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張丙萬，難免會想起那年六月的那場巨大動盪與抗爭浪潮，俗稱「六月抗爭」或者「民主化大斗爭」。因為正是在那年六月的某一天，在名為「雞籠車」的警用押運大巴上，我第一次見到了張丙萬。

所謂那年六月的某一天，說得再詳細點，就是彼時著名的「6·10大集會」前夕，街頭氛圍相當混亂。我與張丙萬初識於警用押運大巴，湊巧又都遭遇了便服警察不問青紅皂白的拳打腳踢，算得上患難之交。總之，我和他初遇的情況有點特殊，有必要簡單說明一下前因後果。

那天下午，我在明洞購物街入口處的波斯菊商場附近被警察當作示威者強行帶走了。事件的起因是我偶然有事路過那裡，剛好目擊了大學生突然發起示威活動。我走出商場門口的地下通道，感覺氣氛有些異常，停下了腳步。週末擁擠的明洞大街與平常並無兩樣，卻莫名籠罩著一股非同尋常的緊張感。

我先是看到不少行人停步望向馬路對面的商場。商場門前擠滿了享受週末的人群，乍一看去，似乎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不過再仔細一瞧，即可發現商場大樓旁邊列著一隊戰鬥警察。不論過去還是現在，在街上看到戰警並不值得大驚小怪。不過，近一箇中隊的警察在商場門口把守著，路人齊齊駐足觀望，顯然有什麼不尋常之事。

「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身邊站著一位三十歲左右的男人，身穿白色襯衫、打著領帶，像是一位銷售人員。聽到我的問話，他警覺地打量了我一番，只回答了一句「說不準」。恰在這時，我聽到身後傳來一陣急切的呼喊。

「廣大市民，學生們決定七點整在樂天百貨門口舉行推翻獨裁統治的街頭抗爭。各位愛國市民，大家一起參與進來吧！讓我們一起挺身而出，協力打倒肆意嚴刑逼供、壓制人民的軍隊法西斯！」

我回頭一看，那個聲音來自一個稚氣未脫的大學生。他的呼籲十分老練，極具煽動性，與長相完全不符。他快速說完，扒開人群，匆忙隱身其中。我看了看錶，剛好快到七點了。

不過在我看來，大學生們的示威計劃相當於已經敗北。警察提前打探到緊急示威的情報，已經事先佔領了原定場地，架起了銅牆鐵壁。就算當今時代的大學生再怎麼勇敢無畏，也只會是徒勞無功罷了。我卻又無法立刻離去。因為我很好奇學生們最終是否會如約出現，而且現場聚集了不少市民，於是我又茫然地期待著會出現某種令人感動的戲劇化場景，比如市民們說不定會一呼百應，積極參與示威。雖然這只不過是一種茫然而虛無的期待而已，我卻想緊抓不放。或許，現場的大部分圍觀群眾都與我持同樣心態。

過了幾分鐘，人群突然開始躁動起來。有人大喊：

「看吶，來了！」

學生們位於前方乙支路入口處的十字路口。他們遠遠地衝進機動車道正中央，揮起拳頭向這邊喊著口號。雖然只有區區四五個學生，卻足以吸引滿大街的目光。潮水般疾馳的車流突然陷入一片混亂。我在那一刻看了看錶，剛好七點整。儘管有恐怖的警察把守現場，他們依然準時出現了。

樂天百貨門前的便服警察隊伍向那邊衝了過去。這時，路邊聚集的市民群體中爆發出噓聲，緊接著混在人群中的大學生開始大喊：「廢除護憲，打倒獨裁！」

幾位市民也開始跟著口號大喊，響應迅速擴散開來。此情此景，確實前所未見。善良沉默的大多數終於開始發聲。個人融入集體，多少會變得勇敢。他們互為彼此的擋箭牌，歡呼著為警察喝倒彩。如果警察靠近，再重新混進善良沉默的大多數當中就可以了。我也是其中之一。群眾的響應變得格外熱烈，馬路對面的警察向我們走來。這些便服警察戴著鋼盔與防毒面具。他們走近了，學生們立刻隱匿蹤跡，普通市民也悄悄後退，或者做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閉上了嘴。我也假裝是一個沉默善良的市民，期待著他們快點走過去。

正在這時，一個便服警察經過我面前時突然轉向我，如雷鳴般大喊著：「我抓住他了！」他緊緊抓著我的領口。他們肯定是在馬路對面早已注意到我為大學生鼓掌助威，提前盯上了我。

「幹什麼？我做錯什麼了，為什麼要抓我？」

我當然做出了反抗，但是他們毫不理會，徑直把我拖向停在路邊的警用押運大巴那邊。

「放開我！憑什麼強行抓捕善良的市民？」

我使出全身的力氣呼喊著。我環顧著周圍的市民，想要控訴這種委屈憤慨的遭遇，卻被幾個身材魁梧的便服警察層層包圍，隔斷了視線。

「廣大市民，怎麼可以這樣呢？堂堂法治國家，警察就這樣抓捕一個無辜的市民……」

我儘管一直在呼喊，在那一刻卻也清楚地感覺到，這種反抗是毫無意義的。什麼「法治國家」，什麼「無辜市民」，這些話在我自己聽來都十分幼稚可笑。我繼續反抗著，一個「鋼盔」突然從幾步遠的地方朝我飛奔過來，毫不留情地用皮靴踢向我的胯部。要害處遭到暴擊，我瞬間痛苦萬分地倒在了地上。後來聽一位大學生，「白骨團」的主要任務就是抓捕示威者，踢要害是他們鎮壓示威的老套路了。抓捕示威現場的學生時，為了防止對方反抗或者逃跑，常像這樣攻擊其全身最敏感、最脆弱的部位。正如他所言，我算是毫無餘地地中招了。我不僅不能再做出任何反抗，而且由於難以忍受的痛苦，我只能半癱軟在地上，來回扭動著身體。緊接著，他們開始殘忍地對我拳打腳踢。他們整齊劃一地戴著黑色防毒面罩，遮住了整張臉。兩個玻璃眼和鼻子底下凸起的毒氣濾盒什麼的，看起來就像是謝肉節上戴的那種怪異醜陋的面具。果不其然，眼下這一切亦像極了容許所有殘忍、暴力與施虐的謝肉節。

我被打到再也不能反抗，像一塊溼抹布般完全癱倒在地之後，才被拖拽到了大巴上。車上已經抓了不少人，放眼望去，多數是大學生。

「頭頂地！誰敢抬頭就弄死誰！」

大家剛一上車，就不得不按照他們的指示把腦袋塞到座椅底下。即便如此，毆打仍在毫不手軟地繼續，四處傳來骨頭與骨頭撞擊的鈍響與痛苦的慘叫聲。我認為想要躲過眼前的毆打，不挑戰他們的脾氣才是上策，於是遵從指示把腦袋深深埋在了座椅底下。這時，一個男人的臉進入了我的視線。我透過身旁警察雙腿之間的縫隙，與過道那邊和我一樣十指相扣抱住後腦勺的男人目光相接……

男人看起來三十五歲左右，和我對視後不好意思地露齒一笑。我也極力想要向他笑一下，沒笑出來。他就是張丙萬。當然了，我是後來才知道他的名字，當時只覺得他面相和善，我們都十分倒霉地被抓了。

「喂，數數人頭。」

車子在不知不覺中發動了，前方的一個便服警察喊道。

「二十二個。」

「抓夠二十五個再去交差。」

為了湊足剩下的三個，「雞籠車」又在附近轉悠起來。我們只能繼續壓低腦袋，忍受著他們的拳腳相加。

「喂，小崽子們！當過兵了嗎？還沒吧？所以才會上街示威，一群賤貨！像你們這種人就該全部拉到停戰線吃點苦頭，哎喲這群混賬東西！」

如此一來，我們只能等待著剩下的三個人趕快乘上這艘共同的命運之舟。

終於湊夠了他們的預定數字，我們被移交到市區的某警察署。在警察署的院子裡下車之後，有一個簡單的身份調查，二十五個人當中只有我和剛才那個男人不是大學生。我認為獲釋機會只有現在了。

「我……有話要說。」

大學生們頭頂地跪在警察署的水泥地上，我在最後一排舉起了手。一位上了年紀的警官皺了皺眉頭。他身穿制服，看起來像是負責人。

「什麼？」

「我是無辜的。我沒有做錯什麼，卻被拉到了這裡。」

我的表情與嗓音裡充滿委屈。我說我不是大學生，沒有參與示威，是無辜的，沒有任何理由被抓到這裡。我邊說邊能感覺到自己的話自相矛盾。我隱瞞了自己參與示威的事實，同時又相當於認可了另一個事實：如果參與了示威，理所當然會被抓到這裡。我強調自己不是大學生，也是因為覺得大學生可以隨便被押運到警察署。

「那你怎麼來的？」

他反問道。

「怎麼來的？被抓來的啊。」

「你是幹什麼的？」

他又問了一句。我稍微猶豫了一下。

「寫文章的。」

「文章？寫什麼文章？」

「寫小說。」

我故意理直氣壯地回答，同時非常擔心他會問起我的名字。如果我說出自己的名字，恐怕他會回答說：「原來是個無名小說家。」很慶幸，他並沒有問我的名字。他可能覺得不管我叫什麼，小說家都是很難纏的。他不耐煩地皺起眉頭，盯著我看了一會兒，說：

「那你走吧。」

「嗯？」

「回家去吧！」

想到被捕的過程與剛才所遭受的無數毆打與威脅，這個結局有點索然無味，令人哭笑不得。不過，我沒再說話。在他改變心意之前，我背向那群仍然雙手抱頭頂地、跪在院子裡的大學生，走出了警察署。胯部疼得厲害，我只能像只鴨子那般微微張開雙腿，慢吞吞地挪著步子。這種感覺至今難忘。

「那位先生……」

我走出警察署正門，剛準備過馬路，聽到身後有人喊我。回頭一看，正是在大巴座椅底下看到的那個男人。看來，他也因為不是大學生而被輕易釋放了。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骯髒皺巴的襯衣，軟塌塌的褲子，粗糙的皮膚，他看上去像是那種長期在塵土中日曬勞作，賺一天吃一天的散工。

「誰都能看出來您不是學生，怎麼會被抓呢？」

「其實，我瞧見他們在街上像打狗一樣毒打學生，忍不住吼了幾聲：‘不許打人！’結果，‘你小子算什麼東西’，他們呼啦一下圍了上來。」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本來就有點性急，喜歡出風頭是老毛病了。」

「我肚子餓了，想找個地方喝碗牛骨燉湯。如果，你還沒吃飯！就一起去吧。」我這麼說，並非簡單的客套。他主動和我搭話，我從他的眼神中讀出了一種強烈的傾訴慾望。況且，如果直接回家，心裡也堵得慌。

我們在附近一家牛骨燉湯店找了張桌子面對面坐下，我這才和他簡單握了握手。他的履歷和我猜測的差不多。他叫張丙萬，39歲，輾轉於各種職業，沒有什麼是沒做過的，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底層人。聽說我以寫作為生，他彎腰向我行了個大禮，令我十分尷尬。

「剛才聽說，您是一位作家？非常榮幸。」

「什麼啊，只是一個不為人知的寫字的罷了。」

「即便如此，作家也是社會上受人尊敬的職業，和我們這種笨蛋不同。」

「職業不同，所學知識多寡，不會影響一個人的價值。這不就是民主主義嘛！為了構建一個這樣的世界，剛才那群青年大學生沒少受罪。」

「這很好呀，不過……」

他依然卑怯地笑著，小心翼翼地說道。

「雖然搞過幾次民主化還是什麼的，不過就算世道發生了改變，說實話像我這種沒出息的老百姓的生活又會有什麼不同呢？對我們來說只有世界安寧了，不搞示威了，才能偶爾撿點殘渣充飢。」

「不能這樣理解民主化。總統是直接選舉還是間接選舉，並非民主化的全部。像張兄這樣的人，拼死拼活地勞動受累，卻未能得到應有的回報，改變這神現實也是民主化。」

「可是先生，那種社會真的會到來嗎？」

他看著我的臉，反問道。

「一起努力吧！」

我的這個回答，似乎對他並沒有什麼說服力。剛好牛骨燉湯上桌了，他抓起勺子開始吃飯。民主主義怎麼樣且不說，眼下這碗可以填飽肚子的牛骨燉湯看來更加令人歡喜。

在此，我較為詳細地描述那天與張丙萬的對話，甚至包括他細微的肢體動作與表情，並無其他理由，只因為不久後我便得知，張丙萬自那天起產生了相當大的改變。為了更加準確地展現他的這種改變，我認為應該儘可能詳細地刻畫一下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樣子。

幾天之後，6月10日，我再次見到了他。那天正是眾所周知的「6·10大集會」，正式名稱為「聲討掩蓋樸鍾哲被拷打致死真相與爭取民主憲法的全國人民大集會」的日子。那天晚上8點左右，我再次與他偶遇。當時，明洞教堂內聚集了近千名的學生與市民。示威是下午6點開始的，他們在市區各個地方躲避著警察進行了零散的示威，後來默契地聚集在此。人們如匯聚的海水般興奮地相互擁抱。

大家的身體彼此緊貼，擠來擠去，卻依然渴望人數的增加，因此不斷地齊聲歌唱「愛國市民一起來吧，hulahula」。人們加入隊伍之中，一邊呼喊，一邊互相拍打著肩膀，這時身邊的人到底是誰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強烈地感覺到搭起肩膀的陌生人之間流淌著一種踏實的歸屬感與心靈共鳴，令人心潮澎湃。這種心靈的共鳴如波浪般彼此傳遞。

在這一刻，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大家身體擠著身體，密集到不留一絲縫隙，就這樣近距離地感受著身邊的人，同時感覺到一種無以言表的安心。平時在路上與他人肩膀相觸都會感到不快，現在反倒畏懼著與他人之間的空隙，努力靠近，哪怕只是減少一寸的距離。

眾人不斷唱歌、喊口號。一首歌唱完，總有人開始新的歌曲與新的口號，大家也會毫不猶豫地跟著唱。示威活動以這種形式順利無阻地進行著，不過中途發生了一個略微脫節的小事故。一曲《我們必勝》結束之後，有人開始領唱一首新歌。

「生為男子漢，所能何其多……」

這句歌詞人人都很耳熟，因為太過耳熟，大家差點兒下意識地跟唱起來。人們很快意識到，這首歌正是韓國男人基本都能隨口哼唱的軍歌《真正的男子漢》。因此，這首歌不適合這種場合。在反抗軍事獨裁的示威現場，還有比唱軍歌更搞笑的嗎？難堪的是，只有領唱這首歌的當事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你和我，以保家衛國為榮……」

他的嗓音非常激昂而洪亮，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唱得嚴肅而真摯，卻設法再繼續唱下去，周圍響起的「閉嘴吧」的奚落聲與笑聲將他的聲音逐漸淹沒。

「推翻殺人拷問肆行的軍事獨裁！」

有人響亮地喊了一句，打破了尷尬的氣氛，隨即眾人的呼聲如波濤般起伏起來。

「推翻，推翻，推翻……」

就在那一刻，我產生了一種奇怪的預感。我抬起頭找到了唱《真正的男子漢》的主人公，被譏笑後依然臉紅未消的男人果真是張丙萬。

「怎麼，認識那個人嗎？」

我身旁的後輩問道。那天下午，這位朋友一直與我同行。他是學生運動圈出身，80年代初期坐過牢，現在效力於某家在野黨組織。我向他簡單介紹了一下張丙萬，他雙眼放光，很有興趣。

「是個有意思的人，一起見見吧。」

隊伍不斷推擠，我們鑽過人群之間的空隙向張丙萬走去。張丙萬認出了我，卻並無開心之意，反倒面露尷尬，好像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被戳穿。

「今天特意出來的嗎？」

「這個嘛，只是想湊個熱鬧……」

他深鞠一躬，接過我遞過去的香菸，如此辯解道。在我看來，置身在這種場合他顯然有一種自卑感。果不其然，周圍大多是大學生與繫著領帶的中產市民，相比之下他的打扮十分寒磣，略微有些顯眼。而且，他剛才鼓起勇氣領唱了一支歌，卻又意外地丟了醜。他撓撓後腦勺說：

「越是這種時候，像我這種什麼也不懂的老百姓，越是應好好待在家裡。」

「您可別這樣說。就應該像先生您這樣的人出面才是。您可比十個大學生還有價值。」

後輩很懂得察言觀色，在旁趕快說道。

「哎喲，別叫我先生……」

他誠惶誠恐地擺擺手，卻又確實從那句話中得到了鼓勵。

「說真的，催淚彈那傢伙真是厲害得嚇人。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催淚彈這麼狠。」

他稍微有了勁頭，開始向我們講述自己從下午6點降旗儀式警報聲響起之時到現在所經歷的一切。沒想到，後輩居然對他的故事出奇地感興趣，聽得特別認真。趁張丙萬暫時離開，我才聽他談起其中緣由。

他近期正在某出版社籌備一本新雜誌。這本雜誌持堅定的民眾立場，為民眾發聲。他打算在雜誌上刊登張丙萬的故事可雖然是以人物介紹為形式，卻意在刻畫作為促進歷史變革主力軍的民眾形象，並邀我為此撰文。後輩有種近乎盲目的熱情，加之他的堅持，我很難拒絕這個請求。不過，他看待張丙萬的視角是不是太隨意了呢？張丙萬真的能夠成為歷史主力軍抗議民眾的典型嗎？我對此表示懷疑。後輩卻認為，張丙萬這樣的人反倒是最佳人選。這主要是因為，他自卑意識根深蒂固，至今為止沒有特別關注過政治或社會矛盾，也就是說，他和所有人一樣，一直認為自己就是個天生窮命的普通人。只有張丙萬這樣的人，才能展示出歷史主力軍抗議民眾的面貌——他們與整個社會的民主化熱潮一起慢慢覺醒，開始認清自己所屬的社會階層與苦難的生活，對自己的力量有了全新的認識。

「哎喲，我怎麼能出現在那種地方呢？我這種蠢人，有什麼值得推崇的？如果上了雜誌，恐怕只會遭人笑話。」

我們表明此意，他趕緊擺擺手。不過正如他自己所說，「是一個好出風頭之人」，所以我們沒怎麼費力便說服了他。

他的老家在全羅北道完州郡的一個小鄉村，初中畢業之後他開始務農，種著1200坪左右的水田與400坪左右的旱田，不過只是一名佃農，那些都不是他自己的地。他意識到務農太辛苦，是一個毫無希望的營生，累死累活到頭來也只能揹負一身債務。因此，七年前，他三十一歲時，拖家帶口毅然決然地來到首都。

「只提著一個鋪蓋捲兒，坐著夜車就來了，當時只想著出人頭地，渴望在首爾找到新的人生。」

他在首爾和其他離農農民一樣，被劃入了城市貧民階層。他輾轉於無數職業，粗活自不必多說，還做過銷售，在地鐵、公交車車廂裡賣過去汙劑或者錢包什麼的，做過東奔西走的藥販子，聽說做好了能賺大錢又跑去做房產中介。他一再失敗，卻一直懷有初來首爾時的那個夢想，相信自己總有一天可以擁有截然不同的人生，例如擺脫令人厭煩的貧困與苦難，迎來挺胸抬頭的激動人心的那一天。他從未放棄過希望，全新的人生卻遲遲不來，不論怎麼掙扎，總是原地踏步。

「沒辦法呀！這個夢想從剛開始就是不可能實現的……」

後輩對他說：

「資本主義體制已經大範圍擴張，變得堅不可摧，自然不會容許張先生這個卑微的夢想了。如果張先生不主動與妨礙夢想實現的勢力進行抗爭的話，這個夢想或許永遠不會有實現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