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世紀三十年代起，在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裡，在波哥大有這麼一種相當於報紙的東西，在全世界恐怕都很難找到先例。那是一塊黑板，就像那個時代學校裡用的那種，上面用粉筆寫著最新新聞，一天兩次放在《觀察家報》的陽臺上。就位於希門尼斯·德·克薩達大街和第七大道的十字路口——在很多年裡一直被認為是哥倫比亞最漂亮的路口——那是波哥大市最熱鬧的地段，特別是在那塊新聞黑板被擺出來的時候：中午十二點，下午五點。人群洶洶，急不可待，從那裡經過的有軌電車不說被阻斷了吧，反正走起來挺困難。
此外，當年那幫街頭讀者比起現在的讀者來還多了一樣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看見他們覺得好的新聞會鼓掌歡呼，看見不太滿意的會吹口哨起鬨，要是看見和自身利益相違背的還會朝黑板扔石子。這也可以算是一種積極的、即刻的參與，而通過它，出錢贊助這塊新聞黑板的《觀察家報》就有了一個比其他任何方法都要好的溫度計，來測量輿論的溫度。
那時候還沒有電視，廣播裡倒是有很完整的新聞報道，但都是定時定點播出的，所以人們回家吃中午飯或是晚飯前會停下來等待這塊黑板的出現，好帶著對這個世界更全面的理解回到家裡。一天下午——在一片驚愕的低語聲中——人們得知卡洛斯·加德爾在麥德林因兩架飛機相撞去世了。當有這樣一類特大新聞的時候，為了用號外滿足人們的焦慮心情，這塊黑板會在預定時間之外多更換幾次。每逢大選，這種情況就會出現，而且有時會做得相當漂亮，叫人久久難以忘懷，比如當年對孔查·貝內加斯在利馬與波哥大之間那次轟動一時的飛行的報道，其中的一波三折就每小時一版地反映在那個新聞陽臺上。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下午一點鐘，人民領袖豪爾赫·埃列塞爾·蓋坦身中三彈身亡。在那塊黑板風雲動盪的歷史上，從未有過一條如此重大的新聞就發生在離它這麼近的地方。然而這條新聞沒能在黑板上刊出，因為此時《觀察家報》已經遷到了新址，改用更加現代化的系統和傳播資訊的手段，只有我們幾個懷舊的老古董還會記起那個年代，那時的人們都知道什麼時候是十二點鐘了，什麼時候是五點鐘了，因為我們能在陽臺上看見那塊新聞黑板。
今天，《觀察家報》裡不會有人記得，在當年的波哥大那樣一個遙遠而陰沉的城市裡，這種直接而又震撼人心的現代新聞手段最初是誰的主意。不過人們知道，從廣義上來說，當時的主任編輯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小夥子，他只上過小學，但毫無疑問將成為哥倫比亞最出色的新聞記者之一。如今，在他職業生涯滿五十週年之時，所有他的同胞都知道，他的名字過去叫、現在仍然叫何塞·薩爾加爾。
一天晚上，在報社內部的紀念活動上，何塞·薩爾加爾比起開玩笑更像是真心實意地說，他在這次紀念活動中以一個大活人的身份受到了許多通常只會說給死人的褒獎。也許他沒聽見有人說，其實在他的記者生涯中，最了不起的並不是他幹滿了五十年——很多老人家都會有這樣的資歷，而是剛好相反：厲害的是從十二歲起就一直在同一家報社工作，而且那時他已經花了將近兩年時間想要找一份記者工作。實際上，早在一九三九年前後，何塞·薩爾加爾就總會在每天放學回家的路上停下腳步，透過窗戶看上老半天，看著腳踏印刷機是怎樣印出《今日世界》的。《今日世界》是當年一家品味多樣化的報紙，很受歡迎，它擁有最多讀者的是一個純新聞欄目，叫作「我親眼所見」，內容是讀者自己口述的親身經歷。每篇文章一經採用，《今日世界》便會付五分錢稿費，這在那個年代可以辦很多事情：買一份報紙，喝一杯咖啡，擦一次皮鞋，坐一次有軌電車，喝一瓶汽水，買一盒香菸，或是去看一場兒童電影，還有許許多多必需或非必需的東西都是五分錢。就這樣，何塞·薩爾加爾剛滿十週歲就開始把自己的生活體驗寫下來寄去，不一定是為了掙那五分錢，更多的還是想看見自己寫的東西被登出來，可惜他一次都沒成功。幸虧如此，要不然兩年前他就可以慶祝工作五十週年紀念了，那就太過分了。
他是從頭做起的：從最底層的工作做起。他家有個朋友在印刷《觀察家報》的車間裡上班，帶他去了自己凌晨四點開始的早班乾點兒零活。給何塞·薩爾加爾分配的是個重活，給排字車間鑄鉛字，他幹活認真，引起了一位明星排字工的注意——這種人今天已經沒有了。這位排字工也有兩個特點使他在工友中頗為引人注目，一是他長得活像共和國總統堂馬爾科·菲德爾·蘇亞雷斯的雙胞胎兄弟，再則是他也有著和總統一樣非凡的語言天分，以至後來居然還成了語言研究院的候選人。在鑄了六個月的鉛字之後，何塞·薩爾加爾被當時的編輯部主任，阿爾維託·加林多，派到一家速成學校學習——儘管也就是學點兒正字法最基本的規則，後來又被提升為編輯部的通訊員。從此他在圈內一路向前，直到今天的位置：報社副社長，也是報社資格最老的工作人員。在開始寫黑板新聞的那些日子裡，有人在大街上給他照了張相，他穿了件交叉大翻領的黑外套，戴著一頂斜簷禮帽，完全一身卡洛斯·加德爾那個時代的時髦裝束。而在他如今的照片上，他不再像別的任何人，只像他自己。
我進入《觀察家報》編輯部工作時——那是一九五三年的事情——何塞·薩爾加爾是個不近人情的編輯部主任，他對我下達了一道在記者圈子裡被稱為黃金法則的命令：「扭斷那天鵝的脖子。」對於一個準備為文學獻身的外省新人來說，這道命令和罵人也差不了多少。可何塞·薩爾加爾最大的長處也許就在於他善於把命令下得不讓人覺得難受，因為他做這事時臉上的表情不像是你的上司，倒像是你的下屬。我已經不記得自己有沒有理他了，總之我一點兒也沒覺得受到什麼屈辱，反而很感謝他的忠告，而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我們就成了一夥。
也許我們倆最感激對方的一點就在於，當我們在一起幹活的時候，連到了下班時間都停不下來。我記得有一回，教皇庇護十二世一直打嗝打個不停，怎麼都止不住，在那歷史性的三個禮拜時間裡，我們倆連一分鐘都沒分開過，我和何塞·薩爾加爾不分晝夜地值守著，等待著兩種極端的訊息，不管哪種都行：要麼是教皇停止打嗝，要麼是教皇死於打嗝不止。星期天，我們一起開車沿著大草原上的公路兜風，收音機一直開著，心總是為教皇打嗝的事懸在半空，也不敢走得太遠，為的是事情一旦有了個結果能迅速趕回編輯部去。我是在上星期參加他工作五十週年慶祝晚宴的那天晚上回憶起當初的歲月的，我覺得直到那時還沒有人發現，何塞·薩爾加爾身上那股工作起來不眠不休的勁頭，多半也是因為當年辦新聞黑板報的積習難改。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國家報》，馬德里
出自墨西哥詩人岡薩雷斯·馬丁內斯的同名十四行詩，此處暗含打破現代主義對「美」的定義、避免脫離現實和反對異國情調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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