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
她極其輕微地感覺到了他的懷疑，她的目光從他的手迅速地轉到鋅皮櫃檯，然後又轉到檯球廳，最後又轉回來。她終於豁了出去：
「我在找人，您瞧……」
「找誰？」
「哦，不是什麼具體的人，我是想說，不，我是在尋找……某個人……來做一種工作，就是這樣，為了一種工作。」
「什麼樣的工作？」
目光重又團團地轉了一圈，她的手指頭神經質地敲擊著桌面。
「一種……某種意義上的調查工作。調查人。」
他點了點頭，調查，明白。事情好像轉了個奇怪的彎，他等著下文，鼓勵她繼續說下去。但瑪德萊娜已然停住了口，她像是都說完了。他開始喝他的那杯維希礦泉水。「調查人」從來就只涉及兩口子的事兒，通姦的事兒。佩裡顧夫人大概是想調查一個情人，一個未來的丈夫，一個情敵，但是，這跟他又有什麼關係呢？
「有人是專門幹這一行的，佩裡顧夫人，私人偵探。他們監視種種地點，他們瞭解種種法令……他們知道如何讓警察在適當的時候出場，總之，您瞧，得在關鍵時候抓他個現行。」
「哦，」瑪德萊娜說，一下子明白到對方誤會了，「不是這麼回事兒，迪普雷先生!」
「那又是怎麼回事兒呢？」
「這個嘛……監視某些人，如同您所說的那樣，為發現某些東西……」
「為了禍害他們，是不是？」
「正是!」
瑪德萊娜輕鬆下來。她微微一笑，滿意了。
「可這跟我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我在想，興許，說不定……」
「說不定，我就是幹這個的人，是吧？」
「哦，不。迪普雷先生，根本不是這樣的!不，不是說您，哦，我的天，不……但是興許您認識什麼人……說不定就能……」
迪普雷先生兩臂交叉起來，放在胸前。為調動他的思維，他先調動了自己的肌肉。
「您是不是覺得，我有可能會認識能做這樣事情的人，是嗎？」
「這個嘛，是的，我覺得……」
「您在尋找一個惡棍，只因為您的丈夫不再有用了，您就來找我了。」
「不，我向您保證，事情不是這樣的……」
「怎麼不是這樣的，就是這樣的，這正是您所做的。我不知道您具體到底要做什麼，但是很明顯，您需要一個惡棍。而您心裡在想，這當然應該在工人當中找。」
如果一個人從外部來觀察這一場景，那麼，從迪普雷先生鎮定自若的表情中，他無論如何也猜想不出來，這番對話其實已經轉向了一個很糟糕的方向。
「在一個銀行家的女兒眼裡，從工人到流氓，這之間的距離應該不會太大。」
瑪德萊娜真想打斷他。
「而且，您會在心裡想，您丈夫當年手下的一個工頭，應該跟他的老闆是同一類貨色，他應該認識很多很多……什麼都會幹的人。這樣想倒是很合邏輯的。」
這話裡的指責意味不言自明。讓瑪德萊娜感到傷心的，並不是她一無所獲，希望落了空，不得不重新對自己提出她曾希望能解決的問題，而是，說實在的，迪普雷先生說的全對。
「您說得有道理，迪普雷先生。我這麼對您確實有些不對。」
她說著就站起身來。
「我為此向您道歉。」
她的真誠不容懷疑。沒等她邁出一步，迪普雷就把她攔住了。
「您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為什麼來求我這個？」
「我再也不認識其他任何人了。迪普雷先生。也再沒有任何人認識我了。因此，我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我突然想到了您，事情就這麼簡單。」
「您這是要我去禍害什麼人了吧，佩裡顧夫人？」
一切變得再簡單明瞭不過了，再也沒有什麼可撒謊的了。
「是的，對一個早先的銀行家，一個民主聯盟派的國民議會議員，還有一個《巴黎晚報》的記者。」
她開心地微笑起來。
「如您所想的那樣，這都是一些很正派的人。啊，還有一個早先僱在我家做事的女人……總之，一個早先的朋友，總之……」
「您請坐，佩裡顧夫人。」
她猶豫了一下，重又坐了下來。
「讓我幹這一工作，您能付我多少？」
「這個……我們好商量，其實，這方面，我也沒有什麼經驗……」
「這麼說吧，我的工資是每個月一千零二十四法郎。」
這樣一個大數目給了瑪德萊娜狠狠一巴掌。三年來，她省吃儉用，好不容易才積攢了一筆錢，但顯然遠遠不夠數。
「這是一項長期而又艱難的工作，它要求幹這活兒的人有手法，有本事。而我是一個很能幹的工人。要讓我乾的話，錢可就絕對不能給得更少了。」
經過一秒鐘的思考，他又補充了一句。
「另外，費用實報實銷，當然。」
「因為您？……」
迪普雷先生胳膊肘杵在桌子上，把臉湊近瑪德萊娜。他低聲地說：
「佩裡顧夫人，您放心好了，我是不會問您出於什麼理由想要搞垮這些人的。您現在尋找一個人來幹這個，而我知道該怎麼幹，我向您保證。我出的價格，就是我現今的工資，不多要一個銅板，也不能少一個銅板。您再好好想一想吧，您知道去哪裡找我。」
他們倆都站了起來，這一切發生得很迅速，他們早已來到門口。當瑪德萊娜意識到，迪普雷先生正準備為他們喝的飲料買單時，她趕緊開啟她的手提包，但他一個動作就止住了她。
「您已經差點兒侮辱我一回了，就不要再嘗試第二次啦。」
他付了錢。來到人行道上後，他朝她點了點頭，示意就此別過，然後他掉頭就走。
他住得離這裡有四站地鐵遠，但無論是颳風還是下雨，他都堅持步行來回，這是個原則問題，迪普雷先生是有原則的。
他反覆琢磨著他剛剛如此突然下定的決心。他越是反覆細想，就越是堅信自己做得對。她說過，是一家銀行的代理人，還有一個民主聯盟的議員，這一切聽起來非常像工業信貸與貼現銀行，也就是佩裡顧銀行，它已經在幾個月之前破產倒閉了，帶走了好幾百個小儲戶，還有就是那個同樣也姓佩裡顧的議員，他僥倖逃過了一劫。至於反動報紙《晚報》的記者，那就不管他是哪一個了，全都是半斤對八兩，一路貨色。
如同瑪德萊娜那樣，你心裡無疑會想，到底是什麼樣奇怪的理由，竟然促使一個像迪普雷那樣的工人，接受了如此的建議。那是因為，你瞧，他以前曾經懷著能跟好多好多人共同分享的堅定信念參戰，相信他參加的會是最後戰爭中的最後一場。他響應了國家的召喚，履行了公民的義務，但是國家它，並沒有履行它的承諾。在經歷了三十多個月的無法形容的地獄生活，失去了兩個兄弟以及自己擁有的一切(他是北方省的人，那裡的一切都被戰爭掃蕩得乾乾淨淨)之後，他越來越覺得，這場戰爭之後還可能繼續會有另一場戰爭。退伍以後，他為瑪德萊娜·佩裡顧的丈夫亨利·德·奧爾奈·普拉代勒工作。在戰場上，這個軍官曾殘酷地盤剝他手下計程車兵，而到了戰後，這個沒落的貴族，野心勃勃的暴發戶，則拼命地剝削手下的工人，而且，首先就是從他迪普雷身上幹起的。他會把遇到的第一批人都打發去見死神，而且，第二批也一樣，逃不了一個死。資本的強大力量，資本家的寡廉鮮恥，社會的不公，全都在迪普雷的耳邊拼命吼叫，而1917年俄國革命的訊息深深地震撼了他。僅僅是復員歸家這一遭，就讓他充分感受到，在一個對自己的英雄都漠然無視的法國，找一份工作有多麼艱難。再加上在奧爾奈·普拉代勒的企業中做工頭的令人沮喪的經驗，足以讓迪普雷感覺自己被推向了共產主義的朦朧遠景。他在1920年加入了法國共產黨，但一年後交回了黨證。經歷了四年的戰爭磨鍊之後，他實在是受夠了等級制的壓迫，還有紀律的嚴格束縛。但是，由於還保留了砸爛一切的瘋狂願望，他突然轉向了某種形式的相當個人化的無政府主義。他太理性主義了，根本做不到像人們以前做的那樣，在隨便什麼地方安放炸彈(他不相信犧牲者的效用)，或者暗殺一個共和國總統(他不相信什麼象徵意義)。他也太個人主義了，無法在一個組織中積極活動(他不相信集體)，他獨自一人生活，不怎麼說話，因為他實在很難找到什麼人可以跟他分享一下觀點。他的個人主義近乎於自私自利，讓他成為了一個與世隔絕的隱居者。社會真的好有運氣，沒讓我變得更為暴烈，他常常這麼想。他在心靈上是絕對自由主義的，就如同好多人內心裡是信徒那樣，但那只是對他自己，根本不需要向其他人提供這樣的表現。一個沒有私有制而靠自由協會來協調的世界的遠景，對他也不會更具說服力。並不是因為他拒絕無政府主義理論，而是因為，戰爭本身以及戰後的經驗早已把他掏空，他的活力純粹是消極性的。
他頻繁更換工作，因為一旦有鬥爭的機會出現，他總是會緊緊地抓住，去支援工人們種種合理合法的要求，為罷工辯護，與權力相抗爭，而到頭來，卻總沒什麼好結果。
說到底，對於迪普雷，幫別人毀掉一個銀行家，粉碎一個資產階級的議員，搞掉一個反動記者，那都屬於一個有利於混亂，有利於動盪的任務。都是一種小小的破壞行為，並無什麼英雄主義可言(他不相信英雄)，而只有那類行動，才能給他帶來成功參與了製造混亂的美好感覺。
這是一個相當小的房間，但狹小還不是最主要的不便，不，主要的問題，是聲音。不是鄰居那裡傳來的聲音，而是他們不讓你製造聲音。
房間剛剛整理好，保爾剛剛把第一張唱片(歌劇《圖蘭朵》，第二幕，索朗日：「inquestareggia，orsonmill’anniemille，ungridodisperatorisonò.」)放到留聲機的唱盤上，樓上的克雷蘭多先生就用掃帚柄猛烈地敲響了自家的地板，也就是他們的天花板。兩分鐘後，他摁響了門鈴。弗拉迪嘴角掛著一絲微笑，把房門開得很大很大，彷彿在歡迎一個婚禮佇列進門。
「witam!」
克雷蘭多先生驚呆了。
「wczymmogepomóc？」
他轉身回樓上去了。「我是不會跟一個波蘭婆娘吵架的!」當他又一次返回時，他這樣對瑪德萊娜說。
每當保爾把一張唱片放到唱盤上時，樓上的克雷蘭多先生總會抓住他的掃帚，在地上亂捅一通。瑪德萊娜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推著輪椅讓保爾去外面溜達真是一件難事，不過，這困難也不是完全克服不了的。但是，禁止他在家裡放音樂，那可就真的是無法想象了。
「這……這……沒……沒……沒什麼……媽……媽……」保爾說。
弗拉迪和瑪德萊娜久久地盯著停轉了的留聲機。對那一摞唱片，還有貼在牆上的那些海報，那些照片，感到實在手足無措。
「chybaznalazlamrozwiazanie...」弗拉迪說，手指頭指著天。
下午的一大部分時間，她都不知道轉到哪裡去了。瑪德萊娜不得不自己動手，抱著保爾去衛生間，毫無疑問，孩子的體重又增加了不少。
大約晚上六點時，弗拉迪回來了，帶回來一個膚色很淺的褐發青年工人。他的兩隻眼睛距離拉得很開，穿一件灰塵僕僕的藍色工作服，使勁兒地搓著雙手，表明他有些緊張。弗拉迪連連朝他送去目光，還翹起下巴，再三示意，邀請他做一個自我介紹。不過他並不怎麼愛說話，而更願意把他帶來放在地上的馬桶包開啟，從中拿出來一大塊有他大拇指那麼厚的軟木板。
「這可以粘在牆上，還有天花板上。」
瑪德萊娜覺得這個想法切實可行，但錢的問題又讓她大傷腦筋。無論什麼事情，轉來轉去，最後總是會轉到金錢上來的。不可能要求打折了，但是……真的需要大量的木板……這還不算膠水，人工……
青年工人(他名叫雅克，這是他們在他消失得無影無蹤的前一天得知的)張開了嘴。弗拉迪拉過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脯上，她比他要高出半個頭，她很自信地衝著他微笑，就像一個母親衝著兒子，鼓勵孩子好好背誦一下他的詩。
「這個，都已經安排好了，」他說，「跟這位……」
他記不得弗拉迪的名字來了，但，一切都已經安排妥當了。
工程花了兩個星期。
房間似乎縮小了一平方米。人一走進去，它那幽靜的氣氛就會給你一種不舒服的聽覺感受。但音響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保爾把《圖蘭朵》的唱片又放到留聲機的唱盤上。
若不是保爾和索朗日之間維持了密切的通訊關係，他興許從來不會告訴她他的地址有所更變。她在來信中提出了一個個問題：「你在你的新居中過得怎麼樣？我猜你一定有了一個更大的房間，是不是？」不過，讓她驚詫的是，小男孩並沒有給她提供什麼更多的細節。
自從米蘭的那次演出晚會後，他們就一直沒有再見面。索朗日先是邀請他去倫敦，因為她1931年10月在那裡有演出，然後，四個月之後，又邀請他去維也納。保爾都婉言謝絕了。唉，總是有種種不便之處，讓他的出行變得如此不可能，但他並沒有明確說。保爾也沒有對他母親說起這一切。幾個月前，他新近出獄的父親亨利·德·奧爾奈·普拉代勒正式前來看他，「為了跟他兒子說一聲再見」，而實際上，他是來要錢的，他要出發去殖民地，嘗試著「一邊恢復身心健康，一邊等待訴訟結果」。他前妻的準貧窮狀態，在她臉上描繪出勉強的苦笑，彷彿從中他能看到最高正義的實現。受盡凌辱的瑪德萊娜哭泣不已。從此以後，保爾就自覺地避免了任何跟金錢有關的話題，畢竟，總是有很多東西很難說得明白的。錢真的是一個大問題。
索朗日頭腦中生出的不安情緒並沒有什麼太明確的根據，保爾的來信越來越有意思了，他在長大，他在成熟，他對歌劇的熟悉瞭解讓人詫異。但她能猜得到，他現在不怎麼買樂譜了，也不再討要音樂會的海報了，儘管當索朗日為他寄來這些時，他一直在熱情地感謝她。他是不是對他的那次義大利之行感到了失望？他母親虐待他了嗎？此外，保爾為他母親的那次缺席給出的理由相當曖昧……如果說，索朗日並沒有意識到保爾不再買新的唱片了，那是因為，他現在僅僅滿足於前往巴黎唱片店去聽唱片，而店裡的售貨員對他照顧得殷勤周到。
其間，索朗日的藝術生涯有了相當奇怪的轉折。從米蘭開始，她就一直坐在臺上演唱。這對生理學的種種規律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莫名的奧秘。從技術上來說，一股在體內如此受阻的氣流是不會產生如此的音響效果的，這是不可能的。然而，演唱會總是從成功走向更成功。索朗日的嗓音幾乎難以察覺地有些低啞，卻具有了更多的個人魅力，女明星的體重讓氣息變得不那麼悠長，迫使她運用一些效果驚人的發音技巧，這也給了她的表演帶來獨一無二的色彩。索朗日如一座大教堂那樣雄偉莊嚴，咄咄逼人，她無法歸類，悲愴動人。她寬闊的臉龐、茫然的目光、下垂的臉頰、龐大的身軀因為衣裙的波浪起伏而更顯得威嚴，再加上雄厚嘹亮的嗓音，簡直就像菩薩一樣驚人。
一開始圍繞在她身邊的花團錦簇、豔麗多彩，很快就讓位給了特製的佈景。米蘭演唱會之後的幾個星期，她說服了一個著名的裝飾藝術家羅貝爾·瑪萊-史蒂文斯，讓他為她特地創作了一幅背景畫，那是一次真正的成功。動作變得具有了系統性，成了表演的有機組成部分。當索朗日前往倫敦時，她向斯蒂芬·奧文伯裡定製了一幅背景畫，而為羅馬的演唱會，她邀請了瓦西里·康定斯基為她畫了大幅的油畫。而為馬德里的演出節目單，她請畢加索幫了忙。短短幾個月，從勞爾·杜飛到邁克爾·澤格，不少藝術家都為她提供了作品，種種宏偉的創造，用來為一場名叫加里納託的藝術家的演唱會增色添彩，而她的名字也始終標誌著一個藝術事件。在對藝術家們的選擇中，她明顯地表現出對女性的偏愛。索尼婭·德勞內為她創作了一幅一片大海似的藍色油畫，靠著位於幕後的一臺鼓風機，為觀眾勾勒出一波波隱晦的海浪，這是出發的訊號槍，此後便有了一系列真正的舞臺佈景裝置，出自薇奧萊妲·戈麥茲、勞拉·麥基耶維奇或者卡蒂婭·諾阿羅之手，而最終達到裝飾藝術某個頂峰的，則是那些在演出過程中一幅接一幅地從舞臺頂架上降下來的一整套裝飾圖案，那是瓦內莎·紐坡爾為1932年3月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音樂會而特地創作的。
傳統漸漸地開始為這些藝術生產製造出偉大的奧秘。只有演唱會的節目單被送往報社刊登，而受她邀請參與創作的藝術家的姓名，以及佈景的實際內容，則是一個秘密，保密保得比德意志帝國的重整軍備計劃還更好，直到舞臺的大幕緩緩掀開，始終沒有任何人知道它到底是什麼樣。當然，總是會有一些洩密，能向當地的報刊賣上一個好價錢，而偷竊有關的影像和訊息，也整個地成了一條財路。這讓劇院的經理著實大傷腦筋，卻讓索朗日開心異常，她十分喜愛種種秘密的洩露，只要她自己是其中的主角就行。從音樂會的第三天起，演出的劇照，還有佈景的照片，就變成了明信片、摺頁、小本子，而索朗日總是會把它們的一個樣本寄給保爾，並附上一段最終以感嘆號結尾的解釋文字。甚至，在1932年的年初，人們還舉辦了一次費爾南·萊熱作品的拍賣會，那些作品都是他為五月份在里斯本舉行的中國黃河洪災災民賑濟演唱會而特地創作的。
1932年9月，索朗日在巴黎的加福音樂廳登臺演出(羅歇·哈斯製作的佈景)。保爾跟他母親得到了第一排的兩個位子，緊靠著一些政府部長。索朗日出現在一大片洪水般的褐色與藍色的畫布中，威嚴得如同一尊榮譽勳位獲得者的雕像。她始終忠誠於自己的演唱方式，以無伴奏獨唱《世界的榮耀》序曲作為演唱會的開場曲，那幾乎已成了一個經典曲目，聽說，有幾個競爭者也在做這一嘗試呢。開場非常成功。
如人所知，索朗日演唱時熱情洋溢。她給人的感覺是別的什麼都不瞧，只瞧著她自己。儘管她現在是坐在舞臺上接受觀眾致意的，她依然在那裡呼風喚雨，無人能及地掌控著全場的氛圍。但是，她具有極其敏銳的眼力，看到保爾和他母親走進來時，她沒用半秒鐘就覺察到，他們的社會地位大大降低了。瑪德萊娜穿戴得很考究，很精細，但她丟失了大戶人家女子的某種輕鬆自在，她的腳步更小了，眼光更不自信了，索朗日全都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於是她立即取消了計劃中的豪華晚宴，藉口自己有些疲勞，邀請瑪德萊娜和保爾來一次「不拘禮節的便餐」，就在麗茲酒店她的房間裡，由賓館送餐到房。在她看來，即便如此，也已經夠奢侈的了，但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她實在沒辦法即興來點別的什麼……
當然，這一切也全都沒有逃過瑪德萊娜的眼睛。儘管有些傷自尊，她還是十分感謝女歌星的挽留。兩個女人第一次得以有一番彼此不較勁的對話，並感覺到放棄她們早先的那種敵對關係時心中會有的一絲絲憂傷。瑪德萊娜從這個胖大女人怪誕滑稽的說話方式中，從她穿透心靈的悲劇性嗓音中，清楚地分辨出有時遮蔽了她目光的一片陰影。興許，她們倆都有這一感覺，覺得自己面對著一個跟她一樣受過很多苦的、心靈一致的姐妹，只不過，她們並沒有把這一點說出來。
索朗日開始從世界各地給他們寄來一些樂譜，而照片和海報，則被唱片和磁帶代替。
她那作為孩子母親的生活是艱辛和緊張的，但並不苦難。瑪德萊娜發現，人們可以用更少的金錢生活得更幸福。至於保爾，興許，他從他沉重的秘密中解脫出來之後，甚至還經歷了生命中最燦爛輝煌的一段。以往那麼頻頻來襲的噩夢，如今變得越來越少了。弗拉迪是一個充滿了快樂與活力的卓越陪同者。保爾現在閱讀得很多，整個整個的下午都在圖書館裡度過。弗拉迪把他安頓在大閱覽室裡，給他拿來他要讀的報紙和圖書，然後衝他眨眨眼睛說：「aterazpójdenazakupy...」
保爾閉上了眼睛，彷彿在掩蓋一個年紀比他還要小，需要他格外照顧的小妹妹的惡作劇。
作者「皮耶爾·勒邁特」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