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對古斯塔夫做同樣的事，讓他成為整個巴黎的笑料。人們可以讓自己所愛的某個人受苦，但對自己不愛的人……不，那可就太卑鄙了。」
一旦對父親說了自己的決定，瑪德萊娜就覺得，自己不得不對茹貝爾說些什麼了：
「古斯塔夫，我向您保證，您不會在這裡頭看到什麼個人因素的。您是一個完全……」
此刻，那個詞還是沒有說出口。
「我想說的，是……您別太在意。」
他很想回答一句「我不會在意的，我根本就不往心裡去」，但是他忍住了，沒說。他只是兩眼死死地盯著瑪德萊娜，然後低下了頭，如同他平常習慣做的那樣。他做了任何一個紳士在類似情況下都會做的，但他覺得這一扭頭真的是一次恥辱。
他突然覺得，自己的代理人身份簡直微不足道。他很快就感到了周圍人那嘲諷的目光。傳言激起的甜美的清新之風讓位給了不乏譏諷的沉默，還有透著狡獪的言下之意。
佩裡顧先生讓他擔任了集團旗下好幾個公司的副職，古斯塔夫對此表示感謝，但把這些任命看作某種精神賠償，相對於他所忍受的損失而言，根本就沒有可比性。他由此回想起年輕時代讀過的一部文學作品，聯想到了達達尼昂心中的辛酸，紅衣主教曾答應晉升他為上尉，但他到頭來始終只是箇中尉。
三天之前，他的老闆入殮之際，他就站在瑪德萊娜身旁，稍稍靠後一點點，恰似一個管家。只須仔細瞧上他一眼，就能對他的內心想法生出一個相當確切的概念，就能覺察出那樣一種僵硬，一種緊張，這種情緒在慢火燃燒般的憤怒中常能見識到，而在那些冷血動物身上，它要遠遠更糟。
當送葬隊伍來到馬勒塞布大道，一陣冷雨開始落下。古斯塔夫撐開了自己的雨傘。
夏爾轉過身來，看到了茹貝爾，便伸出了手臂，用表示歉意的動作指了指他的女兒們，一把搶過了雨傘。
於是，兩個姑娘身子緊緊貼在一起，處在了父親的保護傘下。奧爾藤絲，凍得有些夠嗆，使勁跺著腳，試圖在一旁偷得幾釐米的庇護。
而他，古斯塔夫，則光著腦袋繼續行走在雨中。不一會兒，雨就越下越大了。
大受驚嚇與震撼後，瑪德萊娜喪失了意識，昏迷過去，看來也得住院了。假如不算夏爾這一支，那麼可以說，佩裡顧家族的一半人都已進了醫院，而另一半人則去了墓地。
總之，這是一次跟大時代互為呼應的形勢急轉。短短幾個鐘頭裡，一個受人尊敬的富裕家族就經歷了族長死亡，以及唯一男性後代的過早墜落，那些有著失敗主義精神的人會從中看到一種厄兆。對一個像安德烈·戴爾庫這樣有文化的聰明人來說，這裡頭就有足夠可以猜測的材料了，除非他，在小保爾的破窗而墜給他內心帶來的可怕衝擊過去之後，還在反覆咀嚼他的瘋狂失望。他那篇敘述馬塞爾·佩裡顧葬禮的文章，他那一絲成功的希望，這一切全都成了泡影。就此，足可以好好地探討一下什麼叫命運、宿命、偶然、意外，他這個喜愛華麗辭藻的人，本應該感覺生逢其時，但是，他頭腦中反覆縈繞的，只是令人沮喪的前景。
終於，保爾從整整十個鐘頭的昏迷中活轉過來，半夜時分被送到了病房，裹束在高達下巴的某種硬邦邦的緊身衣中。
得有人專門守護著他。安德烈主動請纓留下來照顧。蕾昂絲返回佩裡顧府邸，去拿換洗衣服，順便也給自己來個改頭換面。
這個病房有兩張床，一張床上躺著昏昏沉沉的保爾，幾釐米遠處，是另一張床。人們剛剛把瑪德萊娜安頓下來，她服用了麻醉藥，但還在不停地動彈，輾轉反側，應該是在做噩夢，昏睡中還嘟嘟囔囔地胡說一氣。
安德烈坐了下來，繼續憂心忡忡地胡思亂想。邊上那兩個一動不動的軀體讓他感覺極不自在，那個處於植物人狀態的孩子讓他害怕。從某種方式上說，他有些怪他。
讀者能毫不困難地想象，若是能寫一篇關於一位共和國德高望重者的葬禮的文章，對於他究竟意味著什麼，而現在，喪失了這樣一種動筆寫作的可能性，於他又是壓在心頭的一塊何等沉重的石頭啊。全都是因為保爾。就是這個孩子，一切全都作為遺產給了他。對這孩子，他慷慨地給予了幾乎是父愛般的關心。
當然，他曾是一個十分嚴格的家庭教師，而保爾有時會發現，枷鎖實在有點兒太沉重，但所有的學生都是如此，他本人，安德烈，在聖歐斯塔什學校，見過比這還更糟一千倍的，他也沒有因此而死掉嘛。他熱情洋溢地投身到這一使命中，不僅要為一個孩子授課，而且還要教育塑造他。他所知曉的一切，他都有心要傳授給孩子。一個孩子，他常常這樣說，就像是一塊糙石，而教師則是雕刻家。安德烈達到了目的，而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大大的褒獎。例如，對口吃就是如此。當然，他在這方面還得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保爾說話說得越來越好，這是毋庸置疑的。至於使用右手的習慣，也是一樣。雖說保爾右手使用起來還很不怎樣，但是靠了戒律，也靠了平時的注意，這孩子畢竟還是贏得了明顯的值得鼓勵的結果。一個教，一個學，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實際遠非如此，但安德烈和保爾成了朋友。是的，現在，一想到這一點，他就心裡激動。
安德烈抱怨他的學生，因為他實在不明白保爾為何會做出那樣的舉動。外祖父的去世確實是一件十分悲痛的事，這他知道，但他為什麼不來對他說呢？我會找到安慰的話語的，他心裡說。
二十二點了。只有那些越來越遠地散佈在院子裡的枝形大燭臺，為病房帶來了一線微光，昏昏黃黃，含含糊糊。
安德烈反覆思考著他的失敗，同時也在問自己，他是不是還剩有那麼一絲希望。他還能不能寫一篇文章呢，畢竟，他連葬禮都沒能參加到底？
很顯然，這是一次打賭，但是，瞧著正躺在床上的保爾，他不禁質疑起了自己。竭盡全力地寫出這篇文章來，在將來，難道不是忠誠與信任的標誌嗎？保爾，等他醒轉之後，難道不會因為在《巴黎晚報》某一頁的底部發現了他朋友安德烈·戴爾庫的名字而感到驕傲嗎？
對自己提出問題，就已經是在回答它了。
他站起身來，踮著腳尖穿越病房，來到值班的護士那裡。那是一個胖乎乎的女人，正在一把藤椅上睡覺，她驚跳著醒來：「哎，怎麼，要紙嗎？」她的目光落到了安德烈漂亮的微笑上，她從一本住院登記簿上撕下來十來頁紙，還從自己的三支鉛筆中抽出兩支來，遞給了他，然後又昏昏睡去，去夢中見一個年輕小夥子。
返回病房後，他第一眼所看到的，就是保爾睜得大大的眼睛，又明亮，又凝定。他感到頗為激動，猶豫了一下。他該不該湊近一些呢？該不該說一句話呢？他不知道該怎麼反應才好，心裡很明白，他實際上根本就邁不開一步。於是，他回到了原先的座位上。
他把紙張鋪開在一條腿上，掏出已經記了很多內容的那個筆記本，開始寫起來。這是一次艱難的嘗試，他只看到了葬禮的開頭，可他離開之後又發生了什麼呢？報道此事的記者們當然可以為接下來的儀式過程提供他所不知道的種種精確而又聳人聽聞的細節。因而，他選擇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個角度：抒情。他為《巴黎晚報》而寫，面對那樣的一批大眾讀者，他們將會被一篇文學味十足的文章撫慰。
他那些揉皺了、塗畫了、摺疊了的紙張，很快就變得無法辨認，因此，大約在凌晨三點鐘，他懷著前所未有的激動，又回到值班視窗，去討要了幾張紙。而這一次，那位女護士因為被他吵醒而怒氣沖天，幾乎是把紙劈臉扔過來。但他根本就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反正他有紙了，可以繼續在一條腿上維持住平衡，把文章抄寫下去了。
正是在這時，他回想起了小保爾朝他這邊投來的始終凝定而又閃亮的目光。他從椅子上轉過身來，不讓孩子那張蒼白得出奇的臉留在他的視野中，他只覺得，這孩子從頭到腳都被裹得嚴嚴實實，硬邦邦的，活像一根穿帶子用的引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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