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很理解他母親。他們精打細算地過日子，他們節衣縮食，粗茶淡飯，對於他們來說，前往柏林的一次旅行實在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正因為索朗日的登臺演出越來越少了，他才格外盼望能再一次去聽她的演唱。
「你的朋友很皮(疲)勞，我的小寶貝，她巨(拒)絕了一些日程，她取消了另一些日程，你的這個索朗日已經是一個老駝(陀)螺了，你知道……」
當保爾這樣抱怨她時，她恐怕很喜歡被人如此抱怨：「您有理由好好地休息。假如您感到累了，那是因為您一心想讓所有人都開心，哪裡有人邀請您，您就去哪裡演唱。不過，有時候，學會拒絕也不是一件糟糕的事。」
這句話，他是很機械地寫下的，因為它在他的腦子裡轉悠了很久很久。某種情緒在他心中翻騰，他卻不知道那是什麼。
當他在報紙上讀到，一個名叫凡·德爾·盧貝的荷蘭共產黨工會積極分子，在二月二十七到二十八日的夜間，也就是在德國選舉的頭一夜，放火燒了柏林的國會大廈，他開始明白這一情緒究竟是什麼了。保爾看到了這一龐大建築熊熊燃燒的形象，讀到了警察頭子赫爾曼·戈林針對共產黨人策劃的一個宏大恐怖計劃的報復宣告。
保爾並不太明白德國那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但不難看出，那裡的氛圍有些嚴峻。離選舉只有幾天，社會民主黨的報刊被禁止出版半個月，有兩百個人被逮捕，憲法中關於個人自由的幾個條款被懸置在一邊，三萬個佩戴納粹十字元號的輔警被派出來維持秩序。早上發給他們一個袖章和一把上了子彈的手槍，晚上發給他們三馬克的錢。三萬人聚集在體育宮，聆聽總理希特勒講他的種族主義政策，這顯然大大地震盪了歐洲的這一邊。
很奇怪的是，有兩個小事件打擊了保爾。由一個荷蘭俱樂部組織的一齣戲劇演出和一場盛裝舞會在柏林遭到禁止。他實在很難把這些資訊跟索朗日的滿腔熱情聯絡在一起思考，她從正在休養的瑞士城市盧採恩給他寫信說：「我在洗溫泉，我正(整)天都在那裡。但我在繼續工作，你可知道嗎？準備柏林的這次重大演唱會，時間還不算太晚。順便問一下，你親愛的媽媽這次真的就不讓你來了嗎？我希望，該不是因為錢的問題吧!你該不會對你的老朋友包(保)守這類秘密的，是不是？為了柏林的演唱會，我正在考綠(慮)，節目單怎樣包含最有德國特色的、最出人意料的東西，並不是所有人每天都能聽到的東西。但是，必須要儘快。並且訂製一套佈景!」
她還在信裡附上了幾張法國和外國報紙的剪報，那上面大肆地宣揚她今年秋天的德國之行：「加里納託將為希特勒演唱」「索朗日·加里納託將在柏林讚美德國音樂」……
保爾的懷疑一直有增無減，三月中旬，他從報刊上讀到了德意志第三帝國的一項法令，它要求解散相當數量的不願意討好新制度的音樂協會。在一個以喜愛音樂而聞名於世的國家中，有人卻在打擊為音樂而努力做貢獻的種種運動，他實在有些弄不明白。
而恰恰正是在那裡，索朗日竟然要興高采烈地前去登臺演出。
保爾質疑起了自己。有些事情超乎他的想象。通常，在這樣的情境中，他會轉身向他的母親討主意，但是，首先，兩個女人之間微妙的敵對關係最好還是留在她們之間，除了這一點，他還覺得自己應該謹慎行事，畢竟小心為妙嘛，誰知道呢，太深奧了……他有些害怕，擔心索朗日的演出計劃不是一個好主意。
安德烈拖著雙腿，前往蒙泰-布克薩爾的家。這一類的邀請實在不太好拒絕，真是一番苦役，還是一番考驗。安德烈進入了一套巨大的公寓中，配有一個滿是藏書的書房，除了圖書，裡頭還擺滿了各種各樣的藝術品，令人印象深刻，版畫啦，小擺件啦，簡直就是一個珍玩鋪子。所有這一切向他顯示出，那全都是他渴望擁有的，希望成為的，但同時，它們離他似乎又是那麼那麼遙遠。
他把半邊屁股坐到長沙發上，準備一有機會就溜之大吉。
「啊，義大利……」
蒙泰-布克薩爾投入到一番海闊天空的滔滔演說中，聖維塔教堂、貝爾尼尼、塔爾奎尼亞的聖母……一個一個地從這位彎腰駝背的小矮個老人的嘴裡迸出來，這百科全書般雜亂無章的一大堆，倒像是一套收集起來的老照片。安德烈如坐針氈。他還待在那裡做什麼呢，我的天!
眼下已經是四月初了，天氣變得很溫和。春天到了，對此，老院士卻一點兒都沒有注意到，隨著他越來越老，他也變成了一個小小的事件。時不時地，他會轉到半開的窗戶前，眯縫起眼睛，像是一隻貓，呼吸著湧進室內來的新鮮空氣，然後重又一頭埋入故紙堆，嘆息一聲，彷彿帶著遺憾。
「我們很想您。」
安德烈正全神貫注地想著什麼，聽了這話，猛一抬頭，頓時忘記了話題。
「我嗎？……」
「是啊。」
安德烈真的聽見了嗎？一本雜誌？
「不，一份日報!如此更緊湊，您明白的。假如我們想傳播我們的想法，說服別人，就得用這個。」
法蘭西-義大利委員會的一些卓有影響力的成員，一些工業家，幾家名門望族，已經決定出資辦一份報紙，該報紙的宗旨就是大造輿論，把今天的義大利重新打造成為一個偉大的拉丁民族。
蒙泰-布克薩爾費勁地站立起來，走了幾步，一直來到長沙發前，一屁股倒在了那裡。他用手心拍了拍身邊的位子：「過來坐這裡。」
「法西斯主義是一種現代學說，這一點我們都同意。」
老作家的手有些涼，有些粗糙，安德烈差點兒把自己的手縮回去，但一種根深蒂固的文明禮貌習慣阻止了他。
「在巴黎，實在有著過多的漂亮筆桿子，巴不得跟這樣一個旨在成為政治喉舌的報刊合作呢。就等著這份美差了。」
他的腦袋轉向了安德烈。主導一份巴黎的報紙!
「我們在墨西拿大道上有辦公場所，這可不是能憑空生出來的!」
蒙泰-布克薩爾發出了一種相當女性化的笑聲。「一開始，往往可能只有三四個記者，但是，到最後……」
「看來，您得見一見我們那些慷慨的捐贈人。我們可以在九月份啟動。當然，假如您對這件事感興趣的話……我們還缺一個名稱，但這不難找到。」
「叫‘斧棒手’好了。」
那是自己蹦出來的。
「稍稍有點兒……太博學了，不是嗎？好了，我們走著瞧。」
蒙泰-布克薩爾站立起來，重又掖上了睡袍的下襬，談話結束。
安德烈激昂不已。
幾個星期後，他就將作為一家新報紙的頭頭，處在時事政治的聚光燈底下，新報雖然幼小稚嫩，卻充滿無限生機……
在那裡，他不會比在基約多手下掙得少。
羅貝爾跟人打招呼時總是說：「我操，你說，瞧這天氣咋的？」無論天氣如何，即便是在夜裡，這麼說都總能對得上，而且並不需要人家回答。今天晚上也照樣不例外，這之後，羅貝爾跳上汽車，瞧著道路，一支接一支地吸起了煙，眼神茫然，心情愉悅，迪普雷真想把他從車門推下去。
他們午夜時分來到了夏蒂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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