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在皇后區的法拉盛，我發現了家中長輩的許多秘密。那時我的外祖父母還住在紐約的布朗克斯，一般來說，如果我父母需要暫時擺脫我的糾纏，他們會把我送到裡弗代爾的外祖父母家。猶如當時美國發展得如火如荼的太空計劃，那時我外公的事業也達到了巔峰，雖然後來他成了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但在我的記憶裡，那段時間我卻很少見到他。

在俯瞰哈得孫河的高層公寓裡，我的外祖父母和他們的「火星動物園」風格的丹麥傢俱佔據了七個房間。他們住在十三樓，但通過特殊的設計，建築師讓那裡從表面看似乎是十四樓，我外公說，建築師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世界上有很多相信幸運數字的傻蛋。這是夠倒霉的，我外公說，活成個傻蛋。儘管我外婆同樣對此嗤之以鼻，然而這是因為：一方面她並不特別擔心13這個數字，另一方面她也深知，只靠簡單地耍個花招是不會化兇為吉的。

外公不在家的時候，我和外婆有時會去看電影，看的都是當時流行的兒童片：《怪醫杜立德》《地仙號快車》和《萬能飛天車》。她喜歡每天上午購買晚餐所需的食材，因此我們會在雜貨店待上很長時間，在那裡，她教我挑西紅柿——莖稈中仍然留有熱騰騰的太陽味道的新鮮西紅柿，回到家，她會傳授我基本的廚藝，還允許我在廚房裡動刀。如果一定要說我從她身上遺傳了什麼的話，恐怕是她做飯時的馬虎粗心。外婆用英語給我讀故事時很容易疲憊，但她記得許多法語詩歌，有時還會背誦給我聽，用對她來說失落在過去之中的語言；我覺得法語詩歌像惆悵的雨和傷感的小提琴。她教會了我用法語表達各種色彩、數字，還有動物：ours，chat，cochonsup/sup。

然而有的時候，外婆一連幾天都不會理我，和她在一起與我獨自一人並沒有多大區別。她會躺在沙發上或者床上，窗簾緊閉，眼睛上蒙著一塊溼毛巾，這些日子有屬於它們自己的詞彙：cafard，algie，crisedefoiesup/sup。1966年（我最早對外婆有記憶的那一年）她只有四十三歲，但戰爭已經毀壞了她的腸胃、鼻竇和關節（她從來不提戰爭對她的心智可能造成的影響）。不過，一旦決定照顧我（哪怕是在她最不舒服的日子），她也會不厭其煩地說服我的父母（還有她自己）相信，她能夠勝任這個工作。可是，後來總會發生一些事，讓她在電影放到一半時突然離場，背完一首詩後沉默不語，或者莫名其妙地撇下滿滿一購物車選好的商品，頭也不回地走出超市。對於這些，我其實並不在意，真的。因為她在床上躺著的時候——也只有在這時——是允許我看電視的，我唯一的職責就是時不時地取下她眼睛上的溼毛巾，在冷水裡浸一下，擰乾，重新蓋住她的眼睛，好像往棺材上蓋旗子一樣。

不在廚房忙碌的時候，外婆最喜歡的消遣是玩牌，但她討厭美國人認為適合小孩玩的紙牌遊戲，比如「戰爭」「翻翻樂」和「釣魚」，她覺得金拉米很無聊，而且永遠都結束不了。她小時候玩的紙牌遊戲考驗的都是反應速度和騙人能力，贏家是反應最快、最善於欺騙的人。當我長大到能夠做心算的時候（那時我也學會了閱讀），她教我玩皮克牌，不久之後，我就可以和她一較高下了，但後來當我年紀大了一些的時候，外公告訴我，她總會時不時地故意犯個小錯誤，好讓我贏。

皮克牌是用三十二張牌來玩的，不夠一整副。開局之前，外婆會漫不經心地拆開一副「單車」或者「蜜蜂」撲克牌，把裡面從2到6的牌挑出來，丟回抽屜，和其他未經整理的紙牌堆在一起。所以，當工作了一天的外公下班回家，想要從牌戲中獲得些許的放鬆，於是緩緩踱到櫥櫃前，拉開放紙牌的抽屜，結果發現裡面是混在一起的好幾副撲克牌的時候，他會罕見地對外婆發脾氣——在我的記憶中，他總是對外婆遷就有加，甚至稱得上縱容。

「真是太讓我生氣了，」他回憶道，「我告訴過她，‘哪怕給我留出一副完整的牌來也好！’難道這樣的要求過分嗎？非要把每副牌都拆個七零八落嗎？」他噘著嘴巴，眯起眼睛，聳著肩膀，抱怨地嘆了一聲：「唉。」sup/sup我記得外婆也喜歡用這個典型的法語感嘆詞。「她不是在搞破壞，而是重新整理。」我說，這時，外公會操著「德州人在巴黎」說的那種口音的法語反問：「如果不整理好的話，怎麼打撲克？」sup/sup他每次說法語時都是這種腔調。

一天下午，外婆派我去拿一副撲克牌，準備和我玩一會兒。我發現抽屜已經不是我上次離開時的樣子：舊撲克牌已經清走了，只有好幾副還沒拆封的新牌。我覺得，如果拿一副新牌給外婆的話，外公一定會比往常更生氣，說我們「毀了」他的新撲克。

於是，我開啟其他抽屜，在「快艇」「拉科」和「大富翁」之類的棋牌遊戲包裝盒中間翻找，想看看有沒有外婆已經拆開過的舊撲克牌，結果，在一隻曾經盛著「巴頓杏仁之吻」巧克力的鐵罐裡，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盒子，裡面有一副紙牌。那個盒子很不起眼，淡藍的底色，印著一些單詞，我猜那是法文，字型非常古老，像《紐約時報》喜歡採用的那種中世紀風格。這副牌比美國生產的撲克牌薄，似乎缺了很多張，我覺得自己可能找到了一副真正的法國皮克牌，於是樂顛顛地捧著它來到廚房，那裡是我和外婆平時玩牌的地方。

我以為外婆看到我沒把外公的新牌拿來，而是懂事地找到一副舊牌，一定會覺得很高興，然而，她看起來相當震驚。我走進廚房時，她正準備點一根溫特曼小雪茄——她只在玩牌時抽這種煙，可看到我手裡的東西，她快要舉到嘴邊的火柴停在了半路。順便提一句，每次我從外婆家回來，我母親都要抱怨我的頭髮和衣服上有雪茄的臭氣，我卻覺得那味道很美妙。

外婆把尚未點燃的小雪茄從嘴裡抽出來，塞回小鐵盒，她伸出一隻手，手掌朝上，我乖乖地把淡藍色的小盒子擱在她手裡。她掀開盒蓋，倒出裡面的紙牌，堆在菸灰缸旁邊的桌面上，她抓起一把牌，把它們捻開，端詳著牌面。我只能看到紙牌的背面——午夜藍的底色，印著新月的圖案。

外婆問我牌是從哪裡找到的，我告訴她，她點點頭，說她記得很久以前自己把牌藏到了那個鐵罐裡。她說，她必須把它們藏起來，因為這是魔法牌，而我外公不相信魔法，所以我不能把見到這副牌的事告訴他，否則他會氣得把它們扔掉的。我答應為外婆保守秘密，問她相不相信魔法，她說不相信，但即使你不相信，魔法也會起作用。這時她似乎已經完全從剛才的震驚中恢復了過來。

她舉起淡藍色的牌盒，告訴我盒子上的字是德文，不是法文，還說那行字的意思是「女巫占卜牌」。

我問外婆她是不是女巫，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彷彿這個問題我已經想問外婆很久了。

她看著我，拿過剛才放到一旁的溫特曼小雪茄，點起一根，甩滅火柴，拿起牌來洗了幾次，蒼白修長的手指翻動著牌面，最後，她把牌放在我們之間的桌子上。

在這段對我外婆的早期回憶中，我一直避免直接引用她的話，因為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往往記不清人物的原話，而錯誤的引用是回憶錄的大忌，但我永遠忘不了我問外婆是不是撲克牌的盒子上寫的那種女巫時，她簡單幹脆地回答我的那四個字：

「不再是了。」

我問她是不是因為她現在失去了女巫的法力，或者不記得如何占卜了，她說，大概兩種原因都有，但她願意給我展示一下她的魔法牌是如何用來講故事的：我需要先切幾次牌，然後從裡面挑出三張牌來。

我從來沒在別處找到或者見到外婆的那種「女巫占卜牌」或者「女巫的算命牌」，也許是因為後來聽說外婆曾經短暫從事電視行業擾亂了我的記憶，她以女巫形象出鏡，讓我忘記了那副牌的正確名稱，也許它的名字是「吉卜賽占卜牌」或者「女預言家占卜牌」，但我記得它絕對是雷諾曼牌的德國變種。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搬到南加州之後，我第一次看到墨西哥的洛特里亞卡牌（這種牌的標誌性圖案是太陽、樹和月亮），意識到它們和我外婆的那幅牌有相似之處。她的牌裡面，有一張叫作「船」，牌面上印著一支在星空下滿帆前進的古老的船隊；有一張叫作「房子」，牌面上的房子白牆紅瓦，還有一個漂亮的綠色花園，名叫「騎手」的那張牌上印著一個騎白馬的男人，身穿紅色燕尾服，白馬撒開四蹄，在黃綠相間的樹林中騰空躍起；叫作「孩子」的牌上有個穿睡袍的孩子，抱著一個布娃娃，面有懼色。大部分的雷諾曼牌上都有一個長方形的小框，位於每張印有鐮刀、鳥兒或花束等圖案的紙牌的上半部分，方框裡是德國紙牌的四種花色：桃心、樹葉、橡果或者鈴鐺。sup/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