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跟德國軍隊的最初衝突以來，行政方面已經接到了一些指令，說是要轉移重要的東西到安全地帶，以防遭受意外的打擊。他們就加快速度地裝箱子，裝口袋，裝紙箱，轉運走了決不能丟棄給侵略者的那些東西。人們津津有味地談論到那些故事，說是那幾個部門的人已經在大量地燒燬檔案資料，或者已經連夜把一些東西裝車運走。政府本身也很嚴肅地考慮了撤離巴黎的問題。人們實在不願意冒險，讓自己突然就被敵人抓住，在受侮辱的基礎上再新增一種滑稽可笑。
如何處理尋南街監獄囚徒，這個問題就此提了出來。
作為眾所周知的國家監獄，它所關押的大都是恐怖分子，按照所有不是恐怖分子的那些人的想法，他們可都算得上是納粹的幫兇，因此，問題也就提了出來，假如局勢轉向糟糕，而這也恰恰是目前正在發生的情況，那麼，監獄的命運又該如何？在高層，人們想象，這些囚徒中絕大多數人都是第五縱隊的成員，一旦機會來臨，他們就會得到那些在巴黎尚能自由行動的恐怖分子的釋放，並將為德國軍隊效勞，幫助他們來更好地完成佔領首都並控制居民的任務。
這一威脅苦苦地折磨著看守與囚犯。德國人越是逼近，氣氛就越是凝重，看守們也就越是具有威脅性，因為他們也不願意被敵人抓起來，他們實在不想被人視為法蘭西之敵的看守人員。
六月七日，一份由看守帶進來並四下傳看的《小報》聲稱：「我們的軍隊英勇地迎頭痛擊蜂擁而來的德軍。」軍隊總司令部的官方公報也證實：「我們軍隊計程車氣十分高漲。」第二天，報刊承認，法國空軍不得不「以一當十地戰鬥」。六月九日：「在奧馬勒與努瓦永之間，德軍施加的壓力陡然增強。」
而突然，就在六月十日，十一點鐘的那頓飯之後不久，一陣奇特的沉寂產生了。沒有任何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種種傳聞開始不脛而走。一些人說，「德國佬將到達巴黎」。另一些人則打包票地說，「政府已經逃亡了」。囚徒們詢問看守，而看守則突然變成了大理石面具，一言不發，看來大事不妙。
兩個鐘頭的沉默之後，所有人都明顯感到，有什麼事情正在醞釀之中。
在一個牢房中，有人終於說出了縈繞在每個囚徒頭腦中的那個詞：
「他們要槍斃我們了。」
加布裡埃爾幾乎感覺到了疼痛。他的呼吸變得急促，他缺氧。
「啊，不，」拉烏爾說，「你不能連連咳嗽著去挨槍斃，這會有失尊嚴。」
他只穿著貼身的內衣，躺在他破爛的鋪位上，機械地捏弄著羊拐骨，那是他跟另一個囚徒交換來的。這遊戲，實際上，被他用來當念珠玩。他也一樣，被局勢弄得憂心忡忡，但他習慣於掩飾自己的內心焦急。
沒有任何人出面來闢謠，這些流言就繼續著它們混亂的傳播路線，從一個牢房傳到另一個牢房。有一個囚徒說：「他們不能夠在這裡，在院子裡，槍斃好幾百囚犯，不然，他們該拿那麼多屍體怎麼辦呢？」另一人則回答道：「他們要是把我們裝上卡車去，那就是說，他們會在別的地方幹掉我們。」
突然，只聽見有人高聲吼叫道：
「統統出來，帶上你們所有的用品!」
這是一通可怕的亂鬨鬨的騷動，看守們揮動著手中的棍棒，啪啪啪地敲打著鐵欄杆，猛地開啟牢房門，粗暴地催促著囚徒們趕緊出去。
「假如我們得拿上自己的用品，那就是說，他們要把我們轉移走。」加布裡埃爾說，心裡一陣輕鬆，他想到，被槍斃的前景正在漸漸離他們遠去。
「或者，他們不願意在他們身後留下任何東西。」拉烏爾一邊回答道，一邊匆匆地胡亂收攏起他自己的物品，梳子、肥皂、牙刷、餅乾，還有幾件內衣。
一個看守已經在用槍托推他們出牢房了。
短短幾分鐘之後，所有人都站到了院子裡。在囚犯中間，種種問題在流傳，卻沒有人知道是怎麼回事。
到了街上，只見有幾十個摩洛哥士兵以及機動衛隊隊員把守著，他們全都端著槍，團團圍住了蓋有雨篷的軍用卡車。一個軍官高聲喊道：
「任何有意逃跑者，都將被處死!我們將不會警告，而是直接開槍!」
他們把囚徒們趕上車。
拉烏爾被猛地推到了卡車中，正好位於加布裡埃爾的身邊。他臉色煞白，像是一張白紙，嘴角掛著一絲苦笑。
「這一回，我的中士長，我覺得我們的末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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