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年輕時和朋友們高談「東西方恐怖故事」的異同。我們當時都覺得西方的驚悚故事只是噁心，並不嚇人，真正讓我們脊背發涼的是東方的恐怖故事。舉例而言，西方的血腥故事多發生在孤島、郵輪或者偏僻的汽車旅館裡，被嚇了一跳後，讀者心想：只要我不去那些地方就沒事了。然而東方的幽靈多出沒於學校、家裡的廁所，甚至午夜客廳裡的電視，看完鬼片之後，幾天不敢去上廁所都屬正常反應。

讀了雪莉·傑克遜之後，我明白這種籠統的歸納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這位被譽為20世紀美國最重要的驚悚作家，擅長書寫的就是日常的恐怖。拿大名鼎鼎、至今任何美國最佳短篇選集都不敢遺漏的名篇《抽彩》來說，故事講述了某個新英格蘭村莊一年一度的抽獎盛會。每到這天，全村人都激動不已，尤其是小孩子。主持抽彩的薩默斯先生遵循著代代相傳的古老傳統，抽獎所用的黑箱子因為歷史悠久而備受尊敬，不得隨意替換。到了抽彩前一晚，薩默斯先生會製作好所有紙券，並且鎖在保險箱裡。到了儀式當天，他會慎重地叫響每一家男主人的名字來抽紙券。正如刊登作品的雜誌《紐約客》的編輯所言，讀到這裡的時候，讀者還以為這些村民在盼著能抽中一臺洗衣機或電冰箱呢。然而，等哈欽森太太最終抽到了標記過的紙券時，村民們步步逼近，把她團團圍住，每個人手裡都抓滿了石頭。

1948年6月26日這一天因為《紐約客》刊登《抽彩》而被載入文學史。小說一經刊出，雜誌編輯部在隨後的數日內收到了三百多封讀者來信，這是連《紐約客》這樣的大刊也從未有過的。但這些信件多在表達憤怒和不滿：小說裡呈現出的野蠻和暴力讓讀者感到錯愕，他們進而質疑傑克遜的寫作居心。

直至今日，《抽彩》仍作為短篇典範被收入美國高中課本和大學英語系講壇，各種全美最佳短篇選集都不敢遺漏此篇。然而，關於這個作品究竟在表達什麼的討論從未平息。

從文本層面看，拿石頭砸死人的懲罰方式無疑源自《聖經》，最終抽中「彩券」的哈欽森太太也與因挑戰教會權威而被逐出波士頓的安妮·哈欽森同姓，不少學者據此認定小說在暗示新英格蘭地區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女巫審判案」。傑克遜的丈夫海曼是猶太裔文學評論家，他堅信《抽彩》影射的是當時剛過去不久的猶太人大屠殺。對小說感到震怒的讀者多半來自故事設定的新英格蘭地區，他們不相信自己所在的「文明之地」還殘留著如此原始暴虐的習俗。

雪莉·傑克遜本人不喜歡談論自己的作品，但因為《抽彩》掀起的風波太大，她不得不在小說刊登一個月之後，於《舊金山紀事報》上做出簡短回應：「我很難解釋我希望通過故事傳達什麼。我想，把一項古老而殘暴的儀式設定在當代，設定在我居住的小鎮，是希望讓讀者通過這高度戲劇化的一幕，看到他們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無意義的暴力和非人的行為。」

美國著名詩人艾米莉·狄金森曾說，讀到好詩會有「頭皮被削掉」的感覺。藉此形容閱讀傑克遜小說的感受，再恰當不過。傑克遜的世界常常是陽光燦爛的好日子裡，普通人忽然跌進了人性的深淵，烏雲蓋頂，暴雨將至。新英格蘭村鎮是傑克遜故事常見的發生地，美國人通常都對鄉村——尤其是新英格蘭的鄉村——抱有浪漫化的想象。那裡的人善良、老實、虔誠、樂於助人，不像城裡人那樣一切唯利益至上。然而，在傑克遜的小說裡，她無情地揭露出這些美好的表面下隱有的「恐怖」：《抽彩》中，村民對集體的暴力如痴如狂；《度夏的人》裡，從紐約來的夫婦最終發現鄉下人的友善和親切都是因為他們給村裡帶來了生意；《邪惡的可能》或許是這一主題下最極致的展現：世代居住於此的老太太表面上關心鄰里，也受人尊敬，但私底下會定期給鎮上的人寫匿名信，指責尚不知曉丈夫出軌的妻子愚蠢，告訴一個年輕的父親別做夢了，他的孩子就是弱智無疑，對一個即將動手術的鄰居說「就算手術刀不小心劃錯了地方，伯恩斯醫生還是會從你侄子那兒收到手術費的！」……老太太寫這些信不是為了發洩，而是因為她感到自己有無上的責任去維護所在小鎮道德上的「乾淨」。這樣把人性陰暗面剖開給人看的作品，無疑會引起讀者的不安，我們甚至會懷疑世間的所有善意：行善的人是真的善良，還是因為社會規範要求他們必須這麼做？或許，這個問題我們都沒有勇氣捫心自問。

傑克遜作品的另一大主題是親密關係中的壓抑、慾望和盲目。在《一念之間》裡，妻子無意中瞥見菸灰缸，忽然冒出拿這個菸灰缸砸死丈夫的「怪念頭」，之後，在多年來不盡如意的婚姻生活語境之下，這個本來莫名其妙的想法變得越來越「合情合理」；《史密斯太太的蜜月》可以說是「藍鬍子」民間傳說的現代變奏，小說真正驚悚的地方不在於這個新婚妻子意識到自己的丈夫可能是報紙上刊登的連環殺妻案的真兇，而是這個妻子根本無從證實丈夫是否清白。每一個四十出頭的男人看起來都像報上登的那個人，而這種事當然不能直接開口問丈夫，再說，就算她在丈夫的衣服口袋裡偷偷摸出一把小刀，又能說明什麼呢？《回家吧，路易莎》有著親子關係中最令人心寒的一幕，路易莎出走多年之後回家，本以為父母會喜極而泣，熱情相擁，沒想到父母懷疑自己冒名頂替來騙賞金。路易莎說自己能回答所有的問題，但因為報紙多次報道這一失蹤案，所有騙子都能答出所有的生活細節。最終，路易莎放棄了。親生父親在離別前塞給她「回家」的車錢，還說，「我希望有一天，有人會為我們的路易莎做相同的事」。

傑克遜的小說世界「心魔」密佈，在現實生活中，她的命運也符合記者露絲·富蘭克林於2016年出版的傳記的標題《雪莉·傑克遜：備受折磨的一生》（shirleyjackson:aratherhauntedlife）。

雪莉·傑克遜1916年12月生於美國舊金山，父親是白手起家的成功商人，母親是野心勃勃的建築師之女，後者把自己的世俗慾望都轉嫁到女兒身上，希望把女兒培養成上流社會的名媛，沒想到傑克遜生性內向害羞，不僅長相普通，還把自己吃得胖胖的。即便當傑克遜以小說獨步文壇時，母親還會打電話指責女兒怎麼可以把自己胖乎乎的「醜照」給記者登在雜誌封面上。這樣的母親形象很像傑克遜筆下沉溺自我、從未真正「看見」孩子的父母。在雪城大學就讀期間，傑克遜認識了後來的丈夫斯坦利·埃德加·海曼。海曼和傑克遜所建立的婚戀關係頗似薩特向波伏瓦提出的「實驗」，海曼希望繼續在婚外和其他女性發生關係，而且會向傑克遜「坦白」交往的所有細節。婚後的海曼是《紐約客》的專欄作家，和傑克遜一樣也在佛蒙特州的本寧頓大學任教，然而傑克遜不僅要目睹他和其他女同事乃至女學生的一筆筆風流賬，還要在很長的時間內獨力掙錢撫養四個兒女，並承擔所有家務。傑克遜和丈夫所生活的大學城本寧頓是個非常保守閉塞的新英格蘭小鎮，一如她的虛構世界。傑克遜夫婦經常在週末舉行文學派對，座上賓包括《看不見的人》的作者、著名的非裔作家拉爾夫·艾里森。然而，他們的自由派觀念和作風違背了當時「白人至上」的社會規範，之後，傑克遜更因為女兒的教育問題跟學校老師起衝突，沒想到學校不僅偏袒這位常年體罰並羞辱學生的教師，而且當地的報紙和鄰居還嘲笑傑克遜「小題大做」。這之後，傑克遜索性閉門不出。

可以想見，生活中腹背受敵的傑克遜很早就身心俱疲，她常年吸菸的習慣導致了慢性風溼、關節疼痛、乏力、頭暈等種種健康問題，她也因為焦慮症而求診於心理醫生。醫生開給她的巴比妥類鎮定藥物在當時被認為是安全無害的。出於控制體重的需要，傑克遜還定期服用安非他命。疊加的藥物使用和成癮不僅沒有緩解她的焦慮症，還加速了她身體的衰竭。1965年，傑克遜在家中午睡時，心臟停止了跳動，享年48歲。

雖然傑克遜多舛的短暫人生不應成為對其作品要旨的全部解釋，但是當同時代的讀者指責她的作品太過極端、扭曲，乃至邪惡的時候，我們或許可以看清那些讀者的盲目：對當時女性和少數族裔所遭遇的困境，對正籠罩全球政局的「冷戰」和「越戰」，以及對作為根基的人性陰暗面視若無睹。

因為英年早逝，雪莉·傑克遜生前僅出版了《抽彩》這一部短篇小說集。但在過世後的半個多世紀裡，包括她的丈夫、兒女，以及著名作家喬伊斯·卡羅爾·歐茨等人為其編選了不同版本的短篇集，傑克遜作品的文學價值也隨著時間的淘洗有增無減。國內此前主要譯介了《抽彩》這一部短篇集，不足以讓讀者瞭解到這位美國重量級小說家豐富的短篇成就。

本選集首先收入了傑克遜受到學界激賞的作品。她有四則短篇入選《美國最佳短篇年選》，分別是：《來與我共舞在愛爾蘭》（1944）、《度夏的人》（1951）、《有花生的尋常一天》（1956）、《睡衣派對》（1964）；另有三則短篇獲重要文學獎：《抽彩》（1949年獲歐·亨利獎）、《回家吧，路易莎》（1961年獲愛倫·坡獎）和《邪惡的可能》（1966年獲愛倫·坡獎）。其次，我參考了市面所有英文版短篇選本的重合度，閱讀了能夠找到的傑克遜的所有短篇，選出了我所認為的完成度最高的短篇小說。舉例而言，傑克遜在大學期間發表的第一則短篇《詹尼斯》，雖然因其重要的傳記意義而被收入各個選本，但因為《詹尼斯》文筆尚顯稚嫩，小說的情節尚未鋪開就匆匆收尾，所以我沒有收入這一選集。當然，我的主觀選擇必定會造成一些滄海遺珠，但仍期望這個選集能夠引起大家對這位短篇大師的興趣，願意探索她更多的作品。

非常感謝出版方上海明室的策劃，尤其是本書編輯孫皖豫老師，她指出了譯稿中的諸多疏漏，給予及時的斧正，避免貽笑大方。需要指出的是，傑克遜喜歡在小說中（尤其是人名和地名）安插雙關語，為了兼顧國內規範譯名的要求和譯文的流暢度，我無法對所有的人名和地名進行「意譯」。譯本在儘量保留最重要的象徵意義的前提之下，難免有遺漏和妥協之處，一切過失都是譯者的過失。唯獨希望譯本瑕不掩瑜，讀者仍能享有好作品所帶來的「頭皮被削掉」的震撼感。

錢佳楠

2021年7月

於美國洛杉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