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是您寫的。」
沒錯，我在某篇未署名的社論中隨手寫過，但寫完就忘了。這個段子在巴蘭基亞的朋友們中間流傳多年，我從未能使他們相信這是真事。
阿爾瓦羅·塞佩達一次偶然的波哥大之旅，讓我從新聞中抽身了幾日。他想拍部電影，而他只想到名字：《藍色龍蝦》。路易斯·維森斯、恩裡克·格勞和攝影師內雷奧·洛佩斯居然當真，實在是一開始就搞錯了。我一直沒參與，直到維森斯把劇本草稿寄給我，讓我在阿爾瓦羅的想法的基礎上有所增添。我忘了我增添了什麼，但我認為故事有趣，且很瘋狂，是我們的風格。
每人都多少出了點兒力，貢獻最大的是路易斯·維森斯，他把在巴黎學到的那點兒東西全用上了。我當時在趕一篇煩人的報道，連喘氣的工夫都沒有，等我抽身出來，電影已經在巴蘭基亞開拍。
作品青澀，全憑直覺，而這似乎是最大的亮點，或許也是阿爾瓦羅·塞佩達的保護傘。電影在巴蘭基亞私底下放映多回。有一回，義大利導演恩裡克·富爾基尼奧尼也觀看了。令我們驚訝的是，他心太軟，竟然說電影很棒。阿爾瓦羅的妻子蒂塔·馬諾塔斯憑藉不屈不撓的大無畏精神，使《藍色龍蝦》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的非主流電影節中參展。
有這些事忙著，我們有時會注意不到國內嚴峻的局勢。自從武裝部隊打著各黨派和平共處的旗幟執政以來，哥倫比亞自認為擺脫了游擊隊。誰都覺得國家有所改觀，直到發生了第七大道屠殺學生事件。渴望建功立業的軍人們想向記者證明：不同於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的另一場戰爭正在上演。我們捲入其中，何塞·薩爾加爾揣著一個可怕的主意走到我桌前，對我說：
「準備準備，去看戰場。」
受邀去看戰場的記者在不明詳情的情況下，於清晨五點準時集合，前往距波哥大一百八十三公里的比利亞里卡村。羅哈斯·皮尼利亞將軍會在他經常停留的休息點梅爾加軍事基地舉辦記者招待會，招待會將在下午五點前結束，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帶第一手資料和照片返回。
《時代報》派出了記者拉米羅·安德拉德和攝影師赫爾曼·凱塞多，還有四個我不記得了。《觀察家報》派出的是丹尼爾·羅德里格斯和我。有些人穿著戶外裝，據說可能會在熱帶雨林裡走一段。
我們乘車抵達梅爾加，然後分三架直升機飛越中央山脈崇山峻嶺間的無人峽谷。印象最深的是年輕的飛行員小心翼翼地避開某些危險地帶；前一天，游擊隊在此擊落一架直升機，擊傷另一架。心驚膽戰地飛行了十五分鐘後，我們降落在比利亞里卡空無一人的大廣場上，硝石地面似乎不夠結實，難以承受直升機的重量。廣場周圍的木屋是廢棄的商店和無人的住宅，只有一棟剛粉刷過，動亂前，是村裡的旅舍。
站在直升機前，能看到許多小山尖，透過沿飛簷漫布的薄霧，唯一一棟房子的鋅皮屋頂隱約可見。據隨行軍官介紹，駐守在那兒的游擊隊有足夠的火力把我們撂倒，我們只能貓著腰，之字形前進，這是基本防護，避免山那邊放冷槍。我們跑進旅舍，才發現這裡已經改成軍營。
一位上校——一副戰場裝束，有著電影明星般英俊的面容，以及洋溢著智慧的平易近人的態度——不慌不忙地解釋說，山裡那棟房子中駐紮著游擊隊先頭部隊，他們是好幾個星期前來的，夜襲了好幾回比利亞里卡村。軍方確信，看見直升機在廣場上降落，他們必會有所企圖，士兵已經集結完畢。沒想到，挑釁了一個小時，動用了高音喇叭，對面也沒動靜。上校洩了氣，派出一支巡邏隊，去檢視房子裡還有沒有人。
氣氛有所緩和。記者們走出旅舍，到附近街上轉悠，包括廣場周邊疏於把守的街道。攝影師、我和其他幾個人沿著狹窄崎嶇的山路往上爬。在第一個拐彎處，草叢裡伏著士兵，準備射擊。一位軍官說什麼事都可能發生，讓我們回廣場，但無人理會。我們想繼續往上爬，去發現游擊隊的先頭部隊，以便爆出重磅新聞，不枉來這一天。
根本沒時間反應。突然間，雙方同時發令，密集掃射。我們臥倒在士兵旁，他們對準飛簷上的房子開火。混亂時刻，羅德里格斯不見了，他去找中意的拍攝視角了。交火時間短，強度高，之後一片死寂。
回到廣場，我們正好看見巡邏隊抬著一具屍體從熱帶雨林出來，隊長非常激動，不許我們拍照。我用眼神尋找羅德里格斯，他在我右手五米處出現了，端好相機，準備拍攝。巡邏隊沒看見他。那一刻，我緊張得不行，既想衝他嚷嚷，叫他別拍了，萬一挨槍子兒怎麼辦，又出於職業本能，希望他不惜代價，拍到才好。還沒來得及細想，只聽見巡邏隊隊長斷喝一聲：
「不許拍照！」
羅德里格斯不緊不慢地放下相機，來到我身邊。巡邏隊從近旁經過，我們能聞到活人酸腐的氣息，感受到死人的悄然無息。等他們走過，羅德里格斯對我耳語道：
「拍下來了。」
拍下來了，可惜登不了。邀請記者看戰場的活動以悲劇收場。士兵受傷兩人，游擊隊至少死亡兩人，屍體已被拖回駐地。上校性情大變，語氣嚇人，簡單地通知我們：活動取消，半小時內吃完午飯，立即坐車返回梅爾加，直升機要運送遺體和傷員。雙方傷亡人數從未公佈。
沒人再提羅哈斯·皮尼利亞將軍的記者招待會。我們乘六人吉普從他位於梅爾加的住所前經過，後半夜才到波哥大。整個編輯部都在等我們，共和國總統府新聞辦公室打過電話，說我們會坐車回來，但是死是活，他們沒說。
直至那時，軍政府只對波哥大市中心屠殺學生事件進行過新聞審查的干預。上屆政府的最後一任審查官受不了記者們的欺騙和捉弄，幾乎哭著離開後，編輯部裡再無審查官。我們知道新聞辦公室始終盯著我們，動不動就會打電話來提個醒，苦口婆心地勸兩句。軍政府一開始對新聞界彬彬有禮，後來神出鬼沒，封鎖訊息。但仍有一條線索暗自浮現出來：聽說——真假不明——託利馬省新組建的游擊隊的隊長是個二十二歲的大學畢業生，名叫——同樣真假不明——曼努埃爾·馬魯蘭達·貝萊斯或「神槍手」佩德羅·安東尼奧·馬林。四十多年後，我去軍營向馬魯蘭達核實，他說當年是不是他，他也忘了。
沒辦法獲得更多訊息。從比利亞里卡回來後，我四處尋找，卻找不到任何門路。總統府新聞辦公室封鎖訊息，可惡的比利亞里卡事件徹底被軍方掩蓋。已經沒希望了，突然，何塞·薩爾加爾故作冷靜——他從未如此冷靜——站在我桌前，給我看一封剛接到的電報。
「你在比利亞里卡沒見著的東西在這兒。」他說。
電報上說的是武裝部隊為了剿滅託利馬省的游擊隊，在無計劃、無物資的情況下，從各村莊、各教區撤走兒童釀成的悲劇。孩子們被軍隊從父母身邊帶走，沒時間登記身份，許多孩子自己也說不清。我們從梅爾加回來後，這出悲劇就拉開了序幕，先是一千兩百名成年人被帶往託利馬各村鎮，胡亂安置，任其自生自滅。單純從後勤考慮，約有三千個大大小小、不同情況的孩子與父母分離，被分散送到全國各地的孤兒院。他們當中，只有三十個是父母雙亡的孤兒，其中有一對只有十三天大的雙胞胎。新聞審查嚴格，行動絕對保密，直到《觀察家報》記者從距比利亞里卡一百二十公里的安姆巴萊瑪發來電報，提供了初步線索。
五個多小時後，我們在波哥大兒童福利院找到了三百名五歲以下兒童，許多都沒有登記，父母不明。艾利·羅德里格斯只有兩歲，只知道自己叫什麼，其餘一概搖頭，不知道自己在哪兒，為什麼來，也不知道父母名字，對於尋找，他們給不出任何線索。唯一的安慰是他可以在福利院生活到十四歲，政府相關部門每月撥給每個孤兒八十生太伏。第一週就跑了十個孩子，他們想扒火車回託利馬，我們找不到他們的任何蹤跡。
福利院為了方便管理，利於區分，按地區給不少孩子取了姓氏。可孩子太多，彼此相像，自由活動時間跑來跑去，還是無法分辨。特別是最冷的幾個月，他們得在過道和樓梯上跑步取暖。福利院之行讓我痛心不已，我不得不問自己：在戰場上殺死士兵的那些游擊隊員會給比利亞里卡的孩子帶來如此深重的災難嗎？
我們沒有徵求任何人的意見，分幾期控訴了後勤部隊的胡作非為。審查機關保持沉默，軍方採取一貫的託詞，回應說「比利亞里卡事件」是共產黨反抗軍政府廣泛行動的一部分，武裝部隊被迫以戰爭方式還擊。軍方宣告中的一句話提醒了我：可以直接從素未謀面的共產黨總書記希爾韋託·比埃拉處獲得第一手資料。
下一步究竟是經報社允許還是個人行為，我不記得了，只記得我試了好幾個辦法，想跟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絡，以便了解比利亞里卡的局勢，都沒成功。主要是因為軍政府對地下黨展開了空前圍剿。我聯絡了一位共產黨朋友，兩天後，另一名手錶推銷商出現在我面前，上門收取我在巴蘭基亞尚未付完的分期付款。我有多少付多少，並假裝不經意地說：我有急事，想找大領導。他當然回答聯絡不到，他也不知道誰能聯絡到。可當天下午，我在沒有一點兒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拿起電話，聽到一個輕鬆、悅耳的聲音：
「您好，加夫列爾，我是希爾韋託·比埃拉。」
比埃拉是哥倫比亞共產黨最傑出的創始人，但直至當時，他既沒流亡，也沒蹲過監獄。儘管兩邊電話都有被竊聽的風險，他還是把秘密住處的地址告訴了我，讓我當天下午去。
他住在六樓的一套公寓裡，客廳很小，堆滿了政治和文學書籍，另有兩間臥室。樓梯又黑又陡，爬得我上氣不接下氣，不僅因為樓層高，還因為我意識到自己正在一步步地向國家重大機密靠近。比埃拉跟妻子塞西莉亞及剛出生的女兒生活在一起。妻子不在家，他手邊就是搖籃，孩子哭鬧，他就暫停說話，不慌不忙地搖一搖，搖很久。他跟我聊政治，聊文學，儘管不怎麼幽默。很難想象這個禿頂、氣色紅潤、眼神清澈銳利、表述清晰的四十歲男人是國家情報部門的頭號通緝犯。
從一開始我就意識到，自我在巴蘭基亞《民族報》報社買了那塊表起，他就對我的生活了如指掌。我登在《觀察家報》上的報道他都讀過，連不署名的社論，他都辨認得出，還能讀出言外之意。他也認為，我為國家做貢獻的最好方式是繼續當記者，不被任何人扯進任何黨派。
我剛說明來訪目的，他就直入主題。他十分了解比利亞里卡的局勢，彷彿一直待在那兒一樣。有審查制度在，相關新聞一個字也不能登。不過，他給我提供了重要訊息，讓我意識到，那只是半個世紀小打小鬧後，持久戰即將來臨的序曲。彼時彼地，他的言論不太像出自他放在床頭閱讀的馬克思，更像出自豪爾赫·埃列塞爾·蓋坦，因為他涉及的解決辦法似乎也不是無產階級奪權，而是底層大眾團結起來，與統治階級做鬥爭。那次拜訪使我不僅看清了祖國正在發生什麼，對局勢的理解也更透徹。我如實將情況轉告吉列爾莫·卡諾和薩拉梅亞，我沒有關閉這扇門，說不定哪天這篇沒有完成的報道的結尾就會出現。不用說，比埃拉和我結下了深情厚誼，甚至在開展地下工作最艱苦的日子裡，他仍跟我保持聯絡。
另一齣成人悲劇在暗中愈演愈烈，直到一九五四年二月，報紙披露一名參加過朝鮮戰爭的老兵典當勳章換取麵包，醜聞才破牆而出。他只是四千多名老兵中的一個，在哥倫比亞難以想象的歷史時期，出於偶然應徵入伍。當年，農民迫於政府暴力，在槍口下背井離鄉，有出路已算幸運。他們湧入城市，城市人口膨脹，生活沒有著落。無論社論還是街頭，咖啡館還是家裡，哥倫比亞人幾乎天天在說：在這個國家，日子沒法兒過。對於許多流離失所的農民和無數前途渺茫的年輕人來說，朝鮮戰爭是一條個人出路。於是，他們一窩蜂地去了那裡，沒有具體要求，草草體檢，跟當年西班牙人湧入美洲時的情形很像。後來，這支雜牌軍一點點回國，終於有了個共同身份：老兵。幾個老兵打架，屎盆子會扣在所有老兵頭上。工作的大門向他們關閉，理由很簡單：他們精神失常，沒資格工作。另一方面，不計其數的人戰死沙場，變成兩千磅骨灰被運回國內，悽慘程度無以復加。
典當勳章的報道和十個月前的另一條新聞形成鮮明對比，當時，最後一批老兵帶著差不多一百萬美金現鈔回國，去銀行兌換，將哥倫比亞美元對比索的匯率從一比三點三拉低到一比二點九。可是，老兵們越是面對國內現實，聲譽就越低。回國前有林林總總的說法：他們能拿特別獎學金，讀最有前途的專業；終生享用退伍金；可以去美國定居。現實卻大相徑庭：回國不久後退伍，口袋裡只剩下日本情人的照片，在戰場休假時，他們去會日本軍妓，那些女人還在軍營裡等著他們。
老兵的悲劇不可能不讓我想起等了一輩子老兵退伍金的外公馬爾克斯上校。我甚至認為，這種吝嗇是對一名曾浴血奮戰，反對保守派霸權的叛軍上校的報復。另一方面，從朝鮮戰場上歸來的倖存者反抗的是共產主義事業，成就的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帝國夢。可回國後，他們的名字沒有出現在社會版，卻出現在法制版。一名老兵開槍打死了兩個無辜百姓，他問法官：「我在朝鮮半島殺了一百個人，為什麼不能在波哥大殺十個？」
和其他老兵罪犯一樣，他應徵入伍、走上戰場時，停戰協議早已簽署。然而，許多像他那樣的人也成為哥倫比亞人酷愛比較男子氣概的犧牲品：國民以殺死朝鮮老兵為榮。第一批老兵回國不到三年，至少有十二人死於非命。原因不一，好幾個剛回來，就在毫無意義的打架中把命丟了。其中一個因在酒館的電唱機上不停地放同一首歌而引起口角，被人捅死。士官坎托爾名副其實，愛唱歌，與吉他為伴，回國僅僅幾周後，便中彈身亡。另一名在波哥大被捅死的老兵全靠街坊鄰居集資，才得以入土。在戰場上丟了一隻眼和一隻手的安赫爾·法比奧·戈艾斯，被三名陌生人殺害，兇手遲遲沒有落網。
記得——彷彿近在昨日——我正在寫這個系列的最後一篇報道時，桌上的電話響了。我立刻聽出是瑪蒂娜·豐塞卡熱情洋溢的聲音：
「你好！」
我的心怦怦直跳，扔下寫到一半的報道，去街對面的大陸酒店跟她見面。十二年沒見，站在酒店門口，我很難從在擁擠的餐廳裡吃午飯的眾多女人當中認出她來。她揚起手套，跟我打招呼，她的穿著打扮一如既往，頗具個人風格。還是那件大衣，肩膀上搭著褪色的狐皮圍巾，戴著獵人帽。歲月開始在她身上刻下深深的痕跡：皮膚皺紋滿布、曬得乾枯，眼睛失去光澤，整個人未老先衰，縮了一圈。我們倆都意識到十二年對於她是個不小的數字，但彼此掩飾得很好。初次到巴蘭基亞，我四處打聽她的下落，後來聽說她在巴拿馬生活，她的水手丈夫在巴拿馬運河上做領航員，不過，我沒跟她提起這個事，不是因為自尊，而是因為靦腆。
估計她剛跟某人吃完飯，那人走了，留下她單獨見我。我們喝了三杯特濃咖啡，抽了半包劣質香菸，小心翼翼地摸索著怎樣才能開展無聲的交流。終於，她壯著膽問我可曾想念她。我實話實說：我從未忘記她，可她走得那麼突然，我連生活方式都變了。她比我更心軟：
「我從未忘記，你就像我的孩子。」
她讀過我寫的社論、短篇和唯一的長篇，談起它們，她的目光清澈而犀利，或許只有飽含著愛與恨，才會有如此洞察力。然而，我和所有男人一樣自私、怯懦，只會躲避懷舊的陷阱。等到氣氛有所緩和，我才敢開口問她：一直想要孩子，有了嗎？
「有了，」她高興地回答，「都快小學畢業了。」
「像他爸那麼黑？」我心裡酸溜溜的，小氣地問道。
她脾氣還是那麼好：「像他的媽媽這麼白。我怕他爸爸氣得不回家，但他沒有，反而和我更親近了。」見我一頭霧水，她笑得迷人，向我保證：
「別擔心，孩子是他的。我們還有兩個彼此長得幾乎一模一樣的女兒。」
她很高興能來看我，跟我聊了幾段與我無關的過往。我虛榮心作祟，以為她在等我給出更暖昧的答覆。但我和所有男人一樣，弄錯了時間和地點。我在要第四杯咖啡和一包煙時，她看了看錶，毫無預兆地突然起身。
「好了，孩子，很高興見到你。」她最後說，「讀了那麼多你寫的東西，我實在忍不住，想來看看你現在什麼樣。」
「我現在什麼樣？」我斗膽問道。
「哦，這可不能說！」她笑得開心，「你永遠也不會知道。」
直到坐在打字機前，喘過氣來，我才發覺，長久以來，我既想見她，又怕與她終生廝守。從那天起，好多回，電話鈴一響，我就怕得要死。
對記者來說，一九五五年的新年是從國家海軍「卡爾達斯號」驅逐艦上的八名水手遭遇風暴、落海失蹤開始的。四天前，這艘驅逐艦在美國亞拉巴馬州的莫比爾結束幾個月的常規維修，起航回國，在只差兩小時就抵達卡塔赫納時遭遇風暴。
所有記者都放下手中的工作，收聽電臺釋出的第一條災難公告。吉列爾莫·卡諾坐在轉椅上，轉過來盯著我，指令就要出口。何塞·薩爾加爾正往印刷室走，聽到新聞，神經緊繃，也停在我面前。一小時前，我剛從巴蘭基亞回來，準備再次報道灰燼之口的悲劇；眼下，我已經在想下一班飛往沿海的飛機何時起飛，以便去寫有關八名溺水者的最新報道。然而，電臺釋出的公告說得很清楚：驅逐艦將於下午三點抵達卡塔赫納，沒有新訊息，八名水手的屍體尚未找到。吉列爾莫·卡諾一下子洩了氣。
「加博，這都什麼事兒啊！」他說，「煮熟的鴨子飛了。」
災難報道僅限於一系列官方公報，只說向因公殉職的海軍士兵致敬，別無其他。週末，軍方披露：水手路易斯·亞歷杭德羅·貝拉斯科乘坐一隻無槳的木筏，十天水米未進，奄奄一息地漂流到了烏拉瓦的一處海灘，飽受暴曬之苦，但可以康復。大家全都一個心思：要是能拿到獨家報道，哪怕只採訪半個小時，也會成為年度新聞。
根本就採訪不到他！軍方安排他住進了卡塔赫納海軍醫院，使他與世隔絕。機靈的《時代報》記者安東尼奧·蒙塔尼亞假扮醫生，混進醫院，和他待了幾分鐘，貌似只拿到幾張鉛筆繪圖，畫的是遭遇風暴時，貝拉斯科在驅逐艦上的位置，外加隻言片語。顯然，他接到命令，訊息不得外洩。「早知道他是記者，我會幫他一把。」幾天後，貝拉斯科表示。他一康復，就在軍方的陪同下，接受了《觀察家報》駐卡塔赫納記者拉希德斯·奧羅斯科的採訪。他的收穫很有限，沒能如我們期待的那樣，弄清一陣風是怎麼刮死七個人的。
路易斯·亞歷杭德羅·貝拉斯科必須服從鐵紀，住在波哥大父母家，也不能隨意走動，隨便說話。巡航艦中尉吉列爾莫·豐塞卡十分親切地回答任何技術或政治問題，同樣十分親切地迴避任何關鍵資訊，即我們唯一感興趣的事故真相。為了爭取時間，我就貝拉斯科回到父母家的情況寫了幾篇報道。軍方陪同人員還是不讓我跟他說話，卻准許一家地方電臺採訪，其採訪內容無聊至極。顯然，我們在受一幫擅長冷處理的官方人士的控制，而我第一次震驚於這樣的念頭：他們在向公眾隱瞞有關海難的驚天內幕。如今想來，那不只是懷疑，更是預感。
那個三月，天灰濛濛的，寒風刺骨，淫雨霏霏，讓我愈感愧疚。我一敗塗地，回編輯部前，先去了街對面的大陸酒店，在冷清的吧檯要了杯雙份酒，小口小口慢慢啜飲，連厚實的正裝款大衣都沒脫。突然，耳邊響起一個甜美的聲音：
「獨自喝酒，也會獨自死去。」
「願上帝聽見，美人兒。」我痴痴地回答，以為是瑪蒂娜·豐塞卡。
聲音在空氣中留下一縷溫熱的梔子花香，可惜不是瑪蒂娜。我目送著她走出旋轉門，和那把難忘的黃傘一起消失在細雨迷濛的大街上。喝完第二杯酒，我也過街，藉著兩杯酒的酒勁回到編輯部。吉列爾莫·卡諾見我回來，高興地大叫，好讓所有人都能聽見：
「來瞧瞧，了不起的加博給我們捉來了什麼鴨子？」
我說實話：
「沒有鴨子，只有死魚。」
這時，我才發覺，看見我穿著溼漉漉的大衣，一聲不吭地走過，編輯部裡無情的嘲笑者們開始心生憐愛，誰也狠不下心來笑話我。
路易斯·亞歷杭德羅·貝拉斯科的心裡樂開了花，因為軍方顧問不僅允許，還支援他做各種各樣光怪陸離的廣告。他在廣播裡說，他的手錶經受得住惡劣的戶外天氣的考驗，賺了五百美金和一塊新表；他說他穿的網球鞋特別結實，餓極了啃過，怎麼啃都啃不壞，網球鞋廠獎勵了他一千美金。短短一天之內，他做了一場愛國演講、收穫選美冠軍的香吻、作為道德表率與孤兒們見面。我都快忘記他了，突然——那天令人難忘——吉列爾莫·卡諾說貝拉斯科在他的辦公室裡，正準備籤一份合約，說出完整的冒險經歷。我覺得面子上特別掛不住。
「他現在不是死魚，是爛魚。」我還嘴硬。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拒絕為報社做分內之事。吉列爾莫·卡諾無可奈何，二話不說，把貝拉斯科打發走了。後來，他告訴我，剛把這位請出辦公室，他就開始思考，沒法兒解釋自己剛才的舉動。於是，他請門房叫他回去，並給我打電話，說版權已買斷，我無權拒絕。
一個沉沒的案例被吉列爾莫死抓不放，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我很鬱悶，但還是儘量態度良好地提醒他：我寫這個報道，只是服從工作安排，不會署名。沒想到對於那篇報道而言，這個偶然的決定歪打正著。我不得不用第一人稱，以當事人的口吻和敘述方式去表達當事人的觀點，署的自然也是當事人的名字。我老老實實地待在乾燥、安全的岸上。也就是說，報道將是一篇講述孤身冒險經歷的內心獨白，完全遵從事實。這個決定棒極了，因為貝拉斯科是個聰明人，情感與學識令人難忘，幽默感也恰到好處。最幸運的是，所有這些合起來構成了一個沒有缺陷的人物。
訪談變成了持久戰，事無鉅細地聊了三週，令人精疲力竭。我很清楚，最後見報的將不是原始訪談，而是加工後的專題報道。開始，我成心使壞，想引誘他陷入矛盾之中，以便挖出隱藏的真相。但我很快發覺，他毫無隱藏，我用不著擠牙膏。我就像漫步在鮮花盛開的原野上，可以隨意採摘我中意的花朵。貝拉斯科下午三點準時來編輯部，坐在我桌前，先回顧前一天的內容，再按故事發展順序往下講。他講一章，我晚上寫一章，第二天下午登。原本應該這樣：先把故事寫完，釐清所有細節，修改完畢後再發表，這樣更容易、更保險。可時間不等人，海難事件正在隨著分分秒秒的流逝滑入遺忘的深淵，且隨時有可能被另一條轟動性新聞淹沒。
我們沒用錄音機。當年，錄音機剛剛發明，最好的錄音機有打字機那麼笨重，錄音帶動輒如頭髮絲般纏成一團。只做筆錄是件壯舉。直到今天，我們都深知，錄音機錄音管用，但受訪者的表情絕不能被忽視。一個表情，勝過千言萬語；有時，表情和聲音還會南轅北轍。我被迫用老辦法，把筆記記在作業本上，正因如此，我相信我沒有漏掉一句話或任何細節，還得以步步深入。頭兩天有點兒困難，貝拉斯科老想一口氣把話說完。但他很快領悟，知道要按提問順序和提問深度依次作答，尤其是他有講故事的天賦，對這門「木匠活」有著天生的理解能力。
為了讓讀者做好下水前的熱身準備，我們決定從起航前，貝拉斯科在莫比爾度過的最後幾天講起。我們還達成共識，不以登陸結尾，而是寫到他在人群的歡呼聲中抵達卡塔赫納。這樣一來，讀者就能自行將他講述的故事和已有的新聞接上。我們打算連載十四篇，讓懸念維持兩個星期。
第一篇發表於一九五五年四月五日，報社在電臺打了廣告，那天的報紙一搶而空。第三天，我們指出了事件具爆炸性的癥結所在，決定揭露災難發生的真正原因——官方的說法是遭遇風暴。我想更細緻地瞭解，請貝拉斯科細細道來。他對採訪方式已經非常熟悉，回答前，眼中閃過一絲狡黠：
「問題是，沒有風暴。」
他明確指出是颳了二十多個小時的大風，這在當地那個時節十分常見，可是，指揮官們沒有充分考慮到。船員在起錨前領到了拖欠好幾個月的工資，最後一刻花得精光，採購了各種家電要往家帶，船艙裡都塞滿了，冰箱、洗衣機、烤箱這些大件只能綁在甲板上——戰艦上不允許這麼做——佔去了一大片空間。家電數量超乎預料，不過，沒人慌神，也許是覺得航行既不正式，又只有不到四天的航程，據預報天氣晴好，沒什麼要緊。他們已經幹過那麼多次，不是也沒事兒？沒想到運氣真背：風比預想中稍大一些，陽光明媚，海面起伏，船身比預想中傾斜，草草綁住貨物的繩子斷了。要不是因為是艘軍艦，「卡爾達斯號」早就不客氣地沉了。可是，八名在甲板上值班的水手從船舷邊滑落。因此，引發海難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官方從第一天起就一口咬定的海上風暴，而是貝拉斯科在報道中披露的家電超載——堆在一艘戰艦的甲板上，還沒綁好。
另一個被藏著掖著的問題是：落水船員能拿到什麼樣的救生筏，為何只有貝拉斯科死裡逃生？據稱，船上至少應有兩種常規救生筏和他們一起落水。救生筏是軟木和帆布做的，長三米，寬一點五米，中間有個保險倉，裡面存放著食品、飲用水、槳、急救箱、釣魚和航海用具，外加一本《聖經》。有了這些，即便不打魚，十個人也能在海上生存八天。可是，「卡爾達斯號」上的小救生筏上無任何裝備。根據貝拉斯科的描述，他那隻就是什麼也沒有。這麼一來，有個問題將永遠懸而不解了：有多少落水船員上了置人於死地的救生筏？
無疑，正是由於這些十分重要的原因，官方才遲遲不對海難做任何解釋，直到突然意識到，他們的宣告根本站不住腳。其他船員已經回家，分佈在全國各地，都會說出事故真相。到最後一刻，政府依然咬定「海上風暴」的說法，還在正式公報上發表嚴正宣告。審查沒有走極端，我們仍可登完報道。貝拉斯科儘量維持模稜兩可的態度，誰也不知道之前他是否出於壓力，沒有說出真相，而他也沒有要求或阻止我們將真相大白於天下。
登完第五篇，我們想把前四篇印成單行本，方便讀者收集。忙得發瘋的那些天裡，沒在編輯部裡出現過的堂加夫列爾·卡諾從鴿子籠似的辦公室下來，徑直走到我桌邊問：
「小加夫列爾，告訴我：海難報道還有幾篇？」
我們正在寫第七篇：貝拉斯科只剩一張名片可吃，他把名片嚥下了肚。他想嚼東西，抱著鞋啃，沒啃動。還差七篇。堂加夫列爾一聽，急了。
「不行，小加夫列爾，不行！」他氣急敗壞，「至少要寫五十篇。」
我說了我的理由，而他的理由是：報紙銷量就要翻番。據他估計，銷售數字有可能在國內報界創造新高。他臨時成立編委會，研究資金、技術、報道等方面的細節問題，並商定可行的篇數：二十篇。也就是說，在原有基礎上再加六篇。
儘管我沒有署名，我的工作方式還是傳了出去。一天晚上，身為影評人的我去完成觀影任務，影院門廳圍繞海難故事展開激烈爭論，爭論者大多是觀影后在附近咖啡館與我交流看法的朋友。影評每週一篇，他們的看法有助於我釐清思路。對於遭遇海難的船員，他們普遍——極少數除外——希望他的故事越長越好。
在例外的極少數之人中，有一位英俊瀟灑、老成持重的男子，穿著名貴的駝毛大衣，戴著圓頂硬禮帽。我從影院出來，獨自回報社。他跟了我三個街區，同行的還有一個穿著同樣考究、風華絕代的女人和另一個穿著沒那麼考究的男人。男子脫下禮帽，向我致意，並自報家門，名字我沒記住。他沒有轉彎抹角，而是直接表示他對海難報道持不同意見，認為報道是在直接幫共產主義的忙。我實事求是地向他解釋，那是當事人的敘述，我只管記錄。男子自有想法，認為貝拉斯科是蘇聯派來打入哥倫比亞武裝部隊的間諜。直覺告訴我，對方是軍隊或海軍高階將領。我很興奮，想摸清他的身份。不過看樣子，他只打算說這麼多。
「不知您明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他對我說，「無論如何，您幫了共產黨，害了國家。」
他光彩照人的妻子警惕起來，挽住他胳膊，想拉他走，小聲懇求道：「羅赫略，拜託！」他的最後一句話和第一句話同樣彬彬有禮：
「我對您的文章十分仰慕，請相信我，我只能說這麼多。」
他又跟我握了握手，被苦惱的妻子拉走了。另一位男同伴很吃驚，都沒跟我道別。
這是一系列事件中的第一起，後來上街我們不得不謹慎。報社後面有一家破破爛爛的小酒館，通宵營業，在這個街區工作的人會去那兒吃消夜。幾天前，兩個陌生人無緣無故地襲擊了在那兒喝夜裡最後一杯咖啡的貢薩洛·岡薩雷斯。誰也想不通，他們為什麼要跟最與世無爭的人作對，除非認錯人了，誤以為是我。我們倆的穿著打扮、行為舉止都透著加勒比風範，他的筆名gog裡又有兩個g。不管怎麼說，報社保安提醒我，城裡越來越不太平，晚上不要獨自出門。我倒很放心，下了班，總是一個人走回公寓。
在那些緊張的日子裡，一天拂曉時分，街上飛來一塊磚，砸碎了我臥室的窗戶，掉了一地的玻璃碴，我以為自己大限已到。原來是亞歷杭德羅·奧夫雷貢，他丟了家門鑰匙，找不到醒著的朋友，酒店也沒有空房間。他找不到地方睡覺，按我家門鈴，門鈴壞了，他就從附近工地撿了塊磚頭解決問題。我給他開了門，他幾乎連聲招呼都沒打——免得徹底吵醒我，四仰八叉往地板上一躺，一覺睡到大中午。
報紙還沒上街，報社門口便人頭攢動，日復一日，愈演愈烈。在商業中心工作的人為了買報，推遲下班時間，在公共汽車上讀最新報道。我覺得讀者的興趣最先出於人道主義原因，之後出於文學原因，最後出於政治原因。當然，興趣得以持續靠的則是報道的內在張力。我懷疑，貝拉斯科描述的某些情節是他編造的，他在尋求象徵或情感意義，比如第一隻不願離開的海鷗那段；飛機那段有著電影畫面的美感。一位海員朋友問我怎麼會對大海如此瞭解，我告訴他，我只是絕對忠實地照搬了貝拉斯科的觀察。達到某種程度之後，我便無可補充了。
海軍高層可沒這麼好的脾氣。報道登完前，他們發來抗議信，說我們用地中海標準、不體面的方式評判在任何海域都可能發生的災難。「報社不顧七個令人尊敬的哥倫比亞家庭和全體海軍官兵的哀悼與傷痛，」信中稱，「做出極不合適的決定，任由新手撰寫系列報道，大量運用非技術性的、不合邏輯的詞句與概念，還偏說出自於幸運、勇敢自救的倖存者之口。」鑑於此，海軍申請共和國總統府新聞辦公室介入此事，由一名海軍將領協助，審查之後的事故報道。幸好，收到這封抗議信時，我們已經登到倒數第二篇，還可以裝傻裝到下一週。
在報道全部登載完畢前，我們頗有先見之明地請貝拉斯科提供了一份有相機的戰友名單及住址，他們發來了在航行中拍攝的照片。拍什麼的都有，大部分是在甲板上的集體照，背景正是一箱箱家電——冰箱、烤箱、洗衣機——連牌子都看得一清二楚。這番好運足夠我們推翻官方的否認。政府果斷而迅速地回應，增刊銷量空前，打破了所有紀錄，超過了所有預期。不可戰勝的吉列爾莫·卡諾與何塞·薩爾加爾只有一個問題：
「事到如今，我們該怎麼做？」
那一刻，被勝利衝昏頭腦的我們無言以對。相比之下，其他所有新聞似乎都不是新聞。
《觀察家報》刊登系列報道十五年後，巴塞羅那圖斯蓋茲出版社推出了硬麵精裝單行本，大賣熱賣。出於對英雄海員的崇拜之情，在正義感的召喚下，我在前言的結尾寫道：「有些書不屬於作者，而屬於經歷者，比如這本。因此，本書的版權將屬於在救生筏上困了十天十夜、水米未進的那位不具名的同胞。沒有他，這本書不會出現。」
這不是一句空話。按照我的吩咐，圖斯蓋茲出版社連續十四年將稿費全額支付給了路易斯·亞歷杭德羅·貝拉斯科。直到波哥大律師吉列爾莫·塞亞·費爾南德斯讓他相信，他在法律上享有該書版權，儘管律師心知肚明，版權並不屬於他，而是我為了向他的英雄行為和敘事才華致敬，向友誼致敬而做出的決定。
我被告上了波哥大第二十二號民事法庭。律師朋友阿方索·戈麥斯·門德斯請圖斯蓋茲出版社再版時刪去前言最後一段，法庭宣判前，停止支付路易斯·亞歷杭德羅·貝拉斯科任何費用。出版社一一照做。出示人證、物證，就技術問題展開長時間的辯論後，法庭宣判，我是此書的唯一作者，駁回了貝拉斯科的律師提出的訴求。也就是說，出版社之前支付給他的所有費用的根據，不是他和我合作完成此書，而是我身為作者，自願決定由他領取稿酬。我做出另一個決定：之後將全部稿酬捐給一家教育基金會。
這樣的故事可遇而不可求，它不是在紙上杜撰的。是生活創造了它，憑藉的幾乎總是出其不意。後來，我們吸取了經驗。那一年，安蒂奧基亞省偉大的腳踏車選手拉蒙·奧約思第三次獲得全國冠軍，我們想報道他的一生。我們根據海難報道的經驗，重磅推出，連登十九篇，最後才發現，讀者更喜歡的是現實生活中，在山間騎行、第一個到達終點的拉蒙·奧約思。
一天下午，出現了再創輝煌的希望，只是很渺茫。薩爾加爾打電話給我，讓我趕去大陸酒店的酒吧和他會面。他和一位老朋友在一起，後者為人嚴肅，剛介紹他認識了自己的一位同伴——工人打扮，是個百分之百的白化病患者，鬚髮皆白，在昏暗的酒吧裡閃閃發光。薩爾加爾的朋友是位知名企業家，其同伴是位採礦工程師，正在距《觀察家報》報社兩百米處的空地上挖掘傳說中屬於西蒙·玻利瓦爾將軍的寶藏。這位同伴——之後成為薩爾加爾和我的好友——向我們保證傳說屬實。但故事過於簡單，令人生疑：落敗後的解放者命不久矣，打算離開卡塔赫納，繼續最後的旅程。他在獨立戰爭的窮困時期聚斂了可觀的個人財富，足以安享晚年。在繼續苦難的旅程前——不知去加拉加斯還是歐洲——謹慎起見，他把寶藏藏在了波哥大，設定了當年十分流行的斯巴達式密碼，這樣，需要時，不管他人在哪兒，隨時都能尋回。我在創作《迷宮中的將軍》時，帶著無法抗拒的渴望想到了這次報道，原本想把寶藏的故事作為主線，可惜資料太少，可信度不夠，用在虛構文學上似乎也顯得拙劣。傳說中的寶藏，主人從未取回，搜尋者正在熱切地尋找。我不懂他們為何要把這件事告訴我們，薩爾加爾跟我解釋，他的老朋友喜歡海難系列報道，想給我們提個醒，讓我們追蹤這條新聞，好再登一系列同樣備受關注的報道。
我們去了挖掘現場。那是記者公園西邊唯一一塊空地，離我新搬的公寓很近。薩爾加爾的老朋友告訴我們，在一張殖民時期的地圖上，寶藏的具體座標被標出，位於蒙塞拉特和瓜達盧佩山之間。這個故事令人著迷，要是運氣好，會和海難報道一樣轟動，在世界範圍內引起更大反響。
我們隔一段時間就去現場看一眼，隨時掌握情況，一邊喝檸檬燒酒，一邊聽工程師沒完沒了地說上好幾個鐘頭。我們感覺離奇蹟越來越遠，直至很久以後幻想破滅。後來我們猜測，寶藏故事是未經許可在波哥大市中心採礦——很值錢的礦——的幌子。不過，也說不準採礦是保住解放者寶藏的幌子。
那段日子不適合做夢。自從撰寫了海難報道，真真假假的死亡威脅通過各種方式向我們湧來，朋友們建議我出國避避風頭。當路易斯·加夫列爾·卡諾突然問我下週三有何打算時，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出國。他和往常一樣，不動聲色地對我說：要是沒別的打算，準備檔案，以特派記者的身份去日內瓦下週召開的四國首腦會議採訪。
我先打電話告訴媽媽。她覺得這是大事，問我日內瓦是哪個莊園。我告訴她：「是瑞士的一座城市。」面對兒女們的意外舉動，媽媽永遠保持鎮定。她絲毫不亂陣腳，問我待多久，我說最多兩個禮拜。其實會議只開四天。然而，出於某些無關乎我的意願的原因，我待了不止兩個禮拜，而是近三年。於是，我成了那個需要「救生艇」的人，哪怕每天吃一頓也好。不過，我很小心，家人並不知情。一次，有人對媽媽胡說八道，說兒子騙她，說好只待兩個禮拜，卻在巴黎花天酒地。
「加比託不會騙任何人。」她笑得天真，「有時候是上帝安排，把兩個禮拜過成兩年。」
之前，我從未意識到，自己和幾百萬迫於暴力背井離鄉的人一樣，沒有合法證件。我沒有身份證，沒投過票；在巴蘭基亞，用的是《先驅報》記者證，為了逃兵役——從兩年前逃到那時——上面的出生日期是瞎編的；遇到緊急情況，就拿錫帕基拉電報員給我的明信片證明身份。一位朋友送來了及時雨，幫我聯絡了一家旅行社的代辦，他讓我預付兩百美金，在十張空白水印紙的下方簽名，保證在指定時間把我送上飛機。這時，我才驚喜地發現，我的銀行存款數額驚人，原因是平時一心一意當記者，沒時間花錢。除了日常開銷——不超過一名窮學生的花費，唯一的支出是每月往家送「救生艇」。
航班起飛前一天，旅行社的代辦坐在我面前，把證件一份份放在桌上，依次告訴我名字，免得我弄混，有身份證、兵役證、按時納稅證和天花、黃熱病疫苗接種證。最後，他跟我另要了一筆小費，給面黃肌瘦、用我的名字接種了兩次疫苗的小夥子，多年來，他每天都代替匆忙出行的客戶接種疫苗。
我飛到日內瓦，剛好趕上艾森豪威爾、布林加寧、伊登和富爾出席的開幕式。我不懂外語，只會卡斯蒂利亞語；差旅費只夠住三流酒店，好在有銀行存款撐腰。出國前原本預計幾周後就回國，可臨走前，我鬼使神差地把公寓裡的東西全送人了，包括在阿爾瓦羅·塞佩達和路易斯·維森斯的指導下，耗時兩年收集的一整套經典影片。
詩人豪爾赫·蓋坦·杜蘭來向我告別時，我正在撕沒用的紙。他很好奇地翻垃圾桶，想翻出點兒東西來，登在他的雜誌上。他找到三四張攔腰撕開的稿紙，在桌上拼起來讀了讀，問我是哪兒的文章。我說是從《枯枝敗葉》初稿中刪掉的《伊莎貝爾在馬孔多觀雨時的獨白》，提醒他已經用過。這個短篇曾在《紀事》週刊和《觀察家報》週日增刊上發表，用的是一模一樣的題目，我記得是在電梯裡匆忙答應下來的。蓋坦·杜蘭並不在意，把它登在了他的下一期《神話》雜誌上。
吉列爾莫·卡諾家的告別宴極其喧鬧而混亂，害得我誤了回卡塔赫納的飛機。那晚，我本該回家過夜，以便跟家人告別。幸好我登上了次日中午的另一架飛機。還不錯，自上回離開，家裡的狀況改善不少，爸媽和弟弟妹妹們覺得沒有我的「救生艇」，他們也有能力把日子過下去。日後在歐洲，我比他們更需要接濟。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汽車前往巴蘭基亞，去趕下午兩點飛往巴黎的班機。在卡塔赫納長途汽車總站，我遇到了「摩天大樓」令人難忘的門衛拉希德斯，當年一別，再未謀面。他衝過來，噙著淚，給了我一個發自內心的擁抱，不知該說些什麼，不知該如何稱呼我。我們匆忙聊了幾句，他的車來了，我的車要開了。分手前，他熱忱地對我說：
「堂加夫列爾，我不明白，為什麼您從來不告訴我您是誰？」
這話問到我心坎兒裡去了。「哦，親愛的拉希德斯，」我比他更傷心，「我沒法兒告訴您，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是誰。」
幾小時後，坐在前往巴蘭基亞機場的計程車上，窗外忘恩負義的天空比世上任何地方的天空都更明朗，我突然意識到自己位於「七月二十日」大道。回顧近五年來的生活，我靈光一閃，往梅塞德斯·巴爾恰的家望去。她就在那兒，像大門前的一尊雕像，身材曼妙，遙不可及，穿著當年流行的金邊綠裙，頭髮剪得像海燕的翅膀，沉靜如海，彷彿在等一個不會到來的人。我在心裡忍不住大叫：在這個七月的星期四，時間還這麼早，我卻要永遠地失去她了！我差點兒讓計程車停下，去跟她道別。可是，結果難料，我又執著向前，還是不要節外生枝的好。
坐上飛機，我越想越後悔。當時有個特別好的服務：前方座椅靠背上有供乘客使用的便箋紙——這個簡明的叫法仍在使用。金邊信紙，亞麻纖維紙信封，有粉色、奶油色和藍色，有時還帶香味。之前幾次飛行中，我用它們寫告別詩，折成紙鴿，下飛機時放飛。我挑了張天藍色的信紙，給梅塞德斯寫了第一封正兒八經的信。早上七點，名花無主的她穿著漂亮的綠裙子坐在家門口，頭髮剪得像海燕的翅膀，我甚至沒有想過大清早她為誰而裝扮。以前我即興給她寫過鬧著玩的便條，偶爾碰見時，她會口頭給幾句難以捉摸的答覆。第一封信，我只寫了五行，正式通知她我去日內瓦出差了。正要落款時，我決定最後加上一句有如正午的一道閃電讓我眼前發黑的話：「一個月不回信，我就定居歐洲。」凌晨兩點，我沒有給自己時間思考，在荒涼的蒙特哥貝機場把信投入郵筒。那天是星期五。第二個星期四，我在日內瓦又開了一天徒勞無功的會——各國意見依然不一致——回到酒店，看見了回信。
作者「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其他小說
《百年孤獨》《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一件事先張揚的兇殺案》《回到種子裡去》《霍亂時期的愛情》《迷宮中的將軍》《世上最美的溺水者》《愛情和其他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