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瓦爾特得了憂鬱症。每天晚上下班後，我和妻子都會去看他。我們買點兒吃的——他很喜歡吃炸薯條配雞塊——在晚上九點左右按響他家的門鈴。他會立刻應門，問「誰啊……」我妻子回答：「是我們！」他再說一聲「哦……」並放我們進門。
每天都會有一堆人接二連三地打電話慰問他。他費力地接起電話，彷彿聽筒足有千鈞之重，然後說：「喂？」
人們簡直像對白痴說話那樣對待他。如果問他是誰打來的，要幹什麼，他則一概答不上來。他對什麼都不感興趣。他心情低落，甚至不關心我們是不是在他旁邊，對我們視而不見。
有幾個週末，我母親和克拉麗絲阿姨會帶瓦爾特參加各種聚會，四十歲生日的慶祝會，單身告別派對，新婚宴席等等。而他就在這些場合從頭到尾呆坐著。克拉麗絲阿姨說過，瓦爾特越消沉，他周圍的人就越幸福。確實，必須承認，自從瓦爾特得了憂鬱症以來，家裡的情況就越變越好。我的妹妹與加爾多斯成婚了；在一次聚會上，我母親認識了基多，他當時就坐在瓦爾特所坐的那張桌子旁，與一群人一起喝香檳，講笑話。如今他倆每晚睡在一塊兒。基多得了癌症，但依然精力充沛。他還是一家大型穀物公司的老闆，也是克拉麗絲阿姨從小認識的舊友。我妹妹和加爾多斯在市郊買了一家農場，我們養成了去那兒過週末的習慣。每星期六一早，我妻子和我會先去瓦爾特家載他一道過來，到中午時所有人都已經聚集在農場，手裡拿著葡萄酒杯，等著烤肉燒熟，陽光下遍佈歡聲笑語。到目前為止我們只錯過了一個週末，因為那次瓦爾特得了感冒，他拒絕上車。我不得不遺憾地通知大家瓦爾特不能去了，訊息通過電話迅速傳開，大家商量著他不來的話還有沒有必要聚會，結果到了平時加爾多斯開始烤肉的時候，所有人都說自己不去了。
如今，克拉麗絲開始和農場總管約會，於是我們家裡人出門時都成雙入對，當然，除了瓦爾特。在農場的烤肉架旁邊有一把椅子，我們第一次帶瓦爾特來這兒時他一屁股坐在那兒，從此再沒挪過窩兒。我們總是儘量圍繞在他身邊，給他打氣或者陪他做伴。我們圍成一圈大笑，慶祝基多的癌症幾乎痊癒，祝賀加爾多斯的農場賺了大錢，向我母親舉杯致意，單純因為我們愛她。我妻子和我妹妹笑個不停，妙語連珠，她們講起最近的新鮮事，能令我們全都笑出眼淚。
然而，瓦爾特依舊那麼憂鬱。他的臉色憔悴，且每況愈下。加爾多斯帶一個他熟識的醫生來農場，後者立刻就對瓦爾特的病症大感興趣。那位醫生也開始每週末來農場：他是個妙手，而且他願意免費為瓦爾特治療。他的妻子也會來農場跟我妹妹和我妻子聊天。此後常可以看見鄉村醫生、基多和加爾多斯在瓦爾特周圍聊著，抽著煙，講點蠢話逗他開心；談話最終總會轉向生意方面，基多簽下了一條新的穀物生產線，將在加爾多斯的農場種植，醫生則就穀物的烹飪提出健康方面的建議。我包下了生產任務，幾乎整天待在農場裡幹活，因此當我妻子懷孕後我們也搬進農場居住，還帶上了瓦爾特，他對這一變化不置一詞。看到他跟我們在一起，坐在他的椅子上，知道他就在附近，令我們心生寬慰。
新品種穀物銷量一飛沖天，農場裡擠滿了僱工和批發商。人們都很和氣。他們近乎盲目地信任我們的專案，那種樂觀的情緒令我們在週末愈加意氣風發，每週加爾多斯的烤肉架邊圍攏的人群越來越龐大，當烤肉變成金黃色時，所有人都手持酒杯，焦急地等待。如今我們的人數越來越多，瓦爾特身邊幾乎一分鐘也不缺人陪伴，人們爭先恐後地搶著坐在他身邊照顧他，高高興興跟他聊天，向他彙報好訊息，向他展示我們有多麼快樂。
公司在擴張。基多的腫瘤消失了，我的兒子也已經滿兩歲。當我讓瓦爾特抱抱孩子時，我兒子又笑又拍手，還嚷嚷著：「我真高興，我真開心！」克拉麗絲阿姨和農場主管結伴環遊歐洲；回國後，他們與我妹妹和基多一道去了賭場，用贏回來的錢又開了一家新公司，並買下了競爭對手的生產線。新年前，公司邀請了農場附近小鎮上幾乎所有的居民——如今幾乎全員都在為農場工作——還請了批發商、鄰居和朋友來做客。晚上我們烤肉，一支樂隊現場演奏著四十年代的爵士樂曲，我們隨之如黑人一般奔放舞蹈。孩子們用花環點綴著桌椅。
我已經有好一陣子沒陪陪我的兄弟瓦爾特了，這天我選了個相對平靜的空當，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依舊保持沉默，但卻自動移開了視線不看我。這會兒要問他話很困難，因為剛巧到了十二點，人們互相碰杯祝酒，燃放的煙火照亮了整個夜空。大家鼓掌爆發出一陣歡呼。這時我感覺到了：一切看起來更模糊、更黯淡，我忍不住想知道他們怎麼了，這可怕的場面到底是怎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