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談戀愛？我一點也不知道。」
「王鹿昨天告訴我的。我也很吃驚，沒有人看得出來。她希望我能去安慰京。」
「我以為他們都更愛集體生活。」
「他們確實都更愛集體生活，而且也不想破壞這種氣氛。王鹿是這樣說的。」
「我大概可以理解。希望京能好起來。」
「剛開始聽你們節目的時候，我自己正在一段失戀期的末尾。」小皮沉默片刻說。
「你從沒說過。」
「對方是一年多以前在icq英語聊天室裡認識的女孩，英語非常好，我起初以為她也是大學生。很長一段時間以後才知道她在武漢念高三。她總在聊天室裡待著是因為她不用參加高考，過完暑假就要去美國唸書。我想她以為我是男孩，我總是給人這樣的印象。」
「嗯。」
「我們開始網戀，而且約好在暑假見面。見面的事情我們計劃了很久。」
「你們的計劃是什麼？」
「我去武漢找她，然後我們一起去附近的山裡玩幾天。是那種沒有手機訊號的山裡。」
「浪漫。」
「是啊，浪漫。」
「她後來知道你是女孩嗎？」
「我們從來沒有確切地說起過這件事情，而且我們只在聊天室和msn交談，單純的文字的交談。但我想她是知道的，因為後來她消失了。在我們約定見面的前兩天，她再也沒有回覆過訊息，也沒有出現在聊天室。我還是去了武漢，又像說好的那樣去了她學校附近的肯德基，在那裡等了三天，用各種方式試圖聯絡她。後來她的手機終於接通了，接電話的是她媽媽，她媽媽讓我不要再騷擾她。」
「太過分了。」
「我也能理解。因為我是陌生人，而且因為我是女孩。我的生活困難重重。」
「這不會是女孩自己的意願，她肯定被家裡人阻隔。」
「我也是這樣想的。」
「後來你們見面了嗎？」
「沒有，那已經是去年夏天的事情啦。現在她肯定已經在美國了。」
「那她已經自由了。」
「我從來沒有和別人說過這件事情，昨天我想告訴王鹿，但我也沒能在那個時候告訴她，她有自己的事情要思考，我想以後我也不會再說。」
「你最喜歡她什麼？」
「你說的是誰？王鹿？」
「不不。那個女孩。」
「美麗的大腦和敏感的心。以前我以為那是獨一無二的，但現在我認識了更多朋友，你和王鹿也都是這樣的人。」小皮這麼說，我捏了捏她的手指。後來陳浩來找我們，手裡拿著撕下來的海報和樹林裡撿的松果。我們都坐上最後一班返程大巴，發車前我四處尋找夏威夷襯衫男孩，我想問問他在論壇的id，但是他不見蹤影。我有些遺憾，卻很快忘記了他，和朋友們回到了指揮部。王鹿和京已經從醫院回來了。王鹿像是幾天幾夜沒有睡覺，枕著書包，輕輕打呼。而小鳥依偎在她頭髮做成的窩裡，偶爾輕輕抖動一下翅膀。
派對過後的相關討論在論壇裡持續了很長時間，大家反覆回憶和調侃那一天的種種細節，總有新的瞬間成為更高光的時刻。我也不可避免地和其他人一樣，想要不斷延續集體幻覺，甚至還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音像世界》雜誌上，後來卻再也沒有敢重讀，我想那是因為被反覆揣摩的快樂，最終卻結晶為近乎哀傷的記憶。網站的註冊人數也在那段時間裡激增，連續好幾天的線上人數都維持在一萬以上。小皮說那是一個技術性錯誤造成的，並非同時線上人數，而是當天線上人數的總和。但原先的免費論壇空間無論如何也已經捉襟見肘，小皮線上上發起一場募捐，沒想到得到踴躍回應，我們幾個也都或多或少地湊了錢，小皮用這筆錢租用了獨立伺服器，並且趁此機會升級了論壇。自此論壇被分隔成幾個板塊，不再只是簡陋的聊天室。但實際上我們習慣了混亂，並沒有人仔細遵循板塊劃分的規則。
我們節目的收聽率在此之後攀升至小小高峰，自十月開始改為直播。我和王鹿原本想在第一期直播中請指揮部的各位一起來節目裡做嘉賓，但是京在九月底便來到指揮部和我們道別。他終於談成一筆大生意，要去深圳，從那裡倒賣一批電子產品去莫斯科，等賺到錢以後他要去東南亞的海邊生活，泡妞和衝浪——「應該是再也不會回來了。」他是這樣說的。但陳浩和我們其他人打賭，下了很大的賭注。陳浩說京會在冬天到來前回來，他絕對無法再在莫斯科熬過一個冬天。
京離開之後不久，王鹿也下定決心從指揮部裡搬了出來。當時小皮家裡空出一間出租房，原本租給飯店的女工當宿舍，那間飯店倒閉以後便空著。房子在楊浦大橋腳下的新村裡，有衛生間，煤氣灶在公共過道里，租金非常合適，而且被之前居住的女孩們維護得乾淨整潔。王鹿搬家那天，我們其他人也都去幫忙，除塵，粉刷陽臺，更換燈泡。陽臺外面有一大片樹木，大風颳過，便發出巨大的聲響。我們勞動至深夜，坐計程車去了通宵營業的大型超市。超市裡除了我們沒有其他夜遊的人，明亮到幾乎產生回聲。我們推著購物車，穿梭在龐大整齊的貨架之間，隨意浪費時間，反覆挑選便宜堅固的物品。我也不知道這樣說是否確切，但我想京的離開讓我們每個人都對原有的一些想法產生了動搖，想要去終結或者開始一些事情。
因為京的缺席，我和王鹿取消了原本的安排，像平常錄節目一樣做了第一期直播。我們在論壇裡做了主題徵集，打算在之後的節目中完整回顧二十世紀搖滾樂歷史。大家紛紛提供素材，有人給我們寄來稀缺珍貴的正版唱片。第一期直播做得相當順利，我們在中途接聽了兩位聽眾來電，直到樓下監管部門的領導突然闖入錄音室，厲聲呵斥：「你們放的是什麼垃圾，立刻停止，節目停播整改！」
當時電波里正在播放的是音速青年樂隊同名唱片中的一首歌。我完全不清楚發生了什麼，大腦空白，眼看著王鹿果斷地把音樂調低，然後用極其冷靜的聲音對著話筒說：「對不起，剛才大家聽到的不是垃圾或者單純的噪音，而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簡約派音樂家的作品。我們無法再繼續播放，再見，了不起的二十世紀。」歐老師等到王鹿把這句話說完，才徹底切斷了直播，我的耳返里響起輕柔的室內音樂。我這才意識到，王鹿在哭。她用手肘撐住桌子，肩膀劇烈起伏，哭得毫不掩飾。
當天晚上小皮把事情的始末整理出來釋出在論壇上，幾小時之後，底下的跟帖滾動了幾十頁，又真誠又熾熱。我和王鹿守在電腦跟前，不斷重新整理頁面，回覆訊息。後半夜的論壇裡，大家接連放歌，井然有序，討論搖滾的每一波浪潮。我那麼感動，卻也第一次感覺到沉重的東西壓在心頭。到了第二天，各地的搖滾論壇都過去觀摩，參與討論，新註冊使用者劇增。幾大入口網站的音樂頻道都報道了這場風波，他們用的標題是——「這是大陸搖滾青年在虛擬世界中的第一次大型會面。」
「我們接下來會怎麼樣？」我問王鹿。
「節目停播。我想最壞也不過如此。」
「如果停播，整個論壇的人都要去電臺門口遊行。」
「感人。」
「我覺得那場遊行會像伍德斯托克一樣。」
「我不應該在錄音室裡哭。我總是這樣，太軟弱了。」
「不是這樣的。你說的那句話激動人心，大家都會記得。」
「其實就算現在被停播也沒有什麼，現在結束，可能是最浪漫的。」
「嗯。就像是在戰場上突然死去的年輕人。」
然而一個星期以後，我和王鹿回到電臺，想象中的事情一件都沒有發生。直播正常進行，除了唱片被沒收之外，我們沒有受到任何懲罰，也沒有任何人找我們談話。相反，不久之後，臺灣的聯誼電臺邀請兩位主持人去臺北和幾位年輕音樂人做一期節目，聊聊兩岸搖滾樂的近年發展，歐老師決定將我和王鹿派去臺灣。這期間，我們有好幾次想找歐老師談談，但歐老師或許是完全忘記，或許是認為不值一提。有時候我們說起，她想一想，似乎並不理解我們在說什麼。我想不是她不願意與我們交談，而是她心裡想著其他事情，卻不想向我們提及。直播一期期繼續，再也沒有陌生人闖進錄音室，但我想，無論是我還是王鹿，都在等待著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與此同時，臺灣的簽註流程極其複雜，但我們積極準備材料，不厭其煩地在各種機構排隊，最終得以在十二月底成行。
我和王鹿提前一週來到臺北，住在西門町的青年旅館。同住的還有一對來自臺南的情侶，兩個日本學生，以及一個看起來已經逗留很久的美國人。旅館便宜整潔，僅有的問題是半夜摩托車的嘯叫，以及派對歸來的人外放的搖滾和饒舌音樂。其他人抱怨連連，只有我和王鹿感到一切都是新鮮的，不為任何事情感到困擾。
我們每天早晨先在門口便利店買兩個飯糰，然後坐捷運去師大附近淘唱片。那片區域有不少開在地下室或者閣樓的二手唱片店，老闆普遍為人寬厚，除了特別珍貴的版本不能拿出來，多數唱片可以試聽。我們坐在地上，抱著紙板箱，各自戴著耳機，找到好東西就互相交換。電臺給的津貼相當有限，我們精打細算，拿在手裡的唱片都捨不得放下，常常從狹窄的樓梯爬出來，外面天光已暗，而馬路上游蕩著成群結隊的年輕人，看起來全都像是張震嶽歌裡唱的那樣。晚上如果不下雨，我和王鹿就帶上啤酒和可樂，去旅社的露臺聊天。天氣不冷也不熱，有些潮溼，旁邊有橄欖樹、柚子樹和榕樹。我們仔細回顧白天聽過的唱片，總在懊悔沒有買下的那一張，嘆息著發誓，明天醒來便立刻回到店裡去。
工作完成得很順利，我和王鹿在電臺節目中結交了樂隊的新朋友，一個吉他手兼主唱、一個鼓手和一個什麼都會的女孩。他們邀請我們去看他們的演出。演出在大安森林公園，我們早早來到公園門口與其他人會合，有點冷，但是他們扛著裝置和一箱啤酒，男孩都穿夏威夷襯衫和拖鞋，女孩穿低腰牛仔褲，扎著頭巾。傍晚的公園非常熱鬧，一大群人聚集在同一棵大樹底下看鳥，我們也跟著駐足觀望，有個阿伯給我望遠鏡，解釋說一隻小鳥正要破殼而出，我接過望遠鏡看了很久，什麼都沒看見。樂隊演出在水池旁邊的一片水泥空地，幾個人分工明確，動作利落，很快就搭建好了裝置，女孩搖著沙鈴，塑膠桶也成為打擊樂，歌曲旋律無憂無慮，整夥人彷彿常年流浪的馬戲團，是我和王鹿從沒經歷過的氣氛，又樸素又瘋癲。四周鳥語花香，這時候天也暗下來，看鳥的人從樹下散開，又聚攏到舞臺周圍，臺上臺下的人都在喝啤酒，跟隨節奏晃肩膀和抖腳，這樣沒出半個小時就引來兩位警察。然而兩位警察態度溫柔，循循善誘，非但不著急趕人，反而也跟著一起晃肩膀和抖腳。於是樂隊又格外賣力地演唱了兩首歌才散場，把周圍的垃圾都收拾得乾乾淨淨，警察和我們其他人也一起幫忙。
第二天下午他們三個騎著摩托來旅館接我們去看飛機降落。我和王鹿坐在男孩的車後面，女孩則帶著一隻小狗。我第一次坐摩托車，克服了最初的緊張以後，周圍風景浮光掠影，感到我和朋友都像是青春片裡的人。我們在松山機場後面的荒地裡打轉，往返幾次錯過極其不起眼的標誌，之後經過一條顛簸的小道駛入停機坪背後腹地，直到被鐵絲網和植物擋住去路。路邊零零散散站著一些等待的人。風很大，把樹枝、野草和人都吹得東倒西歪。他們說天不好，雲層太厚。很快所有人都朝一個方向仰起頭來，第一架飛機出現。先是遠處雲層裡閃爍的機翼燈，接著飛機慢慢顯出形狀，不疾不緩地朝我們的方向接近，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槳飛機，在大風中左右擺動著保持平衡。從頭頂低低掠過時，我不由自主地俯了俯身。後來我們紛紛拿出零錢來打賭，從機翼燈來判斷是大飛機還是小飛機。有時一架龐大的空中客機轟鳴著降落，大家都張大嘴巴，默不作聲，彷彿置身於抹香鯨的肚子底下。
晚上我們一起去了樂隊排練房。排練房在普普通通的居民樓裡，電梯很窄，只能面對面容下四個人，提著樂器和音箱的話就得分批乘坐。那裡原本是鼓手自己家的屋子，走廊裡堆滿東西，得側身擠過，窗戶和門都加厚了，四面牆壁和天花板貼滿吸音棉。冰箱裡都是啤酒，地上都是菸屁股。我和王鹿坐在窗邊，對面的樓房窗戶閃爍著各種霓虹燈廣告，貸款的、賣機票的、輔導功課的。他們排練的新歌和昨天在公園的演出完全不同，隨手拿起來的生活用品都被當作打擊樂器，相當朋克，又極其嬉皮。窗門緊閉，噪音轟鳴，我很快就熱得透不過氣來，並且感到整棟樓都在搖晃。等吉他暫停的間歇，我們才反應過來，外面的人已經快把門砸爛了。開門以後外面又站著一位警察。
「你們到底什麼時候才去參加比賽？又有人報警。」警察問他們。
「下個月。放心吧，等我們贏到獎金以後就去租真正的排練房。」鼓手說。
「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會去樂器行排練，但那裡計時收費，而且還得排檔期。」吉他手說。
「你們要注意音量啊，練得那麼辛苦，總被開罰單得不償失。」警察說著開出一張罰單。他們接過罰單，然後女孩從冰箱裡拿出一罐啤酒給警察，警察擺擺手和他們道別。
「我們正在準備參加一個樂隊比賽，要是得到大獎，扣稅以後會有十七萬臺幣的獎金。我們每個人分一萬塊錢，剩下的就可以存起來當作樂隊的基金。等你們再來的時候，我們肯定已經找到了更穩定的排練房。」吉他手轉身告訴我們。
「你們好像賞金獵人。」王鹿說。
「這個稱呼好酷。」女孩說。然後他們關閉了效果器，開啟窗戶。外面是馬路上摩托車的洪流，他們在音箱裡放起輕柔的古典音樂。
「我一點也不想回去。」我告訴王鹿。
「我也一樣。」她回答。
我和王鹿在新年第一天離開臺北，第二天回到電臺開會。廣播大廈門口全部都是人，保安說昨天他們也聚集在這裡，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很冷，但人群安安靜靜的，穿得很多，席地而坐，帶著吉他、海報和花，給往來的工作人員讓出行走通道。歐老師在會議開始前找到我和王鹿，告訴我們張宙的節目停播了。除了持續低迷的收聽率之外，主要的原因是從今年起，所有節目都將實行廣告自營，簡單說來，以後只有能拿到廣告贊助的節目才有資格繼續生存下去。歐老師向來未雨綢繆，從索尼公司為我們和張宙以及她所負責的其他幾個節目拉來第一筆贊助，但是張宙在此之前已經決意離開。我們非常吃驚，因為我和王鹿依然在等待處理結果，始終認為被停播的應該是我們的節目。
「張宙接下來要去哪裡？」王鹿問。
「他要和朋友去邊境辦學校。但他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說法。」歐老師說。
「哪裡的邊境？」王鹿繼續問。
「我不清楚。他沒有說。也可能他只是喜歡邊境這個意象，他就是這樣的。」歐老師說。
「外面的人是來和他道別的啊。」我說。
「沒想到他有那麼多聽眾。」王鹿感慨。
「新年夜就已經有人等在了外面，張宙的節目那天播出最後一期。但他已經走了，他早就作好了決定，之前沒有和其他任何人說。」歐老師說。
「我不理解他為什麼要主動結束節目，總有辦法繼續做下去。」我說。
「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他。」歐老師說。
「我們還沒見過他。」王鹿說。
「你們見過他。在你們的派對上，那天他也去了。」歐老師打斷我們。
「他來參加了我們的派對？」我和王鹿都很吃驚。
「凡是派對，跋山涉水他都會去的。他很喜歡你們，和你們各自聊了天。」歐老師說。
「我想起來了。他來舞臺邊找我，在京摔下來之前。」王鹿說。我也想起來了，那個夏威夷襯衫男孩。
「你們聊了些什麼？」我趕緊問王鹿。
「搖滾樂之類的。」王鹿說。
「還有呢？再想想。」我繼續追問。
「我那時在想著其他事情，沒法專心和他講話。他能感覺到，但似乎也並不在意。」王鹿說。
「你呢？」王鹿問我。
「朋友。我們聊了朋友和友誼。」我現在又想起更多。我們在水邊，在淺灘上，太陽遲遲沒有升起來，那真的是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始終都在交談，有時候是他在講，有時候是我在講，一點都沒有厚此薄彼。水面吹過乾淨的風，雖然有很多雲，但光線透亮。我的餅乾渣都掉在地上，麻雀過來，在我們腳邊走動。後來張宙說起京的跳海，於是我斷斷續續地說著我的朋友，懷著顯而易見的驕傲和快樂，他也說起他的朋友，但不是某個具體的人，而是一段胡作非為的被荒廢的時光。
我和王鹿走出廣播大廈的時候，外面的人群仍然沒有散去，還不斷有人加入進來。下班的人和放學的人，他們把包放下，坐在臺階上。於是我們也加入他們，氣氛輕鬆散漫，不像是道別，卻彷彿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場冬日派對來拉開序幕。這時有人撥開人群，張開雙臂朝我和王鹿大步走來。
「瀟瀟！」王鹿大叫，繼而跳起來抱住瀟瀟。天冷得要命，瀟瀟只穿著運動衫和牛仔外套，和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一模一樣，一貧如洗又絕對純潔，本該出現在美國，而不是這裡。我也想擁抱瀟瀟，但我遲疑了，然後那個時刻便過去了。瀟瀟坐下，從口袋裡掏出煙分給我們。
「我那天聽完張宙的節目就跑來電臺了，想要當面和他道個別，但我想他應該是已經離開了。」瀟瀟說。
「這幾天你一直都在這裡？」王鹿問。
「前天來了，昨天也來了，今天剛剛過來。我想即便見不到張宙，也能見到你們。」瀟瀟說。
「我不知道你來上海了。」我說。
「說來話長。你們知道防風林轉手了嗎？」瀟瀟說。
「誰要接手那樣的地方啊。」我說。
「有說要改造成書店，也有說要改造成遊戲廳。」瀟瀟說。
「裡面那些人都去哪裡了？」我問。
「他們中間不少人已經離開南京了，而且他們總有可以去的地方。」瀟瀟說。「你呢？」我問。
「防風林的老闆搞到一筆日本人的投資，在上海開了一個演出俱樂部，裝置和技術人員都是從日本運過來的。我跟著他來到上海，已經是去年夏天的事情。你走之後，我就去北京了，在那裡待著等簽證，但那段時間裡，送到美領館的簽證整個房間都被拒籤。我頹廢了很久。後來就來了上海。」瀟瀟說。
「你早就可以聯絡我們的。」我說。
「我知道。來到上海以後，張宙的節目和你們的節目，我一期都沒錯過。」瀟瀟回答。
「張宙在節目裡最後說了什麼？」王鹿問。
「他說再見。」瀟瀟說。
「沒了？」王鹿問。
「沒啦。但他那樣說，你會覺得，你們再也不會再見。」瀟瀟說。
「其實我們都沒再繼續聽張宙的節目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我說。
「那真不錯。我想是因為你倆已經度過了最困難的那段時間。」瀟瀟說。
「是嗎？」我問。
「那你接下來怎麼辦呢？」王鹿問。
「我嘛——我想先對生活負起責任來。」瀟瀟這麼說，懷著樂觀和憂患。我想他和以前多麼不同，他在擔心很多事情，但我又想，他只是在說夢話。
我們三個離開廣播大廈以後一起走了很長的路，我感到瀟瀟走在我身邊又長高了一截，也可能是更瘦了，肩膀撐住薄薄的外套，看起來像是那種隨處可見的憂心忡忡的年輕人。某些時刻或者角度，非常不像他。但我想，我不應該總是拿過去的事情作為參照物，而且我很久沒見到瀟瀟，變得陌生，也是極其自然的。後來我們來到河邊。風無遮無攔，又野蠻又刺骨。我們遇見橋就翻過去，一會兒在岸的這一邊，一會兒在岸的另一邊。有些地方極其破敗，防洪堤底下散發著尿味，天稍稍暗下來以後，水鳥和蝙蝠便在低空徘徊。路上結冰，我們走得極其小心，而且總是被棚屋、綠化帶以及突然出現的路障阻斷，不得不繞過小片小片的居民區，再想方設法回到河邊。河流湍急，眼睛就能看見淺淺的浪和漩渦。我們交談得越來越投入，對於周邊事物變得毫不在意。
河對岸的樓房漸漸亮起燈，枯萎的蘆葦大片大片倒在河邊，我們在中間穿來穿去，又累又渴，終於不得不停下來，坐在防洪堤上喝水和抽菸。風小了，氣溫卻變得更低，空氣裡始終有冰冷的泥煤味。我們不時站起來，跺腳，原地轉圈，跳來跳去，不讓自己凍僵。附近不知道哪裡有籃球場，能聽到叫喊和球撞擊水泥地的聲音，還有夜釣的人在電魚，啪啪直響。
「蘇州河裡有人游泳嗎？」瀟瀟問。
「從沒見過。以前河水太髒了，現在慢慢好起來了。」王鹿說。
「那有人划船嗎？」瀟瀟問。
「沒有。」王鹿說。
「皮划艇呢？」瀟瀟繼續問。
「你的想法都過分浪漫了。」我打斷了他。
「據說有遊船碼頭，船會沿河道行駛一段，但沒人見過，也不知道是哪一段。」王鹿說。
「我們也可以這樣做，自己划船，遊覽兩岸風景，我肯定沒人這麼幹過。」瀟瀟憧憬，「小時候我家有個充氣艇，用打氣筒充氣的那種。你還記得以前有段時間嗎，好像人人家裡都有充氣艇，暑假裡我爸和我帶著充氣艇去水庫，特別管用。」
「河裡可以划船嗎？」我問。
「不知道，沒人想過這樣的問題。」王鹿說。
「我不是在說著玩，我是認真的。」瀟瀟說。
「我知道。你想要對生活負起責任。」我這麼說，像是在嘲諷他，但其實完全沒有。
「是啊。我也覺得艱難，但我會這樣去做的。」瀟瀟說著，似乎下了很大的決心。而我看著河水，感到就快下雪了，河面有些地方結起薄薄的冰。我不知道瀟瀟為什麼要強調這個，他又陷入憂心忡忡的狀態，為了一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是我對他說：「我明白。我理解你，我也是這樣想的。」
五點半以後天便徹底暗了，我們爬下防洪堤，穿過瓦礫和雜草，在附近的公交站等車。我們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遠，站牌上全部都是不認識的路線。隨意跳上一輛開往人民廣場的車以後，車上沒什麼人，我們佔據了整個後半部分的車廂。沿途荒蕪，一路都是巨大廠房，襯托著冬日的無邊無際。司機有時候接連幾站都不停，有時候又在一站停很久。車再次停下的時候，瀟瀟突然跳起來，說他要下車，然後他便真的下車了。下車以後他沒走，車也沒有開，我覺得那是非常漫長的一段時間。我和王鹿看著車窗外面，除了夜晚寬闊的瀝青道路，和幾株不知是否能熬過冬天的小小樹苗，什麼都沒有。我想瀟瀟根本不住在這裡，他只是非常擅長以各種方式道別。後來車終於開了，引擎振動著，瀟瀟站在原地點了一根菸，朝我和王鹿揮手。我又扭頭看他，很快就看不見了。
春節之後我和王鹿振作起來，試圖自己去解決廣告和錢的問題。然而這次面對的困難與以往不同，我們向來對更為龐大的系統和結構不屑一顧，缺乏基本認知，因此付出的努力毫無章法和方向，幼稚可笑。每次與專業人士溝通之後，挫敗感都在加劇，寫給各類唱片公司和文化公司的郵件也沒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回覆。我們陸陸續續去了一些酒吧和俱樂部，有時與那裡的人開懷暢聊，結果他們往往比我們更需要錢和幫助。這種情況持續著，直到瀟瀟工作的俱樂部正式開張，邀請王鹿和樂隊去演出，回來以後他們對那裡讚不絕口。據說俱樂部老闆野心勃勃，想大幹一場，一口氣簽了不少樂隊，給的條件相當優厚。他對我們的節目也很感興趣，說好等到三月份，日本那邊的投資人過來，我們再一起談談贊助的事情。但他希望我們在此之前能做出兩期分量重的節目，作為談判的籌碼。
我和王鹿不喜歡準備籌碼或者被人當作籌碼，但張宙的節目停播激勵了我們，懷著決心，與沉重的東西作戰，無論如何都要堅持下去。正逢羅大佑在廣州開完演唱會以後來到上海，三月初要在同濟和華東師範大學做兩場音樂講座。我們向歐老師申報了選題，同時聯絡唱片公司進行採訪。
採訪被安排在同濟講座之前，我和王鹿提前到達，在教學樓的一間會議室裡等待。羅大佑準時推門而入，跟隨著兩三位工作人員。他穿著樸素的深色夾克，精神抖擻，兩手空空，我卻立刻辨別出一些難忘的東西。他坐下之後又起身，開啟窗戶，窗戶對著操場，他問我們能不能去那裡採訪。
於是他撇下工作人員，和我們一起穿過操場，在領操臺上方的看臺坐下。我和王鹿重新支好了錄音裝置，從耳返里能聽見遠遠的歡呼聲和口哨聲。羅大佑說話的聲音像一隻從低空掠過的大鳥，舒展著翅膀。那段時間他搬到北京居住，往返於北京和香港之間。王鹿和他聊起北京的事情，城中村的奇崛，四處都在挖掘和建造的大型工地，但是冬天的北海公園總是那麼美。說到這裡，我們每個人都點了一根菸。風有一點料峭，有一點暖和。
「你還記得二〇〇一年上海的那場演唱會，結束之後你做了什麼嗎？」我問羅大佑。
「我坐車回酒店，經過衡山路，聽到路邊有人在合唱《未來的主人翁》，非常想要加入其中。」他回答。
「我倆是在那天認識的，在那場演唱會上。」我說。
「真的嗎？友誼萬歲。」羅大佑說。
「友誼萬歲啊。」我們說。
直到我和王鹿離開學校，才感到自己做了一場龐大的好夢。我們內心澎湃，無法平靜，於是回到電臺徹夜剪輯錄音素材，最終剪出上中下三集節目。除了有羅大佑的採訪之外，我們還將在臺灣錄製的素材也加入其中。那些素材裡有大安森林公園裡的演出片段，朋友們在排練房和露臺的聊天記錄，音像店裡播放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民謠，荒野裡飛機引擎的轟鳴。等我和王鹿從剪輯室出來，清晨的馬路上空空蕩蕩。我們在高架橋下走了一段路，沒有車，工地的機器仍然在休眠中，王鹿大聲唱著——
飄來飄去，就這麼飄來飄去。
飄來飄去，就這麼飄來飄去。
這期節目在全國廣播大獎賽中獲得了十佳節目的獎項。小皮將節目壓制以後上傳到論壇，在其他各個網站和論壇間被轉載無數。有一間新成立的唱片公司因為從節目裡聽到臺灣樂隊的小樣，通過我們聯絡他們，很快與他們簽訂了唱片合約。正好他們沒能在那場重要的樂隊比賽中獲得頭獎，與獎金失之交臂，於是乾脆賣掉了摩托車，三個人搬到了北京，住進鼓樓附近的衚衕，一邊錄製唱片，一邊演出。正好我和王鹿要去北京領獎，便和他們說好在北京見面。
然而到了四月，sars在北京全面爆發，學校停課，部分工廠停工，頒獎晚會取消了。接下來上海也受到了影響，政府藉此對全市防空洞進行整治，掃除頑疾，驅逐了大量地下人口和設施。服裝廠因為非法運營和勞工問題被整個端掉，一百臺縫紉機一夜間消失得無影無蹤。陳浩趁機用極其低廉的價格盤下服裝廠被清空的幾間房間，改造成排練房。他預言從現在起，直到奧運會，將迎來一場文藝復興。
然而不久上海所有樂隊的演出和排練都停了下來，不少俱樂部和酒吧因為生意慘淡而歇業，也包括瀟瀟工作的俱樂部。
據說日本方面已經撤資，值錢的裝置被連夜運走，之前簽下的樂隊除了預付款之外，沒有拿到任何演出費用，滯留的員工也被拖欠了兩個月工資。王鹿和其他幾支樂隊接連幾天去俱樂部催討演出費，但老闆始終不見蹤影。僵持幾天之後，大家撬開了酒櫃，合力喝空了那裡最貴的幾瓶酒。
我和王鹿也失去了原本說好的廣告贊助機會，但電臺領導依然重視節目所得到的獎項，幾次找我和王鹿交談，數個小時，討論未來構想。我們做出一些計劃，結果卻並不理想。我想，在與商業和體制的衝撞中，我們完全暴露出最軟弱和虛幻的部分。不久之後，電臺作出決定。首先，加大投入，將節目打造成電臺青春品牌。從暑期開始，每週一三五在黃金時段直播。其次，由廣告部專門負責節目的廣告合作和冠名。並且，與王鹿簽署正式員工合同，接下來會有另外一位有經驗和聲譽的主持人與她搭檔。與我的臨時合約將在八月底節目改版前到期，之後我不會再參與節目的製作。在正式釋出通告之前，歐老師將這個決定轉述給我和王鹿。她的表達相當謹慎，不斷停頓，但我感激她沒有對我表現出遺憾或者同情，她的溫柔和決斷一如既往。
「我們其實早就討論過關於結束節目的事情。但不是以這樣的方式。」王鹿說。
我和歐老師都保持著沉默。我突然意識到，我們的節目憑藉好運，橫衝直撞，不知不覺已經穿過重重險灘。然而我們所以為的無畏無阻終究還是幻覺和扯淡。
「是因為錢的問題嗎？」王鹿問。
「錢肯定是一部分原因，還有其他考慮。」歐老師說。
「什麼樣的考慮？」王鹿肯定不願罷休。
「我和你一樣，不認同這個決定。但我是站在節目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的。電臺想要打造的是一個青春品牌，卻在決策的過程中切割掉了青春中重要的部分。搖擺，傲慢，對具體事物的漠視，還有自蹈死地的熱情。這樣是不對的。」歐老師說。
「那個切割掉的部分，你說的是我嗎？」我說。
「我說的是你們啊。但我想，對於你們個人來說，這樣的決定無所謂好壞。你們可以再考慮一下，然後再作出你們自己的決定。」歐老師說。
「你們還記得那個得一等獎的西北男孩嗎？」我問她們。
「記得啊。」王鹿說。
「有時候我遇見困難，便想象他去的地方，想象人生的其他可能性。風是怎麼樣的，草又如何翻滾成浪。但我現在覺得，我其實從沒遇見過真正的困難。或者也有可能，最困難的時候確實已經過去了啊。」我這麼說，想要安慰她們。
「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階段性的吧。困難啊快樂啊。」歐老師說。
「是的。我明白。」我回答。
sars的陰影消失殆盡之後，陳浩的預言得到應驗。那段時間各地瘋狂舉辦音樂節，新組建的樂隊前赴後繼，他剛剛改造完成的兩間排練房突然檔期全滿。排練房雖然裝修簡易，但設施齊備。一部分是京留下的，一部分是從ebay買的，都是便宜的二手進口樂器，對沒有演出經驗的年輕樂隊來說已經足夠。四十塊錢一小時，學生有折扣，比在外面唱卡拉ok便宜很多。
小皮在論壇上開設了一個租賃板塊，交換排練房的租賃資訊，詢問價格和裝置。置頂的帖子裡強調了排練房的規則，禁止吸菸，禁止明火，禁止私拉電線，禁止留宿。其實根本不管用。後來有崑山和蘇州的樂隊坐火車過來排練，一百塊通宵。排練房裡終日烏煙瘴氣，留宿著各種流浪兒。防空洞的氣氛很快變了，塗鴉覆蓋了通道，更不用說遍地的菸頭和啤酒瓶。有時候我們早晨回到指揮部，要穿過外面的嘔吐物和爛醉的樂手。有過幾次鬥毆，最嚴重的一次從地下打到地面，招來警察和救護車。漸漸論壇裡有人稱陳浩為地下搖滾教父，後來大家見面都這麼叫他，我們也跟著叫，覺得又好笑又諷刺。
後來有記者過來採訪，拍了很多照片，讓陳浩談談將來的規劃。陳浩自嘲，說他不要做教父，他要做防空洞國王。記者也採訪了其他人，但我們每個人都在扯淡。他問我們是否知道情境主義，沒人聽說過，以為是一種環保概念。他解釋說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歐洲，年輕人放下各種社會關係，在城市和鄉村中進行漂移實踐的活動——「但這裡的人不是什麼主義，他們只是耗著，等待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建議。」陳浩打斷他。我能理解他在說什麼。那段時間裡我和王鹿始終迴避說起與節目相關的事情，不斷推遲作出決定的時間，並且不約而同地開始重聽張宙的磁帶。
採訪接近尾聲時，整片區域停電。外面鬨鬧叫囂，大家打著手電，陸陸續續從防空洞裡出來。我們送走記者，買了一個西瓜，坐在馬路旁邊吃。小皮提起她收到一份工作的錄取邀請，我們都有些意外。應屆畢業生受到sars影響找工作都很困難，招聘會全部取消了，小皮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再投放任何簡歷。
「有幾個程式設計師正在一起開發一個新的網站。如果真的做出來可能會非常了不起。所有音樂、書和電影，都能夠在上面搜尋到條目，也能夠分享自己的感受。」小皮說。
「牛啊。你還遲疑什麼？」陳浩說。
「因為辦公在北京。過完暑假我就要去北京了。」小皮說。
「這樣啊。」陳浩說。
「你還記得你和我們打的賭嗎？冬天早就過去啦。」小皮對陳浩說。
「京嘛，這個渾蛋。」陳浩說。
「我也很想他啊。我們應該給他打個電話。」小皮說。
「俄羅斯現在幾點？」陳浩問。
沒有人知道，但我們還是給京打了電話，那頭立刻就接了起來。
「x。」京罵罵咧咧。
「你在幹嘛？」我們問。
「我剛剛起床，在做早飯呢。」京說。
「你早飯吃什麼呢？」我們又問。
「香腸、麵包、醃蘑菇和酸奶油。」他說。
「那你吃完了要去哪裡？」我們繼續問。「我要和朋友去貝加爾湖，我們要去裸泳。」京說。
「有女孩嗎？」陳浩問。
「廢話。」京說。
「哈哈哈。吹牛。」陳浩說。我想象夏天的貝加爾湖，一道浪總是連線著另一道浪，感到心都要碎了。
錄製最後一期節目前的一天，我和王鹿打電話給瀟瀟，約在人民廣場見面。之後我們輾轉幾間大型體育用品商店，終於買到一艘充氣艇，熱心的店員詢問我們要去哪裡，又附贈了划槳和救生衣。我們從計程車下來，拖著充氣艇，穿過一片建築工地，來到蘇州河拐彎處一小片杳無人煙的綠汀。時間還早，我們翻過橋到對岸踩點，觀察水的流向，規劃了線路，給小艇充氣，然後等待天黑。水鳥也陸陸續續從四處飛回，撲進水裡捕捉小魚，站在樹枝上吃，不久便紛紛消失在樹陰裡。
「今天的天氣好像我們去紫霞湖的那天。」我說。
「是啊。我最近常常想起那天。」王鹿說。
「我告訴過你們，你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瀟瀟說。
「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什麼是高興。」王鹿說。
「那竟然是你最高興的一天。太可悲了。」瀟瀟說。
「不是最高興，是從那一天起知道什麼是高興，知道了以後，就再也不想不高興了。為了不要不高興，我想我關閉了與其他很多人共情的通道。」王鹿說。
「你怎麼會發現那麼好的地方？」我問瀟瀟。
「紫霞湖嗎？張宙帶我去的，我沒告訴過你們嗎？」瀟瀟說。
「沒有。你還有多少事情沒告訴過我們？」我和王鹿說。
「張宙當時就住在距離紫霞湖兩公里的地方，有一天我和防風林裡另外一個人去他家裡找他，忘記為了什麼。晚上十一點多從他家裡出來，他帶著我們去紫霞湖游泳。也是現在的季節，風都是燙的。湖裡就我們三個人，灌木叢裡都是螢火蟲，頭頂能看到銀河。另外那個人好像是詩人之類的，所以張宙一直在和他談論詩歌。我一個人游泳，沒有加入他們的對話。上岸的時候，我的一隻鞋在草叢裡找不到了，可能被狗叼走了。我光著腳走下山，坐公交車回到學校宿舍。你們說，經歷過這樣的夜晚，是不是會對人生造成一些影響？」瀟瀟說。
「當然了。」我說。
「我也希望夜晚再去一次。」王鹿說。
「別說過去的事情了，今天可能也是永恆的一天啊。」瀟瀟說。
於是我們在岸邊等到晚上十點，直到對岸樓房裡的燈漸漸熄滅，穿上救生衣，脫下鞋子，一起將充氣艇推入河道。瀟瀟先跳了上去，然後是王鹿和我。小艇劇烈晃動，等我們調整好自己的位置。接著瀟瀟執槳，很快便找到了節奏和方向，帶起有力的波紋，小艇筆直駛向河道。夜晚的水流相比白天更渾濁和湍急，我們三個的重量把小艇壓得不堪重負，船舷緊緊貼著水面，小小的浪就能把外面的水灌進來。兩岸是低矮的倉庫和廠房，我們經過一座橋，被颱風刮斷的樹還沒有來得及被拖走，遒勁粗大的樹枝卡在橋墩底下，一艘河道垃圾清潔快艇駛過我們身邊，停了下來，甲板上堆著從河裡撈出來的水草，堆成一個個小坡。工人蹲在船舷抽菸，招呼我們說：「你們從哪裡搞來這玩意兒？」
「買來的。」瀟瀟說。
「可真不錯。」他說著，駕駛員也探出腦袋，朝我們嘿嘿直樂。
「那邊的人好像是在喊你們。」工人伸出手臂，左側的岸邊有人打著手電照向我們。但是光束太微弱，中途便消逝在黑暗的河面，只能看到兩枚白色光點在灌木裡舞動。有人朝我們喊話，但快艇的馬達太響了，我們也得扯著嗓子彼此說話。
「他們在喊什麼？」王鹿問。
「喊你們回去。可能是警察，那你們就慘了。」工人說。
「不是警察，是聯防隊的。你們得回去，河上不讓划船。」駕駛員又探出腦袋來。
「我們也沒看到告示啊。」瀟瀟說。
「你們要去哪裡？」工人問。
「前面是哪裡？」瀟瀟說。
「吳淞，然後從蘇州進入錢塘江。但是你們這船不行，去不了遠的地方。」工人說。
「我們沒打算去那裡，我們看看風景。」我們紛紛解釋。
「晚上漲潮，你們當心。我們收工了。」工人彈出菸頭。
「回見啊。」我們大聲說。
快艇的馬達轟鳴，拖出白色的浪，瀟瀟叼著煙，偶爾撥動一下槳。岸邊的手電筒又多出幾束光，但聯防隊員似乎也不再著急，只是在岸邊跟著我們慢慢走。有時繞過棚屋和綠化帶，消失片刻，又繼續出現在前方。我們停下來，他們也停下來。我們抽菸，他們也抽菸。河面的風溫暖溼潤，遠處有一些明亮的高樓，我們被蚊子和夜晚的水霧包圍，憂心忡忡，像三個劫後餘生的人。剛剛逃出一場災難，休息著，毫不費力地順流而下，直到前方出現一個荒涼的遊船碼頭。水裡立著褪色的羅馬柱，棧板腐爛了，成為水鳥休憩的地方。
「靠岸吧。」王鹿堅決地說。
「這裡嗎？」瀟瀟問。
「明天我們不是還有一場派對嗎。」王鹿回答。
於是我們奮力將小艇划向岸邊，瀟瀟探身抓住棧板的纜繩。我們三個扔下充氣艇，蹬過一小段柔軟的淤泥，亮晶晶的，埋著易拉罐、硬幣、樹葉、死去的鳥。直到終於踩在結實的地面，我心裡湧起感激，回頭望向河的對岸，那裡有十幾束手電的光，照在水裡，照在樹葉上。我們朝他們揮手、吹口哨，我想他們什麼都看不見，但其實我們都能聽見那邊，也傳來歡呼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