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準備跟隨神父——幾個小時前，他剛剛殺死了神父的教堂司事——走進黑漆漆的樹林之前，外公抬起頭來——這也許是他最後一次抬頭——看了看星星，月亮已經落下去了，星星成為夜空的主人。

我想，那一刻的歐洲，如果當地天空晴朗，那些相信、知曉抑或是希望自己即將死去的人也許都會抬頭看星星。從芬蘭到巴爾幹半島，從黑海到非洲的門檻，從波蘭到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都有人抬起頭來，透過窗格或者望遠鏡、鐵絲網、壕溝、坦克的艙門望向天空，或站或坐，甚至跪著，死神要麼在他們的腳前引路，要麼在他們身後緊追不捨，開闊的田野、街道的水溝、散兵坑、露天的庭院和燃燒的甲板上都有這樣的觀星者。

毫無疑問，這些人中的一部分會抬頭尋找上帝的面容，大多數看到的卻不過是最熟悉的尋常景象：星光熠熠的夜空，冷漠而遙遠。在某些人眼中，夜空就是一張標註著阿拉伯數字和拉丁文符號的天文圖，佈滿了繁星組成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傳說中的動物。但在那天晚上，至少有一個人是站在韋斯特林山的森林邊緣看星星，他知道群星是人類的發源地，從數十億年前開始，它們就是孕育生命的搖籃，所以，在浩瀚星辰面前，從個體生命的消亡到大規模的屠殺，實在都不算得什麼，這正是它們如此冷漠的原因。

這就是我外公的思維方式，他從中發現了安慰和指引：他可以信任或不信任尼克爾神父，無論怎樣，對群星而言都沒有任何意義。既然如此，他為什麼不能暫時卸下懷疑的重擔呢？哪怕只有一個小時，等他看到火箭之後，再把重擔重新扛在肩上。

「那麼，發生了什麼？」我問，「他做了什麼？」

外公教我的世界觀是把世界看成一個互相聯絡的複雜整體，所以我期待著聽到一個關於背叛、不幸和冤冤相報的故事。

外公說：「他帶我看了火箭。」

「v-2？你見過v-2？」

「是的，還不止一次。這天只是第一次而已。」

「然後呢？」

「然後……？」

「它什麼樣？」

他嘟著嘴，臉朝向窗戶，思考了很長時間，久到我開始懷疑他忘記了我的問題。

「很高。」

「高？」

「是的，高得驚人。神父說，它和他教堂的尖塔一樣高。」

「好吧，」我說，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但我的意思是……你看到它時有什麼感覺？」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你失望嗎？」

「恰恰相反。」

「害怕嗎？」

「怕什麼？它又不會飛到任何地方去。」

在我印象中，無論是失望還是恐懼，外公從來都會坦率地表達這些情緒。

「那你覺得高興嗎？」我問。

這個詞似乎比較對他的胃口。

「有點兒。」他說。

在小孩子的畫裡，所有的房子都有煙囪，所有的猴子都吃香蕉，所有的火箭都是v-2。在科幻虛構的幾十年歷史中，從好似怪異巨獸的多級火箭，到矮胖的軌道飛行器和太空梭，然後是中世紀-現代風格的「企業號」、巨型多面體般的帝國級殲星艦和博格立方體、碟形的「千年隼」——在我們最深層次的想象裡，前往近地行星的最可靠方式依然是乘坐火箭這種長錐形、帶後掠翼的飛行器。我是在太空軍備競賽的高潮時期長大的，小時候家裡到處都是外公的公司生產的火箭模型，還有土星系列、阿特拉斯系列、空蜂系列與泰坦系列火箭的圖片。無論從功率、尺寸還是效能方面而言，這些模型的實體都比馮·布勞恩的早期作品——v-2火箭——先進許多，然而，是v-2啟發了我對外太空的憧憬和想象，引導我主動去圖書館借閱科幻作品，讓我見識到迪士尼的「明日世界」般的未來圖景。v-2火箭的形式和功能是協調一致的，好比刀子、錘子等人類必需的基本工具，你一看到它，馬上就知道它是幹什麼用的——擊敗重力，逃離地球的束縛。

我相信，「戰爭」於我外公而言，就是自他入伍，直到1945年3月底或4月初走進德國瓦林豪森的樹林之前，再加上他走出樹林之後，一直到六週後德國投降的那段時間，充斥著可怖的景象與復仇大計，而他進入樹林的三十分鐘，卻是從戰爭中被偷走的時間，被拯救的時光。在那三十分鐘裡，他和v-2火箭在一起，走出樹林時，他像捧著一隻雞蛋那樣，小心翼翼地把這段記憶捧在手心，即使戰爭摧毀了這段記憶，那一刻的悸動也早已在他的血脈中留下了烙印，讓他更加嚮往乘上火箭，消失在藍天之中。

走進樹林裡的那片空地，老神父坐到一隻倒扣著的箱子上，蹺起二郎腿，點燃一支菸。遠方的炮火暫停下來，天色尚未破曉，清晨的第一批鳥兒鳴唱之前，黑暗顯得愈發深沉，空地上好似有無形的暗影流動，外公意識到，那是黏稠狀態的寂靜，接著，一隻鳥兒唱了起來，天空驀然變亮，他看到了移動發射臺上的火箭，心跳倏然加快。

當然，外公知道，在德軍總部、盟軍總部、赫爾曼·戈林、艾森豪威爾將軍和發射火箭的人眼中，火箭無非是戰爭的一部分，僅僅是作戰的工具而已。樹林裡的這塊空地是士兵們清理出來的，火箭也是士兵運來的，他們也會裝備、瞄準和發射火箭。正如1944年9月至1945年3月之間發射的約三千枚火箭彈一樣，v-2火箭裝載了兩千磅烈性tnt炸藥的彈頭，生產火箭的目的並非協助人類探索太空，而是殺害和恐嚇平民，摧毀他們的家園，摧殘他們的精神。如果不是出意外的話，他眼前的這枚v-2也會像它的同類那樣抵達安特衛普——在那裡，12月16日那天，一枚v-2擊中了雷克斯劇院的屋頂，造成正在欣賞電影《亂世英傑》的一千多名觀眾死傷。

誠然，這些都不是火箭的錯，也不是馮·布勞恩這樣的火箭設計者的錯。火箭本身是美的，是一件打破枷鎖的藝術品，這幅枷鎖自人類意識到重力及其導致的痛苦的存在時便掛上了他們的頸項，是上天對他們的禱告——讓我遠離這個可怕的地方——做出的回應。所以，給它裝上成噸的炸藥，阻止它擺脫世俗的禁錮衝破天際，卻讓它瞄準某塊土地，操控它殺害生命是對它的褻瀆和濫用，好比用耙子打蛋，用匕首剔牙，雖然能夠做到，但這是對物品功用的悖逆和大材小用。作為一種武器和戰略工具，v-2的失敗有目共睹，沒錯，火箭彈的確殺死了四五千名不幸的法國人、比利時人和英國人，成千上萬的人為此受傷、無家可歸或無法走出恐懼的陰霾，可相較之下，普通的炸彈就能帶來更為恐怖的後果，而且現在盟軍已經深入德國腹地，火箭彈對此束手無策。

我外公為韋納·馮·布勞恩感到遺憾，在他的想象中，馮·布勞恩是個靦腆、文雅、穿開襟衫的教授模樣的傢伙，對這個想象中的馮·布勞恩的同情和憤怒勾起了他失去奧根博爾的悲傷——那個與保羅·亨雷有幾分相似的阿爾文·奧根博爾，可憐的混蛋！他建造的本來是一艘可以將人類帶到天堂門口的飛船，可他們卻把它變成了把人送進地獄的工具！

「長官？」尼克爾神父說，他把手放在我外公肩上。

我外公避免與他目光接觸，下意識地想要抖開老神父的手，但最後他忍住沒動。他與約翰內斯·尼克爾神父如同兩顆星球，相隔了無數無法跨越的時空溝壑，但透過望遠鏡，他們在某個瞬間同時發現了彼此，產生了短暫的交匯。可憐的馮·布勞恩！我外公認為，他需要找到馮·布勞恩，告訴他，他們之間也可以互相理解，實現思想的交流，他也能像尼克爾神父那樣，把手放在馮·布勞恩的肩膀上，讓他知道：我們在這裡看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