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不同的溫度沸騰減法

格致

2004年

現在，學校與家之間的距離是4公里，由1.5公里鄉村土路和2.5公里火車道組成。6年前，我的學校距家不足30米。它位於屯子的中心，使每個孩子上學的距離大致上相等。那是一所小學校，房子比民房大約一倍。一年級在東側的房間裡，二年級在西側的房間裡，中間的小房間是兩位老師的辦公室。

上下課是用電鈴來呼喊的，不再是一段鐵軌掛在樹上，然後由一個老頭去敲。這說明我童年的生活環境已被現代文明浸染，電線已同我的幼年生活扭結在一起。有電就有燈，有了燈，我們的教室就不會太昏暗。我基本上是坐在明亮的教室裡開始讀書識字的。

我認真觀察過那個房簷下的電鈴，在它靜止的時候，在它大叫的時候。它接近一個樂器。一個手掌大的圓面，一個小鐵錘。鐵錘敲擊它的側面而不是正面。按下電鈕，小錘就以肉眼無法追趕的速度開始原地踏步。每一步都踏響了，每一個響聲還沒來得及站起就被後面的聲響撲倒了。它們一個連著一個，扭成一團，連成一片。其實，它的原理同樹枝上掛一塊鐵，再用鐵錘去敲是一樣的，只是人力拉大了聲音間的距離，給了每一個聲音伸展和生長的空間。電鈴的聲音是那些獨立、悠長的聲音的有序碼放，電使之方向一致，大小相等。金屬的悠長的餘音在這裡是多餘的，像懶洋洋的哈欠，它被修剪掉了。電將散落的、處於無政府狀態的懶散又悠長的聲音很好地組織了起來、管理了起來，電說，向右看齊，齊步——跑！

我在明亮的教室裡，在切去尾音的規範的電鈴聲裡開始了讀書時代。我的同學有27名。二年級讀完的時候，我們就從這所離家很近的學校畢業了。三年級要到距家750米的小學接著讀。學校在兩個自然屯子的中間，這兩個自然屯是一個行政大隊，相距1.5公里。學校把1.5公里從中間斷開，形成兩個750米的上學之路。兩個屯子的孩子相向而行，各自走過750米，然後在一個操場裡混合。但據我們目測和步測，學校距另一個屯子要近至少200米。學校的四周是一望無際的水稻田，1500米的中心點不難找到，那麼，這200米的誤差是有意的。據我分析，這與我父親有關。兩個屯子合成一個行政大隊，父親是大隊書記，也就是那裡的最高行政長官。最高行政長官完全可以決定小學校的位置，也可以決定學校離自己的孩子是遠還是近。最後，父親使新建的學校離自己的孩子遠了200米。原因有二：一、另一個屯子大，孩子多。二、大隊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都來自那個村子，他們對父親有敵意，敵視的原因僅僅是父親的姓氏。父親小心謹慎，力爭不給他們留出攻擊自己的餘地。於是，我向前多走的200米，就是父親在權力上有意後退的距離。

走過這條暗藏著政治的上學之路，我開始了三年級。我的同學有25名。有兩名男生沒有升入三年級，沒有走上這條比另一側遠200米的上學之路。他們是因為嚴重的智障，與遠出的200米無關。一個叫海，生得眉目清秀，頭髮還是非洲人似的小卷。他經過了兩年學習，掌握了1+2=3，但2+1等於多少，他有時算對，有時算錯，至於3-1等於多少，他從來沒算對過一次。另一名叫彥，他的問題在文字上。他上課坐得最直，眼睛睜得最大，寫字用的力氣最多，但他寫的字，一眼看上去，基本上不是漢字，比漢字的筆畫要少一些。因為筆畫少，他寫的字沒能圍成方塊。他的字比別人的筆畫重，筆畫黑，劃入紙的纖維，像是石刻。他手裡的筆畫，都是些不老實的傢伙，不用力把它們嵌進紙裡，它們就會到處亂跑。他機智地抓住了一橫，急忙按進紙裡，又抓住了一撇，再按下去。他無暇考慮這些筆畫的準確位置，只能像抓魚一樣，匆匆丟到竹簍裡。他被這些橫豎撇捺搞得很累，其狀不比他父親犁地輕鬆。我們不認識他寫的字，包括老師都認為那是錯字。

他們兩個不上學了，不知是被迫還是自願。那750米又200米的上學道路上的景色他們沒有看到；路兩旁新栽的楊樹，比我的胳臂粗不了多少。它們被春風颳得東倒西歪。葉子打著緊緊的卷，等著風的力量把自己吹開。這些小樹的生命從父親組織召開的一個會議上開始，它們稚嫩的根鬚從會議的決定移植到泥土裡。父親栽樹，在毀林開荒的年代，在植樹不算政績的年代。

我的同學數沒能在25這個數字上穩定住。一年後，這個數字突然發生了重大變化。

4個都是男生，其中一個善講故事。他總是以九九八十一洞，洞洞有妖精開始他的講述。他愛閉上眼睛，頭也需要搖動，臉上的肉向下墜著。後來我見過一次他母親，他跟他母親一模一樣。他母親也愛講故事。她沉浸在講述裡，往往一講就是一天。再平常的事，到了她的嘴裡，馬上就妙趣橫生了。善講故事的女人也有不足，她不善做家務。家裡亂，孩子的衣服也洗不乾淨。她的講述常在細節上盤桓流連，而洗衣服則簡明扼要，袖口衣領被她一筆帶過。大隊有時也對居民進行衛生檢查。她家是不合格的，被掛了黃牌子。她並未因給大家講了那麼多有趣的故事而被原諒，那甚至不是什麼優點，而是不良習慣。她的丈夫被所有的男人同情。她常常臉都來不及洗就開始了講述，哪怕聽眾只有一個。還有一個男生功課好，智商高。他是班裡幾十個學生裡唯一能在功課上跟我過招的男生。我的智力也許在他之下，但我較他多了一分用功，這樣，我們的成績就十分接近了。他們四個成為減數的原因，是在一個星期日，撬開學校的門，進入教師辦公室，偷拿了一位老師放在抽屜裡的5元錢，又在一位老師的水杯裡撒滿了尿。上世紀70年代，5元錢是個不小的數字，它足以使這一事件成為大案。據他們的供詞，那5元錢被他們全部買了冰棒。共100支。他們找到一個金黃的乾草垛，圍坐成一個封閉的圓，那100支冰棒被放在了圓心上。他們說，我們以為能吃完，悶熱的夏天，又甜又涼的冰塊是最好吃的東西，多少都能吃完。有三個說從未在夏天吃過冰，另一個說5歲的時候去城裡的親戚家串門，吃到過一塊。每人吃到10支的時候，圓心位置的冰塊減少得已經十分緩慢了。剩下50支的時候，他們對冰棒的熱愛已降到零度以下。剩下的冰棒在他們恐慌目光的注視下開始了令人絕望的融化，最後成為一攤難看的水。他們驚恐地跑開了，每個人都以最快的速度使自己遠離那個正在由固體變成液體的圓心。

這個案子是第三天破的。老師發現了什麼樣的蛛絲馬跡，順著一條什麼樣的線索，我不是記不清了，而是不知道。那艱難的偵破過程沒有公佈，我只看到了最後的結局：那天，天氣晴朗。雲彩呈絲線狀，像是被用力拽斷了。斷開的纖維橫在我們頭頂，誰有辦法把那些斷開的雲絲挽結續接？在太陽和殘破的雲彩下面，我們被集合在操場上。所有的老師都出來了，包括那位校長。操場上有一個一米高的臺子。那上面每天都有一位體態婀娜、容貌美麗的女生領操。我的動作也許比她的更準確，但我沒有被選去領操。準確不一定優美，她叫李滿花。學校的有線喇叭傳出了聲音，這個聲音較平時要高出許多分貝。校長的激動在高音裡不好隱藏。高音命令我們往臺上看。我看見李滿花舞蹈的地方站著四個男生。他們是吳五坤、常江、趙光曉、劉輝。他們是我的同班同學。常江個子高，站在中間，善講故事的劉輝矮胖，站在一邊。他們低著頭，垂著肩。我看出他們都在儘可能地收縮自己，縮小自己。他們的罪行是由校長宣佈的，校長的聲音高亢而激情飽滿。大量憤怒的兌入，使校長的聲音跑了調。最後，那一杯他們作案時留下的尿被端了出來。校長的聲音再次響起：他們想讓老師喝尿！這尿應該給誰喝？應不應該讓他們自己喝？我們回答：應——該！那杯尿被平均分成了四份。他們對端到嘴邊的杯子沒有推辭，都接過杯子喝了下去。但他們的淚水就是在接過杯子時流出來的。他們在喝尿的同時開始了哭泣。可能是尿的味道刺激了淚腺，當尿液進入口腔，又輾轉找到了食管，然後順利地流進了胃，他們體內的另一種液體——眼淚，就開始了方向完全相反的奔流。

就在那些天，路兩旁的水稻開始揚花了。空氣中瀰漫著稻花的香味，而我的口腔裡則彌散著尿的尖銳氣味。那四個被罰喝尿的男生都不來上學了，但尿的氣味在操場上經久不散。我在有香味的上學路上放慢腳步。路旁的楊樹經過一年的生長，長出了枝杈，長出了大量的葉子。清風吹過，葉子旋轉、拍打，發出嘩啦啦的聲音。頭頂的大雁排著隊，樹也排著隊。每一棵都是另外一棵是否整齊的參照。樹看似單獨站著，但同距它最遠的那一棵，它看不見的1000米以外的另一棵，長在一條直線上。它們是一行樹，誰都不是自己。水稻田裡的情況同路旁的樹相似。先是株距和行距，然後是田埂。在禾苗看來，田埂是無法逾越的高牆。它們橫看成行，縱看成列，斜看仍然是直線。它們在這嚴格的秩序裡緩苗、抽葉、迎風招展；在步調一致裡揚花、抽穗、灌漿受粉。但風帶著花粉偏離了株距和行距，甚至越過了田埂。甲株獲得的花粉，不是身旁的乙株的，而是200米外從未見過面的丙株的。花粉無法排隊，風破壞了秩序，水稻在受粉這一環節上突然陷入混亂。這個季節是水稻的節日。它們不用移動，就與百米之遙的另一株猛地撞到了一塊。它說它不喜歡身旁的那一株，它嚮往遠處的、正在吐出濃香的一株。它將自己身上最珍貴的芳香顆粒捧出來，交給了風，並期待能被對方接住。我理解了水稻們為什麼默默地接受安排，為什麼能長久地站在那裡安靜地生長而沒有怨言，它們在等待風的到來，而風是一定會來的！

我們的隊伍橫看成行，縱看成列，斜看也有一條由人體構成的直線。我們消失在一個方形的隊伍裡。我們努力調整自己的位置，力爭把自己完全地隱藏在一條直線裡。我們朗讀，聲音一齣口就要排好隊；我們做體操，胳膊在空氣中停留的秒數是一定的，我們的樣板是一米高的方臺上的李滿花。

方臺上的李滿花消失的時候，已經是六年級，我們已經15歲了。15歲的身體無風也會招展，月亮的力量推動了我們淤滯的河床。最先融化並開始流淌的是李滿花。她的座椅成了滴水的屋簷，她淺色的裙子被來自體內的紅色液體洗染。同桌的男生看見了，全班的同學都看見了。教室裡瀰漫著血腥味。男生平時多受她的白眼，此時有了報仇的機會。他們罵她是婦女，還說她是小破鞋。李滿花哭著回了家，從此不見了。不久，聽說她被一個男人領走了，不久，她又被送了回來；過了不久，她又被另一個男人領走了，然後又被送了回來。後來，她嫁不出去了。再後來，她嫁給了一個老實人。她結婚後仍然不停地同也許是陌生的男人跑掉。她逃走的道路似乎總是不太通暢，因為她總是回來。老實人丈夫見她回來就痛打她一頓。不知是她丈夫的拳頭過於輕柔還是她的痛感神經發育得不好，總之，她還是不停地跑。她的逃離總像是逃離的演習，她一次又一次地排練，丈夫的拳頭沒能阻止她，甚至不能干擾她。她沉浸在裡面，忽略了一切，基本上聽不懂丈夫拳頭的語言。

當我的道路向前延伸了2.5公里，抵達一所鎮中學的時候，我的同學李滿花正走在與男人私奔的道路上。她18歲，美麗的臉和寬肩長腿細腰的身材使她的奔走姿態優美而富有力量感。她的希望在腳下的道路上向遠方鋪展。她的道路有千萬條，但她在頭一天都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是向東還是向西，如同不知道明天的風向。她只要知道了方向，那個方向上的道路就立刻在她的心裡煥出異彩。她為了快速抵達希望的地方，往往坐上火車、汽車。她道路上的景物在迅速後倒，每一棵樹，每一片田，每一條河，都成為推動她向前的力量。幾年後，我路過她的家門，她從院子裡走出來。我看見了她滿臉細碎的皺紋。我驚異於她衰老的速度。我分析了她臉上的皺紋。它們與丈夫的毒打有關，與奔跑路上的風雨有關，與男人的一次次欺騙有關。美麗沒能載她抵達幸福的對岸，她被一次次推了回來，擱淺在拼命離開的沙灘上。她開始不相信美貌，於是她的臉開始荒蕪了。

我的道路是4公里長，正東方，由1.5公里鄉村土路（我父親以一條細窄的田埂為基礎拓建而成，這也需要由我父親召開一場大隊委員會會議）和2.5公里火車道組成。父親栽下的楊樹已經高大挺拔，枝葉在空中相連。我每天在綠樹搭起的棚架下走過，和我一同走過的還有我的10名同學。他們和我一同考入了4公里外的中學。另外10名同學則被考試減掉了。他們或因算錯了一道數學題，或因作文的思路沒跟老師的思路走上同一條道路。

父親的1.5公里道路是寬闊平坦的，甚至是綠蔭如蓋鳥語花香的，但走過這1.5公里，我就走出了父親的勢力範圍，走到了父親的權力之外。父親之外沒有人為我們鋪下道路。我們走完了父親的道路後就上了火車的道路。沒有火車的時候，我們把枕木當成樓梯；火車來了時，我們就跑到路基兩側僅0.5米寬的路上去走。我們覺得這樣的道路也十分有趣。讓我覺得這樣的道路無趣而恐怖是半年以後。中學一年級第二學期剛剛開學，與我同村的10名同學中的兩名女生，一邊在枕木上走一邊說話，她們忘記了走的是火車的道路而不是她們的。一列運煤的火車從身後開過來時，她們還沉浸在熱烈的對話裡。當火車的尖叫艱難地穿過她們的談話抵達她們後背時，火車距她們已不足30米。火車像山一樣壓過來，一個女孩跑下了路基，而另一個被鐵軌絆倒了。她們是向兩個不同的方向逃跑。向左的一個摔倒了，向右的一個則順利地跨過了鐵軌。在那一刻，生的方向在右邊，左側則由死神壘起了高牆。

鐵道的左側是一望無際的玉米田，正是灌漿的季節，濃綠的玉米葉子下露出玉米嬌嫩的紅纓，紅纓上生著絨毛，絨毛上沾滿了黃色的花粉。玉米在層層疊疊的包裹下開始發育，籽粒準備好了空袋子。道路的右側是一大片小柳樹林。那裡是一片溼地沼澤，養育著多種水鳥。一條蜿蜒的小河，將柳樹林打散成塊狀。從路基向下看，看到的是柳樹的樹冠。路基高出地面10米，柳樹長在我們的腳下。一片一片白亮的水填滿了樹之間的空隙。成群的水鳥飛起又落下。那是一些野鴨子。它們的蛋比家鴨小得多。蛋上的斑紋使它接近一塊石頭。家鴨的蛋是透亮的綠色或白色。家鴨知道自己的生命與蛋的關係，知道自己的蛋必須醒目，所以它為蛋選擇了最引人注目的顏色。而野鴨則把全部心思用在對蛋的化裝上。首先，它縮小了自己的蛋，小的東西更便於藏匿，然後，精心為蛋選擇了接近水邊鵝卵石的顏色。家鴨用的那種透亮的綠和晶瑩的白，它們是想都不敢想的，那也太奢侈了。

我的同學剩下了8名。我們被分在不同的班級，但我們的道路一致，我們回家的方向一致，我們的家在4公里外的同一個點上。半年後，初中二年級的時候，又有兩名男生離開了學校。我們剩下了6個。這兩名男生放棄上學的因由是後來知道的：叫文的男生因給同班一個漂亮女生寫了一封情書。那出自17歲少年之手的情書被17歲少女轉交給了班主任。班主任視情書為不潔之物。她透過那些羞澀又大膽的文字看到了我的同學文的不潔靈魂。這樣的靈魂是濡溼的，晾曬一下十分必要，於是她召開班會，公佈了這一事件，並令文當場做檢查。據說文站在那裡以沉默對抗，事件的女主人公則因立場堅定明辨是非而受到了表揚。班主任號召所有女生向她學習。班會開得很成功，未及散會，同學投向文的目光已經是鄙夷的了。文選擇了隨著他父親下田裡幹活。農活繁重而枯燥，但泥土和莊稼不知道他的情書，黃牛和犁也不知道，那些水田裡蹦跳的青蛙更是不知道。稻田和黑色的泥土在那個悶熱的季節，給予了文很多安慰。後來我見過文白胖的兒子，他娶了鄰村的一個姑娘。另一個男生叫立。他的成績不好，似乎也沒對女生有什麼興趣。但他可不是等閒之輩。他拉起了一杆子人馬，包括校內和校外。他們同鎮上另一夥組織經常展開廝殺。當地派出所拘留過他三次，前兩次學校還去保釋，第三次就沒有耐心了。但他像一個腫瘤，時時地發作，學校決定將他切除。

剩下了6名女生進入了中學三年級。我們16歲，甚至17歲了。6名中的3名突然不上學了。她們沒有太充分的理由，有兩個小理由：一是數學總是不能及格。無論如何努力，分數總是在60分以下徘徊。設一個未知數的方程還可以應付，設兩個未知數的方程就超出了她們的理解能力。她們看似是被代數阻擋了上學的道路，但我認為這只是表面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我認為是那些粉色的衛生紙。我們仔細地摺疊著那鮮豔而粗糙的衛生紙。中間部分很厚，呈絲巾的形狀，但它還是從中間斷裂，那是一條奮力修補還要決口的堤壩。我們盡力了。那些絲巾形狀的紙條，常常不老老實實地待在崗位上，它們跑到身前身後，致使我們的裙子或褲子溼透。沒有人告訴我們那來自我們體內的紅色液體是什麼。老師不說，母親也不說。那是一個謎語，必須由我們自己來猜。我猜的第一個答案是傷口，而且傷在我的肚子裡。我焦慮的原因是我沒法包紮這個體內的傷口，我的血會流光，然後我就死了。但血液它不慌不忙，也不說什麼話，我們還是慢慢地瞭解了它一些，它跟月亮的性格有些相似。至於它的意義我們還是不知道。她們的思維被代數方程恐嚇，身體被劣質衛生紙欺騙。我們覺得木頭椅子是那樣涼，教室裡是那樣冷，我們渴望回家。我沒有放棄上學，我較我的同學情況要好一些。我成功地馴服了方程。我仍認真地摺疊那幫不了我多少忙的衛生紙，徒勞地往決口的堤壩傾倒泥土和石塊，我並未絕望。

學校的花壇是圓形的。長在裡面的開花植物都是草本。它們在溫暖的季節隆重地開放。任何一朵花都毫不猶豫地抬起頭，然後嘩啦啦地開啟所有門窗，讓陽光照進來，讓風吹進來，讓雨水滴進來。它們從來不知道害羞。

我還有敏和娟在繼續上學。我們下定決心要把中學讀完。我們是堅守陣地的最後3個。我們要努力考上高中，然後考上大學，我們要把上學的道路拓展到遙遠的地方。我們忍受著不聽話的衛生紙，走著染著朱鳳珍的血跡的火車枕木。我們3個不是一個班的，但有時能在放學路上相遇。我們一邊走，一邊說笑，甚至會笑得彎下腰。但我們的眼睛不敢大意，它們在歡笑的同時密切注視著路邊訊號燈的顏色。紅色的燈光下，我們的話語自然而歡快，綠燈閃亮時，再熱烈的談話也會突然中斷。我們不用回頭，我們知道火車來了，在很遠的地方，但我們早早地給它讓路。這是它的道路，不是我們的。我們沒有道路。我們的道路只有1.5公里。1.5公里是父親懷抱的直徑。在那2.5公里道路上，我們的情緒被訊號燈上的顏色左右。

三年級的一學期，娟和敏沒能參加期末考試，她們在考試的前一個月一同放棄了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