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家報》社長吉列爾莫·卡諾聽說我在阿爾瓦羅·穆蒂斯的辦公室，也就是他辦公室樓上四層——報社剛搬來，離原址五個街區——便打電話給我。我前一天到的，打算跟穆蒂斯的朋友們共進午餐，但吉列爾莫非要我先下樓打個招呼。我去了。先是首都式的熱情擁抱，再聊兩句當日新聞，之後我就被他一把從編輯部同事身邊拉開。「聽著，加夫列爾，」他說得天真無邪，讓人不得不信，「還缺一篇社論，幫個忙，寫一篇？」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比畫出半杯水的高度：
「這麼長。」
我比他更頑皮，問他坐哪兒。他指了指一張空桌子，那兒擺著一臺老式打字機。我二話不說，先坐下，想好素材。就這樣，我用同一套桌椅、同一臺打字機工作了十八個月。
幾分鐘後，從隔壁辦公室走出副社長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他聚精會神地盯著一沓紙，看見我時，嚇了一跳。
「老兄！堂加博！」他幾乎叫了起來，用的是他在巴蘭基亞給我起的名字，加比託的簡稱。原本只有他這麼叫，這回在編輯部傳開了，連鉛字文章的署名也變成了「加博」。
吉列爾莫·卡諾讓我寫的社論是何主題我不記得了，但《觀察家報》的主導風格我在上國立大學時就瞭然於胸，特別是社論版面享有盛譽的版塊「日復一日」。我決定拿出路易薩·聖地亞加面對困境的惡魔時的那種冷靜，儘量模仿其風格。我半小時寫完，用筆修改了幾處，然後交稿。吉列爾莫·卡諾從近視眼鏡的上框投下目光，站著讀完。那份專注似乎不僅屬於他，也屬於他那些白髮蒼蒼的祖輩：堂菲德爾·卡諾一八八七年建立報社；兒子堂路易斯接手；堂路易斯的弟弟堂加夫列爾穩紮穩打；不久前，二十三歲的孫子吉列爾莫執掌大局，引領發展成熟的報社繼續打拼。正如先輩們會做的那樣，他對文章稍作改動，然後活學活用地叫出我的新名字。
「很好，加博。」
回來當晚，我發覺波哥大已不再是我記憶中的模樣。像這個國家許多重大災難一樣，四月九日事件造成的遺忘淹沒了它所創造的歷史。百年公園內的格拉納達酒店被推倒，簇新的哥倫比亞銀行在其原址上拔地而起。當年的那些老街似乎不屬於任何人，而屬於一輛輛閃亮的有軌電車；當年的兇案拐角在火燒出的若干片空地中間不再醒目。「如今看上去真的像一座大城市了。」同行的人驚歎道，那句老話刺痛了我的心：
「我們不得不感謝四月九日事件。」
阿爾瓦羅·穆蒂斯將我安置在一家無名膳宿公寓，我在那兒度過了最美好的時光。客棧位於國家公園旁，不幸地被粉飾一新。入住當晚，我就忍不住羨慕盡享魚水之歡、整晚甜蜜戰鬥的鄰屋。次日，他們出門時，我不禁愕然：乾瘦的女孩穿著公立孤兒院的衣服，兩米高的老先生滿頭銀髮，能當她爺爺。我以為我弄錯了，可他們夜夜如此，拼命叫喚，天亮方休。
我的那篇社論被刊登在《觀察家報》社論版的顯著位置。我逛了一上午服裝店，穆蒂斯用胡編亂造的英國腔大聲逗店員開心，強迫我買了幾件衣服之後，我們和貢薩洛·馬利亞里諾以及其他受邀的年輕作家一塊兒吃午飯，穆蒂斯想介紹我進波哥大文學社交圈。三天後，我才又跟吉列爾莫·卡諾說上話，他打電話到穆蒂斯的辦公室。
「加博，您怎麼回事兒？」他虛張聲勢，擺出社長的派頭，「為了等您的文章，昨天我們連付印時間都推遲了。」
我下樓到編輯部找他談。我至今沒想明白，接下來的一個多星期，在沒人跟我談工作和薪酬的情況下，我是如何繼續在每個下午寫不署名的社論的。記者們休息聊天時，當我是自己人，而我的確是他們當中的一員，只是沒想到會是那樣親密無間。
「日復一日」版塊的文章從不署名，通常由吉列爾莫·卡諾的政論打頭陣。按高層訂立的規矩，之後是貢薩洛·岡薩雷斯的自命題文章。他還負責報紙最具智慧、最受歡迎的「問與答」專欄，解答讀者疑問，署名gog，不是借鑑自喬瓦尼·帕皮尼，而是他自己姓名的縮寫。接下來是我的社論，在極罕見的情形下，愛德華多·薩拉梅亞也會提筆撰寫這一版塊。而他的每日專欄「城市與世界」位於社論版的最佳位置，署名「尤利西斯」。他總是強調，這個筆名不是來自荷馬，而是來自詹姆斯·喬伊斯。
新年伊始，阿爾瓦羅·穆蒂斯要去太子港出差，邀我同行。讀完阿萊霍·卡彭鐵爾的《這個世界的王國》，海地便成為我的夢想之地。二月十八日，我還沒給他答覆，寫了一篇關於英國太后迷失在碩大無比的白金漢宮的孤獨中的文章，令我意外的是，文章被刊登在「日復一日」首要位置，並在編輯部廣受好評。當晚，我們在主編何塞·薩爾加爾家裡辦了場小型聚會，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又興高采烈地點評一番。後來，好心人向我透露：薩拉梅亞的點評打消了高層最後的顧慮，報社正式提出給我一個長期固定的工作崗位。
第二天一大早，阿爾瓦羅·穆蒂斯叫我去他辦公室，告訴我一個壞訊息：海地之行取消了。他沒跟我說原因，其實是他對吉列爾莫·卡諾偶然提起，卡諾真誠地懇求他別帶我去。阿爾瓦羅也沒去過海地，願聞其詳。「去了你就會明白，」吉列爾莫說，「海地可能是加博在這個世上最愛的地方。」那天下午他的最後一句話堪稱點睛之筆：
「他會一去不歸。」
阿爾瓦羅心領神會，將海地之行取消，只說是公司的決定。就這樣，我沒去成太子港。幾年前，年邁的阿爾瓦羅沒完沒了地回憶往事時，我才得知了真正的原因。而吉列爾莫用報社合同拴住我之後，反覆向我提起深入報道海地的計劃，可我始終沒能去成，也從未告訴他原因。
我沒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觀察家報》的正式編輯。我明白，我能發表短篇小說，是因為在哥倫比亞這個體裁不景氣，可每天為晚報撰稿是完全不同的挑戰，新聞界刀光劍影，我又缺乏經驗。《觀察家報》只走過了區區半個世紀，在一棟租來的房子裡成長壯大，機器是《時代報》剩下的。《時代報》有錢、有實力、有優勢，相比之下，《觀察家報》不過是一份樸素的晚報，由十六版密密麻麻的文字構成，但發行的五千份——數字並不準確——幾乎在印刷廠門口就被讀者從報販手中鬨搶一空，繼而在老城區安靜的咖啡館裡用半小時讀完。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本人曾在倫敦bbc廣播電臺發表宣告，說《觀察家報》是世界上最好的報紙，這不僅代表了他個人的觀點，也是幾乎所有辦報人和許多讀報人的共識。
我得承認，海地之行取消後的第二天，總經理路易斯·加夫列爾·卡諾請我去他的辦公室時，我的心咯噔一下。面談持續了不到五分鐘，完全是例行公事。路易斯·加夫列爾性格乖戾，待朋友和善，待下屬摳門，名聲在外。我倒覺得他辦實事，待人親切。他鄭重其事地建議我留在報社當專職記者，撰寫一般性話題文章和觀點評論，必要時，在最後時刻幫忙趕工，月薪九百比索。我驚愕萬分，回過神後追問「月薪多少？」，他又一字一頓地說了一遍：九百比索。太意外了！幾個月後，親愛的路易斯·加夫列爾在聚會時聊起這一幕，坦言他見我愣住，以為我會拒絕。他表達了最後的疑慮：「您太瘦了，氣色不好，我怕您會死在辦公室裡。」這樣的擔心有理有據。就這樣，我成為《觀察家報》的一名專職記者，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用掉了這輩子最多的紙。
進《觀察家報》是偶然，更是幸運。報社裡最恐怖的是族長堂加夫列爾·卡諾，他在編輯部自願充當鐵面判官，天天用高倍放大鏡讀報，連最不起眼的逗號也不放過，用紅筆圈出各種紕漏，評語犀利，張榜示眾。從第一天起，公告欄就變成了「恥辱牆」，沒有一個記者逃出過他那支殘忍的紅筆。
吉列爾莫·卡諾扶搖直上，二十三歲就成為《觀察家報》社長，並非因為他功績卓著，年輕有為，而是從出生起，他就肩負著傳承家族事業的使命。許多人以為他只是個孝子，而我驚訝地發現，他確實是當社長的料，其快速識別新聞的能力讓人歎服。
有時，他不得不以一敵眾，哪怕論據不充分，也要想方設法讓大家看清事實。那時候，大學課堂上不教授這個行業，全靠聞著報紙的墨香，邊工作邊學習，而《觀察家報》有刀子嘴、豆腐心的特級教師。吉列爾莫·卡諾從那兒起步，先報道鬥牛，文章嚴謹而博學，彷彿他的偉大志向不是記者，而是鬥牛士。他畢生最艱難的經歷必定是一夜之間連升三級，從初學者變成資深教師。不跟他親密接觸，就無法想象掩藏在他柔和的舉止、躲閃的言辭背後的是極具決斷力的個性。他熱情地投入廣大而危險的戰鬥之中，從不停歇，儘管他知道：最崇高的事業背後也潛伏著死神。
我從沒見過像他那樣不喜社交、不追求個人榮譽、不愛聽阿諛奉承的人。他朋友不多，但都是至交。從第一天起，我就覺得我算是其中的一個。也許是因為編輯部裡全是老江湖，只有我跟他小一輩，我們永遠惺惺相惜。可貴的是，友誼常在，和而不同。我和他有很深的政治分歧，隨著我們周圍的世界四分五裂，這種分歧越來越深。然而，我們總能找到互相認可的領域，並肩作戰，為我們心目中的正義事業而奮鬥。
編輯部很大，辦公桌擺在兩側，氣氛詼諧，大家互相嘲諷，不留情面。達里奧·包蒂斯塔是財政部煞星，從公雞打鳴起就不遺餘力地讓高官們的日子不好過，他災難性的前瞻十有八九一語成讖。法律版記者費利佩·岡薩雷斯·托萊多天生就是當記者的料，多次先於官方調查結案，除惡揚善，匡扶正義。吉列爾莫·拉納奧盯著好幾個部委，到老都童心未泯。羅赫略·埃切維里亞是位了不起的大詩人，負責早報，白天見不著。我的表兄貢薩洛·岡薩雷斯踢球受傷，腿上打著石膏，被迫學習回答各種各樣的問題，後來成為專家，百問不倒。儘管在大學是名一流足球運動員，他卻篤信理論學習高於實踐。對此，最具代表性的明證是，參加記者保齡球錦標賽時，他通宵看書，研究保齡球的物理學原理，不跟我們下場練球，結果他拿到年度冠軍。
和這幫人一起工作，編輯部裡永遠歡聲笑語。「好生氣的人就讓他生去吧！」不知是達里奧·包蒂斯塔還是費利佩·岡薩雷斯·托萊多喊出的口號。大家知道彼此寫什麼主題，盡全力互相幫助，樂於分享，幾乎可以說是在一片吵鬧聲中工作。可是，遇上棘手事，誰都大氣不出一聲。編輯部最裡頭唯一一張橫放著的辦公桌，由何塞·薩爾加爾坐鎮。他會轉來轉去，分配工作，瞭解情況，看見花哨的文字，就會大發雷霆。
那天下午，吉列爾莫·卡諾帶我在編輯部轉了一圈，挨個介紹各位同事，對我的薄臉皮來說，這是場嚴峻的考驗。達里奧·包蒂斯塔誰也不看，雷鳴般吼了聲「天才駕到！」，嚇得我舌頭打結，膝蓋發軟。
我唯一能想到的是，面朝所有人伸出手臂，表演般畫半個圈，說出一句一點兒也不幽默但發自內心的話：
「願為大家效勞。」
噓聲四起，讓我後怕至今，但我隨即在大家的擁抱和歡迎聲中鬆了口氣。從那一刻起，我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在這個由一群寬厚的猛虎組成的集體中，友誼和合作精神從未動搖過。需要任何資料，哪怕再不起眼，只要知會相關記者，永遠有求必應。
吉列爾莫·卡諾給我上了第一節重要的新聞課，全體記者都在場。一天下午，波哥大突降暴雨，雨勢驚人，連下了三小時。希梅內斯–德蓋薩達大街上湍急的水流所向披靡，席捲一切，沿斜坡滾滾而下。街上一片狼藉，各種機動車輛和公共交通工具原地癱瘓，成千上萬的行人跌跌撞撞地躲進街邊樓房，擁擠不堪。在報紙即將付印的時刻目睹這場災難，我們這些記者震驚不已，紛紛站在窗前，看著悽慘的街景，像淘氣受罰的孩子一樣不知所措。突然，吉列爾莫·卡諾從淺睡中驚醒，回頭面對傻愣著的我們，叫道：
「暴雨就是新聞！」
命令尚未下達，大家已經開始執行。記者們跑回戰鬥崗位，按照何塞·薩爾加爾的吩咐，打電話蒐集資料，分工協作，撰寫世紀暴雨的新聞報道。路上全是拋錨的車，救護車和緊急巡邏車無法順暢行駛。家用排水管堵了，搶險救急的消防員人手不夠。城裡水庫垮壩，好幾個街區的居民被強行疏散。還有幾個街區的下水道爆了。人行道上擠滿了無法自理的老人、病人和窒息的孩子。混亂中，五艘摩托艇——週末釣魚用的——在受災最嚴重的加拉加斯大街上你追我趕，組織救人。何塞·薩爾加爾把這些從現場收集來的訊息分配給各位記者，我們對情況進行詳細說明，以便推出一期隨機應變的特刊。攝影師們來不及脫下溼漉漉的雨衣，就忙著處理新鮮出爐的照片。五點不到，吉列爾莫·卡諾就這場暴雨——波哥大歷史上遭遇的災難性暴雨之一——寫出了一篇精彩的綜述。雨過天晴時，《觀察家報》特刊已經發行，只比平時晚了一個小時。
起初，我覺得何塞·薩爾加爾難以相處，但與他共事，我很受啟發。他的問題和我正好相反：他希望手下的記者能最大程度地發揮積極性，而我只希望能跟上趟。報社的其他事務把我牢牢拴住，只有星期天能歇幾個小時。薩爾加爾當我是記者，其他人當我是短篇小說作家，讓我負責影評、社論和文化報道。不過，從踏上海岸起，我的夢想便是當一名記者，我也知道薩爾加爾是最好的老師。他衝我關上門，也許是希望我自己撞開門，擠進去。我們倆合作愉快，幹勁十足。每當我把按照吉列爾莫·卡諾甚或愛德華多·薩拉梅亞的要求撰寫的文稿遞交給他時，他總是毫不遲疑地表示贊成，不過套話是免不了的。他會做出費力拔出瓶塞的樣子，十分嚴肅地——比他自認為的還要嚴肅——對我說：
「要擰斷天鵝的脖子。」
他從不咄咄逼人，相反，為人謙和，久經考驗，憑實力步步高昇，從十四歲給印刷室送咖啡一直做到國內最專業、最權威的主編。我知道，哥倫比亞缺乏有力度的記者，我若是把時間浪費在耍花招和抒情感懷上，他不會原諒我。另一方面，我認為，在報刊文章中，專題報道最能反映日常生活。但如今我明白了，正是由於我們倆固執己見，各執一詞，才更好地激發了我去實現埋在心底的記者夢。
機會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九日上午十一點二十分將我攔截，當時我剛從波哥大模範監獄探完朋友出來。荷槍實彈的軍人在第七大道上將一群學生團團圍住，距六年前豪爾赫·埃利塞爾·蓋坦遇刺的拐角只有兩個街區。前一天，哥倫比亞即將派往朝鮮戰場的軍隊操練時打死了一名學生，引發了示威遊行。平民和軍政府之間發生街頭衝突，這是第一次。從我所在的位置，只能聽見想繼續行進到總統府的學生和阻止他們計程車兵之間的吵嚷聲。人群中聽不清他們在吵些什麼，但人人都能感覺到局勢緊張。突然，沒有任何警告，嗒嗒嗒一梭子彈，緊接著又是兩梭，幾名學生和行人當場死亡。想把傷者送往醫院的倖存者被槍托打得落荒而逃。軍隊疏散了人群，封鎖了街道。在逃竄的人群中，有幾秒鐘，我再次感受到四月九日的恐懼，而且是在同樣的時辰與地點。
回報社一路上坡，我幾乎狂奔了三個街區，編輯部裡忙碌不堪，正在做戰鬥的準備。我結結巴巴地把屠殺現場的情況說給大家聽，可是某位知之甚少的記者已經在寫第一篇報道，涉及九名死亡學生的身份和傷者在醫院的情況。我是唯一的目擊者，原以為他們會讓我描述屠殺現場。可是，吉列爾莫·卡諾與何塞·薩爾加爾一致認為要寫集體報道，化整為零，最後由責編費利佩·岡薩雷斯·托萊多統稿。
「您放心，」費利佩見我失望，有些擔心，「不署名，讀者也知道這是集體努力的結果。」
「尤利西斯」安慰我，說我要撰寫的社論將是最重要的部分，關於公共秩序的嚴重破壞。話沒錯，可這種社論最敏感，最容易惹禍上身，得由高層若干人執筆完成。這是一堂生動的團隊合作課，可我還是感到氣餒。軍政府和自由派新聞界的蜜月到此結束。蜜月開始於八個月前，羅哈斯·皮尼利亞將軍執政，結束了連續兩屆保守派政府的血腥屠殺，使國家鬆了口氣，卻在那天走到盡頭。對於夢想成為新聞記者的我來說，這也是一場血與火的考驗。
不久，報上登了一張照片：男孩，身份不明，屍體無人認領，地點在法醫學院圓形劇場。我覺得他就是幾天前登報尋找的那個失蹤男孩，使拿去給法制版記者費利佩·岡薩雷斯·托萊多看。他打電話給失蹤男孩的母親，得知孩子還沒找到。接下來又是終生難忘的一課。失蹤男孩的母親在圓形劇場的門廳等費利佩和我。她看上去那麼矮小、那麼可憐，我拼命希望死者不是她的孩子。地下室又長又冷，燈光刺眼，並排放著二十多張桌子，石碑似的屍體上蓋著髒兮兮的單子。我們三個跟著看守不緊不慢地往前走，走到倒數第二張桌子前停下。單子的底部邊緣露出兩隻可憐的小鞋底，鞋後跟磨得很舊。母親認了出來，臉唰一下白透了。她提著最後一口氣，等看守如鬥牛士般掀開單子。孩子約莫九歲，圓睜著眼，穿著幾天前在路邊溝裡被找到時穿的衣服。那位母親慘叫一聲，癱倒在地。費利佩扶她起來，低聲安撫她。我捫心自問：這是我夢想中的職業嗎？愛德華多·薩拉梅亞斷言不是。他認為，儘管罪案報道深入人心，但對專業人士要求很高：性格要堅強，心臟要強大。此類報道，我再未涉足。
形勢所迫，我轉寫影評。我沒想到會幹這個，但是，有阿拉卡塔卡堂安東尼奧·達孔特的奧林匹亞影院和阿爾瓦羅·塞佩達流動課堂打下的基礎，我寫的影評比哥倫比亞當年常見的要更加實用。德國人埃內斯托·福爾克寧戰後定居波哥大，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兼文學批評家，在國家電臺針對專家級聽眾評論剛上映的電影。路易斯·維森斯是西班牙內戰後定居波哥大的加泰羅尼亞書商，周圍也有出類拔萃但只是偶爾一評的影評家。他在畫家恩裡克·格勞、評論家埃爾南多·薩爾塞多和記者格羅里亞·巴倫西亞·德卡斯塔尼奧·卡斯蒂略的大力支援下，建立了第一個電影俱樂部，其中，格羅里亞擁有一號會員證。動作片和悲情片在國內廣受歡迎，但高質量的影片仍舊小眾，受過良好教育的電影愛好者才會欣賞。放映商不願冒險，對只能上映三天的片子越來越謹慎。想從芸芸眾生中爭取到新觀眾，需要循循善誘、悉心引導，既要讓觀眾接受高質量影片，又要幫助心動的放映商獲得相應的財力支援。最大的障礙在於放映商們叫囂：要是報紙刊登負面評論，他們就撤廣告，而對報社而言，廣告收入十分可觀。《觀察家報》是第一家甘冒風險刊登影評的報紙，報社把評論剛上映影片的任務交給了我，評論無須專業艱深，更像面向影迷的啟蒙讀物。大家一致決定，以防萬一，不許用記者優惠券，必須在視窗購票入場。
頭幾條影評讓放映商們放了心，評的都是優秀法國片：講述偉大音樂家一生的《普契尼》、歌唱家格蕾絲·摩爾的動人故事《這就是愛》、朱利恩·杜維威爾執導的無傷大雅的喜劇片《恩裡克塔的聚會》等，離開劇院時遇到的放映商都對影評表示滿意。阿爾瓦羅·塞佩達得知我有此壯舉，清晨六點從巴蘭基亞打來電話。
「該死，不經我允許，您居然敢去評論電影！」他在電話那頭笑得直哆嗦，對我嚷嚷道，「您對電影瞭解多少？！」
後來，他常為我出謀劃策，儘管他從不認同我們並非教授而只是引導非專業普通觀眾的觀點。和放映商之間的蜜月沒有開始想象的那麼甜，面對純商業電影時，連最善解人意的放映商也會抱怨報紙不留情面。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和吉列爾莫·卡諾只能隨機應變，接電話時故意轉移話題。四月底，一位放映商挑頭，給我們寫了封公開信，說我們嚇唬觀眾，有損其利益。在我看來，問題的癥結在於，公開信的作者不懂「嚇唬」的含義，可我覺得敗局已定：報社面臨發展危機，堂加夫列爾·卡諾不可能單純出於審美意願而捨棄電影廣告。接到公開信那天，他和所有兒子以及「尤利西斯」召開緊急會議，我以為影評欄目就此「劇終」。誰知會議結束，堂加夫列爾從我桌前經過時沒有明說，而是擺出長者的姿態，淘氣地說道：
「放心吧，小加夫列爾。」
第二天，「日復一日」刊登了由吉列爾莫·卡諾執筆的致放映商的回信。他故意寫得很學術，結尾明確表態：「報紙刊登嚴肅、負責的影評未曾嚇唬觀眾，更未損害他人利益。其他國家的影評也是如此，我們只是打破了好壞不分、只褒不貶的窠臼。」我們的回信不止這一封。影院人員泣血抗議，讀者暈頭轉向，來信觀點不一。然而，說什麼也沒用，欄目得到保留，直到哥倫比亞影評不再獨此一家，成為報紙和電臺的常設欄目。
之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我發表了七十五篇影評——應該把觀影時間也納入考慮；六百多篇社評，三天一篇署名或不署名的報道，至少八十篇署名或不署名的專題文章。文學作品發表在《觀察家報》週日增刊上，包含好幾個短篇和《「蛇村」》系列（由於雜誌《燈》的內部矛盾，沒有登完）。
平生第一回取得成就，可惜我沒有時間享用其成果。租的公寓帶傢俱，包洗衣，臥室加衛生間，有電話，能在床上吃早餐，透過大窗看到的世上最悽慘的城市永遠飄著細雨。可我只在睡覺的時候回去，睡前讀一小時書，凌晨三點入眠，睡到早上電臺播報新聞，指引我瞭解新一天的現實。
第一回有了自己固定的居所，卻連好好琢磨它的時間都沒有，這使我感到不安和煩亂。我太忙了，顧不上過日子，唯一的大額支出是每到月底按時給家裡送去的「救生艇」。今天我才意識到，當時我幾乎沒有時間去考慮自己的私生活。也許是因為在我的內心，加勒比地區母親們的想法根深蒂固：波哥大女人勾搭沿海男人，不為愛情，只為實現她們傍海而居的夢想。但是，往我在波哥大的第一套單身公寓裡帶女人其實並沒有風險。我問門房，是否允許女友半夜來訪，他的回答充滿智慧：
「不允許，先生。但不該看的，我從來不看。」
七月底，何塞·薩爾加爾沒打招呼，突然站在我面前。我正在寫一篇社論，他不說話，看了我好半天。我一句話寫到半截，好奇地問：
「出什麼事了？」
他眼都沒眨一下，拿著他的紅色鉛筆玩著看不見的擊柱遊戲，露出魔鬼般的笑容，其意圖顯而易見。他不問自答，說不讓我寫第七大道上屠殺學生的報道，是因為那篇對新手而言有難度。但是，如果我能接受他的大膽建議——只是明說，不是激將——他願意冒險給我發記者證：
「為什麼不去趟麥德林，告訴我們那兒發生了什麼事？」
這話有點兒難懂，他說的是兩個多星期前發生的事情，難免讓人對這條新聞的新鮮度產生懷疑。七月十二日上午，麥德林東部陡峭的半月地區發生山體滑坡。報道駭人，政府無序，受災群眾驚恐萬狀，管理協調、慈善援助一片混亂，真相至今不明。薩爾加爾不是讓我能查到哪兒就查到哪兒，而是讓我在最短的時間內，實地查清來龍去脈。從他的說話方式可以看出，他終於不再掣肘，為我鬆綁。
當時，全世界對麥德林的瞭解僅限於卡洛斯·加德爾在此遭遇空難，葬身火海。然而在我心裡，那裡是大作家和大詩人的故鄉，梅塞德斯·巴爾恰從那年起就讀於麥德林聖母學校。新任務讓我血脈賁張，山體滑坡究竟如何，我一定能還原真相。上午十一點飛抵麥德林時遇上了暴風雨，嚇得我魂飛魄散，差點兒以為自己也會隨山體滑坡墜入深淵。
我只帶了兩天的換洗衣服和一條應急用的領帶，把行李放在努蒂巴拉酒店後就上街去了。暴風雨剛剛過去，城市一片安寧。阿爾瓦羅·穆蒂斯為了緩解我的飛行恐懼，送我過來，還提供了當地的一些人脈。然而，糟糕的是，我完全不知該如何查起。雨過天晴，陽光燦爛，街上水光點點，我信步遊走。一小時後，又下起了太陽雨，我只好躲進碰到的第一家商店。接著，我的胸膛裡湧動起第一陣驚慌，我試圖用外公在戰場上的神奇方子壓制，然而最終，對恐懼的恐懼擊垮了我的鬥志。我意識到自己既完不成任務，又沒勇氣坦白。最明智的做法該是給吉列爾莫·卡諾寫封感謝信，然後回巴蘭基亞，過回六個月前的快活日子。
走出地獄，我一身輕鬆，打車回酒店。午間新聞播報員扯著嗓子長篇大論，彷彿山體滑坡是昨天發生的一樣。司機咆哮著，控訴政府不作為，對受災群眾救助不力，不知怎的，他的義憤填膺使我感到心虛。天又放晴了，貝里奧公園裡鮮花盛開，空氣清新，香氣撲鼻。突然，不知為何，我腦海中冒出個瘋狂的想法。
「咱們這樣，」我對司機說，「回酒店前，帶我去山體滑坡那兒看一眼。」
「沒什麼好看的，」他說，「只有點燃的蠟燭和小十字架，用來祭奠那些沒能挖出來的人。」
我這才瞭解到，遇難者和倖存者來自全城各地，倖存者成群結隊地從四面八方趕來，想在第一次山體滑坡後參加救援，就在事故地點擠滿了好奇者的時候，發生了另一起山體滑坡，釀成更大的悲劇。因此，只有逃過連續山體滑坡的為數不多的倖存者才能說出所以然，而他們生活在城市的另一端。
「明白了，」我儘量不讓聲音發抖，吩咐司機，「帶我去見倖存者。」
計程車當街掉頭，箭一般背道而馳。司機保持沉默，不僅因為車速快，還因為他想讓我相信他言之有理。
最初的線索來自兩個男孩，一個八歲，一個十一歲。七月十二日，星期二，早上七點，他們倆出門砍柴。剛走出一百多米，他們突然聽見山坡上土石俱下，呼嘯著飛奔而來。他們僥倖逃脫。房子被埋，裡面有媽媽、三個妹妹和剛出生的弟弟。只有剛出門的他們和爸爸活了下來，後者一早出門上班，去十公里以外的地方運沙。
滑坡地點是片不毛之地，不宜居住，位於麥德林至里奧內格羅公路旁。早上八點，沒什麼人在家，沒有造成更多傷亡。電臺新聞誇大其詞，描繪出血流成河的場面，緊急呼籲市民前往救助，導致第一批志願者到得比消防隊員還早。中午又發生了兩起山體滑坡，雖無人員傷亡，市民卻更加恐慌，地方電臺現場直播。附近地區的居民全來了；聽到電臺的緊急呼籲，從全城各地趕來了不少好奇的市民；城際長途汽車上的乘客也紛紛下車，名為幫忙，實則添亂。早上只有幾個人，多次山體滑坡後，卻聚集了三百多人。傍晚，自願前來的市民人數已經超過兩千，全都在七手八腳地救助倖存者，人頭攢動，擠得連氣都喘不過來。下午六點，密集的人群處於無序狀態，突然，轟的一聲巨響，發生了另一起特大山體滑坡，六十萬立方米的土石滾滾而下，遇難人數之多，就像滑坡發生在麥德林貝里奧公園一樣。災難轉瞬即至，分管公共事業的市政秘書哈維爾·莫拉博士在廢墟中發現了一隻來不及逃脫的兔子。
兩週後，我來到現場。只挖出七十四具屍體，許多幸存者已經脫離危險。大部分人不是山體滑坡的受害者，而是受害於魯莽和無序的團結。跟地震時一樣，有些麻煩纏身的人趁機腳底抹油，以躲避債務或另尋新歡，其數量無法統計。然而，不幸中也有萬幸。事後調查顯示：從第一天實施救援起，另一塊土石也在搖搖欲墜，如果墜下，會造成五十萬立方米的山體滑坡。超過十五天後，在恢復平靜的倖存者的幫助下，我得以重塑這個故事，而這在災難發生的彼時彼刻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真實情況太過粗劣和棘手。
我要在亂七八糟的猜測中理出頭緒，還原真相，按照事情發展的順序將這起人為災難原原本本地寫下來，不摻雜任何政治或感情色彩。阿爾瓦羅·穆蒂斯為我指了條明路，讓我去找時事評論員塞西莉亞·沃倫，整理從事發地點帶回的資料。專題報道連載三期，至少讓大家重新關注到這條發生在兩週前、已被遺忘的新聞，也終於理清了這起一團亂麻的悲劇。
然而，有關那些日子最美好的回憶不是我做了什麼，而是我差點兒做了什麼。調查期間我小歇過幾回，其中一回意外遇見巴蘭基亞老友奧蘭多·里維拉（綽號「小人物」）。他有個瘋狂的想法。幾個月前，他定居麥德林，和索爾·聖瑪利亞結婚，生活幸福。修女出身的索爾頗具魅力，思想開放，在修道院裡度過了七年封閉、貧窮、順從、禁慾的日子後，在「小人物」的幫助下還俗。一天，他酒後吐真言，說他們夫婦有個很棒的計劃，可以把梅塞德斯·巴爾恰弄出寄宿學校。他的一位朋友是堂區神父，樂於成人之美，隨時準備著為我們主持婚禮。當然，要梅塞德斯同意才行，可惜她在高牆之內，無從詢問。事到如今，我很後悔，恨自己當年沒有勇氣做出如此浪漫的事。五十多年後，梅塞德斯閱讀本書書稿時，才得知曾經有這樣一個計劃。
後來，我又見過「小人物」幾次。一九六〇年狂歡節，他扮成古巴老虎，遊行結束，乘花車回位於巴拉諾阿的家時，不慎滑落，在廢墟遍地、垃圾成山的路面上摔斷了脖子。
我去麥德林調查山體滑坡災害的次日晚上，《哥倫比亞人》日報社比我年輕的兩位記者在酒店等我，想做個訪談，聊一聊我到那時為止發表的短篇。他們費盡口舌才說服我。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對訪談始終抱有成見——也許很沒道理。我所理解的訪談是一系列問答，其間雙方各盡所能，讓對話富於啟發性。我在兩家報社幹過，向來不喜歡訪談，在《紀事》週刊工作時，甚至試圖以這種成見影響撰稿人。但我卻為《哥倫比亞人》第一次鬆口，其誠懇度具有毀滅性。
在接下來的五十年裡，我跑遍半個世界，接受過無數訪談，依然對訪談的效用心存疑慮，無論是提問還是回答。絕大多數我推不掉的訪談，無論聊什麼話題，都應被當作我的虛構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它們不過是有關我的生活的幻想。另一方面，我認為它們的價值無法估量，不是出版價值，而是可以用作專題報道的素材，在我心中，從事世上最好的職業，最好的體裁即為專題報道。
不管怎麼說，日子不好過。以羅哈斯·皮尼利亞將軍為首的政府與新聞界和大部分輿論公開為敵，九月更是變本加厲，決定取消位置偏遠、被人遺忘的喬科省，分給臨近三個富裕省份：安蒂奧基亞省、卡爾達斯省和考卡山谷省。從麥德林到喬科省省會基布多隻有一條單車道公路，路況極糟，一百六十公里，要行駛二十多個小時。如今的狀況也沒好到哪裡去。
我們只能在編輯部眼睜睜地看著政府通過法令，反對媒體自由，肆意將喬科省大卸三塊。第三天，《觀察家報》駐基布多資深記者普里莫·格雷羅發來報道，說人民扶老攜幼，全家出動，佔領了中心廣場，不分晝夜靜坐示威，誓要熬到政府收回成命。第一組照片是母親抱著孩子抗議，隨著時間的流逝，露宿街頭的民眾疲憊不堪，士氣越來越低落。除了新聞報道，我們每天還刊登社論，或居住在波哥大的喬科籍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宣告。可是，政府似乎鐵了心，不予理睬。過了幾天，何塞·薩爾加爾拿著他的木偶鉛筆走到我桌邊，建議我跑一趟，查個究竟。我想說「不」，麥德林那篇報道好歹讓我有了些底氣，可是底氣終究不足。吉列爾莫·卡諾背對著我們，正在寫東西，頭也不回地叫道：
「去吧，加博！您不是想看海地女人嗎？喬科省的女人更美。」
於是，我去了喬科省，兩眼一抹黑，不知該如何報道一場非暴力抗議活動。攝影師吉列爾莫·桑切斯隨行。早在幾個月前，他就在我耳邊一個勁地嘮叨，讓我跟他去做戰地記者。我聽煩了，對他嚷嚷過：
「媽的，哪兒的戰爭？」
「加博，別裝糊塗。」他一語道破真相，「我整天聽您說這個國家自獨立後一直在打仗。」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早晨，吉列爾莫·桑切斯全副武裝，渾身上下掛滿了相機和背包出現在編輯部，不像攝影記者，倒像出征的戰士，準備和我去報道一場無聲的戰爭。還沒出波哥大，首先讓我們驚訝的是：從廢棄的二級機場登機飛往喬科省，機場裡盡是報廢的卡車和生鏽的飛機。我們乘坐的那架奇蹟般地還能用，是二戰時期經典的卡塔琳娜兩棲戰機，被一家民營公司改裝成貨機，沒有座位。機艙黑，窗戶小，玻璃髒，裝的全是一包包做掃帚的纖維，只有我們兩名乘客。副駕駛穿著襯衫，像電影裡的飛行員那樣年輕英俊。他叫我們坐在貨包上，舒服一些。他沒認出我，但我知道，他曾是卡塔赫納馬圖拉俱樂部裡一名出色的棒球運動員。
起飛很恐怖，對吉列爾莫·桑切斯這種總坐飛機的人而言也不例外。馬達雷鳴般轟隆作響，機身發出廢金屬的哐啷聲。不過，一旦飛上明媚的藍天，飛機就像老兵般勇敢地滑翔。飛過麥德林地界，兩山之間蒼莽的熱帶雨林上方正在下一場瓢潑大雨，我們只能穿行而過。估計很少有人有過類似經歷：雨透過機身上的裂縫下到了艙內。副駕駛朋友跳過掃帚堆，給我們拿來當天的報紙，讓我們舉起來當傘用。我拿報紙矇住臉，不為擋雨，而是因為嚇哭了，不想讓人看見。
大難不死地飛了兩小時後，飛機向左翼傾斜，以攻擊狀態從密林上方下降，在基布多中心廣場上空試探性地繞了兩圈。吉列爾莫·桑切斯打算航拍露宿廣場、疲憊不堪的示威群眾，卻發現廣場上空寂無人。破破爛爛的兩棲戰機又繞了一圈，確認寧靜的阿特拉託河上無任何活的或死的障礙物，於昏昏欲睡的中午順利降落在水面上。
教堂打著木板補丁，水泥凳上沾滿鳥屎，一頭沒有主人的騾子在嘎吱嚼著一棵龐然大樹的樹枝。中心廣場灰濛濛、孤零零的，只有這些生命跡象，好似非洲國家的省會城市。我們的初衷是趕緊拍些示威群眾的照片，讓飛機帶回波哥大，再去找些第一手資料，發電報回去，次日見報。可是，什麼也做不了，因為什麼也沒發生。
我們走過河邊長長的街道，沒人看見我們。午飯時間，商鋪關門，住宅帶木質陽臺，屋頂生鏽。佈景完美，只是無戲上演。我們的好同事、《觀察家報》記者普里莫·格雷羅正在家中樹蔭下，躺在春季摺疊椅上懶洋洋地午睡，彷彿圍繞著他的寂靜是墳墓裡才有的安寧。他向我們坦言自己為何如此慵懶時，說得非常客觀。在最初幾天的示威之後，找不到新鮮話題，緊繃的神經便放鬆了。有人以戲劇性的技巧進行了全城總動員，他拍了些照片，因為缺乏可信度，沒有見報；之後，人們紛紛發表愛國主義演說，確實震驚全國，但政府不為所動。普里莫·格雷羅做了些道德變通——或許連上帝都會原諒——不斷用電報發出新聞稿，讓抗議活動在報紙上繼續。
三言兩語就能道清我的困境：千辛萬苦跑一趟，可不能空手而歸。我們手裡握有各種辦法，能弄假成真，幫當地人達到目的。普里莫·格雷羅建議再拍一次示威遊行的場面，誰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路易斯·a．卡諾上尉很有興趣跟我們合作，他是新任省長，前任省長負氣辭職了。他果斷下令，讓飛機晚點起飛，好讓《觀察家報》及時收到吉列爾莫·桑切斯新拍的照片。就這樣，為勢所迫而編造出來的新聞被各地報紙、電臺無限放大，成為唯一的「真相」。軍政府得知後，也想挽回顏面。當晚，喬科籍政治家們——有些在國家部門很有影響力——動員起來，兩天後，羅哈斯·皮尼利亞將軍宣佈收回成命，喬科省無須一分為三，劃給鄰省。
吉列爾莫·桑切斯和我沒有立即回波哥大，而是請報社允許我們深入喬科省腹地，全面瞭解那片神奇的王國。銷聲匿跡十天後，曬得黝黑、疲憊不堪的我們回到編輯部，何塞·薩爾加爾用他慣有的方式盛情迎接了我們。
「兩位知不知道，」他問得篤定，「喬科省的新聞是哪天落下帷幕的？」
這一問，讓我第一次面對新聞界無情的現實。確實，總統下令不拆分喬科省後，便再也沒人關心這個省了。炒冷飯，有人吃嗎？我想冒險試試，得到何塞·薩爾加爾的支援。
我們想用四篇長文報道告訴讀者：哥倫比亞境內有一片不為人知、不可思議、充滿神奇的土地。熱帶雨林鮮花盛開，瓢潑大雨綿綿不絕，一切都像是日常生活之不可想象的版本。這裡河道密集，波濤洶湧，形成天然路障，可整個地區只有一座橋。我們在原始森林裡找到了一條七十五公里長的公路，這條公路耗資巨大，原本是用來連線伊斯特米納和尤託的，誰知建築商和兩個市長鬧彆扭，作為報復，建成後的公路兩頭不到。
在內地的一個村子，郵遞員請我們把六個月的郵件帶給伊斯特米納的同事。一盒國產香菸和國內其他地方一樣，售價三十生太伏，可要是每週送一次貨的小飛機耽誤了，煙價會逐日上漲，漲到外國煙比國產煙便宜，當地居民被逼無奈抽外國煙。一袋米比原產地貴十五比索，因為米是騾子戰戰兢兢沿著山坡，穿越八十公里的原始森林馱來的。在最窮的村子裡，男人們在河裡捉魚，女人們在河裡淘黃金和鉑金，週六賣給流動商販，十二條魚加四克鉑金，才賣三比索。
這一切發生在一片求知慾旺盛的地區。可是，學校稀少，分佈不均，每天上學、放學需徒步或乘獨木舟往返好幾西班牙裡。有些人滿為患，同一所學校，週一、週三、週五為男校，週二、週四、週六為女校。條件差，反倒更民主。洗衣婦的兒子幾乎食不果腹，卻能與市長的兒子同校就讀。
很少哥倫比亞人知道，在喬科省熱帶雨林腹地，有座城市可躋身全國最現代的城市之一，名叫安達戈雅，位於聖胡安河與孔多託河交匯處，有完善的電話網和可供輪船、汽艇停泊的碼頭。城內有美麗的林蔭道；房子小而清爽，柵欄圍出大片空地，門前的木臺階優雅地躺在草坪上。市中心有家賭場，內設夜總會式餐廳；有家酒吧，在那裡能喝到各種名酒，價格比全國其他地方都低。居民來自世界各地，由喬科省太平洋海岸地方主管全權管理，樂不思鄉，過得比在家鄉還要安逸。現實生活中，安達戈雅是外國私人領地，挖泥船在史前河流裡淘出黃金和鉑金，用私船經聖胡安河河口運到海外，無人把守。
這就是我們想給哥倫比亞人展示的喬科省，卻沒有引起絲毫反響。新聞一旦變成舊聞，一切迴歸原位，喬科省依然是被全國遺忘的角落。原因明擺著：哥倫比亞自古以來靠巴拿馬這根臍帶與世界相連，是典型的加勒比國家，臍帶被強行剪斷後，對照現有條件，被迫成為如今的安第斯山國家，兩大洋之間的運河不再屬於我們，已屬於美利堅合眾國。
要不是週五下午能放下工作、一身輕鬆地去對面大陸酒店的酒吧一聚，玩到天亮，編輯部一週的快節奏會要了我的命。愛德華多·薩拉梅亞稱之為「文化星期五」，只有這時，我才有機會與他交談，不錯過環球文學動態。薩拉梅亞閱讀量驚人，訊息亦十分靈通。聚談會上大家縱情飲酒，後果無法預知。能熬到天亮的，除了「尤利西斯」的兩三位老友，就是我們這幫不懼擰斷天鵝脖子的記者。
我一直納悶，薩拉梅亞從不對我的社論發表任何意見，儘管很多篇的靈感都源自於他。然而，每逢「文化星期五」，他會暢所欲言。他坦言他並不贊同我在社論中表述的許多觀點，還會給我其他角度的啟示，口氣不是居高臨下，而是同行探討。
在電影俱樂部做完事，我們常會半夜三更去路易斯·維森斯和妻子南希的公寓聚會，那兒離《觀察家報》只有幾個街區。男主人曾是巴黎《法國電影》雜誌主編馬爾塞·科林·雷瓦爾的合作者，歐戰爆發後，放棄了電影夢，來哥倫比亞做了書商；女主人擅於化腐朽為神奇，能在四人餐廳安排十二人就座。他們是一九三七年剛到波哥大時在朋友家吃飯認識的。當時，只有南希身邊還有空座，當她看到最後一位客人——滿頭白髮，曬得黝黑——穿著登山皮衣進來時，不禁毛骨悚然。「運氣真背！」她對自己說，「居然要坐在這個波蘭人旁邊，他估計連西班牙語都不會。」語言問題差點兒被她不幸言中，剛到的這位說的是半生不熟的加泰羅尼亞語，還夾雜著一些法語，而她是博亞卡人，脾氣暴躁，口無遮攔。然而，初次互致問候後，兩人便心意相通，決定白頭偕老。
看完剛上映的大片，我們會臨時去他們那兒聚聚。公寓裡塞滿了各種藝術品，哥倫比亞新銳畫家的作品到處都是，再多一幅也掛不下，有些後來還成為世界名畫。客人都是精挑細選的文藝界精英，「巴蘭基亞文學小組」的成員偶爾也會來。發表第一篇影評後，我就在這裡找到家的感覺。臨近半夜，我從報社步行三個街區前來，逼他們陪我熬夜。南希廚藝精湛，好當媒婆，故意安排過好幾頓飯局，介紹我認識藝術界自由、可人的姑娘。我跟她說，我真正的志向不是當作家，也不是當記者，而是當個不屈不撓的單身漢。她說我都二十八歲了，這麼說不可原諒。
滿世界跑的阿爾瓦羅·穆蒂斯，抽空隆重將我引入文化界。他在哥倫比亞埃索石油公司任公關部主管，利用職務之便，在最貴的餐廳設宴，盛邀文藝界真正的重量級人物，常有來自其他城市的客人。詩人豪爾赫·蓋坦·杜蘭一心想辦一本了不起的文學雜誌，需要大筆資金。阿爾瓦羅·穆蒂斯以推動文化的名義提供贊助，問題迎刃而解。阿爾瓦羅·卡斯塔尼奧·卡斯蒂略和妻子格羅里亞·巴倫西亞自多年前起就想創辦一家公眾電臺，只做優秀的音樂類和文化類節目。大家都嘲笑他們，認為該計劃不切實際，只有阿爾瓦羅·穆蒂斯竭盡全力幫助他們。就這樣，他們用一臺當年最小功率的五百瓦發射機創辦了「波哥大世界」電臺。當年，哥倫比亞還沒有電視，格羅里亞·巴倫西亞神奇地用電臺做了一檔抽象的時裝秀節目。
那段日子忙得我喘不過氣來，只有星期天下午才能在阿爾瓦羅·穆蒂斯家休息一會兒。他用那些緩慢的下午教我不論階級、不帶成見地欣賞音樂。我們躺在地毯上，用心聆聽大師，棄絕學術思考。我在國家圖書館偏僻的小音樂廳裡萌生的愛好就此起步，終生難忘。如今，我聽過所有能聽到的音樂，最多的是浪漫室內樂，被我看作所有藝術形式的頂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間，我在墨西哥創作《百年孤獨》時只有兩張唱片，反覆聽，都聽壞了，它們是德布西的《牧神午後前奏曲》和披頭士樂隊的《一夜狂歡》。後來在巴塞羅那，我終於擁有了幾乎所有想要的唱片，用字母分類似乎過於老套，於是我決定按個人習慣，用樂器排序：大提琴是我的最愛，從韋瓦第到布拉姆斯；小提琴，從柯雷利到荀白克；古鋼琴和鋼琴，從巴赫到巴托克。直到我發現了一個奇蹟：所有聲音都是音樂，包括洗碗池裡鍋碗瓢盆的聲音，只要它們能滿足幻想，讓我們看到生活正往何處去。
可惜我無法邊聽音樂邊寫作，因為我會把更多的心思投注在音樂而非寫作上。直到今天，我都很少去聽音樂會，感覺會跟鄰座建立起某種暖昧的親密之感。然而，時光流逝，好音樂走進家門，我學會了為寫作挑選合適的背景音樂。平緩的段落聽蕭邦的小夜曲，幸福的下午聽布拉姆斯的六重奏。另一方面，自從腦子裡冒出個怪念頭，認為莫札特並不存在，優秀的莫札特是貝多芬，蹩腳的莫札特是海頓，我便多年不聽莫札特。
這些年寫回憶錄，我再創奇蹟：無論聽什麼型別的音樂都不會干擾我寫作。也許還有其他潛力有待我去發掘：兩位非常年輕、非常勤奮的加泰羅尼亞音樂家給我帶來了莫大的驚喜。他們發現我的第六本小說《族長的秋天》和貝拉·巴托克的《第三鋼琴協奏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我在創作這本小說時，確實反反覆覆地聽過它，它使我內心產生了一種十分特別、有點兒奇異的情緒。但我從未想到，它對我的影響竟然滲入我的文字。不知怎的，瑞典文學院得知了這個小秘密，在為我頒發諾貝爾文學獎時，背景音樂用的就是這首曲子。當然，我由衷地向他們表示感謝。但是，如果事先問我——我對他們和貝拉·巴托克懷有萬分的感激和敬意——我更希望聽到兒時節日上「好漢弗朗西斯科」那自然流動的浪漫樂曲。
那些年，哥倫比亞所有的文化專案、要寫的書、要畫的畫最初都到過穆蒂斯的辦公室。我見過他和一位年輕的畫家交談，那位畫家要去歐洲遊學，萬事俱備，只欠資金。不等他說完，阿爾瓦羅就從辦公桌裡拿出那個神奇的資料夾，說：
「給您機票。」
他為人解燃眉之急，卻從不張揚，似乎理所應當，對此我欽佩不已。因而，我時常捫心自問：在一次雞尾酒會上，哥倫比亞作家–藝術家協會秘書奧斯卡·德爾加多建議我參加即將宣佈大獎空缺的全國短篇小說大賽是否和他有關。他說話的方式令人不快，以致那個提議都顯得有些失禮。有人無意中聽見，向我解釋說在我們國家，文學大賽不過是社會啞劇，不知道這一點就當不了作家，還毫無惡意地添了句：「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在內。」他壓根沒想到，此語讓我一直提防著另一項重大決定——二十七年後，這項決定讓我措手不及。
短篇小說大賽的評委有：埃爾南多·特列斯、胡安·洛薩諾–洛薩諾、佩德羅·戈麥斯·巴爾德拉馬，以及其他三位著名作家和評論家。我把道德和經濟問題拋在腦後，只花了一個晚上，把《週六後的一天》最後修改了一遍，它是我在巴蘭基亞《民族報》辦公室突發靈感寫下的。我認為，在抽屜裡放了一年多後，這個短篇能讓頗具慧眼的評委們眼前一亮。果不其然，我拿到了三千比索的大獎。
同一時期，以色列大使館文化參贊堂薩穆埃爾·里斯曼·鮑姆突然登門，他的造訪和短篇小說大賽沒有任何關係：他剛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出版了萊昂德·格雷夫大師的詩集《雜詩第五本》。書品相體面，有關他本人也全是正面新聞。於是，我把大改後的《枯枝敗葉》交給他，然後向他告別，許諾以後再談，尤其是錢的問題，當然，到最後，唯一從未談及的就是錢。塞西莉亞·波拉斯根據我所描述的孩子的形象，設計了全新封面，也沒拿到報酬。印製彩色封面的銅版紙由《觀察家報》影像印刷室免費贈送。
五個月後才有了訊息。波哥大西帕出版社——從來沒聽說過——打電話到報社，通知我書印了四千冊，等待發行，但他們找不到里斯曼·鮑姆，不知該如何是好。連報社記者也找不到他，這人至今杳無音訊。「尤利西斯」建議出版社把書賣給書店，條件是報紙負責宣傳。他親自執筆寫了一篇書訊，令我至今感激不盡。評論界對書大加讚賞，可大部分書本都積壓在了庫房，沒人統計銷售數量，我也沒拿到一分錢稿費。
四年後，哥倫比亞文化基礎圖書館館長愛德華多·卡瓦列羅·卡爾德隆將《枯枝敗葉》收入一套口袋叢書，在波哥大和其他城市的街頭銷售。稿費不多，但會按時支付。那是我拿到的第一筆稿費，對我而言意義非凡。這一版有幾處改動，我認為並非出自我之手；在之後的版本中，我也沒有刻意刪去。差不多十三年後，《百年孤獨》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發行，途經哥倫比亞時，我在波哥大街頭書攤看見多本首版《枯枝敗葉》，每本一比索。我能拿多少，就買了多少；此後，這版又在拉丁美洲各大書店出現過，被當作古董書賣。兩年前，一家英國古董書店出售了一本有我親筆簽名的首版《百年孤獨》，售價三千美元。
這些事絲毫沒有讓我分心，我堅持不懈地經受著新聞業的磨礪。系列報道初獲成功，迫使我們去找素材，以饗「慾壑難填」的讀者。每天都很緊張，讓人幾乎堅持不住，找素材、定主題、落筆，還要始終抵禦杜撰的誘惑。在《觀察家報》，不存在疑問：素材就是真相，是唯一真相，不能歪曲。這使我們成天處於不堪承受的緊張狀態。何塞·薩爾加爾和我後來緊張慣了，連星期天休息也不讓自己放鬆下來。
一九五六年，教皇庇護十二世打嗝不止，奄奄一息。記得薩默塞特·毛姆寫過一個著名的短篇《鐵行輪船公司》，主人公在印度洋航行期間老是打嗝，用了各種土法偏方，五天後還是送了命。不過，當時我應該還沒讀過那個短篇。由於報紙隨時準備出特刊，報道教皇昇天的訊息，週末我們不敢跑太遠，只能去附近草原上的村子裡轉轉。我主張將特刊提前做好，預留出悼文的版面即可。兩年後，我出任駐羅馬記者，教皇打嗝依然沒有下文。
報紙的另一個無法抗拒的問題是：只關注轟動性話題，片面追求讀者數量，而我的想法很樸素：應該兼顧用心思考的讀者。在我找到的屈指可數的話題中，我記得其中一個簡單的故事，是我在有軌電車上看見的。第八大道567號是幢美麗的殖民時期建築，門口掛著一塊自我貶損的牌子：「國家郵政未投遞信件辦公室」。我雖沒丟過信件，還是決定下車敲門。開門的是主管，他的六名手下辦事有條不紊，淹沒在鏽跡斑斑的常規之中。他們身負浪漫使命：幫助未投遞信件尋找收信人。
這是一棟美麗的大房子，灰塵滿布，屋頂很高，牆壁斑駁，過道昏暗，走廊裡堆滿了無人認領的信件。平均每天送來一百封，其中至少有十封貼了郵票，但信封上一片空白，連寄信人的名字都沒有。工作人員稱之為「隱形人的來信」，不會花力氣投遞或退回。但是，拆開信件以便尋找線索是官僚部門的硬性規定，沒用，卻值得稱道。
報道只有一篇，題為「郵差敲門千遍」，副標題是「未投遞信件之墓」。薩爾加爾讀完，對我說：「這隻天鵝生下來就是死胎，連脖子都不用擰。」他好歹還是登了，篇幅正好，不多不少。不過從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和我一樣覺得苦澀和痛心。也許是身為詩人的緣故，羅赫略·埃切維里亞對這篇報道大加讚賞。他說的話令我永生難忘：「這個加博，連火坑都跳。」
灰心喪氣的我自作主張——沒告訴薩爾加爾——決定替一封引起我特別關注的信尋找收信人。信是從阿古瓦·德迪奧斯麻風病醫院寄出的，寄給「一位每天在拉斯阿古瓦教堂望五點鐘彌撒的戴孝女人」。我去找堂區神父和他的助手打聽，沒有結果，又花了幾周時間去向常望五點鐘彌撒的人打聽，還是沒有結果。每天去望彌撒的女人有三個，年紀都很大，總是一身黑衣，但沒有一個跟阿古瓦·德迪奧斯麻風病醫院有關係。過了好久，我才從失敗的陰影中走出，不僅因為想做善事沒做成，自尊心受傷，還因為我堅信，戴孝女人的背後一定有動人的故事。
我在專題報道的泥沼中苦苦掙扎，和「巴蘭基亞文學小組」的關係日益密切。他們不常來波哥大，但我遇到難題會隨時去電騷擾，尤其是打給赫爾曼·巴爾加斯，他擅於把有關報道的問題解釋得通俗易懂。我一有問題就找他們，問題還真不少；我有成績，他們也會打電話來向我祝賀。阿爾瓦羅·塞佩達好比坐在身邊的同事，先調侃兩句——文學小組的成員向來如此——之後三言兩語便幫我化解難題，每每讓我咋舌。文學問題我會請教阿方索·富恩馬約爾，他要麼舉大作家的例子，要麼從一肚子墨水中找出幾滴給我救急，問題總是迎刃而解。出自他口中的最經典的笑話是：我寫了一篇街頭小食攤攤主被政府衛生部門驅趕的文章，少個標題，阿方索脫口而出：
「賣食物的人並非死於飢餓。」
衷心感謝，這標題太合適了。我忍不住問他出處，阿方索截住我的話頭，提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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