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gchai醫生用不容置疑的語氣打斷她，說他一向不贊成移植多於一個胚胎，尤其是像她這種情況，沒必要去冒無謂的風險。但他的眼神彷彿在說：你想多了，能有一個正常胚胎就要謝天謝地了……

見完醫生，開藥，交錢，打針——300單位的果納芬，從肚皮的脂肪中注射進去，沒有明顯的疼痛感。但很快她就聞到了藥的味道，起初她以為是從肚皮上散發出來的，後來竟連嘴裡也始終縈繞著那股獨一無二的苦味，就像被打上了ivf的烙印。

然後顧問再次把她領進一個小會議室。這次的顧問是位短髮高個兒女孩，戴副紅色細框眼鏡，一口標準的美式英語，態度很爽朗，不似典型的泰國姑娘。她很有耐心地向蘇昂說明注意事項，介紹試管流程和價格，在日曆上圈出重要的日期，一頁一頁地指引她在協議上簽名。

「你也是想要個男孩嗎？」她不經意地問。

「無所謂，健康就行。」

「如果有一男一女可供選擇呢？」

「那我選更健康的那個，把另一個冷凍起來備用——」蘇昂笑道，「是不是太樂觀了？」

顧問也笑了，推一推眼鏡。

「那我祝你‘好運’，」最後兩個字她說的是中文，帶著生硬而可愛的口音，「在中文裡，‘運’和‘孕’是一樣的發音，對不對？」

就這樣開始了啊。回家路上她恍惚地想。她給平川發了一條微信，十秒鐘後他就打來了電話。都好嗎？他問。都好，她說，日期已經確定，你可以訂機票了。平川有片刻的沉默。她覺得他們之間的那種尷尬雖然毫無意義，卻仍頑固地存在著。

「那天剛好是週末哦，」她試圖破冰，「你不用特地請假了。」

半晌他才開口：「我是問你好不好？都說這個過程很痛苦——」

「就打了一針，一點也不痛苦。」

「那是因為你特別能忍。」

「真沒那麼誇張。」

平川在電話那頭嘆了口氣。「我還有個會，先掛了啊，」他說，「你加油吧。」

我沒有任何需要加油的地方，她想，醫生怎麼做，我只要配合就行了。事實上，無論是你我，還是songchai醫生，我們都由遠比我們宏大的事物控制著。

上午，從四面佛回來的時候，思思和她聊起夫妻關係的話題。思思說，她發現生育問題有時會使兩個人更為親密，有時則會導致你們之間最激烈的矛盾。當一對夫妻第一次經歷試管，她說，那是一個全新的體驗，那時你們之間充滿了愛與支援。然而，當你們來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五次的時候，有些東西就會慢慢變質了。比如說吧，由於正在做試管，你們可能已經沒有了正常的性生活。通常情況下，男人還會開始擔心錢，還有工作上請假的問題。而裂痕真正開始出現，往往是因為其中一個人——一般是女方——想要再試一次，而另一個人卻已開始打退堂鼓。

蘇昂不確定自己的情況也是如此。這是她與平川的第一次，但與其說「充滿了愛與支援」，不如說它有一種危機四伏的平靜。這平靜因為那些沒有說出口的話語而暫時得以維繫，但它們隨時可能一觸即發。

思思的先生並不十分支援他們的第二次嘗試。「他有點不高興，說我預約第二次試管前沒問他的意見，說他沒時間請假，」她說，「可能確實是我的錯吧——這事兒就跟買彩票似的，一發現沒中，馬上就想再買一次。」而問題在於，她跟醫生啊中介啊朋友啊聊得太多了，卻偏偏忘了跟他好好溝通。

因為你潛意識裡覺得你們是同一陣線的，蘇昂說，但其實不一定，男性和女性對生育以及生殖治療的看法和感受都不一樣。

還有自尊心的原因，思思嘆息，男的一般都不大想面對這種事情，更不用說去努力解決問題了。

蘇昂曾看過一個國內的調查：在因為男方的問題而不孕不育的夫妻當中，所有的人——幾乎所有——都讓親戚朋友以為問題是出在女方。在男性主導的社會里，不孕不育是一種非常恥辱的屬性，男性無法忍受這種恥辱，於是所有的汙名、嘲諷和指責就都落在了女性身上。平日裡男人總愛做一家之主，可當婚姻中遇到問題，第一個躲起來的也往往是男人。別說治療了，許多丈夫甚至抗拒去做精液常規檢查，似乎覺得那是對他們男子氣概的某種挑釁。相比之下，妻子往往更有責任感，更願意做出犧牲，也更有勇氣去面對問題和解決問題。

思思用下巴頦示意蘇昂看走在她們前面的餘姐。餘姐的丈夫就不肯面對現實，她告訴蘇昂，他們國內試管失敗了好幾次，來泰國也失敗了兩次。這樣都全軍覆沒，那肯定是精子的問題嘛！可是你知道嗎？餘姐她老公一口咬定是餘姐太老了身體不行，再好的胚胎在她子宮裡也活不了——這不是扯淡呢嗎！

蘇昂記得思思上次說過他弱精的問題。但這次餘姐的確移植了一個胚胎，她問，是不是說明他的精子也不是完全不行？

思思搖了搖頭。誰知道呢，男性精液質量的標準是個謎，她帶著一種諷刺的笑容說，比如精子密度吧，二十多年前的標準是每毫升6600萬個精子算正常，現在已經降到1500萬個就算正常了，簡直是斷崖式下跌——為了照顧男人的自尊心，世衛組織可以把正常標準一降再降，反正最後只要能讓女的懷上，就算男的沒問題……

那，這一次是不是也……？蘇昂想起餘姐向四面佛祈禱時虔誠的模樣，心中惻然。

但願有奇蹟吧，思思嘆口氣說，餘姐的丈夫一直罵她是「掃把星」，說自己倒了八輩子黴，娶了個「下不出蛋還把家底糟蹋空了的老母雞」。公公婆婆更不用說了，從不給她好臉色，天天指桑罵槐。餘姐來自一個思想觀念依然極度保守的小地方，鄉親街坊也都認為是她克得家裡斷了香火，總在背後議論紛紛，說她早年離家亂搞男女關係，墮過胎造了孽才懷不上，說她生不了孩子遲早被婆家掃地出門，甚至連婚禮、滿月酒之類的慶祝活動也不歡迎她參加，怕她帶來晦氣……因為生不出孩子，餘姐成了家庭的負擔，於是她只好拼命多做家務，處處忍氣吞聲。她自己不知跑了多少次醫院，吃了多少藥，還有各種「生子偏方」——生飲鴿子血、用各種蟲子製作的藥丸……在餘姐看來，不管要忍受多少痛苦屈辱，只要能生下一個孩子——甚至是跟自己毫無血緣的孩子——一切就都是值得的……

蘇昂感覺頭的一側因憤怒而神經抽痛。她不理解餘姐為何如此逆來順受。生不出孩子不是她的錯——退一萬步說，至少也不是她一個人的錯啊！即使排除她的原因，她丈夫家的「香火」也無法延續不是嗎？為什麼沒有人責怪男性的不育呢？為什麼即使他們被確診不育，也從不被認為是「黴運」的攜帶者？

思思說，餘姐的丈夫已經把話挑明瞭——如果這次還不成，回去就跟她離婚。

離了更好！蘇昂脫口而出。

但餘姐怕呀，思思告訴她，餘姐說她死也不要離婚。生不出孩子又離婚，她沒法想象將來還能怎樣生活。她怕得要死。

所以被欺負不是因為生不出孩子，蘇昂怒其不爭地想，而是因為自己太懦弱，經濟和精神都不獨立。如果自己足夠獨立，離婚又有何懼？她想起餘姐畫皮一樣妝容厚重的臉，那其實可能是她抵禦外界的盔甲吧，用來掩飾其下深深的恐懼——對語言暴力的恐懼，對他人眼光的恐懼，對孤立無援的恐懼，對充滿不確定的下半生的恐懼。她很想告訴餘姐她根本無須恐懼，可是她有什麼資格說這句話呢？只憑她比餘姐更幸運地投胎在一個更優越的家庭、城市和階層，所以能夠更輕鬆地逾越那些她無法逾越的障礙？

悲哀像打樁機般擊中了她，還有那種「何不食肉糜」的羞恥。為什麼要指責餘姐不夠獨立？一個人的眼界和道路往往為自己的境遇所束縛，她明明也是那些結構性問題的受害者，而指責受害者正是蘇昂感觸最深的現象——被騙是蠢，窮是不努力，脆弱是心理素質太差，沒錢就生孩子是自不量力……從這些日子的觀察和自我分析中，她漸漸意識到一個事實：「不孕不育」這一概念是建立在文化觀念上的。社會建構的性別意識形態塑造了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與規範——在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權力結構中，男性的角色是家庭的經濟支撐和保護者，女性的身份則是妻子和母親。於是對女人來說，母職是她們地位和權力的來源，也是確保其婚姻安全的唯一途徑；而不育是災難性的，會削弱她們與丈夫及其家庭的關係，令她們面臨嚴酷的社會後果。相比之下，脆弱的婚姻關係卻並不會影響男性的安全感和社會認同，他們可以理所當然地選擇離婚、發生婚外情，或者全身心投入工作。甚至，當一對夫妻沒有孩子時，雖然妻子明確承擔責任，但這也含蓄地損害了丈夫的「陽剛之氣」，所以妻子要為丈夫的「缺損」負責，而丈夫和婆家對妻子的暴力是一種重申男子氣概的手段，以確保其性別霸權的延續……

不孕不育不僅是醫學和心理問題，蘇昂想，它同時也應被視為一個社會問題，因為生育問題聯結了私域與公域，為人父母實際上也是一種社會角色。夫妻雙方也許都身心健康，但在試圖與他們的伴侶生育後代時，卻變成了一類新的「病人」——不育夫婦。而他們很可能永遠不會在與別人的關係中遭遇同樣的問題。

與這些同病相憐的女性聊天總給她一種慢慢沉入海底的感覺。她們都在一艘艘正在下沉的船裡，都得不停地自救。儘管如此，她們還是在不斷地下沉。海水漫過甲板，湧進船艙，桌椅茶几漂浮相撞。她們泡在冰冷的海水裡，手劃腳蹬，奮力尋找逃生的出口。

忽然，手機鈴聲在她耳邊響起，螢幕上寫著大大的「alex」。

「明天有空嗎？」alex的聲音從水下傳來，「帶你們去個好地方。」

「有空，」她聽見自己迫切的語氣，就像終於抓住了一塊漂過身邊的浮木，「有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