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早年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過，那時的青年作家的問題在於寫作的時候就開始考慮成敗。而他在剛開始創作的時候，只是想著為自己寫作。「我出版第一本書的時候——」他說道，「那是一九二三年的事情，我總共印了三百本，除了給《我們》雜誌社帶去的一百本，其餘的都送給了朋友。」發行部的一位主任，阿爾弗雷多·比安基，被嚇壞了，看了博爾赫斯一眼對他說道：「可您不會是想讓我把這麼多書都賣出去吧？」「當然不是，」博爾赫斯回答說，「雖說這本書是我寫的，我還沒有完全瘋掉。」那次的採訪者亞歷克斯·j.西斯曼當時還是個在倫敦上學的秘魯大學生，他又補充了點兒細節，在旁註裡說博爾赫斯當時還建議比安基往掛在他們辦公室衣帽櫃裡的大衣口袋裡塞上幾本，他們就是這樣爭取到幾篇公開發表的書評的。

說到這個小故事，我想起了另一個知名度更高一些的，說的是當時已經頗有名氣的美國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太太有一天看見年輕的威廉·福克納正把紙鋪在一輛舊推車上，用鉛筆寫著什麼。「您在寫什麼？」她問道。福克納連頭都沒抬，答道：「一本小說。」安德森太太只是發出一聲驚呼：「我的上帝啊！」然而，幾天後，舍伍德·安德森託人給年輕的福克納帶話說，他打算把福克納的小說送去給一家出版商看看，唯一的條件是自己不必讀它。這本書應該就是《士兵的報酬》，出版於一九二六年——也就是說，比博爾赫斯的第一本書晚三年，而在此之前福克納已經出了四本書，只是那時他還沒多大名氣，不過出版商們對他的書都還能接受，退稿的現象並不太多。福克納本人有一次也說過，在出版了這五本書之後他不得不去寫一本聳人聽聞的小說，因為前面幾本掙到的錢根本不夠維持家用。這本不得不寫的書是《聖殿》，它很值得一提，因為它很好地表明瞭，在福克納心目中，聳人聽聞的小說是什麼樣的。

昨天，我同《時代》週刊的一位文學作者羅恩·謝潑德談了將近四個小時，他正在準備一個拉丁美洲文學的研究專案，聊著聊著我就想起了這些偉大作家在他們起步階段的一些故事。這次談話裡有兩點使我很開心。第一是謝潑德只談文學，也只讓我談文學，而且在沒有絲毫賣弄的情況下表現出了他對其相當濃厚的瞭解。第二點是，他很認真地讀過我所有的書，而且做過很認真的研究，不僅僅是對每本書的獨立研究，而且還從它們的先後順序和它們的整體關係上下了功夫，此外，他還花費了很大力氣看了我不少的採訪報道，以免總提些一成不變的老問題，落入窠臼。我對後一點頗感興趣，倒不全是因為自己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這一點，在和任何一個作家談話、哪怕是在和那些看上去最謙虛的作家談話的時候，絕不能、也絕不應該排除——它還讓我能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把我個人關於寫作這個行業的觀點解釋得更清楚一些。在採訪中，如果採訪者沒有讀過他的某一本書，被採訪的作家立刻就會發覺——哪怕只是通過小小的一點兒疏忽，而且從這一刻起，也許在採訪者根本察覺不到的情況下，他就已經處於被動的地位了。然而，一個很年輕的西班牙記者給我留下了至今難忘的美好回憶，他認定我是那首當年風靡一時的關於黃蝴蝶的歌的創作者，對我的生平做了一次詳盡的採訪，可他一點兒都不知道，這首歌是來自一本書裡，而那本書的作者正是在下。

謝潑德沒有問任何具體問題，也沒有用錄音機，只是每過一會兒在一個學生練習本上簡單記上兩筆，他並不關心我以前和現在都得過些什麼獎，也不想知道作家的責任究竟是哪些，也不問我的書賣出去了多少、賺了多少錢。我不想為我們的這次談話做什麼簡述，因為現在我們所有的談話內容都屬於他而不是我了。可我又不禁要指出，這次採訪真的是激勵我前行的一件大事，因為我現在的生活就好比一條渾濁的河流，每天要回答好幾遍同樣的問題，答案也是千篇一律。更糟糕的是，要回答的問題和我的寫作生涯越來越沒有關係。謝潑德不一樣，他從容不迫，文學創作中最神秘的那些東西在他那裡都如呼吸一樣進退自如，而在他走後，我陷入了對過去日子深深的懷念之中，那時候我們的生活更單純，你可以一個小時接著一個小時地無所事事，縱情享受只談論文學的樂趣。

然而，所有我們談過的這些東西加在一起，也不及博爾赫斯的那句話對我有吸引力，沒有它給我留下的印象那麼深刻：「現在，作家們只想著成敗。」類似這樣的話，我也曾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對我在各地遇到的青年作家們講過。我曾見過有些年輕作家給小說匆匆收尾，為的是趕上某次大獎賽的截止時間，我也曾看見他們因為一句不合心意的批評，或者某個稿子被出版社退稿，就滑向痛苦沮喪的深淵。當然，並不是他們所有的人都是這般模樣，這也是不幸中的萬幸了。還有一回，我聽見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說了這樣一句話，讓我大惑不解：「任何一個作家，當他坐下來寫作的時候都必須做出取捨，是要做個好作家呢，還是做個壞作家。」幾年之後，我在墨西哥城的家中來了一個二十三歲的年輕人，他六個月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說，而那天晚上他更是志得意滿，因為他剛剛把第二部小說的稿子交給了出版商。我被他這剛起步事業進展的神速驚得目瞪口呆，也如實表達了出來，而他憤世嫉俗的回答至今還被我不由自主地牢記在腦海：「那是因為你在下筆之前要左思右想，因為所有的人都在等著讀你寫的東西。而我呢，我可以寫得很快很快，因為讀我書的人很少。」我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白了巴爾加斯·略薩那句話的意思：那個年輕人是想做個壞作家，實際上他也做到了，直到後來他在一家二手汽車交易公司找了個不錯的差事，再也不用耗費時間去搞什麼寫作了。後來我轉念一想，倘若那年輕人在學習寫作之前先學習了談論文學，他的命運恐怕又會是另一副樣子。這些天裡有一句時髦話：「少做多說。」當然，這句話更多說的是政治方面的背信棄義，不過要拿來說作家的事情也挺有意思。

幾個月前，我對喬米·加西亞·阿斯科特說過，唯一比音樂更好的是談論音樂，昨天晚上，我差點兒把這句話換成文學再對他說一遍。後來我又仔細想了想，這樣說更好一些：唯一比談論文學更好的是創作好的文學作品。

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國家報》，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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