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川一動不動地坐著，卻並未驚慌失措。顯然他心裡早已打定主意，不打算聽她講她和另一個男人的事。他不願為難她，也不想自找傷害。但她既然開了口，他也沒法顧左右而言他。於是他問了個問題：
「是fai告訴你的？」
蘇昂搖搖頭。
「哦……」伏地魔的名字橫亙在他們之間。「不是說好了不告訴你嘛，」一種極為窘迫的表情掠過他的臉，「君子一言……」
「不是每個人都是君子。」
「我是吧？」
「你當然是。」
她伸出手去，試圖將他後腦勺上那簇永不屈服的頭髮壓平。一股突如其來的感情湧上心頭，近似再一次墜入愛河——與自己的丈夫！這種便利令她既欣慰又惶惑。愛自己的戰友，真的合乎情理嗎？荷爾蒙消退之後，還能有真正的愛嗎？她又想起艾倫關於愛情和婚姻的理論，那種言之鑿鑿的自以為是，把個人命運當成普適真理，假裝理解自己並不理解的事物。
如果艾倫和alex都錯了呢？他們有什麼資格定義愛？定義又怎能優先於存在？為什麼愛不能有許多種類，就像曼谷路邊攤上的湯麵？為什麼長久的婚姻中就不可能有愛呢——以一種更具象也更實際的形式？也許愛就是在生活中有一個盟友，是一起說沒有意義的廢話，是毫無怨言地打掃浴室，是把對方沙拉里的紫甘藍和甜菜根挑走，是為了讓另一半睡個懶覺而自己早起帶孩子，是發現婚姻出現問題後，仍選擇看到對方身上值得愛的東西，而不是打著愛情已死的名義直接離開。對，不是烈火，不是閃電，不是多巴胺的分泌，不是未經反思的廉價情緒。也許所謂的「退化」其實是一種退化——正因為浪漫之愛本身的單薄，它才選擇了身我更新，退化為一種更偉大而深刻的情感。為什麼愛就只能是一種感覺，而不是一種意志，一種選擇和能力？
她知道她和平川之間仍存在問題，她也知道他們都遠非完美——世上壓根沒有完美這回事；但他們仍有機會，可以有意識地選擇看見和付出愛。最難的部分是確認對方是否也有同樣的意願。她終於明白為什麼她就是無法想象和不是平川的任何人孕育孩子，因為潛意識裡，她一直知道平川是那個有意願做出努力的人。
「不如我們下次來曼谷就住這家吧？」她轉過頭對他說，「也太棒了吧，躺在床上就能看見鄭王廟。」
平川一言不發地牽起她的手，明顯地鬆了口氣。一件事因為有所隱瞞，才會顯得重要，一旦挑明便立刻失去了價值。他們就這樣肩並肩地坐著，手拉著手，面對生機勃勃的河流，像兩個劇終後上臺謝幕的演員，再次面對臺下的觀眾。她看著周圍的人，大多是遊客，情侶和家庭，戴墨鏡的男人與衣著清涼的女人，渾身散發著新鮮的泰國氣息。他們從慣常的生活裡脫逃出來，重新經歷人生的夏天，既荒誕又平常的旅程。在別人眼裡，她和平川也是一樣吧。她忽然感到了一種混合著愉悅與悲傷的完滿，世界從環繞在她身邊的生機中顯現出新的輪廓，猶如一場重生的開始。她甚至再次感到了命運那種無情的力量：也許這些日子以來他們經歷的一切，所有的糾結反覆，所有的遺憾哀傷，都是為了湄南河邊這一刻的到來。她知道平川也有同樣的感受。
當然，從表面上看，什麼都沒有改變。她沒有辭職，沒有懷孕，沒有放棄生育的計劃，沒有開始禪修打坐，沒有改變名字和身份，也沒有離開平川，跟危險而有魅力的男人私奔。不過，在思想和心靈的隱秘之處，她知道有些東西徹底不同了。她不會自欺欺人，以為自己通過了考驗，保衛了婚姻，釐清了她和平川之間的所有問題。有些東西永遠無法復原，有些錯誤永遠無法改正，她的心像一場地震後還未徹底清理乾淨的廢墟，這裡那裡仍裂著口子，通往一片永恆的孤獨與虛空。她知道的確是alex放過了她。幸好他放過了她。他就像她最幽微的慾望和恐懼化作了人形。那樣的城市那樣的情境裡遇到那樣的人是一種奇蹟，而奇蹟是難以抗拒的。這和你聽說颶風要來是一個道理，就算害怕擔心，你還是想去一探究竟。但也許alex還是高估了他自己，因為奇蹟往往就是高潮本身，震撼人心卻轉瞬即逝，餘下的仍是瑣碎庸俗而漫長的人生。生活永遠不會是持續的驚天動地——真可惜啊，有些人就是不懂或不肯承認這個道理。
但那些自責羞愧再也不會跟著她了，她不會再為自己竟曾想追趕颶風而感到後悔。那樣的奇蹟自有其價值，她會將它供奉在記憶的神龕，同時也知道它終將被超越、被遺忘；然後她又會迎來新的問題，新的慾望和恐懼。一次頓悟並不足以改變人生，她只是躲過了第一顆子彈，而前路還很漫長。她得學會動態地活著，與她所有的問題共存。
「……消極能力。」她喃喃自語。他們正在討論實驗室裡的倖存者，那個有可能成為他們女兒的小小生命。她從未來而來，甚至還沒有來，蘇昂卻已經開始想念她了，就像在想念一個曾經失去的人。她明知不該抱有期望，卻仍忍不住和平川討論她將來的樣子——長得像誰多一點，性格活潑還是靦腆，有沒有藝術天分，會不會享受孤身，是否像平川那樣喜愛花草樹木……這一切早已註定，早在他的精子和她的卵子結合的那一瞬間就已板上釘釘——最基本的科學常識，卻仍令人難以置信。如果能夠選擇，她對平川說，她最希望他們的女兒能夠具備某種「消極能力」。
「什麼？」
那是她大學時在一個關於英國文學的講座上聽來的，她告訴他，據說詩人濟慈有一個觀點，認為詩人應該安於不確定的、神秘的、懷疑的境遇之中，而不急於追究事實和理由——他將其稱為「消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