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妖

2014年

說到北京，亮起的第一個畫面，2001年11月22日，小雪。賴聲川的《千禧夜，我們說相聲》。小雪夜未下雪，但極冷。這是我人生中第一個「現場」，頭一回與許多人一塊兒，在一封閉空間，笑聲朗朗地看一個劇，雖然笑得悲涼。散場後，長安大戲院前的地下通道寒風刺骨，人們低頭急行，或眼疾手快地從人群中逮個熟人一起吃飯。我的飯局有程靈素姑娘、編劇史航，還有千里迢迢趕來的海口文學青年二黑。他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坐飛機看演出的人。已是熟極的網友，真人相對，竟是陌生。我靜靜聽他們如數家珍，談「表演工作坊」。這是我頭一個北京飯局。

原來，北京是這樣的。

那時我剛到北京，房間十平方米，一桌一椅一床一書架而已。據說要拆遷，房間裡沒安電話，廁所老舊，一副臨時氣氛。但它有一個白色陽臺，以一扇瘦削修長的門與外界相隔，門刷著古雅的棕漆，高處鑲玻璃方格，掩著白色布簾。我常在深夜推門，往樓下的馬路上看。北京的深夜，路燈還是亮堂堂的，永遠不會一片漆黑。這對一個剛到北京的、有著不穩定的神經、不穩定的睡眠、不穩定的情感的年輕人來說，是莫大安慰——你失眠，世界也醒著。黯淡的馬路，猶如一幅寬銀幕幕布，時有汽車經過，也有醉漢。還曾有人在樓下深夜佇立，但那晚我睡著了，毫不知曉。我是八月份來的，到十月，在一個雜誌社工作。而秋季是北京最好的季節，走在街上，迎面吹來淡金色的風，盪開衣襟。光線裡彷彿有細細的金沙，乾爽明亮。這是別處沒有的風。用《日瓦戈醫生》中的一段話來形容被這風吹過的感受：「整個空間是如此清明透徹，似乎為你開啟了洞穿一生的眼界。這種稀薄空寂的感覺，如果不是如此短暫，而且只是在秋季短短的一天的末尾、接近提早到來的傍晚時刻出現的話，那真是難以忍受的。」

之前，我在縣城的一所變電站上班，上一天，休三天。主要工作是用拖把清潔值班室地板及黑色皮革絕緣墊。時間太充裕了，對一個縣城青年來說，充裕到讓人絕望。我拿這麼多時間幹什麼？縣城太小，像一件不合身的外套，像緊身衣，捆精神病用的。縣城的夜晚，過了十二點，只有我的窗戶還亮著燈，視線所及，一片漆黑。這漆黑也讓人發瘋。

我只是嫌故鄉太小，但命運給了我一個巨大的、巨大的城市。

很多人對北京之大印象深刻。頭一回去航天橋「九頭鷹」參加飯局，計程車開啊開啊，始終在水泥高架橋上行駛盤旋，從這個角度看，北京城荒涼，可怕，沒有人氣，像太空城。開呀開，我睡了一覺還沒到。大得讓人倉皇。

我給許多時尚雜誌寫採訪，每月寫近一萬字外稿，能有三千元的稿費，加上三千元工資，這是很大一筆錢。我的房租才三百塊。辦公室是獨棟小洋樓，在東四九條衚衕裡，深棕色木地板，踩上去，猶如老式風琴的風箱，發出溫柔悠長的聲音。同事都下班後，我幾乎每天寫到晚上十點四十五，趕115路電車回家。陪伴我的只有北京的風。冬天，北京會有狂風。它們尖利地溜著電線在空中怒飛，聲勢之大，彷彿窗外立起一個海洋。我側耳聽一會兒，繼續寫。這時網上開始有人直播飯局盛況，都有誰，喝的什麼酒。我掃一眼，繼續寫。有時寫到晚上，下雪了。立在窗戶前看一會兒，繼續寫。看門的大伯覺得我很辛苦，比任何人都辛苦，每次都同情地衝我點點頭：下班啦？

衚衕兩側是青灰色的平房，有月亮的晚上，月亮也是青灰色的。所以沒月亮時，我走在青灰色的衚衕裡，也像是走在月之清輝中。整個平安大道就是一條青灰色的大街，這還是以前統一刷的顏色，雖然這種整齊劃一為美學家詬病，但在那時，這條大街是我的遊樂場。再往北，或南，東直門大街有熱鬧的東方銀座，天安門長街有奢華的國貿西單王府井，平安大道夾在中間，是一個落寞的存在。不喝酒的日子，我和朋友一起散步，走上幾公里，身邊是綿延不絕的青灰色的磚牆。作為背景，它們足夠安靜。走累了，就坐馬路牙子上，繼續聊。那時的我們有說不完的話，像要把自己倒出來，剖開了給朋友看。一定是顛倒。在青春期，我活得像中年人；而在二十多歲的那段日子，我現出青春期的種種症狀，包括，懷著巨大而盲目的熱情，包括，急切想把自己剖開了給朋友看。平安大道是單調的，一直是統一高度的平房，一直是青灰色的兩岸，一直是寬闊的街道，還有街道邊的路燈。但是，如果你跑起來，路燈就會像海洋，把你託在水面。這是我一個朋友告訴我的。每天晚上，我坐115回家。臨近末班的電車，有的是空位，我坐在窗戶邊，頭靠玻璃，風從敞著的窗戶灌進來，精疲力竭的身體裡，仍然有東西在飛舞。我記得，那路電車的座椅都刷著淺藍色的漆。是上世紀工業中常見的淡藍。同時期工業中常見的綠色也美極，至今淘寶，綠色礦燈長銷不衰，那種深綠色配玻璃罩，是一流審美。在2001年，這些上世紀的美色仍處處可見。我凝視著黑暗中時隱時現的一個個淺藍色空位，這就是我要的生活。沮喪、疲倦，然而，自由。

而飯局是我生活中的白色陽臺，供我眺望。

2002年2月，張立憲，江湖人稱「老六」，id「見招拆招」，組論壇「飯局通知」，掛在西祠「影視」類下，妄圖與影視大版「後窗看電影」一別苗頭。為凝聚人氣，他瘋狂組織飯局，同時在版內連載「記憶碎片」系列，這系列日後成書，名為《閃開，讓我歌唱八十年代》，文風詼諧，嫻於賣萌。

飯局。我到早了，空蕩的包間裡，只有一個人等在巨大的圓桌前。抬頭，國字臉，醬色麵皮，不怒自威。彼時老六是某出版社副總編，多年修為，讀書人本色壓根兒遮擋不住。這哪是網上萌物見招拆招，我差點奪門而去。

在日後，我不止一次地發現，網路人格和現實人格常截然相反。網上攻擊性極強，生活中往往綿羊般無辜無害。幽默的段子手，現實裡常憂傷彷彿憂鬱症患者。《西遊記》中，妖怪都有兩種形象：人身，以及，被觀音一指現出的原形。那時候，我認識的人也都如妖怪，有至少兩種身份，兩個名字。日後數年，我不斷地驗證這id與真人之間的反差，看到一隻只妖怪，卷地一滾，現了原形。

飯局，是大規模的妖怪現形日。

經常去的地方。建國門「羅傑斯」、航天橋西北角「橋頭火鍋城」、蔣宅口麵館、三里屯青年旅館樓下酒吧（扎啤五塊錢一紮）、太陽宮橋「鄉老坎」……它們，都不復存在，關門大吉。2013年一個春夜，在火鍋店，我們扳著手指，逐個盤點那些年被我們剋死的飯店，「紅番茄呢？也不在了。橋頭火鍋城呢？沒了！羅傑斯，整個連鎖在北京都消失了……」唯一一個有眼色的人——桑格格終於按捺不住，低聲：飯店老闆還在旁邊呢，聽著不好。恍然大悟，急忙收起我們的死亡賦格曲。有時，飯局不得不臨時轉場，因為來人太多，且大有源源不絕之勢。老六一度恐慌，如此無休止擴充，「恐怕以後北平沒有飯館裝得下越來越壯大的吃貨隊伍了」。這支隊伍終於在達到四十多人時，晃幾晃，驚險地穩定下來。

如今想來，那像是老六的一個詭異的青春期：漫無目的地組織飯局，吃飯喝酒，喝多後，領唱《亞細亞的孤兒》，深夜散場，整條馬路都是我們的人，踉踉蹌蹌的醉步印滿長街。幾年之後，老六開始做《讀庫》，深居簡出，整日看稿，修煉內力。狂歌爛醉的階段一去不返。電話裡，我對這個嚴肅的男人，也越來越難叫出「老六」，而訥訥地稱之以「六哥」。

那也是我的青春期。離開了緊身衣，再也沒有人說我是神經病——我的神經質，在北京這所大精神病院裡，顯得微不足道，特別正常。深呼吸。好像被埋了很久，嘴巴露在地的表層，外面下過一夜細雨，空氣是淡綠色。

彼時北京城彷彿都在青春期。離我們不遠處，音樂烏托邦「河」酒吧正拉開大幕，歌手和詩人喝五塊錢的青島啤酒混跡一堂，當時在「河」酒吧當酒保兼樂手的張瑋瑋回憶，那段時間，看什麼，眼前都似乎隔著一股熱氣——就是那種感覺了。2001年，北京房價尚未搭上火箭，「蟻族」「膠囊公寓」尚未出現。二環、三環尚能租到房子。從朝外到呼家樓，有許多四五層小磚樓，通常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築，磚是青灰色，一塊塊堆砌的青灰格子圖案是很美的。還有一部分，比如我住的呼家樓那一帶，小樓刷成紅色，粉筆那樣淡淡的、略帶潮溼的一種紅。掩在銀杏樹後，襯著無軌電車五線譜一樣的電纜，美得靜穆。這粉筆紅，和平安大街的月光灰混合，就是我記憶中最初的北京，又激烈，又寧靜。

樓下面館，一碗西紅柿雞蛋麵三塊錢。夏利車起步價一塊二，從單位打到住處，十二塊。房價？沒人關心房價，2003年的貢院六號，每平方米四萬，老六當新聞貼到版內，大家對這暴發戶式房價一通嘲笑。直到2004年，市區也就每平方米五千。2002年，我認識的朋友誰會關心房價呢？大家關心電影還來不及，關心話劇還來不及，談戀愛還來不及。

老六出過暢銷書《大話西遊寶典》，也出爛書。飯局，正值他懷疑人生時，「2003年的全國圖書訂貨會在北京國際展覽中心召開，俺去那些展廳採風。到處都是‘做’出來的書，掛羊頭賣狗肉，扯虎皮做大旗，為婊子樹牌坊，拿肉麻當有趣。俺對這個行業的反感和絕望達到了頂點……在接下來的時間裡，俺一方面編著老廖的書，以及其他的雜碎，一方面被那種無力掙脫的幻滅感撕扯著，實在找不到解決之道。」

那時很多人都剛到北京。被賈樟柯稱為「像上世紀二十年代剛從蘇聯回來的革命家」的liar，寫影評，出書，創「晃膀子聯盟」，組織年輕影評作者，與學院派打筆仗，指點江山，意氣風發。2012年，沉寂已久，他以本名李霄峰出了本書，叫《失敗者之歌》，我採訪他，原來當年他是從比利時休學，瞞著父母跑回北京，學費花完後，在一個朋友家打地鋪。以長帖《等待是一生中最初蒼老》蜚聲西祠的顧小白，那時還不是著名編劇，而是鐵通職工，單位還分他一套小房子。看上去他完全沒理由辭職。他只是焦慮。而在當時，我以為只有我的人生千瘡百孔，即使在最歡樂的酒局，茫然四顧時，心裡都有個聲音高喊：你跟他們不一樣！後來想想，很多人，於此時或許已有憂鬱症的伏線。2012年深冬一次飯局，一桌人，有四個得過憂鬱症。

而在2002年，我們對此一無所知。猶如一群等待上場的演員，期待著「真正的生活」，堅信「一切價值將被重新評估」，而與身邊世界格格不入。當我們來到飯局，猶如進入另一次元。現實世界被稀釋，不再那樣堅硬。而精神世界，在火鍋店繚繞的白煙之間，在中南海「典8」的青煙之間，凝固成發光的空中樓閣，我幾乎忍不住要伸手觸碰。我再也沒見過那麼多誇誇其談的人，性情比作品更像藝術品。如果有少壯派「晃膀子」的加入，滿屋子嗡嗡嗡都是黑澤明費里尼安東尼奧尼。經常談論的名單：羅大佑、崔健、賴聲川、孟京輝、劉小楓、克爾凱郭爾、杜拉斯、里爾克、楊德昌、侯孝賢、賈樟柯、巖井俊二、宮崎駿、阿莫多瓦。《巴黎燒了嗎》《流放者歸來》《光榮與夢想》《伊甸園之門》……談電影比文學多。

我想是因為dvd。

剛到北京時，文藝青年都是到聖地小西天買燒錄碟：黃色牛皮紙袋，裝一張裸盤。許多大師片不出vcd。但進入2002年，碟店開始有大量大師作品的dvd！剛看到時，站在貨架前止不住地發抖：這麼多的基斯洛夫斯基！這麼多的費里尼！這麼多以前只在書上看過的名字！我們像飢餓已久的難民，掠過京城碟店，一茬茬地收割。回家看完，聚會就聊。那是一個急劇補課的時代。世界如一匹寬銀幕，在眼前緩緩舒展。

那時聚會，還沒有人手一部智慧手機，滴滴答答發微博。大家出門，要麼帶書，要麼帶碟，見面先問：最近看什麼了？猶如兩隻螞蟻相見，先以觸鬚互碰，一聞而知，對方是否同類。那時候的時鐘走得比較慢，時間揮霍不盡，只能大段大段看書。提到一個作家，飯桌那側總有人應聲而起，伸手來握：我也喜歡他——這觸鬚互碰的片刻，如此珍貴，在當年，一個個趕稿崩潰的深夜，提醒我：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其實，雖然自稱吃貨，所吃飯館並無奢侈名館，人均五十的自助餐已算昂貴，因為座中還有學生。飯館同時要滿足如下需求：能容納四五十人的包間、過十一點不打烊。為找到一家合適的飯局地點，老六曾一下午打掉手機四分之三的電。常常是火鍋店，或「九頭鳥」之類大眾飯館，若是「羅傑斯」，則包下二樓。而無論在哪裡，超過十一點，服務員的臉色都會越來越難看，白色塑膠桌布被醉鬼的手蹂躪得滿目瘡痍。地上啤酒瓶林立，打翻的啤酒帶著白沫流出來，沿著地上躺著的兄弟，蜿蜒曲折地畫出人形，猶如一場兇殺案的勘探現場。

我開始有了朋友。腥紅的、芭蕉、咣咣、天狗……我們交朋友，就是看能否一起喝二鍋頭。紅星二鍋頭，56度。深綠色玻璃瓶（又是這種綠！），標籤是白底大紅色塊。每一種顏色都飽滿，充沛。後來它模仿扁瓶裝威士忌，出過一款灰色磨砂瓶。拙劣。它不知道自己原先已很美。二鍋頭的度數像一條拒絕平庸的分割線：要麼不喝，要麼喝醉。那時，只要有一個人問：誰喝二鍋頭？應聲而起者，於我都格外親切。猶如一個宣告：你們慢慢喝，我們先走一步。烈酒喝醉的，哭和笑都格外投入。喝多，出醜，就消失一段。直到大家與自己都忘掉那次失態，或，有更厲害的，蓋過了這次失態。

和網上的飛揚快意不同，liar、小白、我、芭蕉、公路……現實中都極沉默，話少得令人難堪。這樣的人，相聚一堂，也如獨處囚室。我們心懷熱情，卻像密碼不對無法接頭的情報員。一個個沉默密封的啤酒瓶，渴望能來一把起子。而酒能幫助越獄，打破孤絕，觸到隔壁伸來的另一隻手。狂呼爛醉，大概只求這白駒過隙的片刻，我知道你的存在。我知道你的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