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毫無節制的現實給文學提出的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就是詞彙的貧乏。當我們談到河流的時候，一個歐洲讀者能想象到的最多無非是兩千七百九十公里長的多瑙河。如果不給他描繪一下，很難讓他想象五千五百公里長的亞馬孫河是個什麼樣子：站在帕拉州的首府貝倫根本看不到對岸，河面比波羅的海還要寬。當我們寫下「風暴」這個詞的時候，歐洲人會想到電閃雷鳴，但很難讓他們理解我們想表達的這種現象的含義。「下雨」這個詞也是一樣。在安第斯山脈，有的風暴可以持續五個月之久，一個叫薩維耶·馬爾米耶的法國人是這樣向他的同胞描述的：「對於那些沒見識過這樣風暴的人來說，他們完全想象不出它們發生時的威力有多大。一連幾個小時，一個接一個的閃電就像是血流的瀑布，大氣在持續不斷的雷聲裡顫抖，爆炸聲在廣袤的大山深處隆隆回響。」他的這些描述當然算不上什麼了不起的傑作，但足以讓那些最不輕信人言的歐洲人害怕得渾身發抖。
這一來就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詞語體系來適應我們這個現實的規模。能說明這種必要性的例子不勝列舉。荷蘭探險家f.w.尤普·德·格拉夫在本世紀初到過亞馬孫河的上游地區，說他曾遇到一條沸騰的小溪，五分鐘就可以把雞蛋煮熟，還說他到過一個地方，在那裡不能高聲說話，因為會立刻降下傾盆大雨。在哥倫比亞加勒比海沿岸的一個地方，我曾看見一個人對著一頭耳朵里長了蟲子的奶牛唸咒語，又親眼看見那些蟲子一條條死去掉落下來。那人還說，只要把牲口的長相告訴他，再給他說說這頭牲口在什麼地方，也可以遠距離做這種治療。一九〇二年五月八日，馬提尼克島上的培雷火山爆發，幾分鐘裡就摧毀了聖皮埃爾港，把那裡的三萬居民全都埋在了熔岩之下。只除過一人：盧德格爾·西爾巴里，他是那裡的唯一一個犯人，當初為了不讓他脫逃，專門為他建造了一座堅不可摧的單人牢房，正是這牢房保護了他免遭劫難。
就說在墨西哥吧，要想表現這個國家不可思議的現實，可得寫出好多卷厚厚的書來。我在這裡住了二十多年了，還可以一連幾個小時——就像我過去好多次做過的那樣——觀察一隻瓦罐裡的豆子怎樣蹦蹦跳跳。好心腸的當地人給我解釋說，那些豆子能蹦起來是因為裡面寄居著一種幼蟲，可這種解釋太缺乏說服力了：這中間的奇妙之處不在於豆子會蹦是因為裡面有蟲子，而是豆子裡面有蟲子竟能讓它會蹦。第一次看見一隻美西螈（墨西哥鈍口螈）也是我生命中一次奇異的體驗。胡里奧·科塔薩爾在他的一篇故事裡說，他是在巴黎植物園裡看到這種蠑螈的，那天他本來是想去看獅子的。經過水族館的時候，科塔薩爾這樣描述道：「我避開那些毫無特點的魚類，不期然見到了美西螈。」最後他這樣說道：「我盯著它們看了一個鐘頭才離開，滿腦子再也想不了其他事。」那天我在帕茨誇羅村也是一樣，只不過我不是看了它一個鐘頭，而是整整一個下午，而且後來又去過好幾次。然而，在那裡還有個東西比這種動物本身更讓我印象深刻，是釘在那所房子門上的一個牌子，上面寫著：「出售美西螈糖漿」。
這種不可思議的現實在加勒比地區最為濃厚，實際上向北它擴張到美國南部地區，向南一直延伸到巴西。請諸位不要把這想象成一種擴張主義的胡言亂語。不：這是因為加勒比並不像地理學家們以為的那樣，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它是一種頗具同一性的文化區域。
在加勒比地區，在新大陸發現之前就存在的原始信仰和魔法概念的元素加上大量各式各樣的文化的融合，在其後的歲月裡匯聚成一種奇異的混雜，它在藝術方面的追求和自身的藝術生命力是無窮無盡的。非洲文化的加入是被迫而不光彩的，但後來居上。在這個世界的十字路口，形成了一種沒有邊界的自由之感，一種既無上帝也無準則的現實，在這裡，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能為所欲為而不受任何限制：昨天還是強盜，今天一覺醒來就當上了國王，逃犯變成將軍，妓女當上總督夫人。當然，反過來也是一樣。
我生在加勒比，長在加勒比。我瞭解這裡的每一個國家，每一座島嶼。我骨子裡這種失落感也許正是來源於此：我從未想過也從未能做過比現實更令人驚訝的事。我走得最遠的時候也不過就是把這種現實移植到一種詩的語境中去，但在我寫的所有書裡，沒有任何一行文字不是以真實事件為根基的。這種移植的其中一例就是《百年孤獨》中那條使布恩迪亞家族寢食難安的豬尾巴。本來我也可以使用別的什麼形象，可我又一想，擔心會生出一個長著豬尾巴的兒子恐怕是最不至與現實相符的小機率事件了。然而，這本小說剛一問世，美洲各地的不少男女便紛紛坦承說自己也長了一條類似豬尾巴的東西。在巴蘭基亞，一個小夥子在報紙上露了面：他生來就有條尾巴一直伴隨著他長大，他從未將它示人，直到他讀了《百年孤獨》。他的解釋比他那條尾巴更加讓人驚訝。「我從未想過告訴別人我長了條尾巴，我覺得很難為情，」他說，「不過現在，讀了這本小說，又聽了不少讀過這本小說的人講的話，我才知道這是一種自然現象。」又過了些日子，一位讀者給我寄來一張從報紙上剪下來的照片，在韓國首都首爾有個小女孩，生下來就長了條豬尾巴。和我寫小說的時候的想法完全相反的是，首爾那個小女孩的尾巴被割掉了，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然而，我寫作生涯中最艱難的一段經歷要數創作《族長的秋天》的準備階段。我花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把能弄到手的拉丁美洲，特別是加勒比地區的獨裁者的資料看了個遍，目的是讓我要寫的這本書儘可能地遠離現實。可我每前進一步，心中便多出一分失望。胡安·比森特·戈麥斯的直覺遠比正牌預言大師的敏銳得多。海地的杜瓦利埃醫生把國內的黑狗消滅殆盡，只是因為他的一個對手為了逃避他這個獨裁者的追殺，放棄了做人的資格而變成了一條黑狗。弗朗西亞博士，他作為哲學家的威信如此之高，以至於卡萊爾對他有專門研究，而也是他下令像關死一間房子似的關閉了烏拉圭共和國，只留下一個視窗讓郵件通過。安東尼奧·洛佩斯·德·桑塔·安納為埋葬自己的一條腿舉行了盛大的葬禮。洛佩·德·阿吉雷的手被砍下以後，順流而下漂流了好幾天，看到它漂過的人一個個都不寒而慄，心想哪怕是到了這步田地，這殺人成性的手裡會不會還攥著一把匕首。在尼加拉瓜，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加西亞在他家院子裡造了個動物園，一隻大籠子被一分兩半：一邊裝著野獸，只隔著一道鐵柵欄的另一邊關著他的政治對手。
薩爾瓦多信奉通神論的獨裁者馬丁內斯下令把全國的路燈都用紅紙罩起來，認為這樣就可以消除麻疹的瘟疫，他還發明瞭一種擺錘，每頓飯之前把它吊在飯菜上方可以檢查是否被下了毒。至今還立在特古西加爾巴城裡的莫拉桑雕像其實是內伊元帥的雕像，這是因為當年被派去倫敦訂購莫拉贊雕像的小組在一個倉庫裡發現了它，覺得比定做一尊真的莫拉贊像要划得來一些。
總而言之，我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作家，應該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承認：現實是比我們更好的作家。我們的命運，也許我們的光榮，就是懷著謙卑的心去模仿它，並儘可能模仿得好一些。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國家報》，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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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獨》《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活著為了講述》《一件事先張揚的兇殺案》《霍亂時期的愛情》《迷宮中的將軍》《世上最美的溺水者》《愛情和其他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