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見小莉發這麼大的火。無休止的咆哮（滾滾滾滾滾）像連珠炮射向緊閉的電梯門。滾哪。她在補償，剛剛春天在時她一直噎著。我將她捆鎖著弄回家。她不停掙脫，「你說是不是這樣，是不是？」從此她不再原諒春天。這是女人關係的本質，一旦撕開，永遠破裂。
我們呆坐於沙發，房間像被龍捲風刮過的廢墟。早上，我們仨一起吃飯，但在上午，有一個永遠地離開。在早上我們不能預測到這個結果。我們以為還要過一陣子。我走向春天臥室。枕頭丟到檯燈下，床單和毯子胡亂堆著，露出暗紅色的席夢思。牆壁上掛著幾幅畫，空調插頭懸吊著，窄小的衣櫃敞開，只有一隻襪子。我不奇怪春天能這麼快收拾走所有東西。我們借給她的地方不大，無法讓她弄得花樣百出。
小莉提著拖把出來，我溜進衛生間。我憋了很久，現在卻解決不出來。我越想，越解決不了。沒有比這更造孽的事了。我覺得自己是在佔用別人的衛生間。小莉和她男人趿著拖鞋在外邊走來走去，搞不清他們是在提醒我還是本來就要走來走去。我全身緊張。他們透過薄門監視我。我在這裡佔用他們的馬桶呢。我真丟人。我想去住旅館了。
我坐在席夢思一角。起身時，感覺很多雜碎跟著彈動。這感覺不真實，但我還是揭開席夢思。那裡竟密密麻麻排著鞋帶、釦子、別針、牙籤、起子、筷子、剪刀、鏡子、手機、電池、電線、鐵盒、名片、顏料、打火機、菸灰缸、罐頭蓋、口香糖、避孕套、打折卡、購物袋、不乾膠貼紙、木雕觀音像、一本叫《茶花女》的書以及一本日記。我們用過而熟視無睹的東西和她自己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積攢的小寶貝，組建成一個王國。我輕推門使它虛掩，快速翻日記本。有時她一筆一劃寫，可是平靜裡隱藏著極大的恐怖，她在給世上的每人定罪；有時運筆快捷，由楷而行，由行而草，終於讓一枚枚感嘆號充斥整頁，就像舉著剪刀反覆戳殺。最後，每一頁都被劃上大叉。腳步聲傳來。她一定也說了我壞話。我將日記本塞進褲兜，它顯得鼓囊，因此我取出來。小莉進來。「她都搞了什麼，你看。」我揭開席夢思。小莉睜大眼，我說呢。她將席夢思扶住，我說呢，嘖嘖。
「還有她寫的日記。」
我不知怎麼就將它遞過去。也許這樣顯得坦蕩。我埋頭看《茶花女》。小開本，白色封面，妙齡女郎剪影，睫毛上翹，小仲馬著，王振孫譯。我反覆看。一個人跑，天經地義，可追的人也會因此有信心；如果他轉身迎向後者，情況會不會改觀？「哦。」等下我要這樣說。
小莉逐行逐頁地翻。眉毛擰作一團，鼻翼張大，臉頰跟著抽搐。我等著她扔掉，站起來責問我。但她輕描淡寫地說：「這傻逼。」我湊過去看，見到春天這樣寫：用不著這樣！小氣鬼，用不著！我只不過用了你家熱水器一會兒，費不了多少錢，你不用在我洗澡時關掉熱水。用不著這樣！我在桌上給你留五元錢，作為補償。以後每用一次就付一次錢。用不著這樣！小莉你用不著！「這他媽是我關的嗎？熱水器不是自己常壞嗎？」小莉說。我點頭。「我得罪你什麼了？你能識點好歹嗎？給臉不要臉。」她接著說。
「算了。」我接過日記本，重新翻。我看到招聘經理淫邪的目光、路人跟隨她一整天試圖搶奪她的包、每輛汽車都要撞死她——我感覺自己站在擁擠的被告席，充滿安全感——我看到我如何處心積慮地勾引她，蹭她，勾她下巴，撈她陰部，等等。「沒這回事。」我說。我知道，小莉不停晃盪著腦袋。我本想解釋，我沒機會和她長時間獨處。但現在不需要了。我撕掉構陷我的，也撕掉構陷小莉的。你最好把它們全撕了，小莉看著我，但我當著她的面，將日記本和書放進敞開的衣櫃。她沒親口說，我便不能處理。我讓它待在那兒，沒什麼不妥。如果有天小莉找起來而它不在，我還要解釋很久。我就讓它一直待在那兒，君子坦蕩蕩。
每隔一段時間，小莉便會斥責春天，這傻逼，然後連傻逼是誰也忘了。正是這忘性導致她在聽說春天死訊時猝不及防。這就是我和她的區別。我早感覺到不祥。對死亡的預見就像增多的癌細胞折磨我。她隨時可能掛掉，不是別人幹掉她就是自己幹掉自己。她就是這樣的人，喜歡對每個人打出這張牌——「我死給你看」——對那些生性馬虎的人來說這只不過是擂向胸口的嬰童之拳，對膽小怕事的人而言卻像是一把扎向心口的刀。我們軟弱的人同時敏感，因此能從那惡狠狠的威脅裡察覺危險的端倪。正因為認真想過多次，正因為早已做好死的準備，在說出它時她才會如此充滿底氣。她可不像那些賭氣的人，只是將死亡當成倉促的籌碼，在別人回覆「好啊，你趕緊去死」時目瞪口呆，她篤定會按照你的要求趕緊去死同時讓你目瞪口呆。她就是這樣的人。嘴角飄著殘忍的自信。她之所以一直不死，無非是要嘗試下，看有沒有好好活的可能性，或者只是為著積累足夠多的被告。死亡最終變成審判臺，所有與她有過瓜葛的人都將成為罪人，下地獄。就像後來她日記裡寫的那樣。誰也逃不開。
比別人更可憐的是：我一度以為自己是唯一的罪人，或者是最大的罪人。
她低著頭，眼珠筆直看著我，留著巨大眼白。「我死給你看。」她冷靜地說出這有魔力的話。自從她對我這麼宣告，我便陷進罪孽的自責中，覺得她走向窗戶可能是跳樓，拿起剪刀是要用它刺進自己的咽喉或眼睛。她時常做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而我浮想聯翩。她洞察到我的恐懼。我總是緊張地分析她動作的寓意，隨時做好準備——她拉開窗戶，我雖然坐著但已像百米跑運動員聽到「各就各位、預備」的指令。只要她抬高一條腿（那喻示著她可能爬上窗臺），我便會衝到四五米外的她身邊，將她抱摔在地。她回頭對我露出精神病人才有的詭異的笑，輕輕拉上那窗戶。「你幹什麼？」有時我問。我希望她給出讓人安心的答案，透透氣或者看看天氣什麼的，但她的回答是：「難過。」
她離開後，眼不見為淨，我度過幾天開心日子。但她打個電話來，隨便幾句，便使誤以為被釋放的我重回奴役的牢籠。要死快死，有段時間我天天詛咒。後來我去找當心理醫生的同學。他直戳我心裡的齷齪：你並不是過於有責任感，而是過於害怕承擔責任。你擔心的不是人的死，而是死帶給你的後果。
他說得對極了。我就是強迫症。我踏實幾天。但是不久，純粹因為不放心（那玩意兒讓人心裡發癢），我又打電話。我想求證她現在活得很好。嘟嘟的聲音漫長而穩重，像路燈一盞盞亮一盞盞熄，最終全部寂滅。越撥不通越要撥通，死活要確證出什麼。第四遍她才接聽，聽得出她在忙別的事兒，「幹什麼？」
「最近還好嗎？」
「還不那樣。」
「那就好。」
「就這事？」
「對，就這事，專門問問。」
這時電話那頭傳來男人聲音，「跟誰打電話呢？」
「一個朋友。」
「男的女的？」
「管得著嗎？」
「一定是男的。」
「閉嘴。」春天又對我說，「掛了啊。」
我又喜又悲。喜的是定時炸彈終被人抱走，悲的是她已經與人過日子，卻還留我在這邊承受那威脅，承受這麼久。我他媽擔心什麼呢。但事情就是這樣，過後誰知道又生變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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