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聽人講起那個老花匠的故事是在好多年以前了。老花匠是在維西亞莊園裡自殺身亡的，那是一處掩映在大樹中的漂亮房子，位於哈瓦那郊區，作家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大部分時間就是在那裡度過的。打那時起，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聽人講起過這個故事，而且每次都說法不一。流傳最廣的版本是這樣的：因為老花匠堅持違揹他的意志修剪樹木，海明威決定解僱他，於是他才下決心走了極端。人們期望海明威會在自己的回憶錄裡——如果他寫了回憶錄的話——或者在他死後發表的某一篇文章裡說出真相。但是，看來他沒有這樣做。

所有的不同版本在一點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早在海明威買下這座房子之前，老花匠就在這裡工作，而且他的失蹤很突然，且沒有任何合理的解釋。四天之後，根據猛禽們準確無誤的指引，人們在一口井的井底發現了他的屍體，那口井是挖出來給海明威和他當時的大美女妻子瑪莎·蓋爾霍恩提供飲用水的。但是，曾對海明威在哈瓦那的生活做過細緻研究的古巴作家諾貝託·富恩特斯不久前公佈了另一個不同的說法，它也許更符合這次有爭議的死亡事件的真相。這座房子原先的總管告訴他說，發現死屍的那口井並不是供應飲用水的，而是游泳池水的來源。總管還說，他們經常會往井裡撒一些消毒藥片，雖然從數量上恐怕不足以消除一具完整屍體的毒素。不管怎麼說吧，後一種版本推翻了最初的說法，因為按照那種太過文學演繹的說法，整整三天時間裡，海明威夫婦一直在喝泡著死人的水。人們還傳說作家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感到的唯一不同就是水變甜了。」

有許許多多吸引人的故事——書面的也好，口頭的也罷——就是這樣永久流傳下來的，與其說是留在記憶中，不如說是留在了人們的心底，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都充滿了諸如此類的故事，這個就是其中之一。也許這就是所謂文學中那些受難的鬼魂吧。這裡面有一些是詩歌的臻品，你一見不忘，不會去追問究竟是什麼人創作了它們；也有一些是我們隨耳聽來的，至於到底是聽誰說的我們也沒想到去弄個究竟，時間一長，連我們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不是做夢夢見的。所有這些故事裡，毫無疑問最美的、也是最出名的一個要數那個剛出生不久的小耗子的故事，它第一次跑到洞外面去時碰見了一隻蝙蝠，便驚奇萬分地跑了回去，一面高叫著：「媽媽，我看見天使了。」另一個故事也是從真實生活中來，卻大大超過了一般的虛構創作，它說的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這天清晨，一個馬那瓜的無線電愛好者試圖和世界上任意一個地方取得聯絡，想告訴人們這個城市已經被一次地震從世界地圖上完全抹去了。在忙了一個小時，發現儀表盤上傳來的依然只有噝噝的聲音時，一個更現實主義的朋友用一句話說服他放棄了努力。「沒用的，」那朋友說，「全世界到處都一樣。」還有一個故事，和上面這個一樣真實，講的是巴黎交響樂團的遭遇——差不多十年前，他們遇到了一件連弗朗茨·卡夫卡都意想不到的事，差點兒就此解散完蛋：指定給他們用以排練的樓房裡只有一部水壓電梯，一次只能上四個人，八十名樂師從早上八點開始上樓，四個小時後，當所有人都上了樓，又到了該下樓吃中午飯的時候了。

在眾多讀第一遍就會覺得精彩至極，之後一有機會便會反覆回味的故事中，按我的品味來說，排在第一位的應該是雅各布斯的《猴爪》。我記憶中能稱得上完美的故事只有兩篇：這算一篇，還有一篇是愛倫·坡的《瓦爾德馬爾病例中的事實》。只不過對於後者的作者，我們連他內衣的質量都一清二楚，對前者的創作者則知之甚少。在我認識的博學之士中，也沒有幾個能說得出來他名字裡的兩個縮寫字母到底代表著什麼，除非去查一下百科全書，我也是剛剛查到：威廉·魏瑪克。他生於倫敦，一九四三年也死於倫敦，死時年方八十，他留下一部共十八卷的作品全集——儘管百科全書裡沒有提到——在圖書館裡能佔據六十四釐米的位置，然而他全部的榮耀都來自那篇只佔了五頁紙的大師級傑作。

最後，我多想記起來——而且我知道，再過幾天就會有某位仁慈的讀者來告訴我——是哪些作家曾創作了這樣兩篇故事，它們徹底激發了我青年時代的文學激情。第一篇講的是一個絕望的人從十樓跳下，直落向大街，在墜落的過程中他透過窗戶逐一看見了一家家鄰居的私密生活，有家庭裡的小悲劇，有偷情，也有短暫的幸福時光，都是你在公共樓梯間裡根本看不到的事情，因此，就在他的身體撞上街道水泥地面的那一瞬間，他對這個世界的觀念有了徹底的改變，結論是他越過那道偽門永遠放棄的生活還是值得一過的。另一篇故事講的是兩個探險家在雪地裡迷了路，在度過了三個痛苦的日夜後，他們終於找到了一間廢棄的小茅屋。又是三天過去，其中的一位死去了。倖存的那一位在離小屋一百來米遠的雪地裡挖了個坑，把屍體埋了下去。誰知到了第二天，當他從寧靜的夢境中醒來時，他發現同伴又回到了茅屋裡，確實是死了，而且凍得硬邦邦的，像個正式來訪的客人一樣對著他的床坐著。他又把屍體埋了，而且埋得更遠，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屍體又坐在了他的床對面。最後他瘋掉了。人們從他寫到那天為止的日記裡知道了他的真實故事。對這個謎一樣的事件的解釋多種多樣，其中有一種看上去最為可信：這個倖存者被孤獨折磨得太厲害，正是他自己在夢魘中把清醒時埋葬的屍體挖了出來。

我覺得在一生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最荒唐同時也最彰顯人性的故事，是有人在一九四七年對裡卡多·穆尼奧斯·蘇伊講過的那個，當時他正在西班牙託雷多省的奧卡尼亞監獄坐牢。那是一個內戰開始頭幾天就在阿維拉監獄被槍決的共和派俘虜的真實故事。行刑隊在一個冰冷的早晨把他從牢房裡提出來，他們得一起走過一片白雪覆蓋的原野才能到達刑場。國民衛隊的人身穿禦寒的大衣，戴著手套，頭上還戴著三角帽，可即便裹得嚴嚴實實的，在穿過那片冰封的荒原時他們仍凍得瑟瑟發抖。那個可憐的俘虜，只穿了件綻開線的呢子夾克衫，唯有不斷搓一搓自己凍僵的身體，一面大聲抱怨天太冷了。到了後來，行刑隊的指揮官實在受不了這樣的抱怨，大聲呵斥道：

「他媽的，大冷天的別裝什麼烈士了。你想想我們幾個吧，待會兒還得走回去呢。」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二日《國家報》，馬德里

指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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