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種歡樂中都有痛苦。每一種熾熱的激情都有陰暗面。

在羅馬的第二年，聖誕過後，我和家人去了帕埃斯圖姆看神廟，接著在薩勒諾待了幾天。經過市中心一家商店的櫥窗，我注意到幾件漂亮的童裝，就帶著女兒走了進去。我找到售貨員，告訴她我想為女兒挑選褲子。我描述了自己的想法，提到可能合適的顏色，還補充說女兒不喜歡太緊的款式，更願意穿舒服的褲子。總之我說了好一會兒，用的是流利但不太地道的義大利語。

過了一會兒，我丈夫帶著兒子進來了。丈夫是美國人，但他和我不一樣，看起來倒有幾分像義大利人。他當著售貨員的面和我用義大利語簡單說了幾句。我給他看一件打折的夾克，或許適合兒子，他都用簡短的單音節詞回答：好，行，對，再看吧。沒有一個完整的句子。我丈夫的西班牙語說得很好，所以他的義大利語常常帶著西班牙口音。他會把「sessantuno」說成「sessentayuno」，把「bellezza」說成「bellessa」，把「mai」說成「nunca」。孩子們經常為此取笑他。他的義大利語還不錯，但不如我。

我們決定買兩條褲子，再加那件夾克。在收銀臺付錢的時候，售貨員問：「你們從哪兒來？」

我解釋說我們住在羅馬，去年剛從紐約搬來。這時候售貨員說：「但您的丈夫肯定是義大利人吧。他的義大利語非常好，沒一點口音。」

這就是我永遠無法跨越的界限——我的外表。不管我把義大利語學得多好，這堵牆將永遠擋在我們之間。

我當時簡直要哭了。我想大喊：「我才是瘋狂熱愛你們語言的人，不是我丈夫。他說義大利語，只是因為有這種需要，因為他正好在這兒生活。我學習你們的語言超過二十年了，他才不到兩年。我只讀你們的文學作品，現在能在公開場合演講，能做電臺訪談，用義大利語寫日記和小說。」

但我什麼都沒說，謝過她，說了再見，就出去了。我知道我的依戀沒有價值，所有投入、所有熱情都沒有任何意義。對那個售貨員來說，我丈夫的義大利語說得非常好，應該得到稱讚，而不是我。我感覺受到了羞辱和冒犯，還很嫉妒。我無話可說。最後，我們走到街上，我用義大利語對丈夫說：「sonosbalordita.」

我丈夫用英語問：「sbalordita是什麼意思？」

薩倫諾發生的插曲只是在義大利反覆碰壁的一個例子。我由於外表而被視為外國人。這是真的，我確實是。但作為一個會說義大利語的外國人，我在這個國家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體驗。

相識的人都跟我說義大利語。他們很高興我能理解他們的語言，也很願意分享。和朋友們用義大利語交談的時候，我會感到沉浸在這種語言當中，受到歡迎，被人接納。我在參與它：在義大利語口語這個劇場裡，我也扮演了一個角色，加入了演出。

但是當我走進像薩勒諾那家店一樣的商店時，又會被生硬地拋回岸上。那些根本不認識的人看著我，以為我不會義大利語。當我用義大利語和他們說話，或者提出什麼請求的時候（一頭蒜、一枚郵票，或者一些時間），他們會困惑地說：「我不明白。」總是一樣的反應，一樣的怒目而視。就好像我說的是另一種語言。

他們不理解，是因為不想理解；不想理解，是因為不想聽我說話，也不想接納。這就是牆的運作方式。不理解就可以忽略，可以不必將其考慮在內。這些人看著我，但並沒有看見。他們並不認可對方為了說好這門語言所做的努力，相反，這還會激怒他們。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像個因為亂動東西而被訓斥的孩子。「別碰我們的語言，」有些義大利人似乎在說，「它不是你的。」

學習語言是外來者融入新國家的根本途徑，它使建立關係成為可能。如果沒有語言，你很難感到自己的存在是正當的、受尊敬的。沒有聲音就沒有力量。在這堵牆上沒有裂縫，也沒有入口。如果我在這裡度過餘生，哪怕能說一口完美無瑕的義大利語，那堵牆對我而言也會始終存在。我想到了一些在義大利出生和長大、把這裡當作祖國、說著完美義大利語的人，他們在某些義大利人眼裡，可能仍舊是「外國人」。

我丈夫名叫阿爾貝託。對他來說，只要伸出手，用義大利語跟人說「幸會，我是阿爾貝託」就足夠了。因為他的長相、他的名字，每個人都覺得他是義大利人。當我做出同樣的舉動時，還是那批人，會用英語說：「很高興見到你。」當我繼續說義大利語，他們就會問：「你怎麼說得這麼好？」接著我就得提供解釋。我會說義大利語這個事實對他們而言似乎很不尋常。並沒有人向我丈夫提出這個問題。

一天晚上，我在羅馬弗拉米尼奧區的一家書店宣傳我的最新小說。我已經準備好與一位義大利朋友（也是一位作家）就幾個文學議題進行對話。活動開始前，我和丈夫剛剛認識的一位男士問我是否打算用英文做演講。我用義大利語回答說要用義大利語演講，而他問我是否是從丈夫那裡學會了這種語言。

在美國，雖然我把英語當成母語來講，雖然我被視為美國作家，但還是會出於種種原因遇到同樣的牆。因為名字和長相，我時不時會被問及為什麼選擇用英語而不是母語寫作。初次相識的人，只要看見我，知道了我的名字，聽到了我說英語，就會問我從哪裡來。我不得不為自己使用的語言做辯護，哪怕對它的掌握無可指摘。如果我不說話，甚至有很多美國人也覺得我是外國人。記得有一次從波士頓的一家圖書館回來，在街上遇見一個發廣告傳單的人。當時我正在寫博士論文，主題是十七世紀的英語文學。我拒絕接過傳單，那個人就朝我喊：「你他媽有毛病吧？不懂英語嗎？」

即使在印度，在加爾各答——那座城市使用我所謂的母語，也無法避開這堵牆。除了很早就認識我的親戚以外，幾乎每個人都以為我既然沒在印度出生和長大，就只會說英語，或者幾乎聽不懂孟加拉語。儘管我有印度長相和印度名字，他們也還是用英語跟我說話。我用孟加拉語作答時，他們表現出的驚訝就和某些義大利人、美國人一模一樣。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任何人覺得我所說的語言屬於我。

我是個作家，完全依靠語言來確立自我身份。我用語言工作，然而這堵牆總讓我保持距離，把我隔離在外。這堵牆無法避免，不管去哪兒，它都四面圍繞，以至於我開始懷疑，牆是不是我本身。

寫作，是為了拆毀這堵牆，以一種純粹的方式表達自己。寫作的時候，外表和名字都無關緊要。人們在沒有看見我的樣子、沒有心懷偏見、沒有戴有色眼鏡的情況下聆聽這個聲音。我是隱形的。我變成了我的言語，而言語也變成了我。

用義大利語寫作時，我不得不接受第二堵牆的存在。它非常高，甚至更難越過：它就是語言之牆。但從創作的角度看，語言之牆不管多麼讓人惱怒，還是能夠激發興趣和靈感的。

最後一個例子：有一天在羅馬，我和我的義大利出版商、他的妻子在英吉利酒店共進午餐。我們談到了我在義大利出版的最新作品，也談到我想寫一寫自己和義大利語的關係。我們談了安娜·瑪利亞·奧爾泰塞和其他幾位我想要翻譯的義大利作家。我的出版商似乎對這些新專案充滿熱情。他說我目前的打算——用義大利語寫作——是個好主意。

午餐過後，我在科爾索大街看見一家賣鞋和包的商店，櫥窗裡的東西吸引了我的目光。我走進商店，這次什麼也沒說，只是沉默著。售貨員看見我，立刻用英語說：「我能幫您嗎？」在義大利，這句禮貌的英語時不時就會冒出來讓人心灰。

帕埃斯圖姆（paestum），義大利坎帕尼亞地區的城鎮，以三座宏偉的古希臘多利安式神廟而聞名。

薩勒諾（salerno），義大利坎帕尼亞地區的第二大城市。

意為：「六十一。」前一種是義大利語，後一種是模仿西班牙語口音的拼法。

意為：「美。」同上。

意為：「絕不、永不。」前者是義大利語，後者是西班牙語。

意為：「我很震驚。」

annamariaortese（1914—1998），義大利作家，主要作品有《那不勒斯紀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