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女演員又講了兩個故事，然後在夜總會管絃樂隊奏出的一陣狂響音樂中，在此起彼伏的喝彩浪潮中，她悄然淡出。不管她是誰，這漫長的搞笑是她慣用的手法。

那廣播員帶有一種怪異的英國口音，要求聽眾在星期四和星期六的凌晨一點整進入電臺，聽更多沙莉·格倫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演出的喜劇錄音。克利夫關掉收音機，但是那個喜劇女演員活潑的聲音在他耳畔揮之不去。她的聲音聽起來如此快樂。夜總會的群眾愛她，她肯定非常有名。

到了下一個星期六，他收聽了全部節目，他調整了他的工作時間，這樣他還能聽星期四的節目，那節目持續了十五分鐘多一點。網際網路對這樣一個喜劇女演員竟然一無所知。就這樣，他聽著笑著，進入了新的一年，被那聲音，被那節奏迷醉了。弗農·麥基森可能很欣賞這位喜劇女演員的表演，因為他重新為這臺老飛歌接了線路，把焦點放在電臺調節器的這個點上。他對莎莉·格倫充滿懷想，想知道她死於何時？她來自何地？但是，為什麼這些錄音帶竟是從地球的另一頭播送過來的？這同樣是一個令他思忖的謎。

他從他的行動式電腦裡查到，吉佐地區僅有一個短波電臺。在那裡，他聯絡到的那個人用僵硬的英語說，他的電臺不廣播喜劇節目，但是有一個住在附近島上的日本老紳士，作為業餘愛好，在政府的微薄資助下，一天二十四小時管理一臺修整過的、二戰時期留下的裝備。克利夫撥了一個電話號碼，聯絡到了松本先生，他是第三個輪班的播音員及電臺業主，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詳細地談了他對老式廣播裝置的熱愛。

最後克利夫找到一個機會，問了他們凌晨一點鐘廣播的喜劇節目。

松本先生笑著說：「那是因為我們有最便宜的廣播成本。」

「我不懂你說的。」

「你提到的節目是一個系列，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喜劇女演員的丈夫用四十八盤磁帶，在紐約、芝加哥、洛杉磯等地錄製的。我們收到來自世界各地談論它們的電話，大概每週四到五個。我們一遍一遍地播放它們，至今已有二十三年了。」

「人們沒聽厭它們？」

那人再一次笑了起來：「我們有廣泛的聽眾，多半是偶然而來。再說，笑話好比是傻乎乎的朋友，你每年至少可以見上兩次面而不會覺得太多。」

當克利夫問松本先生是怎樣得到這些錄音帶的，電話裡沉默了幾秒鐘。

「說起這事還真有點奇怪。大約在二十年前，我去看望住在西弗吉尼亞的姐姐。她有一臺老舊的真力時收音機，想修復它，於是我找到一個在當地經營商店、名叫弗農的人。他是個瘦骨嶙峋的金髮小夥子，個子非常高，和我一樣，對無線電歷史非常感興趣。在我客居我姐姐家的兩個星期中，我們天天見面。幾年之後，弗農以股票基金的形式寄給我一萬美金，用以廣播他母親的喜劇劇目，最終我們數字化了她的舊磁帶。兩年前我試圖聯絡他，發現他已經去世了。」

在繼續問下去之前，克利夫先得坐下來。「真的？他母親是喜劇演員？」

「是的，我們將永遠廣播這些節目。我的兒子正在接手電臺。誰知道這些出自紐約的科帕、藍天使以及芝加哥的切茲帕裡的笑話能夠流傳多久。甚至還有來自康科德的。」

克利夫深深吸了一口氣。「我聽到的廣播中沒有提到這位喜劇女演員的真名，她不叫塞爾瑪，是嗎？」

「當然。她的藝名是莎莉·格倫，但是她是弗農·麥基森的母親塞爾瑪。順便問一下，你從哪裡打電話來？」

「俄亥俄，離莎莉住的地方不遠。最近，在我買下弗農的一臺收音機時，我見到過她。」

「不。那不可能是同一位女士。這位女士生於1917年。」

「正是她！」

松本先生激動起來，當他用日語向電臺裡的其他人呼喊時，他的聲音抑揚起伏。「她的頭腦還清楚嗎？你覺得她能夠接受採訪嗎？我會很樂意與她通電話的。也許是幾次長談，如果她願意的話。我們需要規劃一個明年開始啟動的超高頻電臺。」

「我認為她行，但是我不能保證她是不是想這樣做。」

「你是她的熟人。如果你為我們安排好這事，在採訪中我會提到你，談論一點關於你的事，比如你是怎樣遇見她的。我將每年播放兩次。」

「我沒把握。」

「你確定？我能使你出名。」松本先生開玩笑地說了這句話，但是克利夫從椅子上站起來，兜了一個圈子。

好幾天，他試著打電話給塞爾瑪·麥基森。接下來的星期六，他驅車去了布盧沙弗特，早晨十點鐘，他在那幢老屋前面停了車。草地該割了，這地方似乎沒有任何變化，除了屋子的護牆板上有更多的油漆脫落。他敲了敲門，沒人來開。於是他在車裡坐了很久，用手指輕輕敲擊著方向盤，顯得越來越焦慮不安，他決定繞到後面去，步入一個掛著爛拖把和鏽鍍鋅鐵桶的門廊。此刻，他覺得自己簡直在犯傻，這婦女九十八歲，說不定已經死了。他想起在他姑姥姥的葬禮上他母親對他說的話——不管什麼時候，一個老人死了，便意味著一座圖書館燒燬了——一陣令人沮喪的失落感，使他從頭到腳打了個寒顫。

但是當他再次轉回這幢屋子，只見一輛大轎車停在他的車後，一位大約六十五歲的婦女扶著塞爾瑪·麥基森走下車，進入陽光之中。那老嫗向他揮手。「喂，你好，」她說，「但願你來不是為了要回買收音機的錢，我賽馬輸得精光了。」

「不，夫人。我只是想耽擱你幾分鐘，問你一些問題。收音機效能很好，正如你說的那樣。」

當車的後門砰的開啟的時候，塞爾瑪·麥基森用一隻佈滿斑點的手拉住克利夫的手臂。「看看你能否幫一下比爾先生，讓他從那個低座位上出來。那是我丈夫。他曾經也是身體挺拔的，他能夠自己移動。」

他走到路邊，從車裡直直地拉出一個瘦骨嶙峋的老人，身穿藍斜紋布褲和一件厚毛線衣。他沒來得及阻止自己，就回頭脫口而出：「你不是告訴我你們離婚了嗎？」

老頭看著他妻子，搖起了頭。「你跟他講了那個老人和亡故孩子的故事？」

「這是個玩笑，孩子，」塞爾瑪對他說，「你難道聽不出什麼是玩笑嗎？莫莉是我的女兒，我另外還有兩個活著的孩子，弗農是我們唯一失去的孩子，他生前一直心臟衰弱。」

一進屋子，比爾先生就坐進一把搖椅，好像立刻睡著了。當莫莉去廚房的時候，塞爾瑪和克利夫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後來，他邊喝咖啡，邊解釋他是怎樣發現她的喜劇節目，它們又是怎麼被廣播的。他猜想，知道自己的節目還在被人們聆聽，她一定會十分驚訝。他告訴她，因為有可能採訪她、談論她的演藝事業，松本先生不知有多麼興奮和激動。

克利夫說話的時候，塞爾瑪的藍眼睛和他對視著，但是她的表情沒有變化。她搖搖頭說：「孩子，這些節目，我們在弗農那臺特殊的收音機裡聽了十年。他花了整整一年修整這臺收音機，再花兩年時間找到某個人，讓我上了廣播，所花的時間比我做節目的時間還長。聽他的收音機很有趣，但後來這件事漸漸失去了新鮮感。弗農去世後，我就不想再聽任何東西。我和比爾先生還能背出這些節目，而弗農，他是如此愛我，他深夜裡播放這些磁帶，我們能夠聽到他一個人自個兒在樓上大笑。他活著的時候，總是愛問我為什麼要退出這個節目，他會告訴我，我本可以很有錢，很出名，等等。最後我告訴了他真相：他降生以後，我是多麼愛他，於是決定再生下安妮、查克和莫莉。」

克利夫靠在有花飾的沙發上。「他想讓你出名。」

「我猜是這樣，」然後她的聲音變得柔和了，「有一次他告訴我，無線電訊號如何在空中到處蹦跳，我的聲音正在全世界各個地方登陸。他說這會持續好多年，哦，有一天夜晚他是那麼一本正經，倚在我身上，像小時候那樣。」說到這裡，她把頭轉向克利夫，靠得更近了，她蒼白而佈滿皺紋的臉和她年輕的眼睛是那樣的不相稱。「他告訴我，一些訊號會怎樣直上太空，奔向各個星球。某天我的一個笑話會擦過冥王星，繼續穿越到上帝才知道的什麼地方，遠遠超過我們視線所及。有時我會想，我們發出的聲音永遠不會真正停止，然後我相信我們大家都是出名的，只是我們還不知道而已。」

「你希望我對那個電臺廣播員怎麼說呢？」他問。

塞爾瑪轉身面向她的丈夫，他睜開眼，對她使了個眼色。「你可以告訴松本先生，」她說，「他已經掌握得夠多的了，儘管不是最好的我。」

克利夫的臉沉了下來，他注視著地板。「他說他會在採訪中提到我的名字。他會講述我怎樣發現你並和你取得聯絡。」

塞爾瑪向後縮起身子，輕拍著他的肩膀。「克利夫先生，如果你想出名，那麼到你自己的院子裡去，對著天空喊叫你的名字。」

當他回到家的時候，他很生氣。桌子上有他妻子留下的便條，說她去鄰鎮一個生病的姨媽家過夜。他在屋子裡來回走了一陣子，感覺像是得了流感，所以他走進「男人洞穴」，想打一個盹。但是這個他曾經耗以大量時間的空間，此刻似乎在譴責他，他不忍去看它一眼。突然，他用拳頭把那個麋鹿頭猛擊到地板上，把它推出後門，摔到階梯下面的院子裡，它落地的時候，騰起一股鹿的頭屑和鬆散毛髮的煙霧。向立陶宛致敬的牌桌是下一個，接著是令人討厭的驢子，被他揚臂拋入黑暗之中，然後是可怕的人體模型和其他所有的東西。一個小時之後，房間裡除了那臺收音機，什麼都沒有了。他在廚房裡找到一瓶傢俱用蠟，把收音機的外匣全部擦了一遍，然後把它調到一個慶祝法國手風琴節的電臺，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聽著，一直站到雙腿發酸。調高音量之後，他轉身出了後門，經過令他尷尬的廢物小丘，一直走到籬笆，然後在樹叢邊緣的漆黑陰影中止步，從這裡聽，收音機裡傳來的只是一陣晃動的鳴響。他仰望夜空，星星像是湧聚的魚群，一股銀色的訊號之流。

「喂，」他大聲叫喊，「我的名字是克利夫。」

泰勒·斯威夫特（taylorswift，1989—），美國鄉村音樂歌手。

卡呂普索，一種起源於西印度洋群島、臨時編唱的小調，常以諷刺時事為主題。

斯佩德·庫利（spadecooley，1919—1969），美國西部著名搖擺舞音樂人。

科帕、藍天使、切茲帕裡都是當時著名的夜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