋果、橘子什麼的,不過假如不切掉他的四肢,很難把他與小推車分開。看到他的臉的瞬間,我十分意外。那人正是張丙萬。
「天吶,真恐怖。這個人怎麼這副樣子?」
一個年輕女人咋舌嘆息道。那真不是一個人該有的樣子。他被拖倒在地上的樣子,不禁令人聯想到在地上爬行的拉車牲口。奇怪的是,與其他攤主不同,他閉著嘴一言不發,只是瞪大雙眼,像是承受著巨大痛苦的修道者一般,沒有絲毫反抗,任由拉扯。我感到全身一陣戰慄。他現在不是被拉,反倒是自己主動在拉。他全身伏地,以自己的力量拉拽著全世界的重量。我不知道他將去向何方。
現在,這篇無聊的文章該收尾了。雖然遲了些,我也算是遵守了為他寫篇文章的約定。當然,張丙萬如果讀到這篇文章,絕對不會滿意。不過,我只能以這種方式書寫。正如他所言,我這個滿肚子墨水的破爛小說家能力有限,但事實又是如此,能怎麼辦呢?最後一件事——雖然只不過是畫蛇添足罷了,我還是決定說一說——當初打算在雜誌上刊載張丙萬的故事的那位後輩,如今已經入職某知名女性雜誌社,是一位相當活躍的記者。
六月抗爭:1987年6月10至29日,韓國爆發了全國範圍的大規模民主運動。——本書註釋均為譯者注
1985年8月1日,以首爾政府名義組建的便衣逮捕組,大多數有武術底子或特種兵出身,鎮壓示威者時戴白色頭盔,穿便服,與普通警察進行區分,因而有了「白骨團」的外號。
樸鍾哲:1987年1月被警察拷打致死的大學生。
坪:土地或房屋面積單位,1坪約合3.3平方米。
李韓烈:韓國學生運動家。1987年「樸鍾哲拷問事件」之後,李韓烈呼籲查明真相,在6月9日舉行的集會中被催淚彈擊中,於一個月後去世。
1987年12月16日,首爾市九老區的幾個選舉管理委員在投票截止之前就把選舉投票箱搬上了卡車。他們用麵包、水果等物品遮擋著箱子,卻被一位女性市民識破。附近居民聞訊趕來,圍住卡車。當天下午,憤怒的居民們又闖入選舉委員會辦公室,發現了另外一個投票箱和毛筆、印章若干,非法選舉證據確鑿。
江南區為首爾的富人區,夜生活比較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