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某期《新論題》上讀到小說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採訪，裡邊有這麼一句話：「知道自己永遠無法達到某個高度是非常有用的。」

富恩特斯指的是文學傑作——《堂吉訶德》那樣的天才之作——始終無法企及。我認為這種高度對作家而言有極為重要的雙重作用：它們既提醒我們要以完美為目標，又提醒我們留意到自己的平庸。

身為寫作者，不管用什麼語言書寫，我必須留意那些已經存在的偉大作家，接受自己的作品與他們的作品相較時所呈現出的本質。儘管我知道自己永遠不可能像塞萬提斯、但丁、莎士比亞那樣寫作，我也仍然在寫。我必須處理好那些驚人的高度所激起的焦慮，否則就根本不敢動筆。

既然我現在用義大利語寫作，富恩特斯的評論就顯得更加中肯了。我不得不接受自己不可能達到的高度，它激勵著我，同時也把我逼入牆角。如今的山巔，並不是比我更出色的作家所創作的作品，而毋寧說是語言的核心本身。儘管明知永遠無法安身於那個核心，我也仍然試圖通過寫作去接近它。

不知道這是不是在逆流而上。我生活在一個幾乎任何事都可能發生的時代，沒有人願意接受限制。我們可以在瞬間傳送訊息，在一天之內從世界的一頭抵達另一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不在身邊的人。多虧了技術，我們不必等待，不再有距離。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可以肯定地說，世界比過去更小了。我們始終線上，永遠可以被找到。技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反對距離。

然而，義大利語學習計劃讓我強烈意識到了不同的語言之間存在的鴻溝。一門外語可能意味著一次完全的分離。即使在今天，它也足以證明我們可怕的無知。想用一門新的語言寫作，想直達它的核心，沒有任何技術可以幫上忙。這個過程無法加速，也無法簡化。進展總是緩慢的，徘徊不前，也沒有捷徑可走。對一門語言的理解越深，它就越令人困惑。離得越近，距離它反倒可能越遠。哪怕到現在，我和它之間的隔閡仍然無法逾越。我用了幾乎半輩子的時間，才向前走了幾步。只走到這裡。

從這個意義上說，剛開始這一系列思考時那個穿湖而過的比喻是不對的。因為語言並非一個小小的湖，而是一片海洋，是龐大而神秘的存在，一種自然力量，你不得不屈服於它。

面對義大利語，我缺乏一個完整的視角，缺少能有所助益的距離。現有的距離只會妨礙我。

想要看到完整的風景是不可能的。我依靠某些途徑、某些方法去嘗試穿越，我信任並且或許太過依賴這些路徑了。我認得某些詞語、某些結構，就好像它們是每天散步時遇到的熟悉的樹木。但最終，到了寫作的時候，我還是陷在壕溝裡。

我在邊緣地帶寫作，正如我始終在國家和文化的邊緣地帶生活。在邊緣很難讓人有紮根的感覺，但確實會覺得少了許多拘束。某種程度上，我相信這是我唯一歸屬的區域。

我能沿著這門語言的邊界行走，但它的內部始終躲避著我。我沒有找到秘密通道和隱匿的地層，那些潛藏的平面，地底的部分。

位於蒂沃利的哈德良別墅區有個龐大的街道網，這個令人歎為觀止的系統完全建在地下。錯綜複雜的通道是為了讓貨物、僕人、奴隸通行而挖掘，目的是將皇帝與平民隔離開，將別墅生活真實、喧鬧的一面隱藏起來，就如同皮膚把身體那些不堪入目但必不可少的功能隱藏起來。

我在這裡理解了語言學習計劃的精髓。迄今為止我就像參觀別墅的遊客，或是兩千年前的哈德良，只在地面上行走，那是最容易接近的部分。但身為作家，我明白語言存在於骨血之中，那才是語言真正的生命力和精華所在。

讓我們回到富恩特斯。我同意並且相信：意識到有些事情不可能做到，是一個人創作衝動的核心。面對一切不可企及的事物，都讓人驚歎不已。沒有對事物的驚奇感，沒有這種驚歎，人就無法創造任何東西。

如果一切都有可能實現，生命的意義和目的是什麼？

如果有可能完全彌合我與義大利語之間的距離，我會停止用這門語言寫作。

nuoviargomenti，知名義大利文學期刊，1953年創刊於羅馬。

carlosfuentes（1928—2012），墨西哥作家，主要作品有《墨西哥的五個太陽》《最明淨的地區》等。

蒂沃利（tivoli），義大利拉齊奧的一個古鎮，離羅馬三十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